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现代先锋国家：世纪之交前后的美国
就在俄国于世纪之末准备通过扩建铁路网，将其巨大的西伯利亚东部领土与乌拉尔山脉这一侧的老帝国更好地连接在一起时，美利坚合众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 开始致力于开发“大西部”。1869年第一条从奥马哈到旧金山的太平洋铁路开通，从而让美国的东西海岸间有了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铁路建设符合农业和工业的利益；通过它“大平原”首次大规模被养牛者和农场主占领，淘金和淘银者也能迅速被输送到落基山脉。
受益者中也包括无数的猎牛者，他们开始对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野牛群赶尽杀绝，从而摧毁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把西部的部落迁移到印第安保留地，但遭到了凶猛抵抗，特别是来自苏族（Sioux）和夏延族（Cheyenne）的抵抗。在从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划分给他们的保留地逃跑之后，苏族人在其酋长疯马（Crazy Horse）和坐牛（Sitting Bull）的率领下与夏延人一起在1876年6月取得了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他们在蒙大拿（Montana）南部的小巨角河（Little Bighorn River）河畔打败了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将军，后者带着约260人的队伍想把他们驱赶回保留地。北美印第安战争的最后一役是一场大屠杀，它于1890年12月29日发生在南达科他州寒冷大草原上的翁迪德尼（Wounded Knee），约有200名骨瘦如柴的苏族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场遭到政府禁止的礼俗舞蹈中被联邦军屠杀。
三年前，联邦政府在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执政期内就通过土地分配法——《道斯土地占有法》（Dawes Severalty Act），完成了对印第安人政策的改变。自治以及印第安人在保留地共同拥有的土地都要被取消，印第安家庭将得到一定面积的土地（160英亩，近64公顷，其他未成家的成年人分得此面积的一半），25年内该土地不得卖给白人农场主或土地投机商。《道斯法案》的目标是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定居者和自立的农民，也就是让他们放弃部落文化并与白人社会同化；25年后所有印第安人将获得充分的公民权。
不断灭绝印第安人遭到持续抗议，土地分配法也是对此的一种回应。但其效果远不如一些该法制定者的初衷那么人道。在执行《道斯法案》时，许多孩子被强行与父母分开并送往白人主管的学校。受政府委托者在印第安保留地扶助基督教传教工作和建造教堂，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克服印第安人的部落宗教。印第安人得到的土地大多土壤质量差，好一些的土地转移到白人定居者的手中。然而即使是在印第安人能够经营好土地的地方，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技能。其结果是广泛的贫困，往往伴随着酗酒。到1924年，印第安人部落失去了1887年属于保留地的60%的土地。《道斯法案》通过后又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才从到那时为止的同化政策失败中吸取教训，为幸存的部落重新恢复了自治政策。
铁路网的拓展在美国与在欧洲一样，继续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南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25年内，美国上升为顶尖的世界工业大国：1895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是德国的两倍，大不列颠此时已退居第三。后来人们称1865年至1880年代末为“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借用了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1873年出版的一部讽刺小说的标题。
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是浩大的一体化进程。1870年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12年后，从中产生了第一个“托拉斯”（Trust）——许多公司合并成一家控股公司，与康采恩不同的是每个公司失去了其独立性。又过了10年，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掌控了美国石油生产的十分之九。1873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率领一批企业家在匹兹堡（Pittsburgh）创建了一家大型钢铁厂，该厂在之后的10年里发展成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接下来在1901年，卡内基和银行家约翰·P.摩根（J. P. Morgan）共同创立了联邦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这是一家拥有200多家钢铁企业的控股公司，其钢铁生产占美国钢铁业的70%。1904年仅有六家大型铁路联合企业，它们共占有美国铁路网的三分之二，财政方面它们或者依赖摩根，或者依赖洛克菲勒。19世纪末1%的公司控制着美国工业生产的33%。
曾有很多尝试，想从立法上限制康采恩和托拉斯的权力，但不少都遭到法院的拒绝，具体地说是最高法院的拒绝。1887年成立了第一个联邦监督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法律要求铁路公司在州际铁路运输中按照“公平与理性的费率”（just and reasonable rates）收费。但没有法院这种要求是无法得到执行的，而法院（特别是在1890年代）在审判时大多会做出有利于大企业的判决。1890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该法律宣布任何形式的托拉斯或为限制贸易自由所做的约定，即各类价格垄断都是非法的；但没有对何谓“贸易限制”进行界定。因此，最高法院很容易在1895年拒绝解散糖精炼公司，虽然这家公司控制了95%的糖加工业，也就是居于垄断者的地位。
然而，有一种对竞争的限制却得到了广泛——虽然不是一致——赞同：通过高进口关税。对抵制国外廉价商品的竞争，不仅很多企业家，而且工人出于害怕失去工作岗位也很赞同。保护本地工业的关税已于1864年在林肯任期内实施；与欧洲一样，1873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美国也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推波助澜；再加上许多工业家觉得，鉴于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他们不必害怕欧洲对美国关税上涨采取报复性措施。
在两大党派中，共和党人（1861～1884年间的所有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主张对贸易采取更为保护主义的态度。1888年总统大选中，赞成削减关税的在职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虽然在选民中得到了多数选票，但在选举人团的选举中输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他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关税保护主义者。1890年10月国会通过了以共和党代表和后来的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名字命名的“麦金莱关税”（McKinley Tariff），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海关税率。
但这个决定不是很受欢迎。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遭受重创，在1892年的总统选举中（其中关税问题是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哈里森败给了他的前任克利夫兰。新总统未能实现其大幅削减美国关税的计划。1894年新引进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Wilson-Gorman Zolltarif）与克利夫兰的设想仍有很大差距。另一项法律规定——收入超过4000美元者要缴纳所得税——只施行了很短时间：1895年最高法院认为此规定违宪并予以废除。
向大型康采恩的发展引起工业企业中领导人员的改组：个体经营并自己负责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地被职业经理人所取代，他们受大股东委托领导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他们的监督下雇员们尽量合理使用蓝领劳动力和白领员工以及优化销售。另一个伴随大企业发展趋势的现象是工业中心的增长。1870年，只有14个大城市的居民超过了10万；1900年这种规模的城市达28个，1920年此数字增长到68个。在1870～1920年间的半个世纪中，生活在人口超过2500人的地方的美国人的比例，从原来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一半。
大型工业企业在全国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与东北威斯康星州和新泽西州之间的工业区不同，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旧以农业为主。然而那里的工业化也在发展。一些南方州，首先是得克萨斯从丰富的石油储量中获益；马里兰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和亚拉巴马州北部开采了煤矿，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和得克萨斯州则开采了铁矿。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至于人均收入，1900年前后南方仍旧远远落后于北方：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约一半（51%）。
与工业一样，商业也趋向于集中。1870年代，在美国各地出现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的食品连锁店。1879年，伍尔沃斯（Woolworth）百货集团在纽约成立，最初只经营纺织品。1880年左右芝加哥建起了第一家“百货”商店，之后很快在其他大城市遍地开花。邮购业务也在同一时间出现。大型商业企业在整体上引起了一场消费革命：标准化产品依靠大做广告开拓了市场。在向大众消费过渡的时期，小零售店和为日常需要服务的工匠如裁缝和鞋匠、面包师和屠夫对此只能干瞪眼。这些人先是在大城市，后来当连锁店和百货商店也蔓延到最小的地方后，在那里也越来越被挤出了市场。
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开创性发明和革新对工商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南北战争前的1851年，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就为他所发明和其工厂中制造的缝纫机申请了专利：这一成就不仅在纺织业，而且在数百万户家庭引起了技术革命。1866年，赛勒斯·W.菲尔德（Cyrus W. Field）敷设了世界上第一条横跨大西洋（从纽芬兰到爱尔兰）的海底电报电缆，从而实现了欧美两洲的电报连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研发了第一部电磁电话，查尔斯·F.布拉什（Charles F. Brush）开发了弧光街灯，托马斯·A.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自1900年起，美国大城市的电车和一些大城市（波士顿从1897年起，纽约从1904年起）的地铁（以伦敦1860年已经着手修建的地铁为蓝本）取代了轨道马车。几年前，雷明顿公司的打字机已经开始占领市场，它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职业：所有的公司、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和公权机构都非常需要的女秘书。她们迅速挤走了老式律师楼的代笔人和抄写员。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虽然不是在美国，而是1886年由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在德国制造的，但机动车大量用作私人交通工具却是在美国开始的：1903年亨利·福特（HenryFord）在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Dearborn）建厂生产汽车，1913年起采用了他所发明的装配线（assembly line）。四年后，美国街头已有近500万辆轿车行驶；这是“福特主义”的最初成果：追求让高品质的工业产品以极便宜的价格进入市场，从而令销售持续增长。飞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许多欧洲人发明的。然而，1903年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兄弟在美国俄亥俄州制造了第一架性能良好的飞机。这在时间上足够及时，让工业化国家能够继续完善这种运输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它用于军事目的。
