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秩序先于自由：至1849年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年4月23日，法国进行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临时政府原定于4月9日举行此选举，由于激进派的抗议推迟了两周。凡年满21岁并拥有法国国籍者均有选举权，参选率达到84%。选举中胜出的是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获得了总共900个议席中的约500个。从前的君主主义者与正统主义者以及奥尔良派加在一起，得到约200个议席。自称为“山岳派”的民主左派占有80个议席。绝大多数议员来自中产阶级，其中约一半人从事自由职业。只有18位议员——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信息——是工人，其中6人是工长。

选举结束四天后，临时政府于1848年4月27日宣布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5月5日，制宪大会选举一个五人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5月11日，任命了新政府的部长，他们全部是温和派。然而极端左派领导人不愿接受选举结果和承认新的权力关系。5月15日，社会主义者在路易·布朗、奥古斯特·布朗基、弗朗索瓦·拉斯帕伊（François Raspail）和绰号“阿尔伯特”的工人马丁·亚历山大（Martin Alexandre）带领下，示威游行声援波兰的解放运动。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目的是冲散新当选的国民议会，代表们当时正在波旁宫开会。在示威者们（多数为国立工场的工人）冲进那里后，一个领头者“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被解散，政府被废黜。接着游行队伍前往巴黎市政厅，路易·布朗领导的新政府将在那里得到“人民”的批准。

准备不足的政变企图并未获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没有得到广大参加游行的工人的支持，这些人参加示威仅仅是真诚地想要帮助波兰。借助国民卫队的帮助，占多数的温和派代表得以迅速恢复秩序。暴动的大部分主要责任人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卢森堡宫的公共工程委员会负责人路易·布朗得以逃脱。5月16日，卢森堡宫的委员会被解散，第二天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镇压阿尔及利亚人起义的战斗中他就以强硬著称。

国立工场的命运可想而知：国民议会认为这种昂贵的尝试，即让失业者参加公共应急工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预演，必须立即停止。尤其是自从2月底国立工场开办以来，各省失业者大量拥向巴黎，以便在那里从事由国家支付工资（每天1法郎）的工作：5月在国立工场劳动的工人突破了魔幻数字10万。5月15日的示威抗议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类国立工场，在温和派看来这是另一个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理由。国民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6月达成一致意见，在三天之内关闭国立工场，恢复从前由地方济贫机构负责安排这些人的做法。国立工场的年轻人应该去服兵役，超过25岁的男性则要去治理法国西南部的大片沼泽地。

6月21日，该委员会就相应措施为行政部门撰写了一道法令。这引起了失去领导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愤慨。6月23日午间爆发了为期四天的起义，它以“六月战役”（Junischlacht）之名载入史册。参加战斗的不仅仅是国立工场的工人们，还有铁路员工和中小企业的雇员、小商人、熟练工以及许多女工和工人们的妻子。起义者数量估计总共达到4万至5万人。

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次起义称为一种奴隶起义。“它将打着社会主义理论烙印的二月革命引向极端高潮，甚或，它从前者脱胎而出，就像孩子离开母腹。它是工人们残酷和盲目但极具威力的尝试，试图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放出来。人们告诉他们这种困境是非法压迫，他们要用暴力打通人们向他们许诺的通往幻想的幸福之路。”托克维尔毫无疑问地阐明，他认为哪种社会主义理论最错误与危险——蒲鲁东的学说，其最极端的句子是：财产就是盗窃。

自6月25日起，领导镇压起义工作的是国民议会的特命全权代表、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他的镇压手段与此前在法国殖民战争中对付阿尔及利亚人的一样残酷。受他调遣的队伍除了部分正规军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国民卫队和由年轻的失业工人组成的别动队。当此前控制过巴黎大部分地区的起义工人于6月26日不得不投降时，起义者的伤亡人数达到4000，死亡的士兵为1600人，其中包括6名将领。大约有1500人被按紧急状态法处决，遭到逮捕的远远超过11000人，被判驱逐到阿尔及利亚的超过4000人。国民卫队中那些拒绝与工人作战的队伍被解除武装。6月28日，卡芬雅克向国民议会交回了赋予他的特命全权。同一天，国民议会选择这位战胜了无产阶级的赢者出任新创立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6月25日宣布的全法国的紧急状态在7月7日被无限期延长。

