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西方与东方：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后果

1854年3月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五年前曾险些发生：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1849年夏天，俄国迫于英国和法国的压力，最终没有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式要求，让其交出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逃往奥斯曼帝国的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1853年5月，土耳其再次面对来自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式要求。尼古拉一世想让奥斯曼帝国承认其作为苏丹之所有基督徒臣民保护人的地位，这会为他创造干涉土耳其内政的机会。高门再次拒绝向俄国的建议低头，作为对其立场的支持，西方两个强权大国——英国和法国派遣其地中海舰队驶入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军事示威。

沙皇俄国对此并不买账，并于1853年7月初占领多瑙河流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这两个国家名义上仍是土耳其的附庸国：此举让欧洲的公众舆论反对俄国。其他大国尝试在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1853年7月31日的《维也纳照会》（Wiener Note）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其中所包含的建议（即土耳其应该确认此前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臣民的契约承诺，尤其是维持巴勒斯坦的宗教现状，也就是说在事先没有与法国和俄国进行沟通的情况下不得改变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圣地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合法权益）虽然得到沙皇俄国的认可，但高门迫于伊斯兰教领导人的抗议和越来越高的圣战（Dschihad）呼声拒绝了此照会。1853年10月4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

跟1840年一样，“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政治的焦点。在沙皇宫廷，人们坚信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欧洲列强对它的瓜分指日可待。在英国产生了意见分歧。联合内阁首脑——保守的首相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愿意与沙皇俄国修好，因此不准备对俄国掣肘。相反，时任内政大臣——自由派巴麦尊勋爵认为，一旦土耳其收缩到小亚细亚，俄国完全控制了黑海、马尔马拉海（Marmarameer）及其海峡，大不列颠在地中海东部——从长远来看还包括对印度——的主权以及英帝国的世界地位都会陷入危险。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作为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的重要性，因此长期担任过外交大臣的他竭尽全力使国内的公众舆论同意与俄国开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让人们认同其最重要的战争目标：保护奥斯曼帝国并令其具有生存能力。

自从1853年10月，当拿破仑三世开始让其国家准备与俄国开战时，其动机与1852年10月9日他信誓旦旦地允诺和平时已截然不同。当年的“王子总统”在波尔多曾说过一句多次被引用的话：“帝国即和平。”对当了皇帝的他而言，重中之重是要联手英国让法国走出外交上受孤立的境地——正是在他的统治之下法国陷入了这种处境——此外要尽可能逼迫俄国恢复波兰的独立国地位，至少要最终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形成的政治格局。另外他还希望天主教会能成为自己更紧密的合作伙伴，为此他要与沙皇争夺巴勒斯坦圣地保护者的地位。

让两个西方强权国家最终决定以武力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重要推动力，是1853年11月30日土耳其舰队在锡诺普（Sinope）被歼灭。1854年3月12日英国和法国与苏丹签署一项同盟条约，最后通牒之后西方列强于3月26日向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了。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因为克里米亚半岛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军事上的决定性事件是对固若金汤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几乎长达一年的围攻，1855年9月同盟国联军（自1855年1月起也包括来自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军队）攻克该城。

奥地利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有时看上去似乎要站在西方列强一边。布奥尔（Buol）伯爵——他是1852年4月去世的施瓦岑贝格的继任者——1854年12月2日与英国和法国签署的一份反俄盟约，似乎表明了这种倾向。但鉴于奥地利在1854年4月与普鲁士签订的攻守同盟，维也纳不愿独自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赞成普鲁士参与反俄战争的有柏林的温和派保守阵营，他们是以周刊党（Wochenblattpartei）为代表的自由保守派并得到王储威廉亲王的支持；而高度保守的秘密顾问团则希望与俄国联手；第三方则主张严格恪守中立，属于第三方的有普鲁士首相冯·曼陀菲尔和奥托·冯·俾斯麦，自1851年7月起后者是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德意志邦联的代表。

当俄国按照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于1854年8月撤离多瑙河公国后（此后这里根据一份1854年9月与土耳其签署的协约由奥地利占领），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最终也选择了第三方立场。其态度的转变也是因为奥地利在1854年12月2日与英法两国签订反俄盟约之前并未征询普鲁士的意见。1855年2月俾斯麦在邦联议会让奥地利遭受了一次外交惨败：邦联议会没有按照维也纳的要求进行战争动员，而是根据普鲁士的提案准备抵抗来自任何方向的危险，这意味着宣布武装中立。这首先确保了两个德意志强权国家不参与克里米亚战争。

