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饥饿的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1840年代工业生产取得了巨大飞跃。新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一种交通工具，与马车时代相比，它缩小了距离并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铁路。1840年欧洲铁路网的长度已达2900公里，1850年此数字增长到23500公里，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它又分别翻了一番。

尤其是在早期，英国资本扮演了与英国“专门技术”（know how）同样重要的角色。国家是最大的项目委托方，但为了能制造轨道、枕木、机车和车厢，它需要生产这些材料的企业家和工人，还需要为此提供贷款的银行。1840年代，铁路建设和与其相关的冶铁和铁加工工业发展成工业化的发动机。换句话说，火车头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火车头。

工业生产模式获得成功带来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和“原行业”，如家庭手工方式运作的织布行业被排挤。工业化摧毁了旧的工作岗位，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它接纳了许多靠种地无法为生者，它雇用他们的条件被具有批判精神的同时代人指责为残酷和剥削。社会贫困如此巨大，以至1840年代以“饥饿的40年代”载入史册。但工业化初期的贫困化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实质上是一种工业化前的现象。旧的社会释放出许多它不再能养活的人口，而工业尚不能养活他们。与后来的工资标准相比，当时的工资极低，而且这些工资还有继续降低的危险。从长远来看，工资的趋势不是下降，而是实际工资不断增加。

最大程度的贫困化发生在1845～1847年间。这时几乎全欧洲都出现了因粮荒而引起的骚乱，其最主要原因是农作物连年歉收，一场发源于爱尔兰的马铃薯疫病蔓延到其他国家导致重要食品普遍涨价。（马铃薯16世纪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引进，从拿破仑战争时期起成为欧洲的主要食物。）此外还有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它源于英国，在那里也发生了最大影响：在修建铁路上的大规模炒作导致银行崩溃、工厂倒闭和许多小企业的破产。

对农业和工商业危机后果的社会抗议几乎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更非蓄谋已久。当时欧洲还没有工会和工人政党，如果在手工匠人和熟练工协会讨论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时，这也暂时不会对新兴的广大工业无产者产生什么影响。但有一点可以从失败了的1844年反对社会贫困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学习：如果工人们想唤起公众对他们困境的关注，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行动。

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早在“饥饿的40年代”前就开始了。1840年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了危机意识，对现有社会关系的批判变得激进了。在德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批判喉舌的，是由黑格尔左派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创刊于1838年的杂志《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就在1838年卢格还把“新教”或“改革原则”宣布为“普鲁士原则”，认为此原则让革命成为多余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三年后，卢格因普鲁士的书报审查不得不逃往萨克森王国，他在那里将杂志更名为《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继续出版。1843年初，他在论文《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Selbstkritik des Liberalismus）中要求“把自由主义消融在民主化中”，这对萨克森政府而言也不可容忍了：政府查禁了该杂志。卢格离开德意志前往巴黎，在他之前许多德意志人、其他民主党人与激进分子都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同年出于类似原因，另外一位更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来到巴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1818出生于特里尔一个改信了新教的犹太律师家庭。他是哲学博士，1842/1843年曾短时间担任过激进的《莱茵报》编辑，1843年春报纸遭普鲁士政府取缔。1843年11月起马克思生活在巴黎，他在那里与阿诺德·卢格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不久后两人就闹翻了。在这唯一出版了的1～2期合刊号中，马克思于1844年2月公开与黑格尔哲学决裂。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不仅仅是与德意志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的清算，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也预言了所有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它只能是一场德意志革命。

正是德意志状况的“过时”，让马克思进行了这一大胆的预测和同样大胆的对比：与法国1789年革命前夕的状况相比。“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德意志的落后真是太极端，所以只有一场激进的革命才可以克服它。“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的角色是通过德意志的历史 预先确定的。“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那位想扮演路德角色并同时超越他的哲学家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1843/1844年之交起草的对历史和未来的解读，读起来倒像是中世纪“帝国的交替”学说的现代版：其变形——“革命的转移”（translatio revolutionis）。就像根据基督教阅读方式，罗马帝国是在公元800年从希腊人手上传给法兰克人或德意志人的，即从东向西的转移，现在革命的走向是从西向东，从法国人到德意志人，而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法国1789年进行的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高卢雄鸡”再次发出嘹亮的啼叫，是因为社会这时已经继续向前发展了，这次它预报的是另一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它可能会开始于法国，但其决定性战役只能在一个国家进行：德意志。由于这里的状况过于落后，“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虽然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才这么表述，但他们只是在重复《德法年鉴》那篇文章的要点。

