西方通史——普鲁士的变化：关税同盟和王位更迭

1846年英国实行的政策，在普鲁士近三十年来已是惯常做法：自由贸易。随着1818年海关法的推行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国家走上了经济现代化之路，这要求企业家们拥有更多的勇气和别出心裁的点子，而不是像在法国和奥地利那些高关税壁垒的国家中靠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这种冒险行为见了成效：短短几年内普鲁士就发展成德意志邦联中的工业领导力量。

柏林经济政策决策者的宏伟目标是将北部和南部德意志邦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关境，在此关境内不再征收内部关税。1834年1月1日，其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新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覆盖18个邦国，领土面积达425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500万，其中1500万生活在普鲁士。非奥地利的德意志邦国多数都加入了此“盟中盟”，普鲁士在此狭小的关税同盟中占居主导地位，成员国中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黑森-达姆施塔特和图林根。该关税同盟有效期初签为8年。在此期间有其他邦国加入，包括巴登、黑森-拿骚、法兰克福自由市和不伦瑞克。此后汉诺威和其他北方德意志邦国一起于1854年加入，这些邦国在1834～1837年间曾加入过汉诺威创办的 竞争性组织“税务同盟”（Steuerverein）。1868年大公爵领地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亦加入关税同盟。汉萨同盟城市汉堡和不来梅在1871年帝国创立后很久，即1888年才放弃其关税独立政策。

哈布斯堡君主国没有参加关税同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此多民族帝国的领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工业发达的波西米亚，也有农业落后的加利西亚。因此维也纳政府无法遵循适度自由贸易的方针，这是以普鲁士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利益为导向的。奥地利所采取的关税保护政策符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育成关税（Erziehungszölle）学说，这种关税是这位来自符腾堡的国民经济学家（概括于1841年其未完成的杰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中）建议处于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收取的。李斯特本人自然是关税同盟热情洋溢的宣传者，他最希望能将关税同盟拓展到包括哈布斯堡帝国在内的整个中欧：此愿景远远领先于时代，但1848年后恰恰是在奥地利还会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者。

组建关税同盟虽然让普鲁士在经济上成为非奥地利德意志邦国的领头人，但这还不意味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方案抉择已经做出。1834年已经明朗化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与普鲁士的命运紧密相连。普鲁士代表着民族市场的扩展，因而意味着销售机会的增多。莱茵兰地区自由党企业家政治代言人从而有强大的物质动机，赞同德意志进一步统一。在当时工业化几乎没有出现的南部德意志邦国，自由派则很少有这类动机。

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六年后，普鲁士经历了1797年以来的首次王位更迭。1840年6月7日，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其80寿辰前两个月去世，其44岁的长子继位，称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新君继位唤起的厚望远远超越了普鲁士的疆界。这位腓特烈·威廉四世虽然算不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与其父相比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宽容而且同情改革。这种评价并非捕风捉影。这位国王即位后不久就恢复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波恩大学的教授席位，《卡尔斯巴德法令》后他遭解职。接着他又为另一位迫害煽动者运动的受害者——体操之父雅恩平了反。至少同样引起很大轰动的事是：腓特烈·威廉聘任了“哥廷根七君子”（Göttinger Sieben）中的三位到柏林科学院工作，他们被解除教职是因为公开抗议汉诺威新任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废除1837年颁布的宪法。他们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与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后两位是著名的德意志民间童话搜集者和出版人。

但同时代人的过高期望很快就成为泡影。腓特烈·威廉四世根本不想给其子民一部成文宪法，更不用说是像1831年比利时那么自由的宪法了。他的自由概念不是立宪式的，而是旧的等级制的。因此当东普鲁士要求代议制政体时，他明确地予以拒绝。“我感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是神授的，在上帝帮助下我会一直拥有这种感觉。”1840年12月26日他在给西奥多·冯·舍恩（Theodor von Schön）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舍恩是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最高行政长官，坚定的自由派人士，“我毫不羡慕地把光彩和诡计留给所谓的立宪诸侯们，他们通过一纸空文在人民那里成了一种虚构，一种抽象的概念。严父般的统治应是德意志诸侯们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