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帝国主义（一）：从迪斯雷利到格莱斯顿

在1870年代，英国人仅改换了一次他们的政府：在1874年2月的下议院大选中托利党战胜了自由党，选区大小的不平衡对保守党有利，而总共获得了更多选票的自由党反而处于不利地位。本杰明·迪斯雷利取代威廉·格莱斯顿出任首相。数年前，这位保守党领袖已经明确提出三个他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捍卫英国的机构，特别是王室、上议院和英国国教；维护大英帝国；改善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1872年6月24日，在伦敦水晶宫的一次讲话中他指责自由党人在其统治期于上述三个领域中全部失败，尤其是在第二项任务方面。如果说“解体帝国”的尝试没有成功，那仅仅是因为各殖民地对母国怀有的同情。没有哪位大臣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如果他贻误了机会，“尽一切可能重建殖民帝国，并回应那些来自远方的同情，后者”能够成为“这个国家无比强大和无比幸福的源泉”。

巩固帝国对迪斯雷利而言是其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自由党人领导下，英国袖手旁观了因普法战争而导致的欧洲大陆的均势被打破。英国无法逆转此事，但如果它想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那它就必须在必要时主动捍卫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主权和全球利益。这方面的重要第一步是：迪斯雷利于1875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机构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购买以前由埃及总督伊斯梅尔（Ismail）握有的股票，让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多数股权从法国人手中转到英国人那里。次年，1876年迪斯雷利不顾自由党人的强烈反对，乐于看到维多利亚女王实现愿望，接受“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的称号。英国统治者在礼遇方面的这种升值不仅要打动印度人，而且要威震俄国，后者正继续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发生东方危机的过程中，迪斯雷利比其外交大臣德比勋爵更加果断地追求英国的利益，甚至不怕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1876年夏，首相先是认为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大屠杀新闻报道不真实，然后又觉得有些夸张。此举引起强烈抗议，抗议的领军人物是他的老对手威廉·格莱斯顿，后者写了名为《保加利亚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的小册子。一些批评者竟然提到迪斯雷利——此时已受封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犹太血统，认为显然是这种血统阻止他同情巴尔干的基督徒。格莱斯顿偶尔也说过类似的话。

首相不为流言所动。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和其完整性出于“均势”原因对他如此重要，所以他在俄土战争中于1877年秋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是除了俾斯麦以外的主导人物。他认为自己外交上的最大成功是拆散了德、奥、俄的三皇联盟。沙皇帝国看来至少暂时受到了孤立。

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和英国的竞争焦点比以前更多地转移到中亚。1870年代沙皇帝国成功地在那里把此前独立的伊斯兰希瓦（Chiwa）汗国和布哈拉（Buchara）改变为属国。俄国因此成为阿富汗的邻居并离英属印度更近了。1838～1842年间，英国曾试图通过占领阿富汗来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但遭到了英国殖民历史中最可怕的失败：约17000人的部队及其平民后勤人员全部被歼灭，运输队中唯一生还的成员是一名军医。1876年英国人占领了阿富汗以南的俾路支地区（Beludschistan）。当阿富汗的埃米尔谢尔·阿里（Emir Sher Ali）于1878年允许在喀布尔建立俄国而不是英国公使馆时，印度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自作主张诉诸武力。谢尔·阿里在英国人取得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的最初胜利后，逃往1867年以后被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1879年5月他的儿子雅库布（Yakhub）汗同意在喀布尔设立英国公使馆。

近四个月后，即1879年9月3日，英国公使路易斯·卡维戈纳里爵士（Sir Louis Cavignari）和他的工作人员被哗变的阿富汗士兵杀害。英国的反应是军事上成功的一场惩罚行动。经过第三次阿富汗战争，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ch）穿过的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缓冲国，与英国有了密切渊源。英国在与沙皇帝国进行的又一场较量中占了上风。海上强国英国与陆地霸权俄国之间的对立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与阿富汗同时，英国看到帝国在非洲南部亦受到威胁。那里的冲突有较长的前史。1867年在金伯利（Kimberley）附近瓦尔河（Vaal）流入橘河（Oranje River）的河口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藏；1871年英国吞并了这一地区——西格里夸兰（das westliche Griqualand），将它并入开普殖民地。这对本已十分强大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Afrikaander）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挑战，它也让英国人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再加上1876年和1877年的极度干旱，许多黑人部落试图为自己征服新的土地，其中包括已经由白人移民定居开垦的土地。1876年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在和巴佩迪（Bapedi）部落的斗争中遭受惨重失败，英国趁机吞并了德兰士瓦。次年爆发了祖鲁人之间的战争，他们是班图人（当时被称作“卡菲尔人”［Kaffern］）中的一个大部落，根据英国人的统计是第九次“卡菲尔战争”。它结束于1878年，英国殖民势力“绥靖”了该地区。