假如没有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拥入，美国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1830年左右，美利坚合众国有不到3000万居民，移民对人口的增长所起的作用还不大。这一点首先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1850年左右，几乎每十个美国人（9.5%）中就有一个出生在国外。1865～1915年，有2500万人从其他国家移民美国：是内战结束前半个世纪的四倍。1880年代平均43%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此份额后来再也没有达到过。1900年前后，近7600万人居住在美国；到1920年该数字已接近1.06亿。
19世纪末起，移民的民族和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大约到1890年最大份额的移民是德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1860～1900年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平均总共占72%，德国移民单独占28%。）1890年后，移民重心从欧洲的西北向欧洲东中部以及东欧和南欧转移。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和希腊人来到美国，他们希望在这里能拥有比在家乡更好的生活条件。一个不断增长的移民团体由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构成（1880～1920年间200万人），在决定背井离乡前往美国时，沙皇帝国经常出现的反犹骚乱和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对犹太人的歧视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移民大潮来自其他国家：这里首先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墨西哥人对人口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不像许多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移民是技术工人，这些人是非熟练工人，墨西哥人经常当农业季节工。几乎所有行业都需要没什么技术的劳动力：随着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型，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减少，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一些行业，如纺织业，首选女性来看管机器，她们所得到的工资一般要比男性低得多，所以企业雇用她们更划算。在采矿业和工厂中，以及在农业方面普遍使用童工，1900年前后据统计有170万童工。平均工作时间在1900年前后是每天10小时，每周60小时；在钢铁行业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年平均工资在400～600美元间浮动。
此前早就开始了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1869年在费城成立了劳工骑士团（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起初是秘密的兄弟会，1878年起以公开协会的形式开展活动。“劳工骑士团”有意识地面向所有工人，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出生在美国的和新移民来的，特别是妇女，无论她们在工厂工作还是当家庭主妇。“骑士团”要求禁止童工和引进八小时工作制，他们致力于用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工厂取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其领导层拒绝罢工，但他们不能阻止工会联盟（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不成功）用这种斗争手段对付铁路公司，而且不怕使用暴力。
这样“劳工骑士团”就开始衰落。加速此过程的是一件“骑士团”绝对不该负责的事件：1886年5月4日芝加哥的“干草市场”（Haymarket）动乱。起因是警方介入一场起初是和平的示威，参与示威的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显然后者中有人扔了一枚炸弹，7名警察死亡，受伤者达67人。在接下来的搏斗中有4名工人遇害，至少50人受伤。司法部门无法辨认出扔炸弹者；尽管如此，在干草市场案审判中有8名激进煽动暴力闹事者被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4人的死刑被执行。当伊利诺伊州的德裔民主党州长彼得·阿尔特格尔特（Peter Altgeld）1893年释放4名幸存的囚犯时，保守的报纸激烈攻击他，他的政治生涯因此结束。
干草市场骚乱后，雇主转而向那些加入了以激进而闻名的组织的技术工人施加巨大而有效的压力。“骑士团”的成员减少了，据称从1886年的70万下降到1890年的10万。“劳工骑士团”未能熬过世纪之交。此时更为成功的是针对不同行业工人的工会，特别是针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的工会。包罗各行业的统一工会的念头像不切实际的拒绝罢工一样，无法得到贯彻。
最有实力与“劳工骑士团”竞争的组织是1881年成立的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五年后该组织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劳联［AFL］），是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主要成员是技术工人。在其精力充沛的长期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领导下，劳联在美国为被概括成“面包和黄油”的最近目标而奋斗：如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工作条件。作为成功的条件需要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通过劳资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共同协商出工资率。
劳联提出的“最政治性”的要求是限制移民的人数：这种要求反映出技术工人害怕非技术工人会把工资压得更低。劳联拒绝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关联，同样也不屑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它只是支持那些视其要求为己任的不同候选人。那些顽固与劳联为敌的企业受到抵制，或受到罢工的惩罚。龚帕斯的策略被证明比“骑士团”的更为成功。1912年，劳联的各成员协会约有200万名会员，超过美国所有有组织工人的五分之四。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在农业以外的行业的美国工人有2500万，那么这个数字只占工业和手工业工人总数的8%。
成员人数比劳联少得多的是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世产联［IWW］），俗称“Wobblies”。1914年它拥有10万名成员。“世产联”除代表矿工、樵夫和农业季节工外，主要代表到那时为止无组织的工业工人，包括许多第一代非技术移民。其“外国”，即欧洲色彩还体现在世产联的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要求上，如追求取消工资制度和企业的公有化。1912年，世产联组织的一场带有暴力行为的罢工在全美国引起了轰动，罢工的主体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Lawrence）的纺织工人。当局的回应是最为严密的监视和跟踪，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5年世产联被解散。
1880年代钢铁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单一工会：1891年它拥有24000名钢铁工业的技术工人。1890年左右当新的生产方式让该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下降后，工会的影响力亦急剧下降。在卡内基联合企业内，该组织仅在三家工厂之一的匹兹堡霍姆斯特德（Homestead）厂保持住其强势地位。为了在这里也能摆脱联合会的影响，安德鲁·卡内基和他的“得力干将”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多次下调了工资，对此工会被迫接受。
然而，当弗里克1892年断然要求再次削减工资时，联合会呼吁进行罢工。弗里克让人封锁了厂区并请臭名昭着的“平克顿分子”（Pinkertons）到现场——他们是职业破坏罢工的队伍——好让愿意劳动的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7月6日在一场正规战斗中，3名私人警察和10名工人遇害。在“平克顿分子”被迫撤离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派约8000名州国民警卫队保护破坏罢工者。当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暗杀弗里克（未遂）后，舆论从最初支持罢工工人开始转向。四个月后罢工者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联合会的权力被打破，到世纪之交时其会员人数下降到7000人左右。
1894年，在“霍姆斯特德罢工”两年后，发生了一次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罢工：“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普尔曼汽车公司在其芝加哥的厂区生产卧铺车和豪华车厢；它为其员工建立了自己的城市，用企业主普尔曼的名字命名。1893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低迷，主要原因是铁路建设中的投机行为；同时代人甚至称之为“大萧条”。普尔曼公司随后降低了25%的工资，理由是订单下降；却没有降低公司自己住宅区的租金。普尔曼公司的工人用罢工作为回答，他们此举赢得了一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的支持，他是激进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的领导。数日之内，27个州的几千名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芝加哥与西海岸之间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
由于伊利诺伊州州长彼得·阿尔特格尔德拒绝派民兵保护雇主，公司管理层请求总统克利夫兰派遣正规部队，他们指出罢工令邮政服务陷入瘫痪。总统满足了该请求并向普尔曼厂区派出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联邦法院命令工会停止罢工，德布斯和他的同事们拒绝执行这项命令，随后被捕。在联邦部队的保护下，普尔曼开始雇用新员工；凡是新员工还没有上岗的地方，罢工者为了保住饭碗只好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与霍姆斯特德一样，普尔曼罢工失败的原因也是国家动用武力支持雇主——前者动用的是个别州的武力，后者则是联邦的军队。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政府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司法权直至最高法院都是阶级司法：1900年前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很难让人不去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描述。但当时与后来在美国都没有发展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也没有大陆社会主义党派那类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类型的最成功的团体还得算是1901年创立、由铁路工会主席尤金·V.德布斯领导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它是此前1874年创立的美国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女儿”。它尤其是在来自欧洲的移民中有很多支持者，并且不断参加总统竞选。在1912年的大选中，以德布斯为候选人的该党赢得近90万张选票，相当于6%的比例。然而，劳联仍旧不想组建自己的工人党，从而要对社会党在政治上没能成大气候负相当主要的责任。
