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处于1848年革命前夜的欧洲

1846年波兰爱国者进行的革命既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民族革命。1830/1831年的自由斗争失败十五年后，按照流亡国外的“民主协会”和他们留在国内的志同道合者的意志，整个波兰再次起来抵抗瓜分波兰的三个强权国家。起义本该开始于普鲁士的波森，但由于出了叛徒，起义的军事领袖路德维克·米罗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ɫawski）被捕，起义于1846年2月12日失败。

在俄属波兰，密谋一直难于展开。只有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和克拉考共和国看上去还有起事的可能，但爱国者直到2月20日才决定起事，即在奥地利军队进驻城里两天后。

起义者组织混乱，起事几乎还未开始就遇到了一场灾难：受到奥地利官吏的鼓励——如果说不是煽动的话——加利西亚西部讲波兰语的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贵族，后者是自由运动的重要成员。发生在农村的血腥起义使得克拉考的革命无法成功，那里的奥地利人采取的是防守态势。2月26日，奥地利人和农民联手在克拉考附近给武装起来的爱国者以致命打击。接下来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占领了克拉考，尽管两个西方列强提出了抗议，曾经的共和国还是被并入奥地利的加利西亚王国。留下的是双重不信任：一方面国内的爱国者不信任流亡爱国者，另一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不信任农民，后者和瓜分波兰的强权联手对付波兰同胞——贵族地主。

第二年，在欧洲的另一个国家，革新与守旧力量之间的斗争采取了与波兰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个国家是瑞士。1847/1848年的政治动荡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七月革命发生的那一年。受到法国政权更迭的启发，邦联议事会（Tagsatzung，旧瑞士联邦的全体代表议事机构）通过1830年12月27日的决议给予各州修宪的自由，只要修改后的宪法不违背1815年8月7日的联邦条约。此后有11个州（既有信奉新教也有信奉天主教的）在民权基础上引进了代议制民主体系。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许多州（部分以暴力形式）发生了自由派和激进派为一方，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有些地方的新教徒为另一方的激烈冲突。自由派在邦联议事会中占多数。1846年初夏，七个信仰天主教的州卢塞恩（Luzern）、乌里（Uri）、施维茨（Schwyz）、下瓦尔登（Unterwalden）、楚格（Zug）、弗莱堡（Freiburg）和瓦莱（Valais）结成一个“独立联盟”（Sonderbund），一致反对大部分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各州中反圣职者的自由派。他们还质疑联邦是否有权插手其成员的内部事务。1847年日内瓦和圣加仑两州加入自由派一方，这样在10月24日召开的邦联议事会上就以明显多数形成进行武力干涉的决议，以达到解散独立联盟的目的。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个半星期，共约100人死亡，400人负伤；1847年11月29日独立联盟投降。联邦议会立即组织一个由自由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联邦宪法。该草案准备将现有的邦联改组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五大列强中的四个，即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强烈反对这一改革措施，但无论是邦联议事会还是瑞士人民都不买他们的账。1848年9月12日，新宪法经公投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独立联盟战争的政治结果是现代瑞士，中产阶级取代贵族获得话语权，各州的主权受到瑞士联邦人民主权的限制并从而最终被后者取代。联邦议会取代了邦联议事会，它由两院组成：代表各州的联邦院和代表全体居民的国民院。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瑞士人都拥有选举权。行政机关是以联邦总统为首的七人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批准宪法时尚无法预见的事在一年后成为历史事实：除了丹麦和荷兰，瑞士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自由力量在1848年革命的宪法斗争中获胜的国家。

1847年阿尔卑斯山以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卡洛·阿尔贝托认识到，他在自己国家和整个意大利的声望只有通过对自由派爱国者的让步才能提高。他放宽书报审查，1847年10月用相对进步的大臣取代了保守的大臣，并具体推动温和自由派如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伯爵的政治诉求。巴尔博伯爵于同一年与卡米罗·加富尔（Camillo di Cavour）伯爵——后任意大利王国首相——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复兴报》（Il Risorgimento）的报纸，而“复兴”这个词则纲领性地影响了整个欧洲。

令人惊讶的变化同时亦发生在教宗国。1846年当选的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本名乔瓦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ria Conte Mastai-Feretti）。虽然按照其前任格里高利十六世的惯例，他上任伊始就在通谕《为多人》（Qui pluribus）中严厉谴责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且首次加上了共产主义），同时却乐于进行势在必行的改革，其中除了早该进行的教会内部行政重组外，还包括为罗马制定的市政法规和政治大赦。

