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统一与自由均成泡影：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

1848年5月18日在德意志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以前的教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经自由普选产生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开幕。其中最著名的当选者中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位鼻祖：体操之父雅恩和波恩大学名誉退休教授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议员中还有诗人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他曾是图宾根大学日耳曼学教授——以及1837年的“哥廷根七君子”中的四位教授，即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语言学和文学学者雅各布·格林及国家法学家威廉·爱德华·阿尔布雷希特。

第一次全德意志人民代表机构虽然不是——像常能读到的那样——一个“教授议会”，但肯定堪称高学养中产阶级的一次聚会。在接受议席的585名议员中有550名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学教授49人，法官和检察官共157人，律师66人。110位议员来自经济界，工人在大会中没有代表。内部分裂的左派是少数，但比保守的右翼强大。占绝大多数的是不同立场的温和自由主义者。

议员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起草一部宪法，具体而言就是列出一份基本权利的清单。鉴于经历过德意志邦联以及邦联成员国所采取的镇压政策，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又是危险的。因为在圣保罗教堂开会的议会首先必须解决紧迫的权力问题：所追求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与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以及另一个德意志大国普鲁士王国的关系。5月22日，德意志国民议会开幕四天后，普鲁士召开了自己的国民议会，它显然比法兰克福议会要左。自己的国家对普鲁士民主党人来说要比一个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重要：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完全专注于选举柏林的人民代表机构，而忽略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选举。

很久以后，1848年6月28日德意志国民议会才做出那件“大胆的事”，即国民议会主席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四天前所谈及的：它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权力来代替邦联议会。6月29日，奥地利大公约翰当选帝国临时国家元首：这一抉择进一步强调了国民议会想让奥地利加入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意愿，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则认为这是一种公开侮辱。7月15日，来自奥登瓦尔德的贵族卡尔·冯·莱宁根（Karl von Leiningen）侯爵被任命为帝国首相。

中央权力并不拥有实际权力和政治权威。军事上和经济上，它完全依赖于德意志邦联成员国——尤其是普鲁士的——良好意图。1848年夏天在调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冲突时这一点以戏剧性方式暴露无遗。迫于俄国和英国（两个维也纳会议条约签字国）的压力，普鲁士于8月26日在瑞典的马尔默（Malmö）与丹麦签署了《停火协议》（Waffenstillstandsvertrag）。根据该协议，丹麦和邦联军队应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撤军，基尔的临时政府要由一个经丹麦国王和普鲁士国王任命的混合政府替代，新成立的政府应该受（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德意志邦联的信托。

停火在德意志引发了全国性愤慨，圣保罗教堂的议员也不例外。当帝国内阁宣布，尽管有种种抗议，但它除了接受《停火协议》外别无选择，国民议会行使了否决权。以238票对221票的微弱多数，议员们于9月5日通过了右翼自由“赌场派”（Fraktion “Casino”）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达尔曼的一项提案，停止落实停火措施，继续进行邦联军队对丹麦的战争。其直接的后果是莱宁根内阁的下台。9月5日议会多数议员支持组建继任内阁，但此事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一致同意达尔曼提案的左派无法就共同的施政方案与温和自由派达成共识。但是，即使反对停火者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他们也无法强迫普鲁士继续这场战争。在经过激烈辩论后，9月16日国民议会做出了让步，以257票对236票决定不再阻挠停火。新任帝国首相是前内政大臣，奥地利人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

国民议会的自我纠正从多数人的角度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不取消9月5日的决定，德意志各邦国政府就得被迫与其决裂。因为按照国民议会的要求去做，将意味着一场欧洲战争，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其他德意志邦国政府都不愿卷入这样一场战争。收回原来之决议的代价颇高，民族义愤现在针对的是德意志国民议会。9月17日在法兰克福发生了暴动，两名投票赞成马尔默协议的保守党议员——费利克斯·里希诺夫斯基（Felix Lichnowsky）侯爵和汉斯·冯·奥尔斯瓦尔德（Hans von Auerswald）将军——被暴徒杀害。犯罪团伙的首领举着一面红旗，这令人担忧：大部分公众害怕在德意志无产阶级也会尝试推翻现有政权。