1848年6月为期四天的内战改变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面貌。1848年2月26日成立时，它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政治合作的结果。但这并未让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从世界上消失。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之间的责任分工不可能持久，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社会主义者对正确的社会秩序的设想是不可调和的。4月21日的投票结果反映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意志。5月15日的政变缺乏广大居民的支持。6月底起义的主力军是首都的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法国，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只是少数。

至于他们敢于起来反抗绝大多数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宣战，这让大多数法国人感到恐惧。对巴黎起义的镇压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在1848年5月和6月的极左行动后法国开始向右转。

然而不仅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巴黎事件都被当作一场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降临前的闪电。六月起义的被镇压标志着欧洲1848年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各国的温和派力量达成了共识，即面对“红色”的推翻旧秩序的行动，迄今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都值得捍卫，即使革命的进程对这种秩序的改变要比再次成为共和国的法国还要小得多。

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权力问题至少暂时解决后，国民议会就能够专注于新宪法的制定工作。1848年11月4日，经过深入讨论，新宪法“在上帝面前并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获得批准。法兰西共和国在宪法中承认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并称实现这些的基础是家庭生活、所有权和公共秩序。它赋予法国人全面的基本权利，包括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至于全面废除死刑，如作为议员的维克多·雨果所要求的那样，多数人无法接受）。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殖民地被宣布为法国领土。

立法权在唯一的议院——国民议会，它在普选的基础上由男性公民选出，任期三年。宪法将行政权委托给一位公民，他获得共和国总统的头衔，并由人民，即“法国各省和阿尔及利亚的所有选民”选出，任期四年，不得直接连任。总统有任命和罢免部长的绝对权力。宪法并没有说这些部长需要国民议会的信任。因此制宪会议选择的不是一种议会制民主，而是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二元体系，区别是：最高执行长官不是国王，而是一位像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由人民选出的总统。

国家元首的权力虽大，但毕竟其授权是以民主方式进行的，这使他作为执行机构能代表民意，并对议会进行约束，此议会的权力要比美国国会的两院小很多。因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发生宪政冲突的可能性，如果不说是极大可能性的话。是对红色危险的恐惧让制宪大会在国家的新基本法中嵌入了掩饰成民主的专制这一撒手锏，或是至少为总统留下如此解释宪法的余地。

然而，1848年11月4日的宪法不仅是针对六月战役的回应，也是对失败的立宪君主制的回答。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认为这种失败的原因“深深扎根于法国政治文化中的反自由主义”，他在旧制度下就已经看到这种倾向：当时革命者更多地是想把绝对主义民主化，而不是把君主制自由化。绝对王权最终是要消灭一切中间势力，它总是导致新形式的权力集中：从公共安全委员会，经督政府和帝国到七月王朝的大资产阶级议会统治。其中王权很少像1814年的《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可以起着本杰明·贡斯当意义上的“中立作用”。

之所以各种政权更迭却还能保持连续性，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传统——以区域自治的形式达成的“制衡”，名副其实的两院制，以及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法国人杀死了一位君王路易十六，但他们仍旧崇拜伟大的君王如路易十四。他们偷偷在脑子里想的是——罗桑瓦隆如是说——一种“共和君主制”（monarchie républicaine）。11月4日的宪法就是这种愿望的一种表达。这部宪法把共和国的总统变成了一位共和君主：一个职位在寻找其持有人。

对于未来总统，大多数议员大概属意卡芬雅克将军——现任部长会议主席。这位六月战役的赢家确实参加了总统竞选，最高公职的选举定于1848年12月10日举行。他的竞争对手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左派民主党人赖德律-洛兰，社会主义者拉斯帕伊，尚加尔涅（Changarnier）将军，以及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于1808年4月20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是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荷兰国王，其母是皇帝的继女奥坦丝·博阿尔内（Hortense Beauharnais）。

