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行政权的独立：法国走向第二帝国

在两个欧洲大陆国家，1848年革命直接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1850年代初：它们是法兰西和德意志。1849年6月13日对游行示威进行镇压后，在法国出现了一个激烈打压反对党活动的时期：新闻和集会自由受到限制，对罢工的禁止（1791年起存在《勒沙佩利耶法》）在1849年11月底更加变本加厉。10月31日，总统路易-拿破仑解散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秩序党”内阁——自1849年6月起托克维尔在其中担任外交部长——任命了一个新的，由他直接领导的内阁，其成员中不再有“秩序党”的人。政府更迭的背景是“罗马问题”：法国在春季出兵罗马后，通过在当地驻军保证了教宗的世俗权力；路易-拿破仑不赞成庇护九世粗暴的反自由主义政策，他指责巴罗政府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

此后议会使尽浑身解数，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显得比总统“更反动”：1850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三项法案，一是把大学置于一个政教合一的委员会的监督下，二是增强了对中小学教师的监视，三是允许创建教会的小学和中学。对法兰西共和国更大的挑衅是：1850年5月31日废除了平等的普选，此后只允许三年内有固定居所的纳税人参选，这样短工、漫游的学徒和很多仆人就失去了选举权，选民人数从而减少了三分之一。

新的选举法只有经总统签署才能生效。路易-拿破仑做了议会多数期望他做的事，但他这么做的意图是，日后再强迫国民议会就范，同意恢复平等普选权，并最终将国民议会踢出局。根据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任期结束于1852年5月，没有直接连任的可能。所以路易-拿破仑必须创造有利于修宪的条件。通过巡视各省——其中包括里昂和阿尔萨斯——以及在当地知名人士面前演讲，他巩固了通过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所赢得的支持。波拿巴分子在臭名昭著的“十二月十日协会”（Gesellschaft des 10. Dezember）——其新创建的私人军队的支持下，收集请愿书的签名，此请愿书请求国民议会修宪，以便总统能够连任。1851年7月19日相关提案在国民议会虽然获得微弱多数票，但正统王朝派和左翼共和党人的反对令其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四分之三多数票。

路易-拿破仑从此唯一能够采取的手段就是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了。此前多年他一直向军队积极示好。为了让人民群众站到他这边，总统于1851年11月4日在国民议会要求取消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选举法，恢复普选。议会以355∶348票的微弱多数拒绝了这一请求，这无形中给了路易-拿破仑一张王牌：现在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想连任的愿望与民众要求民主选举权的呼声联系在一起。

政变发生在1851年12月2日，即拿破仑加冕和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周年纪念日。它始自一份在全国范围内张贴的公告：总统在其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根据1848年宪法此举即构成叛国罪）；他再次引进平等的普选权，并宣布将公布新宪法，此宪法应通过全民公决批准。许多左派代言人和秩序党著名代表（其中包括卡芬雅克和尚加尔涅将军）被逮捕，不久后托克维尔、巴罗和前教育部长法卢（Falloux，1850年3月法案的倡议者）在站出来反对政变后亦遭逮捕。出乎总统的预料，人们普遍反对他的做法，不光在巴黎那些12月3日和4日出现街战和路障、主要居住着手工匠人和无产阶级的街区如此，而且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们亦然。到12月4日军队镇压了大城市（其中包括图卢兹和马赛）的动乱尝试，到12月10日较小城镇的骚乱也被平息。被捕者数目上万，他们不得不长达数月地等待审判。

1851年12月21日和22日，路易-拿破仑通过公投使自己的政变合法化。年满21岁的法国男子被号召去投票，通过他们的赞成票路易-拿破仑将获得权威，公布12月2日宣布要推出的宪法草案。750万人听从了号召，64万票反对，150万人弃权。从此路易-拿破仑可以自称是“700万人选出的”。其自1851年12月使用的“王子总统”头衔已经暗示了总统的下一个目标：恢复帝制。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在很多方面是在模仿拿破仑·波拿巴在共和八年的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通过那次政变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52年前的政变没有流血，相同的是那一次宪法秩序也是被一个篡位者以暴力强行打破的。这次军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两次政变后都进行了全民公决，就这样为暴力行为披上了一件民主合法性的外衣。