红旗也出现在9月21日开始的第二次巴登起义中，当黑克尔的战友——来自巴塞尔的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跨过莱茵河并在罗拉赫（Lörrach）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时。其中一位积极参与者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四天后起义结束：巴登的部队在施陶芬（Staufen）击败了起义者。同一天，9月25日，新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从流亡中返回的卡尔·马克思自6月1日起编辑《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那座城市，那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追随者比德意志任何地方的都要多。由于感到普鲁士军队将开进这座大教堂之城，人们在科隆建起了路障，那里整夜红旗飘扬。但因为没有任何士兵出现，第二天防守者就撤离了。秩序恢复后宣布了戒严令，《新莱茵报》短时间遭到查禁。

科隆自然与法兰克福一样，鲜有成为红色革命心脏的机会：1848年大多数德意志工人希望在现有秩序内进行社会改革，而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激进大变革。大多数人最想要的，体现在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斯蒂芬·博恩的追随者们组织的）以及此后成立的“工人兄弟会”提出的要求中。斯蒂芬的追随者提倡工会形式的工人自救组织，并上书国民议会请求帝国宪法承认这种工人组织。

1848年初秋德意志还谈不上出现了持续向左转的局面。相反，若是把视线投向9月17日的法兰克福谋杀案后，甚至从巴黎六月战役起，必须说就出现了向右转的端倪：由于恐惧无政府状态，人们更加倾向坚守传统秩序。一个标志性事件是7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普通手工业和商业代表大会（Allgemeine Handwerker-und Gewerbekongreß），这次大会公开反对共和国，反对贸易自由，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求资产阶级与君主制同舟共济并恢复行会体系。至于这次大会是否代表全德意志的手工业界，值得怀疑。但是许多独立的工匠师傅对革命最初的欢迎态度，在1848年夏已经所剩无几了。法兰克福的各种决议表达了大多数自立的中产阶层的感受：这种事态对保守势力要比对自由派来得更是时候。

在农村阻止激进的抗议出现还要更早。1848年春德意志西南起来反对地主的农民们，在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不再有进一步的政治举动；直到1849年5月，巴登和普法尔茨一些地方的农民（在下文还要详细讨论的“帝国宪法运动”［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框架下）再次起来与当局对抗。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是农场领主制的大本营，作为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时代“农民解放的远程效果”，革命初期的农民和雇工的社会抗议不像西部庄园制地区的那么激进，但也并非毫无成果：一些让步如取消世袭审判权促进了与骑士领地所有者的和解。直到1848年9月，在奥地利，改革也起到了防止农民起义的作用。除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1848年秋天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农民显示出革命性。

易北河以东低地地区的保守领导层在1848年很快就学会了，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需要一个有效的组织和可靠的盟友。1848年7月，“保护全民财产和促进富足协会”（Verein zum Schutze des Eigentums und zur Förderung des Wohlstands aller Klassen des Volkes）成立，稍后在其第一次全体会议，即1848年8月18日和19日召开的所谓“容克议会”（Junkerparlament）上，才名副其实地更名为“保护地产利益协会”（Verein zur Wahrung der Interessen des Grundbesitzes），它立即成为普鲁士保守党的温床。普鲁士新教在革命时期再次证明自己是骑士领地所有者、军队和君主制的忠实盟友：在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的号召下，1817年路德宗和归正宗合并为老普鲁士联盟教会（Kirche der Altpreußischen Union），老路德教会没有与加尔文派合并，新的虔诚觉醒运动的一些主要大本营设在波美拉尼亚农庄中。

但是，即使在普鲁士以外的地区新教教会仍然保持着其1848年以前的立场：它是宝座和正统的支柱。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这当然有不利的一面：反现代的信条深化了那道鸿沟，很久以来它就让信徒中开明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成员与教会离心离德。

原则上天主教的情况大同小异，它毫无疑问根本拒绝革命。在三月革命前，其反对自由的时代精神特别显著地表现在1844年教会在特里尔组织的群众朝拜“圣袍”活动中：这是一种示范性反启蒙行为，它让许多自由派教会信徒加入了对立组织“德意志天主教徒”（Deutschkatholizismus）。在革命时期，天主教官方教会的举动要比新教务实：为了有效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创建的“庇护协会”（Piusvereine）迅速遍布整个德意志，1848年秋已有会员近10万人。他们向德意志国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彻底的政教分离以及维护和扶助天主教学校。

这不是宣布要革命，而是试图利用革命为德意志天主教徒拓展政治回旋空间。天主教徒的防御行动与以下事实密切相关，即普鲁士是一个新教国家和德意志自由主义是一场打上了新教烙印的运动。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在普鲁士就宗教通婚家庭中孩子的教育发生了激烈冲突：天主教教会坚持要对孩子进行天主教教育，而根据普鲁士法律孩子基本上要按照父亲所信仰的宗教接受教育。当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引起自由派极大不满——对教会的要求进行了妥协之后，不难理解天主教徒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与普鲁士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而且不要过分挑战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在德意志信仰新教的地区得到的支持要比在信仰天主教地区的强大很多，倾向自由事业的新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其教会的政治理念划清了界限。因此不存在相当于“庇护协会”的福音派组织：任何这方面的尝试都会因德意志新教内部的政治多元主义而失败。

