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东方和莱茵河：1840年的双重危机

普鲁士王位更迭是让1840年在德国史书中占据一席固定位置的一件事，另一件令其名垂史册的事则是莱茵河危机。这次危机的起源在近东，其历史可上溯到1830年。当时法国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这发展成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殖民战争。在北非新赢得但还不稳固的堡垒使得巴黎乐于寻找一个盟友，这位盟友能够帮助法国在马格里布进行扩张。它找到了埃及的副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此人一直想摆脱半主权国家的状态，建立由他控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如果他最终不是有更大野心——继承君士坦丁堡苏丹遗产的话。

就在法国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政治靠山时，其他大国却不愿接受奥斯曼帝国持续受到削弱，尤其是羽翼大国（Flügelmächte）：俄国在1833年（土耳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战败四年后），通过为期8年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互助条约》（Beistandspakt von Hunkjar Skelessi）取得了一种土耳其保护国的地位，其中包括对外国军舰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性政策威胁了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地位并阻碍其前往印度。1839年春，土耳其试图夺回叙利亚（六年前穆罕默德·阿里通过胜利远征把这块地方从高门手中据为己有），但被副总督的儿子易卜拉欣打得落花流水，苏丹的舰队反水到穆罕默德·阿里一方。

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并保持大国间的均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现在更加注重与一直以来的对手俄国以及两个中欧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密切合作。这些外交努力的结果是1840年7月签订的 和平解决近东事件的《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在此条约中四个大国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宣布为其最高任务。穆罕默德·阿里只应世袭对埃及的统治权和阿卡的帕夏管辖权。普鲁士声明在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法国不仅没有参与这场交易，而且按照沙皇尼古拉和巴麦尊勋爵的意愿，《伦敦条约》实际上是针对它的。

法国公众义愤填膺，他们觉得其他大国的故意羞辱不啻为一种外交上的滑铁卢。《伦敦条约》被比喻为1814年的《肖蒙条约》——该条约取消了法国以莱茵河作为“自然”疆界的权利。复仇的呼吁也意味着修正：推翻拿破仑时代结束时强加给法国的和平秩序。这与政府近期于5月12日宣称要将拿破仑的遗骨从圣赫勒拿岛迁往巴黎（此庄严仪式于1840年12月15日举行）完全吻合。英国人在此象征性问题上向法国新自由派首相阿道夫·梯也尔的坚持做了让步，他也是1840年外交危机的挑动者：凭借其对穆罕默德·阿里的示威性支持，他要推行一种国威政策，同时也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转移人们对国内不断增加的社会动荡的注意力。

1840年夏季和初秋一场大战似乎爆发在即，法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在欧洲和近东对抗其他大国。法国呼吁让莱茵河成为德法边界，梯也尔政府加紧军备和对巴黎的加固更是显示出其决心已定；对此德意志的反响是涌现了许多爱国歌曲，如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Max Schneckenburger）的《莱茵河卫士》（Wacht am Rhein）和尼古拉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同样受大众欢迎的《莱茵之歌》（Rheinlied），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国王都拿出奖品奖励了此歌。此外，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841年写于黑尔戈兰岛的《德意志之歌》（Das Deutschlandlied）仍属于前一年的爱国激情的余音。

一瞬间王公和百姓在1840年似乎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即反击看似会来临的来自西部邻居的进攻。德意志民族主义在莱茵河危机期间首次赢得了广大民众，他们遍布德意志各地，包括奥地利，并且不分政治阵营。与1832年汉巴赫节后不同，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由比统一重要。（仍旧这么认为的卡尔·罗特克于1840年11月去世。）

1840年起人们坚信，德意志若想在欧洲和世界上证明自己，它首先需要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统一，积极的而不是神秘主义的统一是几乎各派代言人的明确战斗呐喊。”1843年初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写道，他是黑森-达姆施塔特自由派首领，后成为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个别主义已经根本没有呼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仍然是一个准备性的进步。”

法德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并没有在1840年爆发。该年初秋英国舰队开始在其奥地利和土耳其盟友的支持下在叙利亚海岸发动进攻，穆罕默德·阿里的盟友出人意料地没有进行有力抵抗。此后国王路易·菲利普决定解除令他讨厌的梯也尔的职务，并于10月20日付诸行动。新内阁名义上受前拿破仑元帅苏尔特（Soult）领导，外交大臣和掌握实权的是历史学家和自由派“教条主义者”弗朗索瓦·基佐。他马上将与其他大国达成谅解提上外交日程。

11月初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占领了阿卡，从而让穆罕默德·阿里的失败成为定局。他必须向苏丹臣服，作为附庸仅保住其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1841年7月五个大国（包括法国）在伦敦达成新的《海峡公约》（Meerengenkonvention），此公约取代了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互助条约》，在和平时期禁止非土耳其船只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

东方危机的结局首先是大不列颠在政治上的伟大成就。输家除了穆罕默德·阿里还有法国的七月王朝，其声誉一落千丈。俄国在反对埃及篡位者的斗争中只扮演了一个配角，1841年它不得不将土耳其保护国的角色交给由英国领导的欧洲协调五强。但即使在德国也有输家：那些在1840年主张自由比统一重要的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