“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社会主义？”（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这是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这个问题大概不少欧洲观察家都提出过。桑巴特是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办的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的德国代表之一。对于为什么偏偏在资本主义的“迦南地”没有出现广泛的社会主义者根本反对派，反对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他指出了许多他认为有道理的原因。没有残余的前资本主义阶级，具体说就是没有封建贵族，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统治：这是与旧大陆的一种显著差别。在美国，工人看到自己有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升迁机会，哪怕只有少数人能真正从东部非独立的工业工人转变为大西部独立的农场主，或是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从刷盘子的上升为百万富翁。不必永远当工人的信念的作用是，他们有一种欧洲工人所没有的更为自由的意识。美国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爱国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成员，在社会上是受到平等对待的公民。此外他们还有相对富裕的生活：根据桑巴特的大胆估计，美国工人的工资是德国的三倍。
上述一切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相当满意：“烤牛肉和苹果派摧毁了所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然而，桑巴特并不相信，让美国到那时为止走上一条独特发展道路的条件将来也会一成不变。他虽然没有为其预测——社会主义于下一代人中在美国也会“繁荣昌盛”——提供更详细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他那客观上站不住脚的断言，即美国工人事实上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工人受到的剥削都要严重，那么就不难推测，按照桑巴特的观点 工人们迟早会意识到这种所谓的事实。
19世纪最后25年中，对美国政治体制最尖锐的批评不是来自工人，而是来自农民：他们对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双头垄断的质疑有时比后来的社会党更有效。引起社会抗议的首要原因是：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当时已经形成农业组织网：1867年农民们成立了全国农业保护者协会（The National Grange of the Order of Patrons of Husbandry，简称格兰其），农产品价格下跌让其会员人数猛增。在中西部各州格兰其在反对铁路公司高储运费和农产品价格低廉的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许多州以《格兰其法》（Granger Laws）的方式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铁路公司则因侵犯贸易自由提起诉讼，法院也经常判铁路公司胜诉。
1870年代后半期比格兰其受到更广泛支持的是农民联盟（The Farmers’ Alliance），这是一种类似合作社的协会，其最强大的堡垒在南方和西部。1889年它们合并为一种松散的全国性行动联盟。在“非大选年”和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它们通过受其支持的候选人控制了多个州的议会。得到它们支持的竞选者（多为民主党人）赢得了6个州的州长席位、美国参议院的3个席位和众议院中约50个席位。1892年农民联盟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它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成立了人民党（People¡¯s Party），通过了一项纲领并提名了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在1892年的总统选举中它们的候选人詹姆斯·B.韦弗（James B. Weaver）将军（一位南北战争中的老兵）获得了超过一百万张选票，相当于8.5%的得票率。人民党同时还赢得6个州长席位、5个美国参议院席位和10个众议院议席。此外该党还可指望得到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的支持，这些人因其协助才得以入选参议院或众议院。
这些“民粹主义者”（人们如此称呼人民党）不想只搞纯粹的农民运动。他们不仅继承了格兰其与农民联盟的遗产，而且也秉承了创建于1876年的国家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即所谓“绿背党”（Greenback Party）的意愿。该党主要赞同通过发行纸币增加货币流通并放弃金本位：这是一种反对通货紧缩的纲领，借此他们目标明确地寻求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民粹党也这么做，他们要求缩短工时，限制移民人数，坚决反对“平克顿分子”那类罢工破坏者组织。他们并未能真正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而仍旧是大多数农民和小城镇抗议者的政党。
1890年代民粹主义的立场令人很难对其进行政治定位。这个新成立的党更多地赞成直接民主，如公民投票，人民直接选举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院（此前其成员由各州立法机关选举），将总统和副总统任期限制在一个选期内。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要求带有社会主义或至少是社会民主色彩，如呼吁铁路和电报系统国有化，建立国家监控的邮政储蓄银行和引进累进所得税。他们的另一些要求则是保守和排外的，如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世界上的穷光蛋与刑事犯罪者”（the pauper andcriminal classes of the world）不得入境。一些民粹党议员公开发表反犹言论，另一些则与攻击犹太教的行为保持距离。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反城市和反智。
由于美国农民不同于欧洲农民，他们自己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并且从农业的不断机械化中获益，所以民粹主义者既不笼统地攻击资本主义，也不从整体上反对工业体系。相反，他们主要把火力对准受到政府优待的“大企业”。他们不制定一种未来社会的蓝图，而是对消逝的过去恋恋不舍：一个由农业和独立小企业造就的美国，其中经济、社会和政治还没有由匿名的机构和少数几家大型康采恩公司统治。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来说：“民粹主义者的乌托邦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将来。”
民粹主义者号召进行内部改革之日，正是大规模内陆迁徙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步入尾声之时。当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93年7月在其著名演讲中阐述“边疆”（移动的边界）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时，那已经是一种回顾了。同时美国加快了从农业向现代、城市化工业社会转型的步伐。民粹主义是这种过渡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场五光十色的运动的矛盾特征。
民粹主义者的实际政治的核心与1870年代的“绿背党”一样，是反对通货紧缩：数量充足的白银（在数量变少的黄金之外）应该再次作为美元的储备，而且是按照16∶1的比例——到1873年一直是通用此官方兑换率，即16盎司的白银等于1盎司黄金。回到“金银复本位”（Bimetallismus），包括1873年放弃的铸造白银美元，“自由银币”（free silver）的辩护者希望能借此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便于偿还债务。
带着“自由银币”的战斗呐喊，民粹党也会在1892年投入总统竞选活动，如果在吵闹的民主党人大会上南方和西部的代表们没有以同样的要求获胜，并帮助这一货币改革的最雄辩的倡议者——国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话。民粹党随后决定放弃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并支持布莱恩。尽管有这样的援助和在整个美国系统进行的竞选，民主党和民粹主义者的共同候选人还是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
民粹党再也未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它不但输掉了“自由银币”之战，而且也失去了其政治独立性。选举结束几个月后，该党开始解散。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失败却矛盾地令它的一些要求更容易得到实现，即更多的直接民主：两大政党证明它们有能力学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从民粹主义的方案中吸收了那些与自己目标相符的内容。自从在南非、澳大利亚和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黄金价格再次下滑，民粹党关注的重点——金银复本位就逐渐失去了重要性。1896年开始的经济繁荣更是让美国农民的危机感成了无源之水。但19世纪的农业抗议运动有一个长盛不衰的作用：两大政党从此对农业的意义不敢掉以轻心，这帮助农业直至今日在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中享有其特殊地位。
从“绿背党”到民粹主义者在抗议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过是道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这尤其体现在对来自世界较贫穷地区，具体来说来自亚洲的无限制移民的警告上。国会反应很快。早在1882年共和党人总统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治下，一项联邦法律就禁止不熟练的中国工人——苦力（Coolis）移民美国。同年，一条法律将精神病人和预计会依赖社会救济的人排除在移民许可范围外。1907/1908年，在“黄祸”（yellow peril）恐惧高峰期，共和党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份所谓“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中强迫东京的日本政府承诺，不为想前往美国找工作的日本人提供旅游护照。
