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意大利革命

比匈牙利还要早，意大利的革命就变成了一场战争。维也纳的大变动毫无疑问地也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首当其冲的是奥地利直接统治下的伦巴第-威尼西亚。3月17日威尼斯发生了丹尼尔·马宁（Daniele Manin）和尼科洛·托马塞奥（Niccolò Tommaseo）领导的反抗哈布斯堡皇朝的起义；六天后那里成立了临时政府，重新恢复了1797年起不复存在的独立共和国。米兰的公开起义爆发于3月18日。五天后，当奥地利军队无法在街垒巷战中获胜时，他们在年老的伦巴第-威尼西亚总督——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拉德茨基伯爵（Graf Radetzky）率领下退回了埃施（Etsch）和明乔（Mincio）河畔的要塞。

1848年3月23日，米兰革命胜利一天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响应加富尔“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号召，以一个戏剧性行动加入进来：他对奥地利宣战，并命令其军事准备不足的部队跨越泰辛河（Tessin），该河是与伦巴第的界河。这位君主在一封向伦巴第-威尼西亚居民的呼吁书中宣布，在上帝的神奇帮助下，意大利能够解放自己（L’Italia farà da sé）。

寡不敌众的奥地利人开始只得撤退到明乔。但5月从帝国其他地方赶过来的队伍与拉德茨基的军队会合后，就已经收复了一些地方。这时另一方来自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军队——其中包括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队伍——也赶来援助皮埃蒙特人。在政治方面，卡洛·阿尔贝托的行动当然从一开始就有其局限性，因为米兰的共和派既不相信他也不相信马志尼。4月“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从英国流亡地返回伦巴第首府，以便从那里支持意大利的独立斗争。马志尼也希望意大利成为共和国，但与米兰以卡罗·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为首的联邦党人不同，他赞成单一制国家。此刻他认为让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暂时站在撒丁尼亚-皮埃蒙特国王一边。

在新首相都灵人切萨雷·巴尔博敦促下，这位君主尝试以民主的方式使所追求的与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以及帕尔马和摩德纳公国的合并合法化，即通过公投来决定未来与意大利北部王国的合并。5月公投带来了所期望的多数赞成结果，却造成了与马志尼的决裂，后者担心皮埃蒙特会继续强大，令君主制的国家形式成为定局，5月底后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意大利民众报》（L’Italia del Popolo）上再次公开表态赞成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公投实际上具有一场自上而下的君主制革命的所有特点：它让吞并看上去犹如民意的实施。参与投票者的赞成票是卡洛·阿尔贝托的一次胜利。但马志尼和大多数民族运动者的转向却意味着国王的政策遭到了重创。

教宗的行为不无相似之处。庇护九世在4月29日就表示，他不会与哈布斯堡帝国这样一个天主教大国开战。这话对卡洛·阿尔贝托而言不啻当头一棒，因为后者在3月23日的宣言中还专门为这位教宗感谢了上帝，想以此争取让庇护成为盟友。以前一直以民族主义者姿态出现的罗马教宗的反水，包括其明确拒绝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不仅令撒丁尼亚-皮埃蒙特国王失望，也让以文森佐·焦贝蒂为首的“新归尔甫派”格外难堪，这些人一向高举民族运动与教宗结盟的大旗。对卡洛·阿尔贝托同样危险的还有那不勒斯的反革命势力。5月15日，斐迪南二世的队伍在居民中神职人员的配合下镇压了叛乱的农民，这些农民与部分国民警卫队人员一起在国王和新选出的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中站在了人民代表一边。此后老一届政府下台，议会被解散。“革命四分五裂。”历史学家西莫内塔·索尔达尼（Simonetta Soldani）对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事件入木三分地评论说。

1848年初夏起，在意大利北部战场，皮埃蒙特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6月11日拉德茨基通过占领维琴察再次将威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哈布斯堡皇朝掌控之下。7月25～27日进行了库斯托扎（Custozza）战役，奥地利人获胜；8月6日他们夺回了米兰，皮埃蒙特的军队那时已撤离该地。三天后，卡洛·阿尔贝托被迫同意停战。不久后，1848年春从拉美流亡返回参加伦巴第反对奥地利人斗争的加里波第，也不得不放弃由其志愿者把守的瓦雷泽（Varese）。在帕尔马和摩德纳，被驱逐的公爵们重新登上统治宝座。只有在威尼斯，这个于7月4日勉强决定与皮埃蒙特合并的共和国，革命力量能够继续掌权。

“国王的战争已经结束，人民的战争开始了。”这是马志尼从停火中得出的结论。然而1848年夏一场人民起义还无从谈起。战争加深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鸿沟；双方间的不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马志尼所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是少数。温和派，其中包括都灵和佛罗伦萨的政府，在战斗结束后寄希望于两个西方大国的外交调解。巴黎和伦敦也愿意这么做，开出的条件自然是维也纳和都灵都无法接受的：按照在此情况下说话有分量的巴麦尊勋爵的意愿，伦巴第应归皮埃蒙特，威尼西亚则继续留给哈布斯堡帝国。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对意大利人的民族统一要求虽然比英国怀有更多的同情，但不想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实施干预，甚或在皮埃蒙特和奥地利之间单独进行斡旋。

类似的意大利内部有关更加团结一致的讨论也毫无结果。一种想法是意大利各邦国的议会出面组织、教宗来领导的制宪会议应该为意大利联盟进行准备工作；与此展开竞争的是要激进得多的建议，即直接选举国民议会，在紧急情况下该国民议会能领导马志尼意义上的人民战争。10月底在焦贝蒂于都灵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还显示出，皮埃蒙特想在民族层面扮演领导角色的要求在意大利其余部分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相对富有、部分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北方与贫穷的、封建大地主经济为主的南方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差距是重要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革命阶段。10月12日，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吉诺·卡波尼（Gino Capponi）组阁的自由派政府被推翻，取代它的是朱塞佩·蒙泰尼里（Giuseppe Montanelli）领导的民主派内阁。更为戏剧性的是在罗马发生的权力更迭。11月15日，佩莱格里诺·罗西伯爵（Graf Pellegrino Rossi）被谋杀，教宗在9月把政府事务交给了他打理。两周后，庇护九世逃往那不勒斯的加埃塔（Gaeta），1849年2月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也去了那里。罗马的新临时政府宣布在1月选举制宪会议；这为它赢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证明，尽管教宗威胁要将所有与会者革出教会。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向左转更为缓和。12月焦贝蒂接管了政府，此时他已加入了民主派。在1849年底的欧洲权力关系框架下看，焦贝蒂所追求的目标——准备与奥地利重新开战，几乎是不自量力。他要让意大利得到自由派和民主派多年来一直在追求，但1848年没能得到的东西：统一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