当地情况的进一步发展打上了开普殖民地新上任的省长和高级南非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Bartle Frere）的印记，他曾担任过孟买总督。伦敦的殖民地部敦促与祖鲁人进行妥协，而开普敦的省长则坚持对抗。他的目标是：将南部非洲直至原葡萄牙属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南部边界均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他利用了当时信息传输（包括电报）从欧洲到非洲往返仍需要很长时间的条件，经常造成既成事实，先斩后奏。

对付祖鲁人的新战争，正如迪斯雷利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布莱克所正确描述的，是“弗里尔的战争”。它开始于1879年1月22日，当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英国人在伊散德尔瓦纳（Isandhlwana）战役中全军覆没，殖民政权只好派兵增援。在参加远征的志愿者中，有流亡英国、1873年1月死于伦敦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唯一的儿子。这位帝国皇太子拿破仑于1879年6月1日阵亡。五周后，7月4日，在纳塔尔负责指挥的将军切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击溃了祖鲁人领袖塞奇瓦约（Cetewayo）的队伍。

伊散德尔瓦纳战役和此后不久的喀布尔屠杀对英国内政产生了深远影响。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人尖锐批评——从其角度看——保守政府之不负责任的殖民政策。他们对迪斯雷利的谴责概括为一个词就是：“帝国主义”。此概念原是用来形容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之政权的（与其竞争的还有“恺撒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后，自由派《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于1876年4月8日首次将此术语用到迪斯雷利和英国身上。文章在“英帝国主义”的标题下写道，经由现任首相比任何其他当代政治家都大大加速了的危险的民主进步，为每位愿意与民众的偏见与无知联盟的政治家铺平了道路。“通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专制法令，是法帝国主义所喜爱的工具。”迪斯雷利曾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追求一种政策，一方面增加皇冠的威望，另一方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样双方对宪法限制都会容易忍受。这样一种政策在欧洲仍然是可行的，甚至在英国都有机会。

两年后，英国殖民地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指出，新近流行的“帝国主义”一词可能引起混乱。“我听人说起帝国政策和帝国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这种用法让我觉得是种新创造。”恰恰是迪斯雷利刺激自由派批评家把他与拿破仑三世比较，这既是因为其政策，也是由于其言辞。他一再发誓英国与大英帝国的伟大，并呼吁人民特别是工人要爱国。当他还是反对党领袖时，在1872年4月3日曼彻斯特的一次讲话中他称英国为“帝国主义国家”，“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在已经引用过的，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水晶宫的演讲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感到骄傲的是：他们属于一个大国，并愿意保持其伟大；他们为属于一个帝国而自豪，他们决心——只要他们能够做到——维护帝国；总之他们相信，英帝国与其伟大要归功于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政体设置。”

早在迪斯雷利担任首相之前，他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1843年在其小说《西比尔；或，两个民族》（Sybil，or，The Two Nations）中他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他领导的政府为下层阶级做的事体现了家长式福利精神，造成了一些实际改善：尤其是1875～1878年通过的几项法令，例如有关工匠公寓之旨在阻止城市“贫民窟化”的法令，工厂法为妇女和儿童免受雇主剥削提供了一定保护，促进公众健康和私人互助储蓄社——“互助会”以及保护小佃农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875年共谋罪及财产保护法》（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von 1875）所赋予的罢工权。这种试图让工人成为帝国支柱的做法，是从迪斯雷利的假设出发的，即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会让人对一些物质匮乏不那么耿耿于怀。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把保守党描绘为“民族党”，而自由党则是帝国的破坏者。

