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告别“光荣孤立”：1886～1914年的英国

被德国视作绝对竞争对手的英国，从1880年代后半期起连续二十年几乎一直处于保守统治下：1886年7月下议院选举之后，托利派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出任英国政府首脑，直到1902年他才最终放弃首相一职。他能担任此职依靠了自由党中背离派的支持，即反对格莱斯顿爱尔兰“地方自治”政策的“联合派”反对者，也就是老自由派辉格党人和进步激进分子的领袖哈廷顿侯爵（自1891年起为德文郡公爵）和约瑟夫·张伯伦。

加斯科因-塞西尔的执政期只在1890年代上半期中断过三年。1892年自由党选举获胜后，在爱尔兰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下，威廉·格莱斯顿第三次出任首相。但次年他再次试图给予爱尔兰“地方自治”权时，遭到上议院反对而失败，并于1894年2月辞职。他的继任人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与格莱斯顿相反，自称是帝国主义者，于1895年6月一次表决失败后辞职。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维多利亚女王交给了索尔兹伯里侯爵，他的联合政府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成员组成。约瑟夫·张伯伦本来可以担任财政大臣要职，但他选择了殖民地大臣，因为他希望能在这一职位上给英国的外交政策打上其绝对帝国主义的印迹。

张伯伦接管殖民地部工作几个月后，就出现了首次机会。1895年11月，他领导的部把贝专纳兰受保护国的一部分 给了开普殖民地首相塞西尔·罗兹的不列颠南非公司。罗兹和张伯伦为了他们的利益在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会晤，1894年这个国家名为南非共和国。由于蕴藏着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德兰士瓦是南非最富的部分。1886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trand）发现了新的金矿，这使该地区对英国在经济上比过去更具吸引力。为了让德兰士瓦与开普殖民地能够合并，至少按照罗兹和张伯伦的意见大量生活在南非共和国的英国“侨民”应该起来反抗布尔人的统治；由某位斯塔尔·詹姆森博士（Dr. Starr Jameson）率领的不列颠南非公司的私人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会为他们提供支援。张伯伦不想要，但罗兹至少没有刻意阻止的局面出现了：1895年1月30日詹姆森自作主张开始出击。

殖民地大臣在最后一刻还试图阻止这次行动，但没有成功。“詹姆森突袭”在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前就失败了。这并未阻挡对南非感兴趣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与柏林外交部协商后给德兰士瓦总统保罗（昵称保罗大叔）·克鲁格（Paulus «Ohm» Krüger）发去贺电，祝贺其军队迅速获胜。在这封臭名昭著的克鲁格电报中，他特别强调的是，德兰士瓦可以保卫自己的独立，而无须呼吁友好大国的帮助。英国媒体的反应是义愤填膺。几个月后，当下议院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张伯伦也是成员之一）调查“詹姆森突袭”过程时，开普殖民地政府应索尔兹伯里首相的要求把来往电报交给了调查委员会，这些电报证明了殖民地大臣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此时已经60岁的张伯伦得以留任。

以克鲁格电报的形式，大不列颠在南非遭遇了德国的野心。三年后，在尼罗河上游它与另外一个强权国家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自1887年以来，法国从塞内加尔开始扩张其在中非的殖民帝国。1898年其攻势从尼日尔（Niger）向乍得湖（Tschadsee）挺进，同年在 队长让-巴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率领下的一支考察队到达尼罗河上游，9月他们在法绍达（Faschoda）遇到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英国军队。指挥这支队伍的是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他们刚刚击败了（1885年去世的）马赫迪的追随者，正准备把整个东苏丹置于英国人统治，更准确地说是英埃共管之下。马尔尚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星期的与英国武装部队持枪对峙后撤退了。1899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苏丹协定》（Sudanvertrag）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一方是英埃在苏丹的共管领土，另一方是法属赤道非洲；类似于1898年6月双方就英国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北部的领地和法国殖民帝国界限所做的划分。

这样英国的旧梦——“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陆地走廊——就快实现了，只有德属东非现在还分隔着英国控制的非洲南北地段。1897年，张伯伦的一个亲信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在南非出任高级专员一职，次年保罗·克鲁格第四次当选德兰士瓦总统。同年（1898）英德还签订了一个协定，德意志帝国承认整个南非为英国势力范围（并与英国约定，一旦葡萄牙殖民帝国瓦解，双方就瓜分其殖民地）。米尔纳从一开始就决心以武力吞并德兰士瓦，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他认为英国“侨民”所缺乏的政治平等待遇似乎是个合适的理由。伦敦政府担心，经济强大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会对南非其他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同意了米尔纳的战争方案。