1815年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瑞士和德国的流亡中长大的。1831年他在教宗国参加了烧炭党人反对教宗统治的起义，后于1836年在斯特拉斯堡以及1840年在布洛涅（Boulogne）进行了两次反对七月王朝的蹩脚未遂政变。布洛涅行动失败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1846年他从皮卡第的哈姆（Ham）要塞逃往伦敦。他曾在那里逗留过数年，并于1839年发表过其纲领性著作《拿破仑思想》（Idées napoléoniennes）。他在该书中试图把和平、自由和平衡阶级对立当作其皇伯的真正遗产，把自己描绘成这份遗产的执行人。关押在哈姆期间，他还于1844年写过另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消灭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他呼吁，应该首先通过把闲置土地分配给工人组建的农业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二月革命使路易-拿破仑能够返回法国。在6月初的选举中他初次被选入国民议会，但他还在伦敦时就放弃接受此议席。在第二轮选举中他重新在多个选区参选，这是选举法所允许的，他在这些选区也均赢得了胜利。这一次他接受了议席，他决定代表约讷（Yonne）省选区。此后，人们不能再小觑波拿巴家族这位王位觊觎者的政治生涯了，1846年7月其父老路易-拿破仑去世后他就对皇位想入非非了。

皇帝的侄子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他是冒险家和花花公子，赌徒和孤注一掷者，既无演说口才，也不是一个军队指挥官，因为其未遂政变的历史遭人质疑与嘲笑，但同时他又拥有让人无法忽视的政治智慧，天生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1848年终于登上政治大舞台时，他证明自己对待人们极其不同之期盼——许多法国人的这些期盼是与他及其姓氏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的艺术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演奏大师。他拉拢农民，他们得到小块地产的过程离不开对拿破仑的记忆；他高举保护宗教和家庭的大旗，以便得到天主教徒的青睐；他以赞成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养老金的形象出现，并反对政治迫害，以此博得无产者的好感，在后者眼中自1848年6月起卡芬雅克体现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他承诺保卫财产、减税和维护社会秩序，广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愿意投他的票。

路易-拿破仑若是在1848年秋就公开宣布要恢复帝制的话，许多选民凭这一点就不会投他的票。这位王子明智地决定，在选举前只谈论肯定会得到大家同意的事情。他在其11月30日的声明中说：倘若大选获胜，他愿以自己的名誉担保，竭尽全力，“在我的任期结束时，移交给继任者的会是一个国家权力稳固、自由完好无损和繁荣昌盛的国家”。

事实证明路易-拿破仑的策略没有错。1848年12月10日他成为大选的明显赢家。他得到750万选票中的540万，也就是72%。远远落在其后的分别是卡芬雅克（140万票）、赖德律-洛兰（37万票）、拉斯帕伊（37000票）、拉马丁（18000票）和尚加尔涅（4700票）。只有在四个以十分保皇著称的省，即瓦尔（Var）、罗讷河口（Bouches-du-Rhône）、莫尔比昂（Morbihan）和菲尼斯泰尔（Finistère），路易-拿破仑未能赢得多数。相反，他大获成功的省份克勒兹（Creuse）、伊泽尔（Isère）、上维埃纳（Haute-Vienne）和德龙（Drôme）则明显“偏左”。总而言之，他最坚固的堡垒位于法国最农业化的地区。对其选民互相矛盾的政治动机，一本1980年出版的有关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史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布吕什（Frédéric Bluche）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大多数热爱秩序和大多数因不满而制造麻烦者的候选人与获胜者。”

从数量上讲，路易-拿破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农民，他们拥有土地要感谢法国大革命和为其财产提供法律保护的《拿破仑民法典》。之所以出现12月10日的投票结果，原因之一是农民对第二共和国引进高额附加地税的愤怒，该税种于1848年3月起开始征收。马克思在其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称1848年12月10日为“农民暴动日”，是农民“政变”。“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Plus d’impôts，à bas les riches，à bas la république，vive l’Empereur！»——‘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大部分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的工人有不同的动机。他们首先希望阻止卡芬雅克当总统，波拿巴家族的候选人做出的社会承诺则给了他们一个额外的理由，去帮助他战胜六月战役的赢家。小资产阶级把票投给路易-拿破仑表明，他们与农民类似，拒绝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意味着对帝国“荣耀”的敬意。这主要是伟人姓氏的魅力，这使王子得以获得利益互相冲突的不同集团的支持。

