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中欧东部的革命与反革命

1848年中欧革命刚开始，就遭到了来自东部的抵抗。在普鲁士属波森大公国，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叫停了自由派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祖考夫对波兰的友好政策：4月初他集结军队，以便解散三月内阁所认可了的、以“先斩后奏”方式建立起来的波兰武装组织。国王的秘密肢解政策的目的是避免践行政府所承诺的波森“国家重组”，因为这迟早会导致与俄国的战争。相反，阿尼姆显然与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估计俄国可能（而且概率颇高）会在波兰进行干预：3月26日沙皇亲自执笔撰写的《告俄国人民书》（Manifest an das russische Volk），为这种想法提供了比当时俄国实际上较为保守的政策更多的依据。普鲁士的外交大臣甚至于3月底在巴黎和伦敦询问，在普鲁士与俄国因恢复波兰之事发生战争时能否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支持，答复是否定的。

这种拒绝以及国王的立场，让普鲁士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波森新成立的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其中掌握话语权的是返回的移民和1846年起义被赦免和从监狱中获释的人，如路德维克·米罗斯拉夫斯基和卡罗尔·李贝尔特（Karol Libelt）——最初还表示愿意妥协：同意按普鲁士要求大幅裁减波兰作战部队（从30000人减到3000人），并且原则上至少同意将波森主要说德语和波兰语的地区分割开。但是，当4月26日波森市经一项内阁令被排除在“国家重组”之外，并划归了普鲁士（从而归了德意志）后，民族委员会在抗议中解散。作战部队反对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发出了起义信号，大量波兰农民参与其中。普鲁士军队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镇压了起义。5月9日，波兰爱国者投降。此后在分割波森省问题上，普鲁士在波兰方面就找不到伙伴了。

奥地利在其所瓜分到的地盘上对波兰解放运动的镇压要比普鲁士更残酷。1848年4月25日，针对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冯·施塔迪翁伯爵（Franz Graf von Stadion）的强制措施（包括禁止移民返回），克拉考民众攻占了政府大楼并设置了路障。奥地利军事指挥官让其部队——在他们于街战中失利后——撤出了市中心，第二天安排了对克拉考的大规模轰炸。这导致起义军投降。

与两年前一样，加利西亚的农民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他们的友好态度是施塔迪翁在4月22日通过全面废除“徭役”（即他们本该向贵族地主交付的苛捐杂税和力役、杂役）换取的。日期落款为4月17日的斐迪南皇帝的土地改革诏令被贯彻到整个帝国，从而得到认可，但被证明是一件得不偿失的礼物：农民没有得到额外的土地，许多农庄小得无法带来收益，多数贵族地主缺乏更新设备所必需的资金。加利西亚因此仍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此后大批波兰和犹太移民前往美国。短期内取消徭役对帝国却意味着一种成功：它令加利西亚的农民，无论他们说波兰语还是鲁塞尼亚语（即乌克兰语），和1846年一样再次成为波兰瓜分国的非正式同盟者。农民和波兰贵族之间的鸿沟继续存在。

克拉考起义失败大约五周后，1848年6月2日“斯拉夫大会”（Slawenkongreß）在布拉格召开。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最初建议来自克罗地亚，那里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匈牙利部分，自1847年起克罗地亚试图反抗当局追求的“马扎尔化”，也就是用匈牙利语作为行政和教学语言。认为斯拉夫人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只是说着不同的方言，这种想法出现得更早：1826年，一位信仰路德新教，受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一书影响的年轻斯洛伐克古典语文学家——约瑟夫·沙发利克（Josef Šafarík）发表了一部著作，书名典型地叫做《所有方言的斯拉夫语言文学史》（Geschichte der slaw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nach allen Mundarten）。