英国期待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始于1899年、持续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成为英国在1815年打败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打的一场耗时最长和最昂贵的战争。它的费用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三倍，动用的军队是其四倍。英国方面，包括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志愿军，阵亡的士兵达22000名；布尔人一方牺牲的战士和平民共达34000人。死亡的黑人人数估计至少有14000人，其中包括许多参加英方战斗的人。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布尔人获得了胜利；然后局面发生了转折，在打了一系列胜仗后英国人在1900年9月得以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但这还绝对不是战争的结束。1900年秋开始了20世纪第一场反殖民主义游击战（如果人们不打算把菲律宾人反对美国人的那场——始自1898年的——战斗称作游击战的话）。英国军队实行焦土政策；约有35000个布尔人的农场被烧毁，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被关在集中营，28000人在那里死于瘟疫——相当于约十分之一的布尔居民人口。当英军总指挥基奇纳勋爵开始用小木屋和铁丝网把战斗的布尔人圈进越来越狭窄的空间后，他们就毫无出路了。1902年5月，在英国不再坚持对方无条件投降后，双方在一个名称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弗里尼欣（Vereeniging）进行了和平谈判。两周后签署了和约。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放弃独立；作为回报，英国答应很快给它们高度自治权。黑人的选举权问题被暂时搁置，英国对经济重建提供援助并进行慷慨大赦。

在军事上失败后，布尔人于政治领域赢得胜利：他们坚持在南非采取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英国为了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和平予以同意。双方寻求将开普殖民地、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合并组成南非联邦作为大英帝国的自治领，这一计划于1910年在一个与其说是联邦式不如说是中央集权的政体基础上得以实现，其中只有白人有权选举议会。受保护国巴苏陀兰（Basutoland）、贝专纳兰和斯威士兰（Swaziland）的未来仍无定论。出于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和土地的重新分配而在布尔战争中支持过英国的非洲黑人，则不得不感到伦敦的态度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转折，甚至是背叛，1912年成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kanischer Nationalkongreß）对此进行了指责。但对英国来说，在南非所采取的态度与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屡试不爽的模式毫无二致：将权力转交给殖民地的白人上层阶级，那里的白人阶层足够强大。

布尔战争在英国起初非常受欢迎，德国和法国对布尔人友好的媒体尖锐抨击英国对造成这种局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伦敦的执政党——自1895年以来越来越多地以“联合派”身份出现并被视作一个整体——利用最初高涨的民族热情，以便从中捞取政治资本。1900年9月，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后不久，索尔兹伯里首相解散了下议院。托利党和自由党统一派的竞选活动在张伯伦的领导下进行，他们提出的主要竞选口号是：投给自由党的每一票都是投给克鲁格的。（其实自由党对战争的意见是分裂的：在下议院议会党团中的亲布尔人阵营或以约翰·莫利［John Morley，为爱尔兰争取地方自治的先驱之一］为首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s］为一派；以罗斯伯里勋爵为首的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以党主席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为代表的平衡中间派是另一派。）联合主义者的算计没有白费：根据部队军装颜色命名的“卡其选举”（Khakiwahlen），成为英帝国主义国内政策的高潮。尽管与1895年相比失去了18个席位，但执政党能够毫无疑问地继续掌权。

“卡其选举”的结果也是一个协会的成功，这个协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家和帝国层面对公共舆论施加影响：建立于1895年的海军联盟。它是德意志海军协会的榜样。其目标是：让国民清楚英国海上优势的存在意义，在英国想对抗德国海军扩军的挑衅时，为海军领导人赢得他们所需要的民众支持。1913年海军联盟已有126000名会员。那时它 已经和更激进的帝国海事联盟（Imperial Maritime League）竞争了五年，后者毫不畏惧地指责海军领导层不能坚持己见，打造新型大战舰“无畏舰”。

成立于1902年的国家服务联盟（National Service League）也发展成一个民族主义激进协会，根据布尔战争的经验该协会要求引入义务兵役制。在这方面更有效的是1907年由骑兵军官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创建，或更确切地说改建的童子军（Boy Scouts）运动，它致力于以貌似嬉戏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军事训练。所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机构都可以指望上一个强大的盟友：侵略主义的大众媒体，特别是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麾下的报业集团，首先是1896年创刊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

虽然布尔战争最初为侵略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由于持续的时间过长和手段的残暴，它成为广泛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爆发的契机，甚至是直到1914年整体英国国内政策的催化剂。如果暂且不算上自由党左翼，那么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则非不断增长的英国工人运动莫属。19世纪最后十年，是工人们在组织上集中和政治上独立的时代。1889年，船舶和机械工程师工会（Gewerkschaft der Schiffs-und Maschinenbauer）、工程师联合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与伦敦码头工人一起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罢工五周，从而第一次为工会运动成功地赢得了非熟练工人。参与组织罢工的工会领导人汤姆·曼（Tom Mann）、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和本·蒂利特（Ben Tillett）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苏格兰矿业工会（Schottische Bergarbeitergewerkschaft）的秘书，曾经的矿工詹姆斯·凯尔·哈迪也是社会主义者，1889年他创建了英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苏格兰工党（Schottische Arbeiterpartei），1892年获得一个下议院议席。