1848年9月对德意志革命意味着一个转折点。由于国民议会撤回了其对马尔默停火协议的否决，它在公众中很丢面子。随后议会外的左翼发起的暴动让坚定的议会内左翼十分孤立。其中最左的议会党团——以曾经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阿诺德·卢格和动物学家卡尔·福格特（Karl Vogt）为首的“雷山派”（Fraktion “Donnersberg”）——受到的影响要比聚集在莱比锡书商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身边的较温和的左派“德意志之家”（Deutsches Haus）更大。温和自由派不得不认识到，他们联合左派反对停火导致了惨败。源于此经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中间派开始右转，从而参与了一种当时在德意志社会中全面发生的进程。

德意志国民议会越是明显向右转，它与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的区别越明显，后者中的左翼更强势。在约翰·雅各比（Johann Jacoby，一位来自东普鲁士的民主党人）和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Benedikt Waldeck，一位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党人）的领导下，柏林议会中的左翼在7月就已经反对选举一个无须对德意志国民议会负责的帝国临时元首，此外这也隐含着未来哈布斯堡皇朝皇位继承会有风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柏林政府此后不久拒绝让普鲁士军队按照帝国陆军大臣的安排向帝国临时元首致敬时，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抗议十分微弱。

当九月屠杀发生后，中央权力采取措施以保障议员们不被侮辱，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及其周边地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受到了限制，这让普鲁士左翼有理由谴责帝国内阁重拾德意志邦联的镇压政策。10月24日，瓦尔德克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要求，中央权力颁布的与各国有关的法令在各国经人民代表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一项规程申请仅差一票未获通过，该申请要求将瓦尔德克的提案宣布为“紧急”等级，若能获得该等级，不用事先经咨询委员会协商即可进行投票表决。

普鲁士左翼恰恰在1848年10月对德意志国民议会和中央权力充满敌意，还有另外一个新原因：法兰克福的政府和议会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抗奥地利的反革命进军。9月19日是奥地利革命的历史转折点：7月份被选出的帝国议会——在来自捷克的多数保守议员的唆使下——于这一天拒绝聆听一个匈牙利代表团的陈述。议会从而站在了决定支持克罗地亚人反对匈牙利革命的政府一边。维也纳的极端主义者和驻扎在首都的部队再次以新的起义来回应：这是1848年3月和5月后的第三次起义。战斗开始于一起流血事件：10月6日，民愤极大的陆军大臣拉图尔伯爵被起义者抓获、虐待并最终吊死在一根路灯柱上。其他多数大臣在首相韦森贝格带领下于最后一刻成功逃脱，避免了被捕的下场。

当首都落入极端主义者手中后，皇帝斐迪南带领宫廷侍从逃往波西米亚的奥尔米茨（Olmütz）。自10月11日起，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在咨询其连襟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Fürst Felix Schwarzenberg）后，从波西米亚准备与革命的维也纳一决雌雄。德意志中央权力虽然试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两派间进行调解，但其使者在温迪施格雷茨和韦森贝格那里均吃了闭门羹。同一时间，国民议会的左派代表，其中包括罗伯特·布卢姆，前往维也纳支持起义者。他们是自行前往的，此前国民议会的多数拒绝 宣布声援维也纳的革命。10月26日，温迪施格雷茨——现已是所有奥地利军队（只要它们不在意大利受拉德茨基的指挥或是受克罗地亚省长耶勒契奇的调遣）的总指挥——率领的政府军开始向帝国首都发起进攻。10月31日，维也纳的起义被镇压。参加了街战的布卢姆被迅速判处死刑，11月9日按紧急状态法被枪决。

处决布卢姆显然违反了议员享有豁免权的规定，作为德意志国民议会议员他享有这种权利。虽然国民议会在11月16日正式对这一违法行为提出了抗议，帝国临时元首约翰大公让两位帝国专员转交给奥尔米茨的议会决议却毫无结果，因为国民议会和中央权力手中没有实权。奥地利政府——11月21日施瓦岑贝格成为政府首脑——想与法兰克福一刀两断。其目的不外乎是在哈布斯堡帝国和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它肯定能得到大多数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尤其是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根据10月22日的皇帝诏书，奥地利议会自11月22日起在摩拉维亚的克罗梅日什（Kremsier）召开，上述那些民族的议员掌握着话语权。

