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遭镇压

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的过程要比在德意志长。1849年3月12日撒丁尼亚-皮埃蒙特国王再次与奥地利开战。但仅仅10天之后，拉德茨基就在诺瓦拉（Novara）给皮埃蒙特部队以毁灭性重创。卡洛·阿尔贝托国王把这场战争完全当作自己的责任，他退位并流亡。其长子，新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ktor Emanuel II.）于3月26日签署了停战协定。1849年8月6日在米兰签订的和约虽然让王国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赔款包袱，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的疆界却保持了战前的状态。作为对和约的补充，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许诺对站在皮埃蒙特一方作战的大多数起义军实行特赦。维也纳的温和政策是出于清醒的权衡：人们期待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会比其父更为谨慎地执政。年轻的国王在5月就为人们的这种估计提供了证据，当时他不顾议院中左翼多数的反对，任命了以阿泽利奥（Azeglio）侯爵为首的温和派内阁，此内阁后来谈判促成了和平条约。

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1849年春代表旧秩序的势力也全面复辟。在托斯卡纳，以前温和自由派曾取代了激进派，奥地利军队让大公爵利奥波德二世重返宝座。同一时期，险些陷入一片混乱的西西里岛，被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二世重新夺回，他是在那不勒斯执政的两西西里国王。在庇护九世的请求下，除了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也出兵干预教宗国，以帮助教宗恢复其在尘世的统治。6月中旬，法国开始炮轰罗马。2月8日宣布成立的罗马共和国约1900名士兵和志愿者在加里波第领导下，与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对垒，后者的队伍此时已经增加到35000人。7月3日，罗马被征服者占领。就在同一天的几个小时前，7月1日通过的宪法刚刚在坎皮多利奥（Campidoglio）山丘上被庄严宣布。大多数重要共和党人逃往皮埃蒙特。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在那里临时停留：3月5日来到罗马的马志尼再次返回伦敦，加里波第则转道前往美国。

罗马陷落七周后，8月22日，其他一些在革命时期出现的意大利共和国在被长期围困后也不得不投降。威尼斯在造反者撤离城市五天后被奥地利军队占领。这是意大利革命的最后一次失败，但不是意大利为自由和统一而战的终结。此后这场战斗必须在1848/1849年的经验框架中被审视，这改变了它的性质：民族运动与教宗之间结盟的新教宗派梦想结束了，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自身的力量没有强大到把意大利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共和党阵营鲜有机会赢得全国的支持。

此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前途就全部取决于结盟和巩固联盟。向外它要争取与那些有兴趣削弱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国家合作。对内它一方面要与复兴运动的温和派势力结盟并要试图阻止激进民主派的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在以大地主为主的，经济欠发达的“意大利南部”，要让人们接受工业发达的北方的领导，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现代的意大利民族。相应的见解必须在民族运动中发扬光大。为自己提出的双重任务——同时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自由，被证明是自由和民主力量自视过高。一旦民族运动明白了它为什么失败，它就可以希望在下一次尝试时能够摆脱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和结束山河破碎的现状。意大利过去的局面不会继续维持，对此1849年夏各派爱国者坚信不疑。他们有理由心怀希冀：与两西西里王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不同，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在1849年后仍是宪制国家。

与意大利北部情况不同，奥地利的力量不足以在匈牙利镇压革命。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在短时间内马扎尔人的独立运动看上去似乎已经要结束。12月30日匈牙利人在佩斯和布达附近失利，此后首都被放弃，主要政府机构和议会暂时迁往更东边的德布勒森（Debrecen）。但在由3000名波兰和斯洛伐克志愿者组成的军团以及两名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Józef Bem）和亨利克·邓宾斯基（Henryk Dembinski）的支持下，匈牙利人在1849年春再次发起进攻，4月夺回佩斯，5月21日占领布达。

国防委员会主席科苏特·拉约什利用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走了一步在政治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棋，一直以来激进派就敦促他这么做：他说服德布勒森的国民议会在1849年4月14日做出匈牙利完全独立的决议，从而给奥地利于3月4日强加给匈牙利的帝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匈牙利在历史上所获得的独立性几乎丧失殆尽——以恰当回应。4月19日独立宣言发表，作为与哈布斯堡皇朝彻底决裂的理由，宣言历数了该王朝对匈牙利的所有不公正待遇。在4月14日同一次国民议会上，科苏特全票当选总统，从而成为国家元首。

科苏特所希望的、独立宣言能够带来的外交效果并未出现：西方列强英国和法国不承认匈牙利，当沙皇尼古拉一世5月9日许诺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时，没有发生国际抗议。俄国的干预并不是独立宣言引起的后果，早在4月14日之前干预就已被敲定。2月沙皇帝国就已在锡本布尔根为奥地利人提供军事援助，俄奥联军后来在3月11日被贝姆将军的队伍在赫尔曼施塔特（Hermannstadt）打败。

