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德意志三月革命

与一个月前巴勒莫推翻政府之举不同，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推翻是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它立即影响到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引起了一系列后续革命，它们一起构成一场打破国界的革命——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所正确概括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伟大的欧洲革命”。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并没有蔓延到整个欧洲。除了俄国的受保护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它对东南欧没有影响；在英国、瑞典和挪威只发生了微弱的直接影响。俄国与这场革命的接触仅限于，其于革命在中欧东部被镇压时起了极为主动的作用。革命地区包括法国、德意志、普鲁士波森大公国、哈布斯堡君主国、意大利，此外革命也以较轻的形式发生在荷兰与丹麦，这两个国家获得了自由宪法。瑞士的革命实际上在一年前就以独立联盟战争的形式进行了。

1848/1849年革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追求自由宪法。此外德意志和意大利还有国家统一的目标。自由与统一，同时成为宪制和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比1789年革命更加雄心勃勃的纲领。法国当年已是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它是一个前现代的专制国家——当时的革命是要把国家置于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让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制与宪制国家。仿佛这一自己选择的“统一与自由”的任务本身 对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还不够重似的，他们还必须面对其他阶层的诉求，这些阶层根本不想知道有教养和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参政要求：一方面是农民，另一方面是工人。因此，不仅存在一种，而是至少存在两种社会问题，它们都是革命亟待解决的问题。

历史的比较让科塞勒克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地点定位具有说服力。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史是法国的；对于1848年的革命而言发生在巴黎的二月事件顶多能被作为导火索，但不是原因。虽然各国的前史各不相同，但追求资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却是具有连通性的标志。1789年的革命引起了具有革命效果的一系列战争，1848年之后则只有战争导致的革命了。然而1848年的革命都带有自发的性质，这些革命的欧洲内在联系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用科塞勒克的话来说：“欧洲虽然不是行动的主体，但它是相关主体，没有它的存在就无法理解那些单个过程。公路、铁路和电报在1848年之前就创建起相互关联的通信网络，该网络把那些单独的反抗像通过连通管一样连接在一起。”

一场新的法国革命后不久就会出现德意志革命，马克思在1844年初就已经预言过：“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四年后时机已经成熟：2月27日革命的星火迸过了莱茵河。这一天巴登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曼海姆集会，并向位于卡尔斯鲁厄的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他们在其中要求新闻自由、陪审法庭、在所有德意志邦国中建立代议制政府和组建德意志议会。第二天，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议会议员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提请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比较隐晦地——要求“任命邦联首脑”。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是同一块勋章上的两面，也是不久后在整个德意志提出的“三月要求”（Märzforderungen）的组成部分。

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温和自由派从前就不曾是革命者，1848年春他们也是不情愿地成为革命者，而且保持着他们觉得应有的谨慎态度。他们站到了一场运动的前列，如果缺乏受过教育和有财产的公民的适度影响，这场运动很容易被激进势力所左右。后者在3月1日就已经粉墨登场：在递交曼海姆请愿书时一群持枪者闯入巴登众议院的会议室。几天后，在博登湖和奥登林山之间农民开始大规模起义，一方面反对领主及其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也针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许多地方犹太人的房屋被摧毁，里面的居民被赶走。

少数族群受迫害的起因是巴登众议院的一项决议——终于给予犹太人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许多村镇起而抗议，因为它们不认为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对许多贫困的犹太人进行现在所规定的照顾。传统的排犹和对旧的封建与新的财政负担的排斥混合成爆炸性力量。革命给予农村的社会抗议一种推力，而这种抗议则以革命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目标则完全违背革命本身的进步、自由和解放精神。

1848年3月几乎在整个德意志，旧内阁都被新的、所谓的“三月内阁”所取代，著名的自由派在其中成为领导力量。王位更迭只出现在慕尼黑，那里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因与爱尔兰舞者萝拉·蒙特斯（Lola Montez）的绯闻而威严扫地，在发生严重骚乱后不得不让位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然而德意志革命的命运必须在两个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来决定。1848年3月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也进行了重组。在维也纳，大学生们联合工人和市民制造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斐迪南一世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们（首推奥地利大公路德维希［Erzherzog Ludwig］），最后包括意志薄弱的皇帝本人，做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决定：3月13日梅特涅被迫辞职，他立即出逃流亡英国。