1878年通过一首带有迪斯雷利外交政策印记的热门歌曲，“侵略主义”（jingoism）一词流行起来。“We don’t want to fight，yet by Jingo，if we do，we’ve got the ships，we’ve got the men，and got the money，too”（“我们不想打仗，但侵略主义者想，就算打我们也不怵，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这是歌中经常被引用的几句。侵略主义的意思大致等同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80年代末的沙文主义和德国1878/1879年内政转折后的新“右倾”民族主义。它指的是一种激进爱国主义，穷兵黩武，对其他民族一味蔑视。侵略主义加上对帝国的崇拜，构成被同时代开始称为“帝国主义”的社会心理温床。

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作用是，它们可以暂时转移对未解决的内部问题的注意力——首先是爱尔兰问题，迪斯雷利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对这一问题置若罔闻，尽管自1874年以来新成立的爱尔兰国民党（Irische Nationalpartei）有54位议员入选伦敦下议院，他们要求“地方自治”并最终终止与英格兰的联盟关系。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能够给予许多英国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所提出的“额外心理收益”（enhanced psychic income）。然而只有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才能取得这种效果。迪斯雷利政府在阿富汗和南非，如在喀布尔和伊散德尔瓦纳的失误和溃败很快就引起了情绪波动。这也导致在1880年3月和4月下议院的大选中，自由党能够像六年前的保守党一样赢得大多数席位。迪斯雷利的时代从而结束。一年后，1881年4月19日，这位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保守党首相在伦敦去世，享年76岁。

当时已经70岁的威廉·格莱斯顿1880年4月再度出任首相一职。在竞选期间他不仅谴责了在阿富汗和南非的战争，而且承诺在自由党选举获胜的情况下会恢复祖鲁人的独立。新政府在1880年春征服坎大哈（Kandahar）后不久，通过撤出英国军队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对德兰士瓦的吞并却在继续，致使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直到1880年8月，首相召回了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他是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和南非高级专员，要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祖鲁人的自治和南非联邦的计划首相却不得不入档封存。1881年初，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起来反对英国人的统治；2月底他们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打败了纳塔尔总督乔治·科利爵士（Sir George Colley）的部队，爵士本人阵亡。在1881年8月签订的《比勒陀利亚条约》（Konvention von Pretoria）中，德兰士瓦再次获得独立，但在外交政策领域它受到宗主国英国的限制。三年后这一条款被取消。

保守的反对党对政府在阿富汗和南非的畏缩义愤填膺。格莱斯顿看到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攻击之尖锐程度并不亚于他当年对迪斯雷利之外交政策的抨击：如果说他在1880年以前谴责过保守党首相轻浮追求威望和权力，那么现在他必须摆脱对其过度反战的政策削弱与危及了大英帝国的指控。甚至女王在私下也表露过这种意思。格莱斯顿对此迅速做出回应：1881年10月7日他在利兹（Leeds）宣布说，保守党玷污了“英格兰的名声”。“所以我要对诸位——我的先生们说，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是忠于帝国的。”

在国内政策方面，格莱斯顿抓紧进行保守党拖延六年没有进行的改革。爱尔兰国民党在其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领导下已获得下议院65个议席，比1874年增加了6个席位，此事实充分证实了爱尔兰问题的紧迫性。187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让爱尔兰佃农的社会处境急剧恶化；持续出现的政治谋杀和暗杀有理由让人们将爱尔兰的局面评估为有爆炸性危险，甚至是革命性的。自由党政府忍不住要诉诸强制手段，1881年和1882年先后出台了两个强制性特殊法令。几乎与第一个强制性法令同时，政府向下议院提交了一项土地法草案，该法案将把爱尔兰佃农转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并保护他们不受高利贷的盘剥。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看这份草案是远远不够的（它于1881年8月取得法律效力）。要等到（因1881年强制法被捕入狱的）议员帕内尔被释放，1882年8月爱尔兰国民党以他们的投票帮助另一部有关土地的法案得以通过：拖欠法案。该法案允许抹去无力偿还的小佃户的租赁债务。