对德国左翼而言，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行为是对革命的背叛。这种普遍存在的愤怒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表达得更为激烈。1849年1月，他在《新莱茵报》上谈到南部斯拉夫民族时称他们为“小民族”、“残存的民族”和“民族废料”，它们代表着反革命。他并且威胁道：“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一个月后恩格斯向“背叛革命的斯拉夫民族”（一个判决，只有波兰人被排除在外，塞尔维亚人偶尔也能享此殊荣）宣布了一场“毁灭性斗争与无情的恐怖主义，不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在恩格斯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谈到过“世界大战”。在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新年社论中他得出以下结论：革命只有采取欧洲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的形式时才会胜利。这样一场战争始自法国资产阶级被推翻，然后是英国，经过英国最终必须波及全球。“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

当马克思发出其号召时，中欧的反革命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在霍亨索伦国家，与在哈布斯堡皇朝类似，向反革命的转向9月已成定局。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的是6月组建的以原东普鲁士省长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为首的政府的倒台，这发生在9月8日的普鲁士国民议会上。此前的冲突是一项没有得到执行的8月8日的议会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必须全力反对军官们的反革命行动。腓特烈·威廉四世随后决定，与革命斗法，并在9月11日将其意图写入一份精心制作的战斗计划中。为了顾及政治势力间的关系和公众意见，他暂时必须仅限于组建一个以政治立场适中的将军恩斯特·冯·普菲尔（Ernst von Pfuel）——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他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儿时的朋友——为首的官吏内阁。国王甚至无法阻止新政府——有别于上一届政府——把国民议会的决议以公告形式昭告天下打击军界的反动活动。

不久普鲁士内部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10月12日，普鲁士国民议会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决定，从国王称号中删除“君权神授”一词。如果说议会此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衅了国王，那么第二天另一项决定则让极左派义愤填膺：有关治安维持的法规以一定方式对春季出现的民兵进行了国有化，以避免激进分子利用他们。其后果是10月16日柏林出现了街垒战，虽然治安维护人员很快控制了局面，但国王要求新首相宣布紧急状态，后者不愿意这样做。10月28日普菲尔辞职。

三天后柏林再次发生骚乱，这次是国民议会的一项决议引发的，它否定了瓦尔德克要求普鲁士出面支持维也纳革命者的提案。11月1日公布了国王委任的接替普菲尔的人选：保守的腓特烈·威廉·冯·勃兰登堡伯爵（Graf 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普鲁士国民议会第二天就宣布不信任他。但此举对国王毫无影响，对议员代表要求腓特烈·威廉组建一个得民心的内阁的呼声，或是那位来自柯尼斯堡的犹太医生约翰·雅各比向他呼喊的那句名言——“国王们不愿听真相，那是他们的不幸”，国王同样无动于衷。自从国民议会决议取消君权神授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决心把9月11日的计划付诸行动。他终于走上了那条以保守将军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及其弟恩斯特·路德维希（Ernst Ludwig）——马格德堡上诉法院院长——为首的“阴谋集团”一直敦促他该走的路。

1848年11月9日，罗伯特·布卢姆在维也纳被行刑的同一天，国王下令国民议会迁往哈弗尔河（Havel）畔的勃兰登堡，并休会到11月27日。77位保守派议员和新首相一起离开会议厅后，议会抗议腓特烈·威廉这种类似政变的做法，并在柏林剧院继续开会，直到冯·弗兰格尔将军指挥的部队强行驱散了会议。接下来的会议遭到同样命运，被驱散之前大多数议员决定抗税。帝国内阁和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海因里希·冯·加格恩试图在国王和普鲁士议会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

12月5日，国王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并——不顾其保守派顾问的劝阻——颁布了一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提交的所谓《瓦尔德克宪章》（Charte Waldeck）草案，甚至在众议院的选举方面保留了男性公民的平等普选权。与议会的宪法草案最主要的区别是，国王对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法律保有绝对否决权（《瓦尔德克宪章》仅赋予君主暂时否决权）。第二天，12月6日，勃兰登堡政府宣布1849年1月进行两院选举。新议会的首要任务是对这部由国王推出的宪法进行修改。