在竞选中得到官方撑腰的只有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拿破仑。平民把票投给后者就更值得注意。借此路易-拿破仑成为欧洲第一位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国家元首，是的，如果考虑到美国的总统是由选举团选出的，他甚至是世界上首位民选国家元首。选举权和在几个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虽然能保障民主的选举，却无法阻止选民选择一位其目标完全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候选人。

路易-拿破仑追求的是一种独裁，但因为它应该是现代的，所以它一再需要人民的欢呼。因此1848年12月10日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权类型，它很快被同时代人称作“帝政主义”（Cäsarismus）和“波拿巴主义”。它们描述的是一种尝试，自上而下地继续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防止它突变为无产阶级革命。11月4日的宪法使这样一种发展成为可能，令12月10日的投票结果无法避免。面临着内战重启的风险，多数法国人把行政权托付给一位候选人，他最懂得以超越阶级和政党的姿态去扮演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上任伊始，新当选的总统不得不依靠的力量是那些对他保留最少，并且想与他合作者。因此，他召集的君主主义者政府由“奥尔良派”的奥迪隆·巴罗为首。由于他本人对法国知之甚少（他在法国国内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1840～1846年待过的哈姆要塞），而且他身边的小圈子亦无法平衡这种缺失，路易-拿破仑更加要依赖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专业知识。他对巴罗政府的依赖程度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同时代的人用“囚禁部”（ministère de la captivité）来形容。不过，在国民议会中温和派共和党人占多数，因此政府必须估计到投票表决时会失败。1849年1月底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总统的支持下巴罗政府依然存在，它让军队包围了波旁宫。在政变威胁下，国民议会做了总统和政府所希望的，根据宪法也只有它自己才能做的：它决定解散议会。新选举定在1849年5月13日举行。

尚在选举之前，总统和政府就开始参与有利于教宗庇护九世——革命把他赶出了罗马，自1848年11月起流亡加埃塔——的对教宗国的军事干预，这在国内成为饱受争议的事。1849年2月8日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教宗请求所有天主教大国帮助他恢复其在人世的统治。路易-拿破仑本人曾于1831年同烧炭党人并肩与教宗国作战，他现在一改初衷，并不仅仅是因为不想把意大利中部的地盘给奥地利独占；这也关系到总统的法国内政，即天主教会对其政权的支持。加里波第率领的罗马共和国志愿军于4月30日打败了法国将军乌迪诺（Oudinot）指挥的远征军，这让总统随后在5月初派遣更多的部队前往意大利，它们将令形势发生有利于法国和教宗的改变。

在这一国外政治背景下，5月13日举行了立法机构的选举。明显的赢家是支持政府的所谓“秩序党”（Ordnungspartei）势力。他们获得总共750个席位中的450个，而温和派共和党的席位从500个下降到75个。相反，民主左派——这主要得益于一部分农民的情绪变化——显然收益颇丰：“山岳派”重返议院的议员不是80人，而是210人。这种票数的增加让赖德律-洛兰这类政治家觉得他们的势力足够强大，一个月后他们敢于在议会与政府派角力。

6月初，法国军队在乌迪诺将军率领下对罗马共和国的进攻提供了摊牌的机会。路易-拿破仑在其6月7日的财政预算提案发言中为干预进行了明显辩护，左派谴责干预违宪。（宪法确实禁止任何征服战和对任何民族自由所进行的攻击。）公开抨击的后果是请求弹劾总统。在国民议会不出所料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后，赖德律-洛兰于6月11日要求法国人在必要时要手握武器保卫共和国。这些言辞激烈，然而它们其实只是听上去要比其本意更革命：山岳派并未进行任何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6月13日，民主左派的支持者聚集起来示威游行，大多是巴黎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地是总统官邸爱丽舍宫（Elyseepalast）。在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正规军开枪射击，此后山岳派开始建立路障。短短几小时后军队掌控了局面。赖德律-洛兰和他的一些政治盟友逃跑到英国，其他左翼国会议员被押送法庭并遭到判决。失去领军人物后，山岳派此后不再对政府阵营构成威胁。

共和国于1849年6月13日进入一个几乎为期一年的阶段，马克思称其为“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路易-拿破仑当选半年后，议会多数派的权力地位确实至少不逊色于总统。但波拿巴主义的逻辑要求一种独立的行政权，1849年夏的法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