爱尔兰的问题凭此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但在格莱斯顿能够顾及“地方自治”问题之前，在其自由党内以曾经的伯明翰市长和现在的商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以及副外交大臣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1868年出版的有关帝国的极为成功的《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一书的作者）为首的激进派催促下，先要启动他自己也认为势在必行的选举制度改革。激进的自由党人崇尚“一人一票”原则，即男性公民的平等普选权。以党主席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为首的温和自由党人或“辉格党人”（更不用说保守党人）则拒绝这一要求。哈廷顿和辉格党还拒绝把改革拓展到爱尔兰并反对重划选区。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未能如愿以偿。1884/1885年的选举改革——这是1867年以来的第一次——降低了各郡县选举权的门槛，让有选举权的总人数翻了一番；几乎有500万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许多小城镇失去了自己的席位：大多数选区现在是大小相同的、只能推选一位议员的选区；只有大学和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保留两个席位。大不列颠仍旧没有实现平等普选，但它已经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外交政策上，格莱斯顿常常不情愿地继续迪斯雷利的路线。1880年代初大英帝国首先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受到了威胁：埃及。伊斯梅尔帕夏——埃及的赫迪夫或总督，当时仍正式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在1874年后继续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实施的扩张政策，征服了苏丹南部，但在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皇帝约翰四世（Johannes IV.）的战斗中却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由于国家财政吃紧，伊斯梅尔在1875年只得将其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出售给大不列颠，1876年埃及不得不宣告国家破产，这导致国家被置于英法的全面金融监管之下。当伊斯梅尔试图逃脱这种控制时，两个大国废黜了他并让他的儿子陶菲克帕夏（Tewfik Pascha）取代了他。

1881年埃及军方领导、上校阿拉比帕夏（Arabi Pascha）发动政变，反对陶菲克和支持他的西方列强，同时代人如格莱斯顿已经视其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政变威胁到埃及的欧洲债权人和许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由于奥斯曼帝国不愿在受到欧洲监管的条件下行使自己在埃及的宗主权，而法国主要担心来自德国的强烈反应，不想参与两个受影响最大的欧洲大国的武装干预，英国政府决定单独出兵：1882年7月11日亚历山大港遭到轰炸，那里不久前曾出现反对欧洲人的血腥骚乱。此后不久开始了由沃尔斯利将军（General Wolseley）率领的军事远征。9月埃及人的部队在特尔-艾尔-卡比尔（Tel-al-Kebir）被打败，随后开罗被占领。英国人再次让陶菲克帕夏当上赫迪夫，将埃及变成实际上受开罗总领事领导的英国的受保护国，总领事的地位类似罗马帝国行省的资深执政官。英法对埃及的财务监督被取消；经过长期艰苦谈判，1885年3月取而代之的是六大欧洲列强，除了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外，还加上了意大利。

由于大不列颠对埃及的实际统治，它立即卷入了与苏丹人的纠葛。1881年，萨曼（Sammanija）教团狂热苦行僧成员穆罕默德·伊本·萨义德（Mohammed Ibn Saijid）——曾被先知穆罕默德宣布为顿悟的救世主（马赫迪）——号召进行圣战反对埃及人。在接下来的“马赫迪起义”中苏丹东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被征服，并开始恢复埃及人统治时期被废除的奴隶制。格莱斯顿政府根据局势认为将埃及驻军从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um）撤出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依赖伦敦的开罗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这等军事能力。因此英国保护势力只得亲自在苏丹采取行动。

这项军事任务被委托给查尔斯·戈登将军，30年前他在镇压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873年起他为伊斯梅尔总督效力，1877～1879年他以“戈登帕夏”的身份任苏丹总督，无论是在苏丹还是在埃及他都以反奴隶制的斗士而闻名。重新启用以极端刚愎自负而著称的戈登为（现为英国和埃及的）苏丹总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戈登无意遵守伦敦的指令，如果他认为该指令是错误的。在马赫迪号召消灭埃及人和所有他们的支持者后，戈登选择留在喀土穆并保卫该城抵御马赫迪的大军。这样“戈登帕夏”就迫使长期不情愿行动的格莱斯顿政府派出了一支军队。由沃尔斯利率领的队伍于1885年1月25日抵达苏丹首都附近，但他们来得太晚了。五天前喀土穆被马赫迪的队伍占领，在随后长达六个小时的屠城中戈登也成为牺牲者。