抵制东亚移民不仅仅是害怕廉价竞争。歧视中国人和日本人也符合精英阶层对白种人，更确切地说是“条顿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优势的信念。这类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无缝对接，这种思维定式受到达尔文《物种起源》和赫伯特·斯宾塞进化论理论同样强烈的影响。在“世纪末”的美国，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有很多拥护者，因为它们看起来能解释和证明能干的企业家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正确性。在伟大的工业家中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是公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1883年在耶鲁大学教授社会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在其著作《社会各阶级之间究竟谁欠谁》（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中对个人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再是自然法或神学，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全面的论证。让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更广泛的圈子内受到欢迎的，是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势必崛起》（Bound to Rise）和他的其他小说，书中描写的都是“靠个人奋斗成功者”的神话，他们从最底层逆袭为人上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争的自然法则按照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制约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强权国家开始“争夺非洲”，瓜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的地盘后，美国的精英普遍认为如果美国不参与其中，将丧失其国际影响力。1890年历史学家和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位于罗得岛纽波特的美国海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将其在该院的讲座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为名发表。这本书与其他著作一起为“马汉主义”（Mahanismus）奠定了基础，此思想流派认为一支强大的舰队是一个国家昌盛的保障。按照马汉的见解，对于美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果美国想维护自己在南太平洋和远东，特别是那个正在崩溃的中华帝国的贸易利益，在那里面对其他列强时能分得一杯羹，它就必须将太平洋变作“美国海”（mare Americanum）。
这种认识当然不是全新的。美国1861～1869年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早在南北战争的年代就已看到美国作为贸易大国的未来在太平洋区域和亚洲，所以他在1867年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的同一年又为美国买下了夏威夷以西2000公里的中途岛（Midway-Inseln）。苏厄德未能说服参议院吞并夏威夷，但他可以寄希望于自己的愿望早晚还会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毕竟，美国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在1842年表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条，据此，美国对夏威夷的兴趣要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所以美国的任务是维护该岛的独立和阻止其他强权国家对该岛屿施加影响。
在美国对华贸易中夏威夷一向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对这个太平洋岛屿感兴趣还有其他原因。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来自美国的商人和种植者在此落户，美国传教士试图让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sche Bevölkerung）了解基督教。那里的传统农业越来越多地被服务于美国市场的甘蔗种植园所取代。1893年1月，种植园主们策划了一场针对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ai）的革命，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这位夏威夷民族主义者最终被推翻。新的、依赖美国种植园主的夏威夷共和国政府立即与华盛顿就美国吞并该岛屿展开谈判。
即将卸任的共和党总统哈里森对此事的反应是积极的，但1893年3月接替他的民主党继任者克利夫兰为了顺应仍旧反对殖民的主流舆论却拒绝吞并。五年后吞并者还是达到了目的。1896年底当选的共和党总统麦金莱并不像其民主党前任那么顾虑重重。鉴于欧洲大国在中国的捷足先登，他敦促国会批准吞并协议。1898年7月国会迈出了这一步。两年后，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地，1959年它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
在夏威夷被吞并二十年之前，美利坚合众国在共和党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执政时于1878年与距夏威夷往南不到5000公里的萨摩亚（Samoa）群岛酋长签订协议，在图图伊拉（Tutuila）岛的帕果帕果（Pago Pago）修筑了一个美国海军基地。此举导致美国与英国和德国的关系紧张，因为这两个国家也对萨摩亚群岛感兴趣。1889年这三个大国商定的共同保护地协议在实践中证明是无法实施的。十年后，1899年各参与国同意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分割萨摩亚群岛。作为补偿，英国得到所罗门（Salomon）群岛的一部分和汤加（Tonga）群岛。
此时，美利坚合众国已正式告别了其初创期的反殖民传统。外部原因有1895年开始的古巴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受马德里的委托这场起义被巴莱里亚诺·威莱·尼古拉乌（Valeriano Weyler y Nicolau）将军极为残酷地镇压下去。要对一切残暴手段最终负责的是保守的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对他来说此事关系到原则与声誉，古巴的地位不容改变：它是西班牙的一个省份。
起义的第一年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就已经被杀：他是一位殉道者，流亡的古巴人总是令美国人忆起他的作用。移民们有强大的盟友：“极端爱国主义”的小报，首先是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创办的所谓“黄色刊物”（yellow press），自1895年起一直在系统地煽动反对西班牙的情绪。但即使没有这些宣传，来自古巴的消息也令美国的公共舆论警醒和愤慨：西班牙军方设立了集中营，里面成千上万的囚犯死于营养不良和饥饿。
在卡诺瓦斯于1897年8月8日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后，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缓和。卡诺瓦斯的继任者普拉克萨德斯·马特奥·萨加斯塔（Práxedes Mateo Sagasta，一位自由派政治家，多次出任首相）的政府撤了威莱的职，改善了集中营的条件，并在11月公布了一项关于古巴行政自治的法案，该法案于1898年1月1日生效。但改革进展缓慢，而且影响不大，很难给美国公众——更不用说“黄色刊物”——留下持久印象。
1898年2月15日的一桩可怕事件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这一天，自1月以来一直停靠在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Maine）战舰起火爆炸，260名水手——全部是海军的精兵强将——遇难。普利策的《世界报》（World）立即称该舰遭西班牙炸弹或鱼雷袭击。美国海军的调查法庭表述得稍微谨慎一些：“缅因号”战舰被来源不明之潜艇的导弹击中。尽管西班牙方面的描述——火灾事故由船上轮机室爆炸引起——可能更接近事实，但在美国很少有人相信。
哈瓦那事件之后，不仅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而且大多数议员和管理部门的人，尤其是时任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坚决主张迅速以战争方式回应西班牙。麦金莱总统想把公开冲突拖延到3月份，通过谈判让西班牙关闭了集中营，释放了“被关押者”，并宣布停止敌对行动。然而，总统不顾这一切而完成了一次戏剧性转折：4月11日，他通知国会，为了结束在古巴的战斗他认为武装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此举让麦金莱采取了“好战者”路线。总统的改弦易辙显然与以下事实有关：原来反对与西班牙开战的工业界这时也认为迅速诉诸武力带来的好处要超过损失。4月20日，麦金莱总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致支持下，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西班牙对此做出的答复是4月23日对美国宣战。4月25日，国会两院确定美国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
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之前，在罗斯福的敦促下总统已经同意加强美国太平洋舰队并向其指挥官乔治·杜威准将（Commodore George Dewey）发出指示，在战争状态下向西班牙驻菲律宾海军力量发起进攻。1898年5月1日杜威完成这项任务，让人消灭了停靠在马尼拉港的西班牙舰队。与古巴类似，菲律宾在1890年代后半期也发生了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起义，但后者仍然占据上风。在西班牙舰队遭到毁灭之后，美国把反叛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和他的战友从其香港流亡地召回家乡。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宣布成立共和国，给了它一个模仿美国的宪法，并与美国并肩反对西班牙人。美利坚合众国会因这种支持而承认其独立的期待却落了空：华盛顿对这一群岛早就有了其他打算。
（被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称作）“精彩小战争”（splendid little war）的主战场此时已不再是菲律宾，而是古巴。决定性的战役于1898年7月1日发生在圣胡安山（San Juan Hill），在那里一位积极的政治家赢得了军事盛誉：西奥多·罗斯福。他放弃了海军部长的职位，因为他更喜欢率领由狂野骑士组成的骑兵队伍去打西班牙人。1898年7月美国人在古巴圣地亚哥港摧毁了西班牙舰队，圣地亚哥的驻军随后投降。美军同时登陆波多黎各，西班牙人不久前事实上承认了其独立。8月12日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停战，西班牙承认古巴的独立，将波多黎各和马里亚纳（Marianen）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关岛（Guam）割让给美国，并同意美国占领马尼拉，但保留通过和平协议就菲律宾的未来达成共识的权利。1898年12月在巴黎签订的和平条约 确认了停战协议。以支付2000万美元作为条件，西班牙把菲律宾转让给了美国。
给美国带来的麻烦最少，而且在内政方面争议最小的是对波多黎各的兼并。1900年，一个文官政府取代了两年前设立的军事占领政权。1917年波多黎各被宣布为美国领地，居民获得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波多黎各人有权选举构成议会的两院中的一院，但直到1948年总督一直由美国总统任命。将1952年创立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转型为美国一个州的打算，分别在1967年、1991年和1993年的三次公民投票中遭到大多数波多黎各人的拒绝，但他们同样不愿意脱离美国完全独立。经济上，加勒比岛屿迅速进入完全依赖美国的状态：与在夏威夷一样，富裕的美国人在这里也创建了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它们将波多黎各转变为事实上的单一作物生产地；在种植园工作的许多工人以前是个体经营的农民。