马克思并非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得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人。1828年，菲利普·米歇尔·博纳罗蒂（1796年巴贝夫“平等会”成员之一）在其论密谋的著作中通过引用（由西尔万·马雷夏尔撰写的）《平等派宣言》里的话，称法国1789年革命不过是“另一场更大规模、更严肃的革命”的预演，那将是最后一次革命。马克思熟悉博纳罗蒂的著作，完全有可能是这句话给了他启发，他的使命可能和必须是什么：对历史上最后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进行科学论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类比作为 后者的历史合法性，这无论如何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阿基米德支点：此后这种认知兴趣引导他们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

无论是在马雷夏尔的原始版本中，还是在马克思经过润色的表述中，从资产阶级革命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都是极具争议的。在1789年的法国，一个无用的统治阶级——封建贵族被一个上升的阶级——“第三等级”剥夺了权力，后者已经至少拥有相对权利，能证明自己，它在这场纠纷中代表着全体非特权社会，在各方面都有能力进行统治。而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是否在任何时候拥有过类似地位，这是有疑问的。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第二个结论，即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到德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费希特以来还没有哪位德意志作家像马克思这样在路德那里寻找自我认同。他以革命知识分子的名义为自己要求领导角色，虽然革命知识分子并未委托他进行领导。与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样，“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希望当作先锋受到社会进步部分的承认：前者在民族范围，后者在国际范围。这一宏伟目标需要第三个结论：从德意志到世界其余地方。费希特曾经想过的，马克思为其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德意志人作为通过其革命救赎了人类的民族，完全按照卢梭的意思，将会成为解放了的新人，不会再背离其本质：谁想为世界要求这种命运，他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世界精神。

马克思预言的时代是他希望不久就会来临的时代。在三月革命前的德意志，他和恩格斯寄予厚望的工业无产阶级还太弱，无法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对于大多数工厂工人而言，社会苦难让他们对已有现状更加被动接受而不是积极反抗。有力量进行抗议的工人和熟练工是少数，其中许多人是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些人感到被出生在马格德堡的裁缝帮工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空想—宗教式共产主义所吸引，另一些人后来在1848年则受到主张社会改革的“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的影响，该组织由印刷帮工斯蒂芬·博恩（Stephan Born）创建，他也是最早使用“社会—民主”概念的人之一。相反，1847年创立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这是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巴门制造商的儿子和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那里德意志工人协会进行彻底改建的结果）吸引的人不多，而且在1848年革命中也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1848年2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发表了《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份成立宣言产生的长期和全球性影响非同小可。想彻底改变现有社会条件并最终消除它的人，在此能找到进行革命实践所必需的理论武装。为了赢得稳固的位置，去克服无产阶级的悲惨存在，并为一个没有任何压迫的自由、无阶级的社会未来而奋斗，人们在此能够找到必要的历史知识。至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和早期社会主义者描绘的新社会蓝图，均被揭露为封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乌托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其量承认，圣西门、傅立叶或欧文等人为工人的启蒙提供了材料。但此前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以及其完美形式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这只有他们才能胜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定下的高要求。

在《共产党宣言》中人们可以读到：全部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事务的一个委员会；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在历史上扮演了最革命、改变世界最彻底的角色，但它无法对付当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唯一革命阶级；中间等级日益沦为无产阶级，因此社会分裂为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进程不可阻挡；工业的进步没有改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而是进一步恶化了该状况；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而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受理论见解领导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应该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是终止阶级统治的必要前提；工人没有祖国，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在无产阶级这里已经不复存在；赢得民主只是第一步，共产党人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是：“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年响应这一号召的工人只占少数，但用来警醒公民社会的显著部分它已经足够响亮。革命消息的传播在无产阶级中需要假以时日，在中产阶级中它却以更快的速度流传，而且在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期的另一种意义上，即作为对过激政治变化的警告，因为这太容易为那个阶级铺平通向权力的道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称其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