教宗的行为鼓励了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他也开始启动理解统一与自由运动的政策。这些状况，特别是教宗国的情况让梅特涅很担心，他尤其怕改革的努力会传导到奥地利治下的伦巴第-威尼西亚。援引1820年《维也纳决议案》（Wiener Schlußakte）中的一项条款，这位维也纳的首相于1847年7月17日命令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费拉拉（Ferrara）市。教宗迅速提出抗议令他在意大利人中更受欢迎，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从而承诺，倘若奥地利进行进一步干涉，他将从撒丁岛和皮埃蒙特向庇护九世提供军事援助。

比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情况更具戏剧性的是西西里岛的状况。1848年1月，那里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广泛联盟，在城乡部分贵族和工人的支持下，起来反对波旁王朝对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当时的统治者很快就失去了对该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2月建立了由温和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后者的代表——年轻的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他曾在1887～1891年以及1893～1896年任意大利首相。1848年2月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时，革命在西西里已经开始：此事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

在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由于重兵把守没有发生激烈的革命行动。对于西西里岛的事件和王国内其他地方不断增长的反对派势力，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采取的对策是在1848年2月公布了宪法，此宪法在很多方面类似法国1830年8月的《宪章》，但留给君主的权力要比法国七月王朝的大。

大约在同一时间，与意大利一样，旧秩序在普鲁士也陷入危机。1847年2月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召集“联合省议会”（Vereinigten Landtag）前往柏林开会。大会由一个贵族院和三个其他院——即一个采邑庄园主院、一个其他乡绅地主院和一个特别高素质的城市地主院——组成，它们分别源自1823年起存在的各省议会。联合省议会本该拥有批准税收和同意政府发行公债的权力，但不具有定期召开的“周期性”。这种大会不可以自行召开，只有国王有权召集开会。在1847年4月11日的开幕致辞中，腓特烈·威廉首先阐明他仍旧不愿做的事：给普鲁士一部宪法。他解释道，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在天上的我主和这个国家之间会有一纸宪法挤进来充当第二神意”。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召开这次大会只是为了钱：各省议会的代表们应该借给普鲁士国家2500万塔勒贷款，用于修建计划中的通往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对这条铁路线莱茵兰和威斯特伐伦的产业界和东普鲁士的大地主有同样大的兴趣。联合省议会的议员们也深知此项目是势在必行的，但他们对普鲁士的宪法化和议会化更感兴趣。他们对国王想出的这种不健全的议会制感到不满，因此联合省议会理所当然地拒绝批准所要求的贷款。

如此，普鲁士由开明官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就面临结束。要想让现代化继续下去，霍亨索伦国家必须给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自觉的社会成员让渡更为显著的参与权。向普鲁士国家提出权力问题，当然就连社会上自由派的代表们也没想到。拒绝贷款是一种示威，却不是呼吁进行革命。

另一个德意志强权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没有宪法。这种消极的共性面对的却是十分显著的区别：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官僚体制效率较低，书报审查更加严格，特务网比霍亨索伦国家的更广。奥地利的工业化刚刚起步；维也纳政府在1840年代离整顿公共财政的目标比以前更远；不断增长的债务令奥地利越来越依赖银行，具体地说是依赖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为整个国家制定一部自由宪法，首都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愿意，王室和政府却不愿意。说德语的奥地利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因此是一个共同的、更大的民族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是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中的主导民族。

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匈牙利，其国王是奥地利皇帝，马扎尔人面对非马扎尔少数民族扮演着领导角色，这些少数民族包括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和塞尔维亚人。在1846年，斯拉夫民族中首先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是波兰人，尽管毫无结果。1840年代生活在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也开始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性：这一过程如上所述，在意大利开始得要早得多。

奥地利首相总是按照这一座右铭行事：将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梅特涅对非德意志和非马扎尔民族的民族愿望的对策，与他在德意志邦联中所采取的政策如出一辙：除了镇压还是镇压。“梅特涅体系”渐渐导致奥地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精神隔阂。政治上与普鲁士特别是“中立第三方德意志邦国”一切会导致敌对的东西隔绝，在经济方面则体现在对修建交通道路缺乏兴趣：维也纳政府并不看重连接奥地利和其他德意志邦联地区的铁路线，第一条连接奥地利与普鲁士的铁路经艰苦谈判后在1849年才开通。这样的奥地利在需要抉择时会赞成德意志统一，放弃继续维持自家的整个帝国，这在三月革命前的最后岁月只有那些做白日梦者才会相信。