在古巴，1898年之前就已经有大规模的美国投资涌入，一般也是以建甘蔗种植园和炼糖厂的形式。在1898年建立、1902年结束的美国军政府治下，美国尽其所能地通过修路、办学校和开医院以及全面改革行政、司法和税收制度为这个岛国的“独立”做准备。美国当然不想让古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通过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Platt-Amendment），美国国会强迫1900年11月当选的立宪会议从而就是未来的古巴国家承认美国的保留权利：古巴不允许缔结国际条约，它必须授予美国权利去保护其国家独立和插手保障美国公民在那里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以及在古巴购买或租赁煤矿及建立海军基地。其后果是反复发生反抗，这些反抗又引起美国的干预。与波多黎各一样，古巴在美国指导下也开始系统进行大庄园扩建。在经济上是一个殖民地，在政治上是一个美国的被保护国：在美国的干预下从独立斗争中诞生的古巴，却与“自由古巴”（Cuba libre）的先驱们，如何塞·马蒂为之献身的古巴相去甚远。
征服菲律宾的过程是最旷日持久和残暴血腥的。古巴可能是推动美国与西班牙开战的原因，然而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硬核心分子来说统治菲律宾才是真正的战争目标：马尼拉被认为是通往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门户；美国想在世界这个区域有一定的话语权，菲律宾既不能留在西班牙手中，也不能获得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而是必须成为美国领土。仅在这种情况下，1898年7月被吞并的夏威夷才获得其高度的战略意义：这个新获得的岛屿，按照国际法律师西奥多·S.伍尔西（Theodore S. Woolsey，一位公认的反帝国主义者）1858年秋所表述的，是“前往菲律宾的跳板”。根据前共和党国务卿约翰·W.福斯特（John W. Foster，一位公开的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夏威夷因其前往菲律宾的作用而身价“倍增”。
当以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为首的菲律宾反叛者意识到，西班牙的外来统治之后菲律宾将面临美国的统治，他们决心像往年对付老殖民者那样与新殖民者展开殊死抵抗。为期三年多的游击战就这样开始了，一共126000名美军在阿瑟·麦克阿瑟（Arthur MacArthur）将军指挥下对菲律宾进行了残酷征服，其血腥程度毫不逊色于西班牙将军威莱在古巴的所作所为。所有遇到起义军的村庄统统被烧毁，集中营里的居民像牲畜一样挤在一起，被抓获的独立战士一律枪毙，用严刑（如水刑，一种似乎要把人在水中呛死的刑讯）逼迫起义者提供情报。占领军士兵将菲律宾人视作野人，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已信奉天主教。他们把这场战争当作与印第安人战争的延续，并使用了他们与阿帕奇人（Apatschen）、科曼奇人（Komantschen）和苏族作战时运用过的同样手段。在菲律宾进行的战争是19世纪最后一场殖民战争，同时也是20世纪的第一场这类战争：其残忍性成为一种模式，它源于那种种族优越感和意识，即“非文明”民族没有权利反抗来自一个文明民族的统治要求。
1901年3月，美国人设法抓住了阿吉纳尔多。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这位起义领导人发表了忠于新统治者的声明，并呼吁他的战友放下武器。又过了一年，较大规模的战斗才停止，直到1906年还出现过个别反抗行动，它们遭到了强力报复。估计死亡的菲律宾人人数至少为5万，可能还要更高；阵亡的美国人是4300人。1901年，后来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担任菲律宾第一任文职总督。他致力于修建医院、学校、道路和桥梁，引进了一次土地改革并为构建菲律宾的自治奠定了基础。1907年起菲律宾人能够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机构，1916年威尔逊总统承认其内部自治权。
南北战争之后，没有任何一次事件像在菲律宾进行的战争这样分裂了美国的公共舆论。1898年11月，一些官方政策的最激烈批评者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他们的第一次较大行动是反对签署巴黎和约的政治宣传活动。其领军人物包括前内政部长和参加过德意志“48年革命”的卡尔·舒尔茨，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6年、1900年和190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但也有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知名大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该组织最雄辩的代言人布莱恩，在1898年12月将其信条归纳成一个令人忆起林肯的反帝公式：“如果它是半共和国、半殖民地，半自由和半藩邦，这个国家不可能存在。我们的政府形式，我们的传统，我们当前的利益与我们未来的福祉都禁止我们走上将征服当作事业之路。”
根据反帝国主义者如布莱恩的信念，美利坚合众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并非一定要去征服菲律宾。一百多年来它已经是世界强国，正如布莱恩在1899年2月22日所说的那样，“对人类来说，它发挥了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影响，而且没有使用剑或加特林机枪”（加特林机枪是美西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手动型武器，作者注）。大约两周前，在经过三个月的激烈争论后，参议院于2月6号以两票的微弱多数批准签署《巴黎条约》。第一批有关在与菲律宾起义者作战中阵亡的美国人的消息对此结果起了作用。
1898年10月18日，反帝国主义联盟在芝加哥的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基本原则声明。它是对麦金莱政府政策及其支持者的独一无二的控诉，称在菲律宾进行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unjust war），并且屠杀菲律宾人是一种不必要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政府的行为违反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尚的理想。“我们否认，所有公民的义务——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支持自己的政府——可用于这种情况……我们将抵制所有那些人的连任，他们在白宫和国会为了追逐非美国式的收益而出卖美国自由……我们与亚伯拉罕·林肯一起坚守的信条是：没有人完美得能够在未得到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统治他。”宣言在结尾处呼吁所有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男人和女人，与反帝国主义联盟携手合作。
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如西奥多·罗斯福或马萨诸塞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既不为来自菲律宾的坏消息所困扰，也不因经常听到的警告——美国人不能像以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因过度扩张而毁灭自己——所动摇。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在太平洋区域的扩张是陆地“西进运动”在海上的继续，是历史上一路向西不断开创“新边疆”之美国“昭昭天命”的继续。1900年1月9日，一年前曾广泛游历菲律宾的贝弗里奇在参议院进行了其“首次演讲”。这次演讲成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条的宣言，其激烈程度在国会的参议院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也是对芝加哥反帝国主义联盟宣言的一种回应。贝弗里奇将菲律宾人描述为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自治能力的儿童。他对美国宪法进行了相对化，认为它不过仅仅是服务于国家的工具，只有国家是唯一不朽与神圣的。他还为这种限定补充了一个结论：如果人们不理解撰写了这部宪法的种族，也就无法理解宪法本身。
然后就是对美国及其历史使命的神化，当他结束其演讲时，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年轻参议员从听众席那里收获了一片欢呼声。“一千多年来上帝没有让说英语的民族和条顿民族沉湎于徒劳的自我观察和自我欣赏之中。不！他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组织大师，以便为混乱的地方带去秩序。他给了我们进步的精神，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克服反动力量。他让我们变成政府事务方面的专家，以便我们能接管野蛮和衰落民族的政务。从我们所有种族中他选择了美国人民做被他选中的民族，接受领导世界再生的任务。这是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它对我们而言，包含着人类所能得到的所有好处、所有荣耀、所有幸福。我们是世界进步的受托人、世界正义和平的守护者。主的话是对我们说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贝弗里奇共和党圈内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位参议员的情绪化侵略主义言论太过夸张，对“老大党”或美国的事业没有用处。1900年4月17日，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治·弗里斯比·霍尔（George Frisbie Hoar）在参议院做了一次坚定的反帝国主义演讲，他主张给菲律宾自决权。然而，在1900年11月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成为赞成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中，帝国主义者麦金莱击败了反帝国主义者布莱恩。共和党在职总统获得有效选票中的51.1%，其民主党对手获得47.7%的选票。
不过，威廉·麦金莱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1901年9月14日总统死于枪伤，八天前一个来自德国的波兰血统无政府主义者向他开枪：这是第三位死于暗杀的美国总统，此前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被杀，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在任职仅仅四个月后就于1881年遭到暗杀。麦金莱的继任者是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到那时为止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不出所料，在帝国主义坚定性方面远远超过其前任。
1902年，越来越多的有关美军在菲律宾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在美国曝光，举行了军事法庭起诉和参议院听证会。虽然1901年阿吉纳尔多被捕后那里的战斗逐渐减弱，但相关报道并未失去其骇人听闻的效果：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最后一次领土征服，帝国主义之殖民地形式以插曲方式载入史册，这些报道作出了主要贡献。如果算上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美利坚合众国自1898年以来拥有三块较大的殖民地，但没有能够形成和过去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或是当时的英国与法国殖民帝国相比的海外殖民帝国。倘若 美利坚合众国将自己理解为“帝国”，那可以是基于其居民人数、财富和联邦大陆的辽阔。美国在1898年之前和之后更愿意选择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实际上的权力控制，而不是正式把它们殖民化。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正式帝国主义与正式的帝国主义不同，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几乎没有争议。只要是事关借助武力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大多数“反帝国主义者”也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也认为——暂且不论一切有关进口关税税率的争议——美国对欧洲工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别于对西半球、太平洋区域和亚洲的农业国家，这没什么可指责的：对“旧大陆”他们以关税保护者姿态出现，对其他地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者。