与其伯父不同，这位王子总统自然没再把新宪法交付表决。在序文中提到，法国人民通过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表决已经把此权力的执行委托给总统了。根据1852年1月14日的宪法，总统事实上是唯一的统治者。他独自享有立法动议权和赦免权，司法判决权以他的名义行使。经普选选出的立法机构只能对法案进行咨询与通过，但不能通过修改来补充。一个由红衣主教、元帅和和海军上将组成并由国家元首任命的参议院，有权反对那些限制公民自由或危害国家领土防卫的法律；它被允许在发生争议时对宪法进行解释或补充，以及规范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的宪法。立法提案与行政法规可以经一个由总统任命和领导的专门机构提出。各党派的势力，特别是左派的权势应该被打破，其方法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不再允许通过候选人名单选出，而是通过多数选举法，这对地方和区域知名人士有利。由于各省只分配到几个议席，与大城市的选票相比，农村和小城镇的选票更具特权。1852年2月29日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只有8位（5位正统王朝派，3位共和党人）成功进入议会。他们全部自愿放弃了议席。

马克思在1852年初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一书中，试图从社会学角度解释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1850年5月31日的取消平等的普选权因此是“资产阶级的政变”。但资产阶级对秩序的需要借此还远远未能得到满足。工业资产阶级厌倦了秩序党在议会的吵吵闹闹，金融贵族已经转向波拿巴主义。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接近了一种认识，即他们要想得到自己的社会权力，就得放弃通过议会直接行使其政治权力，而是要让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权来保护自己。

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路易-拿破仑的国家权力自然不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充分概括所言，波拿巴代表的是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事实上，1849年5月国民议会选举时共和国总统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支持已经比1848年12月总统大选时弱得多了。）路易-拿破仑在12月2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农民暴动的完成——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曾被他描绘成农民暴动。然而路易-拿破仑的农民选民无法决定其政策的内容。“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假设，现代国家权力“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以路易-拿破仑为例分析行政权独立的现象，这不再是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可以推导出的，而是具有高度自治性。国家独立性的先决条件在法国是现代社会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明确的权力关系。恩格斯在1852年初比马克思更为绝妙地表述了这种事态：“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

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虽然没能消灭阶级斗争，但它暂时阻止了其“血腥爆发，这种爆发是这个或那个阶级为了夺取政权，或者捍卫政权时不时所进行的努力”。“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首先甚至对互相竞争的阶级有利。被迫和平解决彼此的矛盾，像英国长期以来惯常的那样，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能为“新的、决定性战役”积聚力量。“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

路易-拿破仑这个家伙，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理论上本是不该出现的。他的统治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假设在难以预测的时间内不成立了：国家不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而是独立的权力；阶级斗争只能以受到法律限制的、和平的、不再是暴力的形式进行；什么时候将会出现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民主没有帮助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是先帮助资产阶级，然后帮一个篡位者取得了胜利，后者先倚仗军队的支持，事后通过成功地呼吁人民再次合法取消议会制度。这就是法国1848～1851年间的发展。至于法国的例子能否在欧洲得到效仿，“波拿巴式”统治会不会在欧洲蔓延，1852年初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段时间可预见的是王子总统会变成皇帝。路易-拿破仑将其官邸从爱丽舍宫迁往杜伊勒里宫，让人们称他为“殿下”（Son Altesse Impériale）。邮票和钱币上出现了他的形象，公共建筑上的题词“自由，平等，博爱”消失了。1852年8月15日巴黎隆重纪念了拿破仑的诞辰，他若活着将是83岁，《民法典》再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在各省和巴黎巡视时，总统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皇帝万岁！”的呼声。

1852年深秋，路易-拿破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迈出宣告第二帝国成立的最后一步了，对此他曾一再犹豫。11月7日，参议院决议恢复皇帝称号。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王位将传给其直系、婚生的男性后代，如没有直系男性后代则传给其养子。（路易-拿破仑当时还没有结婚。）1852年11月27日，780万法国人共同同意建立第二帝国，253000票反对，200多万人弃权。12月25日的另一个参议院决议对1852年1月14日的宪法根据新的条件进行了修订。

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因此正式结束。正如拿破仑一世的帝国从1789年革命中出现一样，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最终导致创建了路易-拿破仑——第一位皇帝的侄子——之第二帝国。它将存在近18年，比第一帝国（10年）和第二共和国（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它时，它存在不到4年）的寿命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