梅特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复辟时期的压迫政策，其政府倒台后，接手政权的是在“梅特涅体系”内走上仕途的大臣们，他们与前首相相比顶多可算是“自由派”。1848年4月25日，奥地利通过斐迪南一世“钦定”得到一部全国宪法，它是以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榜样制定的，乍一看显得颇“自由”。但哈布斯堡帝国的第一部国家基本法是由皇帝强令颁布的，没有经过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的任何协商，因此在进步势力的眼中缺乏政治合法性。

5月中旬，大学生和无产阶级中的左翼以武力反对君主和其近臣的专制行为，从而让宫廷的态度有了表面上的转变：皇帝同意选举奥地利帝国国会，选举应该在平等的普选基础上进行，修改宪法之事留待由此产生的议会解决。实际上斐迪南的心腹顾问们只是想以此争取时间。在决心很快就以武力对抗革命的情况下，皇帝和他的家人经萨尔茨堡逃往因斯布鲁克，以便从那里组织抵抗发生革命的首都。

在维也纳，自从战斗打响后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状态，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双重统治：以弗朗茨·皮勒斯多夫（Franz Pillersdorf）为首的弱势政府的对手是由激进分子把持的安全委员会（Sicherheitsausschuß）。在愿意和解的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他是其侄子斐迪南皇帝不在期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斡旋下，6月中局面出现了一定缓和。他根据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改组了政府。7月22日，不久前被选出的国会开会，除了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所有组成部分均有代表出席。与几乎一致支持政府的斯拉夫族议员相比，德意志人的代表占少数；甚至在维也纳（他们唯一的真正大本营），激进分子面对温和派也未能占上风。这种多数关系让政府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上能够做出有利于执行机构的决定：国会同意皇帝有反对立法机构决议的绝对否决权。

1848年3月发生在奥地利的事对普鲁士产生了直接影响。柏林最初的骚乱发生在3月14日，当第二天梅特涅下台的消息传到普鲁士首都时，人们普遍兴奋的情绪更为升级。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试图通过3月18日颁布的两项诏令达到平息骚乱的目的：一是取消书报审查，二是承诺推动重组邦联政体，包括创建国家代表机制，并宣布在此过程中将普鲁士转型为法治国家。

当3月18日下午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前往王宫广场时，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大多数人是想向国王致敬，感谢他宣布进行势在必行的改革。但这些人一见到广场上数量众多的军队，气氛马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呼喊让部队撤走；士兵们奉命清场，这时开了两枪。人群认为遭到了国王的出卖，作为回应他们建起路障。

起义者与军方之间的战斗持续到3月19日清晨。完全没有军人素质的国王大为震惊，他在致“亲爱的柏林人”的文告中承诺，只要街垒被拆除，部队将撤离几乎所有街道和广场。实际上军队撤退得比腓特烈·威廉宣布的还要彻底。当国王在3月19日下午裸露头部向200多名死者（这些尸体是街垒战士们抬进王宫院子的）鞠躬致哀时，起义者更觉得自己是胜者。3月20日任命了一届新政府，尽管它是短命的。第二天国王被王子们、大臣和几位将领簇拥着，骑马穿过柏林市区。他和他的陪同们当时佩戴着黑红金三色臂章，这是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标志性颜色。当着柏林大学学生们的面，腓特烈·威廉四世表达了如下意愿：带领德意志诸侯和全体人民获得国家统一。晚上他发表了《致吾民和德意志民族书》（Aufruf an mein Volk und an die deutsche Nation），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普鲁士从此将融解于德意志之中。”