以能实际实现美国的贸易政策之利益为准，而不是从对美国的正式依赖出发，华盛顿从门罗时代开始对中南美洲的座右铭就是如此，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共和党人当政或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党人掌权。“软”手段被证明不是很有效：如由美利坚合众国发起创立的泛美联盟，1889年共和党哈里森总统执政伊始该联盟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拉美国家拒绝了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最重要的项目——创建一个泛美关税同盟。通过经济、政治以及间或使用的军事压力所能达到的目的更多：1889年美国介入海地的革命权斗，它大力支持两派中更为亲美的一派，直到此派获胜。1894年，美国在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治下以类似方式干预了1889年新成立的、年轻的巴西合众国的内政。为了自己的外贸利益，美国帮助那里的共和体制政府挫败了君主派的政变企图。
稍后，国务卿沃尔特·格雷沙姆（Walter Gresham）成功地在尼加拉瓜用美国的势力取代了此前强大的英国势力。美国的策略与经济利益决定了这一政策。尼加拉瓜当时对美国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计划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开通一条地峡运河。破产于1893年的海运公司（Maritime Canal Company）在1887年曾从马那瓜（Managua）政府获得相应的特许经营权。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决定是20世纪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治下才做出的。
英国与美国间的严重危机出现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因是有关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走向之争。加拉加斯政府请求华盛顿政府出面调停，然而伦敦多次拒绝了美国的相应解决方案。1895年7月20日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国务卿，照会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指出：英国的领土要求是进一步的殖民化，从而践踏了门罗主义。但奥尔尼比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申明美国在美洲大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对其干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它的命令就是法律。奥尔尼为这种立场给出的理由是：鉴于其资源无限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美利坚合众国完全可以掌控局面，是的，所有其他强权国家都对它奈何不得。
英国政府认真对待这种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它虽然驳斥了奥尔尼的新宣言，而且坚决不承认门罗主义为国际法准则，但不久后宣布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通过仲裁来解决与委内瑞拉的纠纷。此后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在美西战争期间，英国是欧洲强权国家中美国的唯一外交后盾。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们——与广大公众不同——反正也是亲英派，此后他们更 喜欢提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历史相同之处。此时已经不再是国务卿的奥尔尼，1898年甚至持这样一种观点：“正如有以国家为单位的爱国主义，同样有以种族为单位的爱国主义。”
1890年代已经不时出现美国—英国结盟的呼声。在美国与其前宗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的想法逐渐站住了脚，这令英国的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有勇气在世纪交替之际为这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缔结坚固同盟的想法发声（这种一厢情愿的示好却未能得到华盛顿的回应）。强调两民族种族上的情同手足对美国自然有其危险的一面：这对所有非英裔的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挑衅。因此东海岸的亲英派精英在新世纪伊始很快就用“说英语者”这一概念替换了“盎格鲁-撒克逊”一词。
直到19世纪末，美洲大陆毫无疑问处在美国的绝对影响范围内。1880年代起其兴趣范围不断扩大，它越来越关注太平洋区域，越来越帝国主义。“未来，我们的贸易将大部分与亚洲进行。”1900年1月9日贝弗里奇在其演讲中解释说，“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欧洲将愈来愈多地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并确保殖民地成为其消费市场。那我们要到哪里去为我们的过剩产品寻找消费者呢？地理现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是我们的天然买方。它离我们比英国、德国或俄国更近，这些国家是现在与未来的贸易强国。它们用不断在中国边界建立永久基地的方式接近了这个国家。菲律宾群岛为我们进入整个东方的门户提供了一个据点。”
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两年后，欧洲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于1897年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报复两个天主教的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意志帝国占领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1898年它与中国签订对这块地区为期99年的租借合同。不久之后其他列强也纷纷仿效：法国得到了 广州湾，俄国获得大连湾包括旋顺和大连，英国则入手威海卫以及香港腹地的“新界”。1899年4月列强进一步把中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俄国、德国和英国获得较大地盘，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得到较小地盘。光绪皇帝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稳定其帝国，并让它有能力抵抗列强，但传奇的“百日维新”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失败，她下令软禁了皇帝。同一年爆发了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其最终目标是把外国势力赶出中国，从而结束欧洲人给中国造成的持续耻辱。
欧洲人的行动对美国来说不啻为最高警报。1898年9月，麦金莱总统首次在对华贸易中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门户不仅要对美国，而且应该对所有列强开放。一年后，国务卿约翰·海伊于1899年9月照会所有列强，试图确定尊重中国的完整性、恢复其海关主权以及确立不歧视第三国如美国的原则。大不列颠最倾向于同意美国的立场，但海伊即使从伦敦也未能得到一个明确同意的答复。俄国持反对态度，其他列强含糊其词。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依然坚信，所有收到他照会的国家基本上同意“门户开放”政策，美利坚合众国期待这些国家会信守此原则。
至于不久后欧洲列强、日本和美国会联手对付中国，这在1899年底还无法预料。义和团起义是促成这种联合行动的推力。1899年秋季，对欧洲传教士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袭击不断增多。1900年5月底局面失控，义和团攻击修建北京至沿海地区最重要的铁路线的欧洲人。对首都日益明显的包围令那里的外交人员感到恐慌。6月初，一支英军部队无法从天津进入北京。6月12日义和团的队伍拥入首都，皇家军队站在他们一边。6月19日德国公使克莱门斯·冯·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被杀，不久后使馆区被包围。6月21日清政府向外国势力宣战，义和团从而被“上面”认为是合法的。
欧洲列强、日本和美国随后商定组建国际干预部队，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指挥。美国派出一支2500人的队伍参与。8月中旬北京被英国和日本军队占领，瓦德西率领的德军是后来抵达的。中国的秩序恢复后在暂时的盟军之间展开了艰难的谈判。欧洲政府被迫认识到，中国绝对不是外来的势力可以控制的，但却希望能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割地。美国坚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终于说服其他列强不对中国进行新的吞并，而是采取替代方案：清帝国要支付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内付清。在1901年9月7日签订的《北京和约》（Friede von Peking）中，中国此外还必须保证惩处罪犯并派一位皇室王子前往柏林，就德国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道歉。
在镇压义和团起义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跨大西洋之西方间的合作，以其列强国家为代表，因俄国和日本的加入联合行动得到加强。当然这些列强，不仅仅是欧洲的，而且是一种新的世界国家体系中的领军成员间的一致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八国联军联手在中国行动期间，俄国就开始独自在满洲解决暴乱问题，这对日本和英国意味着一种挑衅，促使这两个国家于两年后结盟。在许多方面美国都可以把自己视为冲突的赢家：它使中国避免了比以往更大程度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猎物，它毕竟说服了 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列强承认“门户开放”原则。给中国学生慷慨设立的奖学金为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做出了贡献。当中国1905年开始改革立法，决心以西方和日本为榜样时，美国也可以把这种发展看作是其间接干预的成功：一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中国，可以成为对抗欧洲与日本在远东扩张企图的战略伙伴。
经常被称作“拳乱议定书”（Boxerprotokoll）的《北京和约》，是在麦金莱总统被暗杀后的第二天签署的。1901年9月14日，麦金莱遇害当天，西奥多·罗斯福成为其继任者。美国第26任总统在其七年半的任职期间，作为合众国的领袖在国际政治领域一直遵循自己喜欢引用的警句：“说话要温和，但手里要拿着大棒。”像大多数帝国主义者一样，他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和不文明的民族，与贝弗里奇一样，他最终只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条顿人归入第一类。拉丁美洲对他来说也属于不文明和落后的，如果他觉得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会毫无顾忌地使用“大棒”。
美西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大增。1899～1905年，在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任战争部长期间，正规军人数从2.5万上升到10万；1906年其海军在世界舰队中名列第二，只有英国海军超过它。军官在专门学院接受教育，各州的国民警卫队要达到统一的国家标准。1913年在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治下，美国才有了总参谋部——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但在共和党总统中，麦金莱和罗斯福为建立现代军事制度采取了决定性步骤：这是美国为自己设定的扮演世界霸主角色之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在中美洲最窄处 修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线，苏伊士运河的发起者费迪南·德·莱赛普已经于1879年在一家法国公司的帮助下尝试过了，但在1889年失败。1902年美国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法国的运河修建权，一年前它与英国商定放弃1850年签署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Vertrag），该条约规定双方在修建跨地峡运河时要共同行动。这样修建一条尼加拉瓜运河的竞争项目也下马了。然而美国尚未得到巴拿马所在之哥伦比亚的同意，割让约10公里宽的运河区。为此美国愿意支付1000万美元和25万美元的年费。当哥伦比亚参议院气愤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时，罗斯福在1903年秋投入大量资金组织了一场反哥伦比亚的亲美“革命”。为了维护“秩序”，他派遣一艘载有海军陆战队的战舰前往巴拿马，阻止哥伦比亚军队镇压那些被收买的反叛分子。