按照持续时间和参战士兵的人数来衡量，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和现代历史中损失最大的战争之一。德国历史学家温弗里德·鲍姆加特（Winfried Baumgart）给出的死亡总数是24万人，这还不包括大约50万人的“自然”死亡数字。死于疾病、饥饿和寒冷的士兵人数超过在战斗中牺牲者数目数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B.埃杰顿（Robert B. Edgerton）称克里米亚战争为“糟糕的军事指挥、官僚误事和医疗护理欠缺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严苛的评判（至少就最后一点而言），当然也会得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认同，这位英国护士在克里米亚战地医院希望为伤员提供快速和有效的救助，并通过其不懈的努力成为现代战地护理的一位先驱。

克里米亚战争首先是一场经典的内阁战争：各国政府出兵参战，其理由虽然与最高国家利益有关，但并非直接为了保卫祖国。这样一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就更为重要，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及与他们观点相近的各种报纸积极参与，因为在遥远的克里米亚进行的这场战争看上去关系到西方的自由和东方的压迫之间的世俗较量。倘若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参加了这场战争的话，它将扩大为一场欧洲大战，而且很可能会带有1848年左派所敦促的某些战争特质，即反对反革命独裁霸权的解放战争。事实上欧洲仅仅是因为以下原因才成为这场战争的战场：英国军舰轰炸了赫尔辛基的门户汉科（Hangö）港和芬兰城堡斯韦堡（Sveaborg，芬兰语：Suomilinnen），烧毁了波的尼亚湾（Bottnischer Meerbusen）附近的一些沿海地带，并支持一支法国舰队炮击和占领博马松德（Bomarsund）海上要塞，该要塞位于（沙俄治下芬兰大公国的）奥兰群岛（Aaland-Inseln）。

斯堪的纳维亚和普鲁士新闻界对同盟国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为做出了极具批判性的评论，但这对大不列颠公众舆论的影响要比来自克里米亚的诸多战地报道小得多，这类报道向报纸读者公开描述塞瓦斯托波尔阵地战中士兵们遭的罪，让他们了解补给和伤员护理方面的严重不足之处。相反，法国的书报审查制度让政府得以阻止它不愿见到的有关前线之负面新闻的传播。克里米亚战争作为第一次“媒体战”是一件非常现代的事件。具有现代性的还有英法联军大量使用的火炮和不久前所发明的长距离步枪。正是这种技术现代化方面的领先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西方列强抵消了其漫长海上交通线所带来的劣势。反过来，俄国方面虽然距离战场更近但获益并不多，因为俄罗斯帝国的铁路网远远不能满足迅速运输战局所需要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去前线的要求。美国工程师的帮助（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对俄国所提供的援助的一部分，为的是阻止英国更强大）来得太晚了，以致此缺陷未能及时得到弥补。

按照1855～1858年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的心愿，战争还应持续更长时间，直到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被征服，俄国人的实力比1855年底的实际情况得到更持续的削弱后。然而，当俄国人在塞瓦斯托波尔沦陷数周后于1855年11月28日征服了位于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要塞城市卡尔斯（Kars）时，拿破仑三世则倾向于尽快缔结和约。为结束战争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维也纳。1855年12月28日，哈布斯堡帝国政府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接受一系列和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黑海的中立化。1856年1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年2月去世的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和继任者）在经过与枢密院协商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他若不这样做，不仅会与奥地利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哈布斯堡帝国极有可能会介入这场战争，德意志邦联和普鲁士也可能参战。由于俄国在军事上几乎无法承受联军阵营如此扩大，此外它也濒临金融崩溃，所以根本无法拒绝此最后通牒。

1856年2月25日和谈在巴黎开始。选择巴黎作为这次和谈的地点，是对法国政府的一种致敬，上一年9月8日其军队攻克了马拉科夫-库尔干（Malakow-Kurgan），迫使俄国人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也是法国皇帝的个人胜利。1856年3月30日《巴黎和约》（Friede von Paris）签字。俄国把多瑙河三角洲连带南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的一小部分割让给摩尔达维亚公国，从而失去了对多瑙河航道的控制，这条航道被宣布为自由航道。同时圣彼得堡还放弃了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之保护者的角色，这两国的地位以后再做安排。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的庇护者角色由所有欧洲列强接手，土耳其方面保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平等权利。最令俄国痛苦的是有关黑海的规定。它被中立化：不允许俄国和土耳其在那里拥有海军舰队，也不得部署军事设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仍然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驶入。西方列强在拆毁港口建筑和防御工事后把塞瓦斯托波尔还给俄国，俄国则将卡尔斯还给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承诺不在奥兰群岛修筑防御工事。