对保守的军官和容克地主——如来自阿尔特马克申豪森（Schönhausen in der Altmark）的年轻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来说，国王3月19～21日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令人作呕地迎合革命，因而是对普鲁士精神的背叛。温和自由派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言论给予了一定同情，但认为宣告普鲁士将融解于德意志之中没有必要，甚至是危险的。坚定的左派对普鲁士在统一后的德国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存在意见分歧，他们不相信君主的心灵真的发生了变化。在普鲁士之外的地方，这种对统一的承诺引起的反响全部是负面的。3月18日发生的事情严重损害了腓特烈·威廉的声誉，这也使得新的三月内阁和支持该政府的自由派都不愿把德国统一的重任委托给这位统治者。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得指望普鲁士。与哈布斯堡君主国一样，1848年3月普鲁士并未彻底崩溃。自由派早期的成功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误以为在与旧势力的较量中已经赢了。3月29日，“三月内阁”（Märzministerium）在柏林组成，其中的莱茵自由派包括内阁首相卢多尔夫·坎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和财政大臣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但是，普鲁士贵族、官吏和军事国家的基础没有遭到致命打击，农民继续保持沉默。对现有状况的不满足以导致革命性释放，但愿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人只占少数。温和自由派知道，他们需要霍亨索伦国家来统一德意志并在抵御外敌时提供保护，他们如果想阻止激进分子攫取权力的话，也许也需要它。自由派的目标因此只能是：让普鲁士王国完全为自己，从而也是为德意志的事业服务。

柏林三月内阁组阁两天后，1848年3月31日，所谓的“预备议会”（Vorparlament）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集，500多名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出席会议——其中自然只有两个奥地利人——这些人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经加冕的城市一连四天讨论德意志的政治前途。如果按照以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和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为首的左翼少数派的意愿，预备议会应该立刻做出决议，任命一个革命性的执行机构并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把德意志变成一个联邦制共和国。追随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的多数派知道要防止他们这么做。大多数人不希望革命继续下去，而是尽量在君主制的基础上完成循序渐进的和平演变。权力的中心应该是作为拥有主权的人民的代表机构——德意志议会，它应由成年德意志男子通过平等的普选法直接选出。

在预备议会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有：石勒苏益格、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被吸收进德意志邦联，它们应派议员进入德意志议会。相反，暂时议而未决的是波森大公国的加入，那里居住的多为波兰人。在德意志国民议会（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召开前，一个由预备议会任命的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ß）应与邦联会议合作，该委员会中现在“三月内阁”的代表们说了算。这两个机构的合作堪称和谐。邦联会议一般就预备议会提交给它的提案做出决议，然后上报五十人委员会。

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未入选五十人委员会，这被证明后果严重。从此，革命运动的最左翼认为反革命势力在挺进，他们谴责温和自由派，尤其是在激进派大本营巴登执政的自由派背叛了革命。4月13日，黑克尔开始行动：他带着约50名追随者在康斯坦茨游行，其高潮为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之内游行队伍就超过了千人。这场未遂政变发生在同一时期出现排犹骚乱的地区——南部巴登，一个还几乎没有工业化，以家庭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为主的地区——并非偶然经济的落后让这里成为各类政治激进主义的温床。

五十人委员会有充分理由认为黑克尔的政变是对国民议会选举的破坏，选举原定5月初进行。温和民主派的调解尝试未能奏效，不久巴登和邦联部队被调来对付起义者。从4月20日坎登（Kandern）交战开始，军方多次给起义军以沉重打击，黑克尔逃往瑞士。4月27日在莱茵河畔的多森海姆（Dossenheim），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Georg Herwegh）在法国领土上组建的“德意志军团”（Deutsche Legion）被打败，至此巴登起义于1848年4月以失败告终。

激进左派的目标——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因黑克尔的行动遭到严重干扰，这种冒险行为的政治影响是致命的。中产阶级更为倾向于政治上的进步只能通过与旧势力的和平对话来争取，坚决拒绝采取激进手段。极左派分子行使了反抗的自然权利；他们平常也喜欢援引理性的永恒诫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即“小人物”）唯一的真正代表。相反，温和自由派是有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按照历史发展和民族个性的范畴思考问题。他们绝不相信靠自己意志的力量就可以移山。