在南德意志宪制各邦国，1840年代后半期温和自由派与民主派之间的裂痕增大。后者认为一部宪法不过是自主民意的一种体现，前者则希望它成为人民和诸侯间的协议。两大阵营分道扬镳最明显的是在巴登：1847年9月，曼海姆律师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Hecker）和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Gustav von Struve）身边主张所谓“一统江山”的人相聚奥芬堡（Offenburg），他们要讨论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纲领，以便能够与追求“半壁江山”的温和自由派划清界限。奥芬堡纲领虽然没有公开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像某些最重要的行为人所憧憬的那样——但除了经典的基本权利外，他们首先要求新闻自由，在普选基础上选举德意志议会，建立一种民兵式军事组织和征收累进所得税——它将有助于平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失衡关系”。

来自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和黑森选侯国的主张“半壁江山”者不久后于1847年10月在黑彭海姆（Heppenheim）聚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住的地方偏巧叫做“半月客栈”（Gasthof zum halben Mond）。他们对“一统江山”派的答复不是一个纲领，而是一份纪要。他们主张，应把扩大德意志关税同盟这项任务交给一个代表性机构，即一种类似议会的组织。虽然哈布斯堡帝国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但其属于德意志邦联的部分可以加入关税同盟，从而参与德意志民族统一方案的设计。在内政要求方面两派观点大体一致，在社会领域温和派赞成“公平分配公共负担，以减轻中下阶层和工人们的压力”。

几个月后，德意志最北部地区也陷入激烈骚乱，很快蔓延到全国。1848年1月20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由于王位继承人没有子嗣，一年半前根据丹麦继承法，他于1846年7月8日以“公开信”方式公布了丹麦和石勒苏益格的继承顺序。与荷尔斯泰因不同，在丹麦女性亦可继承王位。因此国王的声明意味着，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王国，并与荷尔斯泰因分离。这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德意志其他地方引发了强烈不满。克里斯蒂安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七世（Friedrich VII.）继位仅一周，就于1848年1月28日在一份诏书中提出了适用于整个国家，也包括石勒苏益格的宪法基本要点。2月初一个委员会要据此拟出宪法草案。

在政治和新闻方面极为活跃的主张民族自由的人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立即宣布整个石勒苏益格为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将边境向南拓展到艾德（Eider）河（“艾德丹麦人”［Eiderdänen］的概念即源于此）。3月20日，在哥本哈根“赌场”（Casino）的一次集会做出了决议，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敦促国王吞并石勒苏益格。作为理由，集会主办方没有进行更好的调查就断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派于3月18日在伦茨堡（Rendsburg）聚会决定与丹麦彻底决裂，此为反抗的信号。实际上这些人在那里仅仅决定派代表团向国王陈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要求。民族自由主义者们的领袖希望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代表抵达哥本哈根前就行动，并造成既成事实。

“赌场”集会的第二天，即3月21日，一大群人前往克里斯蒂安堡宫（Schloß Christiansborg），目的是向国王递交请愿书。此时国王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为了阻止一场革命，弗雷德里克七世现在完全站在了丹麦民族运动一边。3月21日当天，他解散了旧政府，代之以一届新政府，其中有民族自由派首领律师奥尔拉·莱曼（Orla Lehmann）。内阁重组恰好意味着丹麦君主专制的终结和王权与民族主义的联盟。

吞并石勒苏益格的要求不符合历史上的相关权益规定。1460年的《里伯条约》（Vertrag von Ripen）规定，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应永远不可分割地唇齿相依。生活在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人，尤其是在荷尔斯泰因的——与石勒苏益格不同，荷尔斯泰因属于德意志邦联并且全部属于德语区——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违反旧规定。特别有效的是伦茨堡的省议会在2月17日明确拒绝了丹麦全国宪法。和1846年一样，在整个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均站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边，他们要求德意志邦联和各邦国政府拒绝丹麦的吞并要求。

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不为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德意志的反对所动摇。1848年3月24日，根据新政府前一日的决定，他下令将全部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王国版图。同一天，在德意志一方的基尔就组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时政府。从那时起，空气中就弥漫着战争的味道，当时革命的浪潮也席卷了德意志，其最初的征兆是1848年1月发生在巴勒莫的推翻政府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