与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化“泛斯拉夫主义”不同，1848年革命之前斯拉夫团结运动之各政治流派的特点在于，它刻意将俄国排除在外。流传最广的（特别是影响巨大的以帕拉茨基为代表的）是“奥匈帝国斯拉夫主义”（Austroslawismus），该主义追求斯拉夫民族在奥匈帝国君主制内的自由联盟，并明确划清与仇视自由之沙皇俄国的界限。赞成西部和南部斯拉夫民族亲如手足的波兰人也强调与俄国的区别。但他们的目标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不是以斯拉夫人为主导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把波兰的版图恢复到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前的样子：这样做必然意味着将乌克兰人置于从属地位，因此在后者的代言人那里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俄国人不能作为代表参加布拉格的斯拉夫大会，但作为“客人”却是受欢迎的：除了一位东正教神父，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在波兰人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代表之间更是剑拔弩张。联结“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纽带是他们与追求民族国家的马扎尔人以及德意志人的不同；仍旧希望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能够联手对付俄罗斯帝国的波兰人，孤独地做着一厢情愿的梦。因此斯拉夫大会被德意志和马扎尔的公共舆论几乎一致地评论为倒退力量的敌意示威。尽管如此，在语言沟通有问题时与会代表往往使用“通用语”德语，虽然它不像常说的那样是会议正式使用的语言，但决议和请愿书使用了它。

聚会的第四天——6月5日，南部斯拉夫人的代表们通知说，他们必须迅速踏上归程，因为马扎尔人和（匈牙利）伏伊伏丁那（Wojwodina）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时间紧迫，经过激烈辩论后大会通过了《致欧洲各民族宣言》（Manifest an die europäischen Völker）。其中说，斯拉夫人不追求征服和统治，只追求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自由；他们拒绝全部阶级特权，要求无条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与人的自然权利同样神圣的是民族，包括民族的所有精神需求和利益。宣言谴责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对斯拉夫人的压迫，尤其是对波兰的瓜分。至于奥地利，宣言要求把君主制帝国改造成一个各民族平等的联盟。结尾处是向全欧洲发出的呼吁：“我们虽然最年轻，但并不比别人弱，我们重新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立即申请为协商所有国际问题召开欧洲各民族代表大会；因为我们深信，自由的各国人民要比受雇佣的外交官更容易互相理解。”

宣言之后是协商向维也纳皇帝递交的请愿书的草稿。在奥地利帝国另一半中生活的斯拉夫人的代表在其中保证，他们希望“以多次受到考验的实力和忠诚”为奥地利国家的重生做出贡献。请愿书中的具体要求有：摩拉维亚和“波兰与鲁塞尼亚族群的加利西亚人”应与波西米亚享有同等权利，即后者经皇帝4月8日的诏书已经获得的那些权利；斯洛文尼亚联合起来组建自己的王国以及承认斯洛文尼亚语为学校、行政和司法语言。同时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反对“任何与德意志的合并，这会损害奥地利君主国的主权，从而令上述各民族依附于一个外国、有立法权的议会”。请愿书签署人的目的，并不像反对斯拉夫大会者所声称的那样，是要建立一个斯拉夫国家，而是要求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平等。“我们在皇帝-国王（kaiserlich-königlichen，作者注）您的御座前请求陛下，将神圣的诫命——仁爱与兄弟般的平等也应用到斯拉夫人身上，我们虽然深受伤害、严重遭人误解，却对世代统治我们的皇室忠贞不贰。”

请愿书并未最后定稿，而且也不知道斐迪南一世到底是否读过它。1848年6月12日圣灵降临节那天，布拉格发生了骚乱，这让斯拉夫大会突然中止。起义者主要是那些感觉自己被忽视了的群体，尤其是工人和大学生。引发血腥巷战的直接起因显然是奥地利军事指挥官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Alfred Fürst Windischgrätz）有针对性的挑衅。其深层原因却是日益增加的社会和民族矛盾。布拉格是波西米亚的工业中心：下层劳动者绝大多数是说捷克语的居民，而贵族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大多是讲德语的，犹太商人也是如此。社会动机很难与民族动机分离；在讲捷克语的大学生和年轻学者中，他们积极参加战斗的主要原因是与德意志人的差异。