借助带有某些“自上而下的革命”特点的政变，腓特烈·威廉四世为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暂时画上了句号。古老的国家权力战胜了革命中产生的新权力，赢得颇轻松。因为大部分城乡人口认为王权的巩固是反对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良药，几乎没有人听从抗税的革命呼吁。大多数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松了一口气。莱茵河地区的企业家古斯塔夫·冯·梅菲森（Gustav von Mevissen）——他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属于“赌场派”——在12月8日的一封信中公开影射加格恩6月24日的一种说法——“王者的大胆举措”。他认为当下有影响力和勇敢的男人已经必须在“新创建的法律基础上与起威胁作用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历史学家达尔曼——他是梅菲森一派的——12月15日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普鲁士国王的做法时，发明了“采取拯救行动的权利”之说法。他进一步要求：针对议会做出的决议，未来的德意志宪法也必须为国家元首留有绝对否决权，而不是仅仅授予他暂时否决权。

尽管普鲁士宪法是强加的，但自1848年12月5日起霍亨索伦国家至少是一个宪政国家：无论德意志国民议会中的温和自由派是否公开这么说，他们均是这么看待此事的。他们同时期待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议会的关系在1849年1月普鲁士大选后能有所改善。在另一个德意志强权国家，哈布斯堡皇朝的多民族国家统一凭借反革命行为也得以实现：这种结构明显有悖于德意志国民议会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打算。如果说11月还有人怀疑施瓦岑贝格侯爵的权位能否坐得稳的话，12月这种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在首相的大力施压下，1848年12月2日治国无方的皇帝斐迪南逊位给其18岁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年轻的统治者应给哈布斯堡皇朝多民族帝国带来一种新的面貌，很难说这将是一种对德意志友善的态度。

在奥地利反革命势力取胜前几天，1848年10月27日，德意志国民议会提出了所谓“大德意志”方案（“großdeutsche” Lösung）——创建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全体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宪法委员会的宪法基本条款草案。根据其第1条，名称毫无争议的德意志帝国由目前的德意志邦联的领土范围构成。石勒苏益格公国的关系和波森大公国的边界走向留待“最终规定”解决。其第2条规定，任何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不得与其他非德意志国家合并。其第3条规定，倘若一个德意志国家与一个非德意志国家有共同的国家首脑，两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共主邦联的性质，即非国家法意义上的关系，而只是王朝的性质。

德意志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在10月底投票原则上赞成大德意志解决方案，但作为代价要求解散哈布斯堡君主国。90位议员在投票时拒绝第3条规定带来的后果。一些发言者建议，应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联邦国家，这个国家应该与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结成邦联。这种理念（一个紧密联邦和一个宽泛邦联）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ösung）的理由是：1848年秋起已很难想象能够以其他方式组建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圣保罗大教堂10月份的辩论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不仅仅有来自非奥地利的德意志邦国的自由主义者如加格恩和威斯特伐利亚省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而且包括保守派的维也纳律师欧根·冯·米尔费尔德（Eugen von Mühlfeld），后者主要是想保存奥地利整个国家的形态。

加格恩特别强调要保存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他在1848年10月26日表示，一旦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与奥地利一道行使使命，即“沿着多瑙河直到黑海推广德意志文化、语言和习俗”，现在前往西方、前往美国的德意志移民就该转向这一区域。德意志民族的天职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主宰世界的民族”，“我们要把那些多瑙河沿岸既不想独立也没权利独立的民族，像卫星一样吸附在我们的行星系统上”。实行小德意志方案绝不意味着要向民族自谦的理念致敬。德意志必须与奥地利一起统治中欧和东南欧，这对加格恩和他的政治盟友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是对1846年去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的符腾堡老乡自由撰稿人与政治家保罗·普菲策尔（Paul Pfizer）一样，后两人在三月革命前就是类似想法的代言人。

“小德意志”方案的典型拥护者是新教徒，他们属于温和自由派，或比较少见地属于适度保守党，他们有财产并受过良好教育，对普鲁士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与信任，这类人在美因河以北要大大多于在南部德意志。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来自非常不同的派别。民主党人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不想对他们使用的“德意志民族”之概念做适应王朝利益的调整，他们放弃奥地利仅仅是由于它与其他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统治者。如何在反革命于奥地利取胜后，还能构建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点当然不清楚。对天主教徒而言，很难认同必须生活在普鲁士和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想法。一些人十分害怕脱离奥地利，并且愿意保留住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以致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目标在他们眼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宪法草案第1条中规定的德意志邦联疆界包括了一些地区，那里不属于或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德语区，即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克恩顿的部分地区，施泰尔马克和克雷恩以及“韦尔什蒂罗尔”。至于生活在那里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不是德意志人，或不想成为德意志人，这并不妨碍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历史上与德意志人有牵连的地方，就该继续属于德意志。1848年5月31日的一份声明仅给予“非德意志部落民生发展”的权利，即其在教会生活、教育、文学、内部行政和司法方面使用的语言享有平等权。的里雅斯特在战略和经济上的地位尤其重要，它应该成为德意志通往地中海的门户：6月20日德意志国民议会威胁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武装部队，进攻的里雅斯特将被视为是对德意志宣战。