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共和国宣布成立，随后立即得到了美国的承认。新的巴拿马政府（美国银行家J. P.摩根担任其第一任财政部长）接受了被哥伦比亚拒绝了的条件。运河建设工程得以开始，1914年10月运河投入使用。1904年通过的巴拿马宪法不仅给予美国对运河区的充分政治和军事控制权，而且也赋予其干预权。直到1960年，华盛顿才承认了巴拿马名义上的主权。减少干预对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声誉以及重新强调所谓的强者权利都造成很大损失：为了大大缩短大西洋和太平洋间的海路，可谓付出了高昂与无法衡量的代价。
不那么残忍，但效果并不逊色的是门罗主义的延伸——“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总统1904年在其一年一度的国会“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并于1905年完善了此推论。这一新学说认为，美国保留对西半球国家进行干预的权利，如果这些国家凭自己的力量不能维持国内秩序和国家主权的话。这样即可避免欧洲列强为迫使拉丁美洲国家偿还债务而对它们进行干预。（德国和英国曾在1902/1903年对委内瑞拉这样做过。）美国行使其新宣布的预防性干预权的第一个国家是不断遭受危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它是一个动荡的、经济上依赖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中美洲“香蕉共和国”。1905年美国接管了该国的海关管理，从而确保了向美国和欧洲债权国的债务偿还。
1906年，炸药的发明者——瑞典化学家和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设立并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进行了第六次颁奖。1901年该奖第一次颁发给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亨利·杜南，1905年该奖得主是奥地利作家与和平主义者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她在1889年出版了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并且她还是奥地利和平主义组织创始人。在她之后获得该奖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得奖不是因为他在美国南部邻国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调解功劳。总统是应日本人请求出面斡旋的，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的和平谈判中，他不仅让交战双方达成了和解，而且还利用机会与日本签订秘密协议，为美国产品打开了日本市场。当日本稍后在其控制的地区阻挠美国商品输入时，为了让这个东亚岛国明白忆起自己的义务，罗斯福派遣16艘军舰——所谓的“白色舰队”进行了一次环球之旅。其中的主要停靠点是日本。
罗斯福对其他国家的强硬态度每每奏效，这让总统在美国备受爱戴。尤其是在1904年的大选年中发生的里夫事件（Riff incident）。5月18日，在摩洛哥一个名叫约恩·珀迪卡里斯（Ion Perdicaris）的人（据说是美国人，实际上是希腊公民），与他的英裔继子一起被里夫部落首领——山贼赖苏利（Muley Hamid El Raisuli）绑架。为了显示力量，罗斯福派出多艘已经在驶往欧洲途中的战舰前往摩洛哥。国务卿约翰·海伊给美国驻丹吉尔（Tanger）总领事发去的言简意赅的电报指示说：“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当这份电报在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被宣读时，代表们欢欣鼓舞。“炮舰外交”似乎起到了效果：6月24日被绑架的人质获得释放。实际上这个温和结局是法国居中调解和支付赎金换来的。
在1904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稳操胜券，获得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最好成绩：他赢得了有效选票中的57%，比其对手民主党候选人——保守的纽约法官艾伦·B.帕克（Alan B. Parker）多得250万张选票。罗斯福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总统，他懂得争取不同的社会群体暂时支持自己。当上总统后他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急性子人。在实际政治中，他多次与大企业的利益针锋相对。1902年，由于联合矿工工会组织的长期罢工，他强迫无烟煤行业的雇主接受联邦的公正调解，并威胁否则将动用联邦军队：结果是增加了10%的工资，并引进每日9小时工作制。罗斯福提供“公平交易”，公正对待，并把这些作为其1904年竞选的主要口号。
在第二届任期内总统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把竞选中的承诺落实到行动上。1906年一项法令为州际商务委员会创造了机会，让它能够对铁路公司的业务获得更多了解。当美国公众1906年对一位社会主义作家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屠场》（The Jungle）一书中所揭露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不卫生状况感到震惊时，罗斯福用联邦立法进行了补救，《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允许进行严格监控。若是按照总统的意见，国家本该对经济生活获得更多的干预可能。自1907年起，他提议引进每日8小时工作制，对工业事故的受害者给予合理赔偿，收取遗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对股票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但由于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以上设想未能得到实施。
与保守的共和党人的争辩还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热衷于打猎的罗斯福是总统中第一个“环境保护者”。作为环保人士他大力支持自然保护并提倡建立和维护国家公园（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让共和党右翼极力反对的是罗斯福推行的对大面积未开垦的土地进行的公共管控。相反，在他根据1902年的拓殖法案把新地用于建造人造湖泊、运河和灌溉系统时，他得到了保守的商业界的支持，特别是当美国西部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一再反对这一政策时。
在其国内政策的许多领域罗斯福是“进步的”，进步的意思是按“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此新运动出现在1890年后，在1901～1917年间经历了其辉煌阶段。“进步主义”的有力支持来自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特别是记者和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罗斯福称为“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通过曝光滥用职权与丑闻引起公众最大的轰动。这些“进步人士”批评商界和政界各种不受控制的权力集中，从大康采恩到纽约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Tammany Hall）那类“政党机器”；他们坚持要求个人对社区负责，并强调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他们赞成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他们的喉舌是一份广为传阅的《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里面刊登的是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揭露性报道，这两位是最具影响力的“耙粪记者”。
“进步运动”是一个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在某些方面进步主义者继承了人民党的传统。像后者一样，他们要求社区和国家层面的更多直接民主，在这方面他们也相当成功：到1916年有45个州立法规定了“初选”，即总统候选人的初选；11个州（包括加州）选民可以撤销直至州长在内的官员，有的州还可提出立法倡议和进行公民投票；1916年通过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引进了直选美国参议院议员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有持续性：人民党的反垄断在进步主义“要求解散托拉斯者”的反卡特尔运动中得到延续。
但与人民党民粹主义者不同，“进步主义者”一般不反对城市化，也不反智；他们争取的对象主要不是农民，而是城市中产阶级。另外，“进步运动”是美国城市化的产物。187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500人的城市；1920年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这样规模的城市中。居民数量在十万以上的城市从1870年的14座上升到1900年的38座，1920年则达68座。以摩天大楼为天际线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第一座摩天大楼于1884年建于芝加哥，很快纽约曼哈顿就迎头赶上）在世纪之交已成为美国的象征。
在“进步主义”积极推行的社会改革中，创造健康的生活条件和在大城市修建公园与绿地是首要目标。“安置房”（Settlement houses），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89年在芝加哥创建的赫尔馆（Hull House）所尝试的，方便帮助移民家庭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进步主义者”成立了促进儿童福利的社团，并阐述在较贫困的市区进行志愿社会工作（social work）之传统的理由。不是全部，但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禁酒主义者反对酗酒的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禁酒主义者的要求在国家层面得到实施。通过最佳技术效率提高生产率也属于进步主义的目标。这方面的基础是“科学管理原理”，由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化运动之父与“科学管理”创始人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1911年他在所出版的同名著作《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阐明：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确定最合理的规范动作，这只有在跑表的帮助下才能做到。