斯拉夫大会的多数与会者在布拉格战斗发生后均成功地逃离那里。有一个人完全有意留在了波西米亚的首都——米哈伊尔·巴枯宁，他认为持续六天的起义既策划不周，又缺乏纪律，但他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最后还担起了领导责任。6月17日，温迪施格雷茨迫使起义者投降。巴枯宁在最后时刻成功从布拉格逃脱，他先去了布雷斯劳。德国左翼，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起义表示了同情；温迪施格雷茨用以恢复“秩序”的残酷手段在维也纳民主派中引起恐慌，他们害怕在奥地利首都也会发生类似事件。但也有许多拥有自由和民族意识的德意志人（如莱比锡杂志《边界信差》［Die Grenzboten］）欢呼奥地利军队战胜主观臆想的捷克“恐怖分子”。1848年6月17日，反革命在布拉格取得巨大成功，对此自由民族主义者视而不见，如果他们不是甚至甘愿如此的话。

然而1848年初夏中欧的革命事业尚未满盘皆输。在匈牙利，自3月18日起一届以包贾尼·拉约什伯爵（Graf Lájos Batthyány）为首的大体由自由派组成的改革派政府上台，其中包括任财政大臣的前反对党领袖科苏特·拉约什（Lájos Kossuth），他就是那位3月3日在普莱斯堡匈牙利议会上通过一番在全欧洲受到重视的慷慨陈词引起变革的政治家。4月11日，斐迪南皇帝以匈牙利国王身份批准了31条《四月法令》（Aprilgesetze），国家体制借此过渡为立宪君主制。今后国王或（在其缺席时有权全权代表他的）内阁做出的决定，需要主管大臣的会签。国会下院——众议院由资格性选举产生，约7%的成年男性人口从而获得选举权。

《四月法令》对许多事情没有做出裁定，这就为与维也纳的皇室和政府发生各种冲突埋下了隐患，这类冲突包括外交、财政、国债和军事诸领域，它们也构成1690年成立的奥匈政合国的核心内容。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能成为他们所经营的农庄之所有者的人不足一半。包贾尼政府不想给予犹太人正式的解放，以防止发生反犹暴动，他们深信一旦那么做一定会引起排犹骚动。少数民族，如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未能获得法律保障。其中的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政府3月任命的省长（Banus）约瑟夫·耶勒契奇（Josef Jellačić，忠于哈布斯堡皇朝的军官，同时又是一位激情燃烧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领导下，强烈要求对奥地利帝国按照语言和民族重组，届时克罗地亚会脱离匈牙利国家联盟。科苏特认为，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就像是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大不列颠的威尔士人或德意志西普鲁士的卡舒比人（Kaschuben）：他们想保持特殊习俗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在政治上他们应该服从更高的民族国家的领导，具体到匈牙利就是服从马扎尔人的领导。

匈牙利政府想解除耶勒契奇职务的企图落空了，因为克罗地亚省议会对此毫不买账，而维也纳保守的陆军大臣拉图尔（Latour）则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位省长。克罗地亚并不是1848年初夏匈牙利唯一一个区域性危机策源地。5月10日，斯洛伐克召开的一次大会要求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和斯洛伐克自治。5月13日，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在其宗教领袖东正教都主教约瑟夫·拉哈契奇（Josef Rajačić）的带领下，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宣布独立。6月那里发生武装冲突，一方是省里的起义者、来自塞尔维亚自治区的志愿者和奥匈帝国边防警察，另一方是奥匈帝国军队和新成立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汉维特”（honvéd）。受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启发，1848年5月15～17日在东正教都主教安德烈·萨古纳（Andrei Şaguna）的领导下，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民族委员会要求锡本布尔根自治。