英国保守党和与其立场相近的“侵略主义”报纸呼吁进行大规模报复，并把戈登的死归咎于格莱斯顿。自由党首相曾从其崇拜者那里得到“GOM”（Grand Old Man，元老）的简称，现在被改为“MOG”（Murderer of Gordon，杀害戈登的凶手）。就连女王陛下也在通电中让首相知道，若是及时行动，喀土穆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保守党人在下议院提出不信任案，首相在1885年2月27日仅以14票的微弱多数得以留任。

在将来如何对待马赫迪的最终决定做出之前，英国在其他地方遇到了另一个大国的挑衅：沙皇帝国利用苏丹事件想与英国在中亚一决雌雄。1885年3月30日，在遭遇激烈的局部反抗后俄国军队占领了紧靠边境的阿富汗村庄潘吉德（Pendjeh），这在英国激起了新一波公愤。格莱斯顿看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受到威胁，在下议院申请数百万的信贷，以便能够集中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包括还在苏丹执行任务的部队，抵抗俄国的进犯。由于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得到优先考虑，因而决定把战略上不那么重要的苏丹让给马赫迪。但并未发生与俄国的武装冲突，因为圣彼得堡从潘吉德撤了军，并于5月初同意让一个国际仲裁委员会来处理这次事件。

非洲东北部和中亚局势的发展让格莱斯顿一时间无法专注于他认为应该解决的当务之急：解决继续闷烧着的爱尔兰问题。1885年5月，他在更新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同时公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国家购买土地并分配给贫穷的爱尔兰佃户。该法令遭到以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尔克为首的激进派反对，这一派不久前的另一项计划（在爱尔兰的郡县引进“地方政府”）在内阁遭到失败。1885年8日至9日夜间，政府在有关预算的投票中遭受惨败：投反对票的比投赞成票的多12票。格莱斯顿随后宣布辞职。新政府的首脑是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但他只干了几个月就被迫下了台。

1885年11月底举行了下议院选举。自由党以分裂状态投入竞选。格莱斯顿故意替爱尔兰提出“地方自治”的口号，从而公开赞成独立的爱尔兰议会和解散1801年创立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联合。张伯伦、迪尔克和赞成自由贸易与选举改革的约翰·布赖特身边的激进派反对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联合是 维系帝国的基础保证。虽然他们厌恶任何形式的“强制”，但他们同样厌恶给予爱尔兰人民族自决权的想法。对自由党致命的是，爱尔兰国民党领袖帕内尔出于纯战术原因号召其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阿尔斯特的追随者投票给保守党，以防止出现自由党占优势的局面，从而确保自己的党在下议院的关键地位。这种算计起了作用：在新选出的下议院中自由党占有334个议席，保守党拥有250个议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得86个议席，后两党的议席相加比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多两个席位。

自由党首相再次受委托组阁，他立刻着手让“地方自治”获得法律形式，而且他根本没有为信仰新教的阿尔斯特设计任何特殊规定。1886年5月31日，张伯伦领导的激进派决定投票反对该法案。6月8日，在下议院二读地方自治法案时，341名议员投票反对，只有311位议员投了赞成票。93位自由党人，几乎占了该议会党团的三分之一，投票反对政府。他们中不仅有激进派，而且还有许多老派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人。

这导致下议院被解散和新选举的举行。从1886年7月的选举中胜出的是保守党。他们得到316个议席，格莱斯顿的对手——合并在一起的自由党的激进派和辉格党，即自由统一党（die liberalen Unionisten）获得79个席位。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合在一起获得的票数比“格莱斯顿自由党人”（191票）和“帕内尔主义者”（85票）多出119票。

1886年的选举是一场反对爱尔兰获得解放和赞成大英帝国强大的全民公决。它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在英国的终结和“保守主义民主”（Tory democracy）实现了突破。1886年大多数工人仍旧投票给了自由党。在一部分激进派与格莱斯顿的党决裂之后，保守党内的年轻力量——以后来的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1886年起任索尔兹伯里新内阁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为首——所谓“第四方”得到鼓舞，他们与以张伯伦和迪尔克为首的自由统一党人一样坚决为工人的选举权而奋斗。迪斯雷利试图为其保守党树立社会形象时，他就已经唤起过人们对帝国的骄傲。当保守党在1890年代中期与约瑟夫·张伯伦和其朋友们拉近关系时，他们能够秉承这一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