尽管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派系繁多，观点各异，但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无论左翼、右翼都众志成城，那就是一致对外。1848年春丹麦就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3月24日它宣告要吞并石勒苏益格，此举违背了国际法。同一天临时政府在基尔成立，立即要求德意志邦联吸收石勒苏益格。石勒苏益格北部主要不是讲德语，而是讲丹麦语的事实当时并未得到考虑。同样在3月24日，前往柏林的储君荷尔斯泰因-宗德堡-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 von 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请求普鲁士三月内阁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提供军事保护，根据“父系”血缘继承原则他有权享有此两处的公爵称号。他达到了目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听从新任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祖考夫（Heinrich Alexander von Arnim-Suckow）的提议，决定对奥古斯特施以援手。

4月10日，普鲁士军队越过艾德河，当时丹麦部队已经从北边经克尼格绍（Königsau）侵入石勒苏益格。4月12日，法兰克福的邦联会议决定赶走在石勒苏益格的丹麦军队，必要时动用邦联军队。邦联并未正式吸收石勒苏益格（与预备议会不同，后者已在3月31日走出了这步棋），但邦联明确承认了基尔的临时政府。

不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就上升为国际事件。5月3日，邦联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冯·弗兰格尔（von Wrangel）的指挥下越过丹麦本土边境，向日德兰半岛（Jütland）挺进。德意志爱国者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案的签署国俄国和大不列颠却认为其战略利益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受到了威胁。他们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石勒苏益格被德意志吞并。外交政策的冲突显而易见，这种冲突也涉及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关系，因此会很容易转变为德意志内部的冲突。

邦联会议在4月12日不愿吸收石勒苏益格进入邦联，但前一天它对另一块地区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根据预备议会的相应请求，它接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加入德意志邦联，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最大的德意志邦国。由于属下省份的居民（除了西普鲁士部分地区）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或是信仰新教的马祖里亚人（Masuren），以及同样信仰新教的立陶宛梅梅尔领地的居民（他们说波兰方言或立陶宛语）感到自己是普鲁士人，对邦联地区的这种拓展几乎没有异议。

相反，最具争议的从一开始就是对波森问题的抉择。预备议会在1848年3月31日还把对波兰的瓜分称作“可耻的不公正”，认为参与恢复波兰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职责”。但会议决议中并未言及要将边界恢复到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前的状态。不清楚的还有，波森大公国的西部是否也应参加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选举。根据普鲁士的申请，邦联会议在4月22日吸收了这一地区德意志居民占多数的部分进入邦联，5月2日又接纳了波森市和沙姆特（Samter）。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德意志国民议会又把边界线向东推移了两次，进入了纯粹讲波兰语的地区。这种尝试，即违背意愿地把普鲁士国王讲波兰语之臣民变成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公民的做法，遭到激烈抵抗，下面马上会进一步论及此问题。波兰人认为德意志人的做法说白了就是对其领土的一次重新瓜分，而且也是对不久前预备议会对波兰人郑重承诺的全盘否认。

奥地利皇帝之说捷克语的臣民则避免了同样的命运。邦联议会4月7日通过的选举法既然适用于德意志邦联整个区域，自然也包括他们。然而，当五十人委员会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前往法兰克福出席其咨询会议时，他拒绝了邀请。帕拉茨基称自己是“斯拉夫血统的波西米亚人”，不想当德意志人，至少不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他明确而有意识，而且是情绪化地宣告了自己对奥地利帝国的认同，这个帝国有责任抵抗来自俄国的威胁，这次的威胁是以斯拉夫世界帝国身份出现的。“的确，奥地利帝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们为了欧洲与人类的利益都该尽快地创建这样一个国家。”但奥地利唯有在不再错误判断和否认其存在的伦理基础前提下，才能成为欧洲的“盾牌和圣地，抵挡来自亚洲的各种元素”：“所有联合在其权杖下的民族和教派完全平等、享受同等待遇的原则。”

无论帕拉茨基的同胞是像他一样认同哈布斯堡帝国，还是已开始考虑建立捷克人自己的国家，在一件事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拒绝参与德意志的统一。所以参加德意志国民议会选举的只有那些纯粹讲德语的地区和民族混居的布拉格；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多数由捷克人聚居的部分没有参与。克恩顿、克雷恩和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几个斯洛文尼亚选区的情况也相同。除了的里雅斯特和“韦尔什蒂罗尔”外，奥地利只有说德语的地区派出议员前往法兰克福。1848年5月18日召开的议会想成为德意志国民议会，它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