国民议会与其他民族的权利在德意志邦联境外的地方亦有冲突。这包括讲丹麦语的北石勒苏益格人和生活在普鲁士的波兰人。经过数天的辩论后，多数议员在1848年7月27日表示，根据邦联议院此前4月24日和5月2日的两个决议，对波森大公国进行如下切割：不仅讲德语的部分，而且也有一些主要讲波兰语的地区，包括波森市划归德意志。来自东普鲁士，在柏林当选的议员威廉·约尔丹（Wilhelm Jordan）是民主党人，1848年夏他改换门庭成为左翼中间派，7月24日他在演讲中替瓜分波兰辩护，认为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公然赞同“丛林法则”和“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只有极左派站在波兰人一边，他们否认波森省隶属于德意志邦联并要求那里选出的国民议会议员退出国民议会。他们的发言人阿诺德·卢格一如既往，要求对欧洲反动势力的主将俄罗斯帝国开战，他断言这将是“最后一战，反对战争的战争，反对野蛮的战争，野蛮就是战争”。

1848年10月底，构建一个紧密联邦和一个宽泛邦联的想法，也就是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邦国统一结成联邦制国家，然后这个国家与整个奥地利再结成邦联，还很少有人赞同，以致加格恩再次撤回了相关提案。一个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11月27日，施瓦岑贝格在克罗梅日什召开的奥地利国会上明确拒绝了德意志国民议会10月27日的决议。他称奥地利的继续存在是德意志和欧洲的需要，只有当焕发了青春的奥地利和焕发了青春的德意志具有了新的固定形式后，才能决定它们相互间在国家层面的关系。在那之前奥地利会忠实地履行自己作为德意志邦联成员的义务。

对大德意志方案的拒绝让德意志国民议会只能清醒地考虑小德意志方案。施瓦岑贝格的讲话葬送了来自奥地利的内阁首相施梅林的职位，12月15日施梅林辞职。加格恩接替他成为首相，接任当选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的是来自柯尼斯堡的爱德华·西姆森（Eduard Simson），他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和加格恩一样是右翼自由主义“赌场派”成员。新任帝国内阁首相马上尝试把其设想的紧密联邦和宽泛邦联付诸实施，但施瓦岑贝格对此毫不买账。

针对大、小德意志方案，奥地利首相提出自己的方案：非奥地利的德意志邦国和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联合。一个由奥地利占主导地位的，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至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邦联，会让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梦想永无实现的可能，所以这个方案在圣保罗教堂遭到愤怒反对。来自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的国会议员格奥尔格·贝泽勒（Georg Beseler），一个土生土长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1849年1月13日说，“在欧洲统治着7000万人口的中央王国”是一个“政治怪物”：“若是我们不接受这个中央王国，欧洲则不会同意，德意志也不会满意。”帝国财政大臣赫尔曼·冯·贝克拉特（Hermann von Beckerath）——和贝泽勒议员一样属于右翼自由主义的“赌场派”——1849年1月12日从施瓦岑贝格的态度中得出结论：“等待奥地利是德意志统一的死穴。”

自1849年初，首先是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议员鼎力支持小德意志方案，也是从这时候起小德意志方案在国民议会中才获得相对微弱的多数票。大多数赞成大德意志方案的人，其政治立场四分五裂，仍旧不愿意与奥地利分道扬镳。但同意小德意志方案者的阵营亦有分歧：赞同选举皇帝者的对立面是主张霍亨索伦王朝的世袭帝制者。因此加格恩毫无把握，通过立宪政治方面的让步能赢得温和左派对自己纲领的赞同，创立一个在普鲁士世袭皇帝治下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