俄国明显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输家，但仍维持着其无可争议的大国地位。这也是因为，沙皇帝国在战争的辅战场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Halbinsel Kamtschatka）面对英法海军力量的进攻表现出色。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立即开始扩大其在高加索的统治，然后在1880年代又征服了中亚。获胜的超级大国英国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历史形成的“熊”与“鲸鱼”之争仍会继续存在。英国与俄国的竞争重点只是进一步东移，从奥斯曼帝国转向波斯、阿富汗和中国。

另一个战胜国法国未能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从而部分重绘欧洲的地图。不过拿破仑三世的威信在巴黎和谈时达到了巅峰：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让皇帝感觉自己现在成了欧洲的仲裁者。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参战是希望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实现在其领导下的意大利统一。1856年该国首相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遭遇了极大的失望：当他首次在巴黎和会的聚光灯前走进欧洲公众的视线时，他发现这一目标仍旧和过去一样遥远。然而，都灵可以希冀至少法国会站在自己一边，如果将来有机会将亚平宁半岛从哈布斯堡皇朝手中解放出来的话。另一战胜国土耳其虽然在西方列强帮助下才度过危机，但1856年获救后它与欧洲各列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对两个没有积极参与的大国意义也是重大的。1856年后奥地利必须为其亲西方政策付出代价：此后俄国不再视其为盟友，而是当作敌对的大国，并采取相应态度来对待。普鲁士从中受益，其一开始显得有些软弱的中立立场事后看起来却恰恰是清楚和正确的：1856年后，霍亨索伦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沙皇帝国与其保持着最友好关系的大国。奥地利的弱化也让其他人受益。自从维也纳不能肯定会得到俄国的支持后，它对1848/1849年最顽强地反抗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两个民族——生活在伦巴第-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人和多民族帝国匈牙利部分的马扎尔人——态度和缓了许多。

1856年的《巴黎和约》令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和平秩序成为历史，与维也纳体系一起寿终正寝的还有神圣同盟留下的习惯：三个保守的欧洲东部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偶尔会协同行动。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国家体制的革新程度要超过1848/1849年的事件对欧洲社会的改变。1853～1856年的战争影响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倘若1855年撒丁尼亚-皮埃蒙特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盟友，加富尔大概就无法在1859年与法国结盟从而成功赢得统一意大利的战争。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隔阂是维也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推行的政策的结果，这帮助俾斯麦在1866年和1871年通过两场战争（先是针对奥地利，然后针对法国）以普鲁士方案解决了德意志问题。

吸取失败的经验，俄国将其向外扩张的方向转向远东，在国内于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从而为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推动力。“沙皇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坚信舍此帝国无法作为超级大国生存。土耳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类似判断，这使其加大了内部改革的力度。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运动的创始人）于1839/1840年引进了一系列措施：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安全，设立公开审判制度，实施西方模式的刑法。1856年2月，马哈茂德之子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接着颁布了《哈特-艾·于马云》（Hatthümayan）法令，给予基督徒和犹太人与穆斯林同等的公民权。此后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米利特”（Millet）——非穆斯林宗教社区——内建立自己的学校，当然要受到国家的监督。此外酷刑被废除，造币体制得到改革，允许成立银行。因此克里米亚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两个非西方国家——俄国和土耳其社会一定程度的西方化。

《巴黎和约》后欧洲的“东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持续衰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巴尔干问题上伊斯坦布尔和圣彼得堡之间，以及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仍旧存在利益冲突。然而，“东方问题”并非人们从一开始就怀疑1856年的国际秩序能否像1815年的体系那样维持四十年之久的唯一原因。克里米亚战争的真正赢家拿破仑三世，受到其军队旗帜之荣誉的鼓舞，想继续以军事胜利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一种危险的打算，但波拿巴家族的第二位皇帝比第一位更富赌徒色彩，因此他抵挡不住诱惑，把刚刚赢得的东西再拿去赌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政治家是不会冒这种险的。1856年后，为了能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帝国的巩固和扩张上，大不列颠对欧洲大陆的关注大为减弱。其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亦有欧洲以外的原因：这主要是亚洲的发展，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那里的发展就吸引了伦敦政府的全部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