尽管非马扎尔的少数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848年6月还是选出了匈牙利议会，议会于7月5日召开首次会议。其中绝大多数代表是包贾尼政府的支持者，贵族议员人数之多引人注目。议院首批重大决策中包括授权贷款招募20万士兵，科苏特提出的相应理由是匈牙利处于几乎完全孤立无援的处境。他对局势的判断是现实的：与维也纳宫廷的关系继续恶化；俄国估计会支持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军事干预很可能发生；英国和法国不愿卷入中欧东部国家的纠纷中。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虽然对匈牙利抱有很大同情，但佩斯派出的谈判代表团从圣保罗教堂德意志国民议会得到的许诺仅仅是其（8月2日公布的）声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不会支持维也纳的皇帝。

8月底首相包贾尼和司法大臣迪克（Deák）前往维也纳，与韦森贝格（Wessenberg）的新政府通过直接谈判确定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具有约束性的关系。结果是负面的：8月31日维也纳宣布《四月法令》与1713年哈布斯堡家族有关继承规则的国事诏书相矛盾。9月4日，耶勒契奇再次被正式任命为克罗地亚省长，此后他率领约50000人组成的军队跨过了匈牙利原来的边界。9月21日，在科苏特授意下，议会在佩斯任命了一个六人委员会，10月初该委员会更名为国防委员会。四天后，维也纳的皇帝和国王重新任命了匈牙利的最高军事统帅——弗朗茨·兰贝格伯爵（Graf Franz Lamberg），当他走过从布达通往佩斯的桥时，被暴民抓住杀害了。9月29日，匈牙利军队在帕科兹德（Pákozd）——位于布达和佩斯双城的西面——给耶勒契奇的队伍以重创。

维也纳用10月3日的政令予以回应，解散了匈牙利议会，从即刻起国家交给国王的专员耶勒契奇实行军事统治。五天后，议会宣布该政令非法并任命了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负责行使行政权力。匈牙利仅仅名义上还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实际上它已变成议会专政的国家。革命在战争中突变：它演变为匈牙利的民族独立战争。

匈牙利并非欧洲1848年革命在最东南地带的上演地，堪当此称号的有两个地区，它们表面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实际上自1829年俄土《阿德里安堡和约》起沙皇俄国才是其真正宗主国：信仰基督教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与匈牙利国王（他同时是奥地利皇帝）生活在锡本布尔根的多数臣民一样：罗马尼亚语。1830年代起，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年轻罗马尼亚人——大多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前往西欧留学，首选地点是巴黎。以此方式他们接触到西方自由、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尤其是波兰流亡者的思想进入多瑙河和普鲁特河（Pruth）之间的这片土地。与法国的联系让有教养的罗马尼亚人更加意识到其语言，即罗曼语的“西方渊源”。罗马尼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了巴黎二月革命。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尼古拉·巴尔切斯库（Nicolae Bǎlçescu）和亚历山德鲁·G.戈莱斯库（Alexander G. Golescu），在1848年3月20日于法国首都的一次聚会上决定返回自己的家乡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念头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首先正中农民们的下怀，他们要为采邑贵族波雅尔服沉重的徭役，自己只能经营小块土地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满现状的还有商人和工匠，与波雅尔不同，根据1831年和1832年宗主国俄国制定的《组织法》（Organischen Reglemente），他们无权向两公国的立法机构选送自己的代表。这两个王朝中摩尔达维亚的米哈伊尔·斯图尔扎（Mihail Sturdza）更为反动。在俄国领事的大力支持下，他成功地平息了向他递交了一系列请愿书的革命运动。4月10日，在首都雅西300名反对派人士被捕，一些领导人逃往国外。这是欧洲反革命势力的首次胜利。