帮助加格恩走出困境的——尽管不情愿——是施瓦岑贝格。在他的怂恿下，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1849年3月7日解散了克罗梅日什的帝国议会，并签署了一部宪法，确定了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包括其匈牙利部分的统一。两天后，奥地利内阁首相以最后通牒形式要求将整个哈布斯堡国家接纳进拟重新创立的德意志国家联盟，组建管理委员会形式的德意志中央权力，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其中应占据领导地位，以及建立由成员国议会代表组成的邦务院（Staatenhaus）。按照施瓦岑贝格的心愿，奥地利的议员在邦务院应该占多数席位。

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直接后果是赞成大德意志方案者阵营的分裂。其中一位迄今为止的代言人，来自巴登的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加入了小德意志方案派并赞同世袭帝制。这给了其他人一个信号来效仿他。此后不久，加格恩和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成功地赢得了以布雷斯劳议员海因里希·西蒙（Heinrich Simon）为首的温和民主派，进行了如下妥协：自由派满足了民主派的要求，未来的国家元首仅仅拥有暂时否决权以及进行民主的普选；为此民主党人于3月27日在全体会议上投票赞成一个缓和版的文本，该文本是宪法委员会对帝国宪法基本条文的建议。据此一个与另一个非德意志国家有共同国家元首的德意志国家，应该具有与该非德意志国家相分离的宪法、政府和管理。维也纳不会同意这些条款，这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德意志国民议会的决议因此是一种加密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849年3月27日的抉择做出之前曾进行过激烈辩论。不同派别的国会议员们警告说，一旦与奥地利闹翻，则有发生内战的危险。来自斯图加特的温和民主党人议员莫里茨·冯·莫尔（Moritz von Mohl）甚至认为可能爆发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这将是一场“德意志北方与南方之间，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执政的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斗争”。极左派虽然不想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但他们想进行另一场战争。其代言人卡尔·福格特赞成整个德意志帝国和整个奥地利的联盟，3月17日他认为时机已到，可以联合波兰与匈牙利进行一场东部和西部之间一决雌雄的战斗。“先生们，这种西方文化抵制东方野蛮的神圣战争，诸位不可让哈布斯堡皇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内斗转移了视线……不，先生们，诸位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这场战争，它应该是一场不同民族之战。”

德意志国民议会对进行“圣战”的呼吁和发生内战的警告都无动于衷。3月27日，全体会议以微弱多数同意将国家元首的头衔委任给一位执政的德意志诸侯，而且其帝王之尊可以世袭。第二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当选为“德意志人的皇帝”。在场的538位议员中有290位投了赞成票，248位弃权。同一天，议长西姆森宣布帝国宪法正式定稿并生效。

1849年3月28日的宪法许诺德意志人一种立宪和议会混合的君主制。由皇帝任命帝国大臣，其治理命令至少须由一位大臣联署，这位大臣因此要承担责任。这里指的是法律上，而不是议会问责。行使暂时否决权的是帝国政府。一项未经帝国政府批准的国会决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是，它在连续三届国民议会任期内以不变的方式被做出。国会决议只能在两院（邦务院和国民议院）达成共识情况下才能形成。邦务院的代表一半由各邦政府代表组成，一半来自各邦人民代表机构的代表。根据选举权国民议院的成员任期三年，选举权由1849年3月27日通过的选举法进行规定：引进了平等、秘密和直接的普选，年满25岁并完全拥有民事权利的男性德意志人均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皇帝有权解散国民议院，他拥有在国际法层面代表帝国和各邦国的权力。他有权同外国势力宣战与媾和、缔约与结盟。

整个德意志军队归帝国政权支配。帝国军队由有权任命指挥官和军官的各邦队伍组成，关于军队的立法权和组织权由帝国行使，它监督有关规定在各个邦的执行情况。只有领海权完全掌握在帝国手中。一个德意志邦在安全方面受到另一个邦的干涉与损害时，帝国有权为维护内部安全与秩序采取必要措施。如果某德意志邦的宪法遭到单方面取消或更改，帝国同样有权进行干涉。

宪法保障了德意志人全面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充分的信仰与司法自由。享受民事和公民权利不以宗教信仰为前提并不受其限制。如果这部宪法生效，任何歧视犹太人的理由都将站不住脚。

德意志邦联的《宪法》和1849年《帝国宪法》（Reichsverfassung）的区别，在基本权利和中央权力与各邦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是显著的。德意志国民议会设计的帝国，有别于1815年的诸侯邦联，是一个法制和联邦制国家。在对外实力地位方面，这部《帝国宪法》若能生效也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德意志邦联对外没有攻击能力，德意志帝国按照国民议会的设想应该成为一个强国，为实现其目标它也可以使用军事手段。