从那时起，沙皇就坚持进行大规模综合干预，但奥地利必须正式公开向他提出请求。5月1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根据尼古拉沙皇的愿望公开向他请求，“在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战斗中”提供武装援助。6月17日，俄国军队在伊凡·帕斯克维奇（Iwan Paskewitsch）侯爵的率领下越过匈牙利边境。俄国军队一共有约20万人和600门大炮。加上奥地利人与耶勒契奇指挥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盟军共有至少36万人和至少1200门大炮。匈牙利人有超过17万名士兵和500门野战炮。

匈牙利领导人试图发动人民起义，以一场“圣战”来对付俄国的干预，包括号召农民坚壁清野，但这些号召无人理睬。科苏特对欧洲和美国的呼吁也没有得到回应。法国国民议会在左派的推动下虽然在7月12日表示了对热爱自由的匈牙利的同情，但此决议并未影响政府的行动。1849年6月到10月的外长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罗素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视匈牙利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并认为这是欧洲均势的保证；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甚至通过外交渠道敦促俄国人尽快采取行动（和奥地利在胜利后要大度）。相反，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准备满足科苏特的愿望（后者曾在5月6日致信前者），承认匈牙利。一位华盛顿的特使应该弄清匈牙利是否真的独立了，但他却未能到达维也纳以外的地方。只有丹尼尔·马宁（Daniele Manin）领导下的威尼斯共和国视自己为马扎尔人的盟友。但1849年6月3日签订的《共同防御联盟》（Schutz und Trutzbündnis）自然只是一纸空文：匈牙利武装部队被亚得里亚海阻断，威尼斯已被奥地利人围困。

7月匈牙利国民议会通过给予锡本布尔根的罗马尼亚人和其他非匈牙利民族广泛权利——条件是他们不要求自治——以及解放犹太人法案，来赢得他们参加争取自由的战斗。但为了取得所期待的效果，这些让步来得太晚了。1849年夏匈牙利的军事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科苏特和军队指挥官格尔盖伊·阿尔图尔（Artúr Görgey）将军分别以竞争方式与俄国人展开了秘密谈判，科苏特甚至愿意把圣伊什特万王冠呈献给罗曼诺夫皇朝。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和锡本布尔根被俄国人击败；8月9日在他领导下的匈牙利人于蒂米什瓦拉（Temesvar）遭到毁灭性惨败，对手是尤利乌斯·冯·海瑙（Julius von Haynau）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两天后认为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格尔盖伊在几位部长的支持下强迫科苏特辞职，同时让即将离任的总统把他的一切权力移交给自己。

格尔盖伊的投降最初只是部分投降，于1849年8月13日发生在维拉古什（Világos）。向俄国人投降，匈牙利人希望俄国人对待他们会比奥地利人好一些。俄方确实为匈牙利士兵说情，让奥地利人赦免他们，但没有成功。在维拉古什投降后的日子里，在格尔盖伊的要求下其他大多数匈牙利指挥官也放下了武器。贝姆拒绝投降并带领部分队伍逃往奥斯曼帝国。前往那里的还有科苏特及其追随者，他是装扮成一名波兰伯爵的跟班逃脱的，并从此不屈不挠地指控格尔盖伊叛国。在9月27日谈判出有利的条件后，匈牙利最后一座要塞科默恩（Komorn）放弃了抵抗奥地利人的战斗。1848/1849年匈奥双方阵亡士兵的数字估计为各5万。俄国统计的阵亡数字是543人，受伤人数为1670，另有1100人死于霍乱。

战争之后来的是报复。海瑙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决心一劳永逸地打消匈牙利人对独立的热爱。军事法庭宣布了严厉的处罚：无数人被判处死刑，许多人遭终身或多年监禁，还有人必须在刑罚营服苦役。据报道，共有120人被执行死刑，此外还有一些人是被非正规部队按紧急状态法处决的。奥地利军事法庭指控匈牙利前首相包贾尼伯爵，说他用自己的行为纵容了1848年9月对皇帝任命的匈牙利最高指挥官兰贝格伯爵的谋杀，一个月后奥地利陆军大臣拉图尔被害他也难逃干系。包贾尼被判处死刑，尽管法官们曾建议减刑为终身监禁，在施瓦岑贝格和海瑙的坚持下，他在自杀未遂后于1849年10月6日被处决。他最后的话是用三种语言向奥地利猎兵行刑队发出的命令：“前进，猎兵们，祖国万岁！”（Allez，Jäger，éljen ahaza！）

匈牙利的自由斗争给予哈布斯堡帝国的打击比意大利人的更深。维也纳认为拥有匈牙利是奥地利作为大国的立国之本，所以马扎尔人对独立的追求被认为是叛逆。放弃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奥地利仍可生存，但它不能放弃匈牙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人对匈牙利人要比对意大利人下手更狠。马扎尔人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中欧革命走到了尽头，1849年10月3日科默恩要塞的投降，还标志着1848年1月开始于巴勒莫和一个月后发生在巴黎的欧洲自由运动的最后一座堡垒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