积极参加“进步运动”的还有很多职业女性，特别是从事教学工作的（由于在美国妇女上大学，与欧洲不同，不受任何限制，1900年左右已经有很多女学者了）。进步主义妇女的核心政治要求除了公民权平等，还包括财产权平等以及引进妇女选举权。19世纪末只有一个国家的妇女在全国范围内拥有选举权：1893年后的新西兰。美国到1898年仅有西部四个州（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和爱达荷州）引进了妇女选举权。由于“妇女参政论者”的活动，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嘉莉·查普曼·嘉德（Carrie Chapman Catt），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和艾丽斯·保尔（Alice Paul），到1914年又有另外七个州的妇女获得选举权。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成员的数目从创始年的13000人上升到1917年的200万人。三年后，妇女选举权在1920年经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在整个联邦得到引进。但这离妇女的充分解放还差得很远。投票权对于妇女来说，只是在争取性别平等斗争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属于“进步运动”的还包括白人维权活动家玛丽·怀特·奥文顿（Mary White Ovington），1909年她与黑人维权活动家威廉·E.B.杜波依斯一起组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自从南北战争结束以后，1868年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允诺的种族平等并未得到什么兑现，黑人在南方各州不仅因选举法和选举实践，而且也因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受到歧视：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ersus Ferguson）中确定了公共交通工具中——如佛罗里达州1887年所引进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合法性。以“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为座右铭，最高法院使南方各州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合法化，该法在学校、餐馆、电影院、海滩和公园中严格执行种族分隔（或如后来在南非所说的“种族隔离”）。黑人也仍旧是南方各州常见的死刑的受害者：1891～1900年间的1559起私刑中有1132起或73%的私刑涉及非洲裔美国人；在1911～1920年间，606起私刑中有554起或91%如此。非洲裔美国人虽被允许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但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他们总是受到白人上司和战友的歧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给自己设定的艰巨任务是：帮助美国黑人获得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美国白人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1909年初，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宪法虽然没有明文禁止第三届任期，但一个不成文法却规定最多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罗斯福1901年9月出任总统仅仅是由于其前任麦金莱被暗杀。1904年他首次当选总统，如果1908年他能再次成功当选，其实那不过是他的第一次连任。罗斯福想继续当总统，但共和党的保守派不满意他偶尔违背“大企业”利益的行为，并把1907年出现的虽短暂却强烈的经济衰退归咎于其经济政策。此外罗斯福本人在1904年宣布，他将在1909年辞去总统职务。因为根据当时情况，他不会被共和党再次提名为候选人，他不情愿地放弃了继续参选。
他的党决定的总统候选人是法学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01～1904年曾任美国驻菲律宾第一任总督，1904年出任战争部长。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选举结果塔夫脱领先超过一百万票。不过他很快令许多信任他的“进步主义者”感到失望。保守的共和党人成功地阻挠了塔夫脱降低关税的意图。1909年的“佩恩—奥德里奇关税”（Payne-AldrichTariff）基本上保留了极高的税率——平均占商品价值的37%～40%。在“进步主义者”那里更加有害总统声誉的是他与“生态环保人士”的冲突：新任内政部长理查德·A.巴林杰（RichardA. Ballinger）把罗斯福执政期的大面积划为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和山脉提供给私人投资者。稍后，最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之一，亲罗斯福的国家林业局创始人和第一任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遭解职。
环保政策的变化是导致罗斯福与塔夫脱闹翻的主要原因。1910年9月，前总统在堪萨斯州的奥萨沃托米（Osawatomie）发表了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演讲，其中他提出了“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他指的是一个强大的、有能力干预经济生活的联邦政府。这样的政府应该以立法的方式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创造更多的社会正义，采取保护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措施，并严格将信托置于公共监督之下。
此时罗斯福还没考虑1912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相反，自1911年起他先是支持国家共和党进步联盟（National Republican Progressive League）推出的候选人，一位“进步主义”领军人物——参议员和前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然而，1912年2月罗斯福决定自己参与竞选。当塔夫脱在共和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明显操纵党魁从而在有争议的代表授权中获胜时，罗斯福与他的党决裂。他带领一部分追随者创立了一个新的党——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并让此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说作为候选人自己感到“像公驼鹿一样强壮”，这立刻让新成立的“第三党”得到一个昵称：他们的追随者和候选人从那时起就被称作“公鹿党”。
直到1911年，共和党人并非纯粹的保守党；除了大公司和银行的利益代表外，该党不乏自由和进步的政治家。这种情况随着1912年的总统选举发生了变化：“老大党”的立场从此显然比中间偏右。民主党的发展正好相反。虽然在南部各州继续是保守的“州权民主党”（Dixiecrats）说了算；民主党的势力在这里却坚如磐石，以至于人们恰恰可以说这些州是一党制的州。在全国层面呈现一种保守和自由或进步力量的不稳定的平衡，后者的争取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以及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1912年6月巴尔的摩（Baltimore）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经过46次选举才选出了总统候选人：得到提名的是新泽西州州长和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政治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他属于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其核心选举口号是“新自由”（New Freedom），他最尖锐攻击的对象是垄断和信托。
从普选中胜出的是威尔逊，即使他只获得了相对多数。他赢得41.9%的有效选票，罗斯福27.4%，塔夫脱23.2%，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6.0%。在选举人团的选举中，由于共和党选举人出现分裂，威尔逊获得大多数选票。共和党人不得不意识到，他们通过突然向右的立场转变毁掉了自己获胜的机会。“公鹿党”得到的教训是：“第三党”虽然能为两大党之一带来胜利，但没有真正的机会去自己掌权。
入主白宫后，威尔逊推行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更令自由派失望的。他背弃任何有利于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承诺，迫于南方各州民主党人的压力，他允许联邦当局的分支机构施行种族隔离，并阻挠了多项“进步主义者”的立法请求。他执政第一年的成就包括通过了两项反对滥用经济权力的法律。信托虽然没有被摧毁，但通过1914年的《克莱顿反垄断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他们不得以下列方式限制竞争：向不同客户索要不同价格，或与竞争对手私下立约，或向竞争对手的监事会派遣代表。同样于1914年通过的《联邦贸易法》（Federal Trade Act）创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可以干预不正当竞争（如通过误导广告）。
当民主党人经历了1914年中期选举的明显失败，共和党人因为“公鹿党”选民的回归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后，威尔逊又开始努力争取“进步主义者”的同情。在1916年总统选举年伊始他任命自由派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为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大法官，同年威尔逊支持一项反对童工的法规《基廷—欧文法》（Keating-Owen Act），其中禁止各州间就未成年人所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然而此法未能获得最高法院的青睐：1918年它因违宪被取消。法院的理由是，联邦有权调节各州的越境贸易，但无权干涉商品的生产。
外交方面，只要是涉及美国的“后院”中美洲，威尔逊按着其共和党前任的足迹走。1909年和1912年，塔夫脱总统基于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介入了尼加拉瓜（其“美元外交”的优先地区）的事务：两次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和海关，但也是为了保护亲美的内战一方。美国人的部队到1925年才离开这个国家。威尔逊1915年出动海军陆战队干预了发生血腥暴动的海地，次年同样为了平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动乱再次派出美国军队，美军在此驻扎到1924年，在海地甚至直到1934年。
仍在塔夫脱执政期内，美国卷入了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内战。1911年腐败但亲美的总统波菲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íaz）被推翻，由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领导的锐意改革的政府上台。当1913年2月极端反动的将军维克托维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发动政变时，已经败选但任期尚未结束的总统塔夫脱迅速准备承认新的统治者。在他还没承认之前，马德罗被杀害，杀害马德罗的人显然是受韦尔塔的指使。美国新总统威尔逊拒绝通过外交手段承认这次血腥政变。然而，韦尔塔政权——也是由于美国经济界的帮助——仍旧能够大权在握并实行独裁。
1914年春一次突发事件为军事干预提供了机会：一个墨西哥军官强行逮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成员。美国随后占领了港口城市韦拉克鲁斯（Veracruz）。不久后反对派势力——科阿韦拉（Coahuila）州长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领导下的“宪政主义者”成功推翻了韦尔塔。在威尔逊于1915年10月终于事实上承认了卡兰萨政府后，曾经得到过美国支持的农业革命家法兰西斯科·“庞丘”·维拉（Francisco «Pancho» Villa）起来反对其此前的支持者。1916年初，他让人射杀了16名美国工程师，越过美国边界前往新墨西哥州，在那里他的战友抢劫了哥伦布地区并杀死17名美国人。威尔逊下令潘兴（Pershing）将军出兵墨西哥进行惩罚，但寻找“庞丘”·维拉毫无成果，并导致与墨西哥政府军队发生战斗。一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威尔逊决定妥协，撤回美国军队，并于1917年3月（其连任总统四个月后）在法律上承认了卡兰萨政府。这种转折的原因是1914年8月欧洲爆发的战争：美利坚合众国越来越被拖入德国在大西洋发动的海战，它准备站在英法一边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