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方面，《宪法》带有危险妥协的所有特性。若是按照温和自由主义者的心愿，皇帝行使的中央权力不仅应该拥有暂时否决权，而且应该享有绝对否决权。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德意志的对外实力地位，避免出现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危险。但即使皇帝仅仅拥有温和民主派所坚持的暂时否决权，他的地位也强大得足以极大限制甚至质疑（宪法中没有明确宣告的）主权在民原则。

由国民议会选举皇帝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理念：这种做法与保守的有关君主制的合法性想法不一致。相反，君主无须负个人责任和皇帝职位可以世袭则有违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思想。1849年宪法在民主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平等的普选权，民主派成功地坚持了这一点。更愿意实行资格性选举的自由派之所以做了让步，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世袭帝制能够和行政部门的权限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同时因为如果他们不让步《帝国宪法》根本无法出台。

3月28日后，宪法的生效取决于一个人：普鲁士国王。当由爱德华·西姆森率领的德意志国民议会代表团于1849年4月3日与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柏林会晤，目的是向他提供皇冠时，后者早已做出决定。这位君权神授的国王不愿接受人民的安排做皇帝。法兰克福决议令腓特烈·威廉不安的不仅仅是国家元首只拥有暂时否决权——此规定看来迟早会过渡到议会体制——让他无法释怀的是新皇冠的民主光环，国王私下称其为“假想的箍，由烂泥和陶土制成”，因为它沾染着“革命的妖气”。

腓特烈·威廉的态度，如果人们从他的想法出发，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倘若他接受了这顶皇冠，那么普鲁士国王与其同行——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皇帝以及欧洲其他首都的君主就有了隔阂。腓特烈·威廉的特立独行将被奥地利视作不友好举动。一旦与普鲁士开战，哈布斯堡帝国有望得到沙皇帝国的积极支持。虽然如此，腓特烈·威廉4月3日的拒绝仅仅是不明确和临时性的。4月27日，他解散了1月选出的众议院，它（和上议院一起）宣布接受《帝国宪法》。第二天，4月28日，国王最终正式拒绝皇帝尊号。与此同时他也拒绝了宪法，此时已有28个邦国政府承认了这部宪法，较大的中等强国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和萨克森当然还没有这么做。

德意志国民议会对来自普鲁士的拒绝无计可施。1849年5月10日加格恩的帝国内阁最终集体辞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巴登，像之前奥地利在4月5日所做的那样——但这是不合法的——召回了他们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议员。在5月20～26日大部分温和自由派议员辞去自己的议席。作为理由，以加格恩为首的65人称，放弃实施《帝国宪法》与已经开始的内战之蔓延相比，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大约100名国会议员，大多为左翼，组成了一个残缺议会，并于5月30日迁往斯图加特。6月18日此议会被符腾堡军方遣散。

65位自由派国会议员在其5月20日的声明中提到的内战就是所谓的帝国宪法运动。它包括在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兵变；5月9日在德累斯顿发生的激烈巷战，参加者中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发生在普法尔茨的反对巴伐利亚统治的共和党人起义以及第三次巴登起义。“五月革命”（Mairevolution）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地方是巴登大公国，那里的一些农民也参加了战斗。积极参与者包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波恩的艺术史学家戈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和他的学生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后者后来在美国的军界和政界均成为名人。在巴登甚至正规部队都支持起义者。在卡尔斯鲁厄成立了革命政府；利奥波德大公经阿尔萨斯逃往美因茨，在那里请求普鲁士提供军事援助。该请求被接受：普鲁士军队，在仍旧存在的中央权力的军队支持下，像在萨克森和普法尔茨一样以格外强硬的手段恢复了巴登的秩序。直到7月23日拉施塔特要塞投降，第三次巴登起义才最终被镇压下去。在德意志西南部指挥普鲁士军队的是 国王腓特烈·威廉的弟弟——“霰弹亲王”威廉，22年后他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

参加帝国宪法运动者的初衷各不相同。对腓特烈·威廉四世之抉择的愤怒与共和党人拒绝世袭帝制是两码事。在巴登反对新引进的义务兵役制和对新兵进行的不寻常的训练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人参加战斗，是因为他们想抗议现存的普遍统治关系，或是格外反对社会贫困。从军事上看，根据1849年春天的状况，起义没有成功的可能。政治形势也不利：自由派中产阶级对普鲁士国王的态度的确非常失望，但他们不愿因此与激进派联手反对现存国家。帝国宪法运动追求国家目标，然而它却没有必不可少的全国性组织来实现这些目标。试图通过人民起义来拯救德意志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黄粱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