在瓦拉几亚，革命力量得到的最有力支持来自西部的奥尔特尼亚（Oltenien）和首都布加勒斯特。3月份，这里的一个类似共济会的兄弟会（Fraţja）成员就组建了秘密革命委员会。到达瓦拉几亚后不久，来自巴黎的两位特使巴尔切斯库和戈莱斯库就在4月4日被吸收进新成立的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对革命有益的是，许多民兵战士，甚至是军官都参加了革命运动。6月21日，在奥尔特尼亚的小镇伊茨拉斯（Izlas）经过一位东正教神父的参与，该组织全体大会决定并宣告，给农民分土地，将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并要求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拥有“内部主权”——由于俄国一向指手画脚，该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同时该声明还简要描绘了大罗马尼亚民族的基本轮廓，说罗马尼亚语的锡本布尔根居民也被算在其内。此呼吁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奥斯曼帝国，作者们明确承认其宗主国地位。

当瓦拉几亚公爵格奥尔基·比贝斯库（Gheorghe Bibescu）——他一直在改革与镇压之间举棋不定——第二天让人逮捕执行委员会的几位代表时，民兵们拒不从命。布加勒斯特的商人和工匠，以及周边农民也跃跃欲试。在一系列抗议活动的压力下以及前一天一次未遂暗杀后，公爵在6月23日签署了《伊茨拉斯呼吁书》（Aufruf von Izlas）并任命了临时政府，其成员均为革命委员会的人。俄国总领事指责比贝斯库渎职，他于6月25至26日夜间逃往锡本布尔根的喀琅施塔特（Kronstadt）。

临时政府建立伊始就面临巨大的 内外压力。其国内的顽强对手是保守的大地主和部分东正教神职人员。在俄国军队7月7日进入摩尔达维亚公国并占领雅西后，富有的波雅尔感到有人撑腰，试图推翻临时政府。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布加勒斯特下层社会支持新政府。俄国人最初并不想在瓦拉几亚进行直接干预，而是把恢复旧秩序的事留给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积极行动之前，临时政府在7月21日组建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准备调解农民与波雅尔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解决土地问题。此外还准备了选举，选举应根据接近平等的选举法于8月21～30日进行。但选举并未举行，由于来自土耳其的威胁，选举于8月16日被取消。

7月31日，土耳其军队已经越过多瑙河并占领了久尔久市（Giurgiu）。军队进驻的直接后果是布加勒斯特政府的更迭。代替临时政府的“公爵摄政”由革命委员会中的温和派成员组成。它与土耳其人就承认《伊茨拉斯宣言》（Proklamation von Izlas）进行了谈判并通过取消选举达成基本共识。然而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拒绝了其受委托人帕夏苏莱曼（Pascha Suleiman）协商出的妥协结果。为了阻止令人担心的俄国介入，他命令必要时用武力恢复平静与秩序。

9月27日，土耳其军队在福阿德·艾芬迪（Fuad Efendi）率领下占领了布加勒斯特。两天后，一支俄国军队跨过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之间的边界线。在英国总领事的斡旋下，福阿德·艾芬迪事先让罗马尼亚革命领导人逃向锡本布尔根。尼古拉·巴尔切斯库从而有机会在第二年再次发挥政治作用：当俄国开始干预匈牙利后，他在1849年夏天作为中间人在锡本布尔根的罗马尼亚起义领袖阿夫拉姆·扬库（Avram Jancu）和科苏特之间进行调停。

瓦拉几亚革命在三个月后最终失败，但它并非毫无影响。民族和民主思想已深入到农民之中，西方的宪制观念在城市人口中得到广泛传播。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极其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在革命期间未能得到解决，其解决被推迟。即使没有土耳其和俄国的干涉，城市革命者的创造能力也力不从心。进步的宪法激情和农村的社会落后状况的反差在短暂的革命夏季后继续存在。它仍旧给这个位于普鲁特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国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即使在1858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通过列强间的协议合并为罗马尼亚王国后，甚至在1878年罗马尼亚在又一次俄土战争后终于获得独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