第二年，哈迪创建了独立工党（ILP），历史更久的社会民主联盟和以锡德尼与比阿特丽斯·维伯夫妇为首的费边社也加盟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于1894年由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创立，立场接近马克思主义。1895年，成立两年后，独立工党已有5万名党员。与工会相比，这个数字当然算不上什么：1900年，工会会员的数字已突破神奇的200万。

如果说独立工党有榜样的话，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后者在1890年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并且在此后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一次比一次多。哈迪坚信，英国工人运动要从中学习，脱离自由党并组建自己的政党。决定性的一步发生在1900年2月：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社会民主组织以及许多工会和合作社通过沟通决定组建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以协调工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该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独立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短时间内成功完成了把委员会转型为一个政党的工作，自1906年起该党自称工党（Labour Party）。它首先是一个支撑它的各工会组织的联合会。这个新党放弃提出自己的纲领，它没有死守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教条，而是务实和改革的，只要合乎目的随时准备与自由党合作。直到1900年10月“卡其选举”，它还未能达到在全国各地提出自己候选人的目标。该党的候选人中有两人成功地入选下议院：凯尔·哈迪和铁路工会的领导者理查德·贝尔。

致力于反帝国主义事业的主要有H.M.海因德曼和同样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特别活跃的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后者曾放过牛，后来打短工。两人在1900年9月底的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都站出来反对布尔战争。海因德曼解释说，他“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成员”尤其注重与国际无产阶级一道抗议霸权国家的殖民政策；英国对德兰士瓦的战争令“我们英国社会主义者充满悲伤与耻辱”。“为了英国的荣誉”，奎尔奇向与会代表们解释，“尽管英国资本家进行了系统的收买尝试”，但他们未能成功地让哪怕一个在组织内的英国工人，更不用说工人组织，同意宣战。“工人们没有玷污他们的荣誉。”

奎尔奇显然没有将费边社算在工人运动之内：维伯夫妇在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左翼于1900年2月离开该组织后，在1900年8月第一次公开发声赞成对布尔人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奎尔奇自己的团体——社会民主联盟于1901年退出劳工代表委员会，因为他们认为该机构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轮廓。这样，唯一严格的国际主义团体就从正在形成的工党中分离出去。此后年轻的工党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不仅令自由党不安——该党自诩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且也让保守派恐慌，自从迪斯雷利时代以来此党一直在努力，想作为下层利益的真正受托人而受到承认。1867年和1884/1885年的选举制改革是两大政党为自己争取工人的尝试，除了保守党人，自由党中的一部分，即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1886年脱离格莱斯顿党的“激进派”，骄傲地发现帝国是个看起来合适的介质，可以为英国的爱国主义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张伯伦认为帝国的扩张是必要的，它为英国工业提供了足够的海外工作机会，并保障英国的工人有足够的就业可能。“卡其选举”后不久他在1900年10月底的一次伦敦鱼商的活动中，对大不列颠没有了帝国将如何的问题自问自答道：“北海中两个人口过剩的岛屿。”接下来对英国殖民地没有母国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同样言简意赅：“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只能是四分五裂，各个民族国家会存在，但没有充盈的国家生活，没有凝聚力能让它们有勇气面对整个世界。”

为了能对付其对手，即德国、俄国 和美国，不至于导致在世界排名上的下滑，英国需要大英帝国，如果这个帝国不想分崩离析，它就必须具有凝聚力，最好是通过创建共同防务联盟和在伦敦设立帝国议会（Imperial Council），但至少要扩建一个关税同盟，就像《更大的不列颠》一书的作者查尔斯·迪尔克和1884年创立的帝国联合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所提议的。张伯伦心目中的榜样是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此基础上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创立。但只要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首相，殖民地大臣就没有机会让“帝国特惠关税”（Imperial preference）成为英国的施政项目。然而，1902年7月72岁的索尔兹伯里将首相一职移交给此前的财政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这位并非信誓旦旦的自由贸易者。同一个月在伦敦召开了殖民地会议，会议拒绝了张伯伦成立永久“帝国议会”的建议，从而让任何联邦式帝国联盟成为不可能，但大会赞成帝国特惠关税的主张。

“帝国特惠关税”最坚决的反对者是新财政大臣查尔斯·汤姆森·里奇（Charles Thomson Ritchie）。他与张伯伦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政府危机：1903年9月，殖民地大臣辞职，目的是能够不受内阁纪律限制为帝国特惠关税而奋斗；里奇被解雇，由张伯伦的儿子奥斯丁（Austen）取代，经贝尔福同意他可以作为其父的代言人在政府中发挥作用。

自由贸易或保护性关税的问题分裂了保守党以及自由统一党。后者中以德文郡公爵（曾经的哈廷顿侯爵）为首的坚定的自由贸易者离开了自由统一党，并从那时起在自由食品贸易联盟（Free Food League）中开展工作；有些人重返自由党。张伯伦作为1903年7月成立的关税改革联盟（Tariff Reform League）首领开始做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的工作，他警告工人们说英国正面临愈演愈烈的去工业化问题。1903年10月7日他在格林诺克（Greenock）解释说：“农业……实际上被毁了。制糖业 消失了，丝绸业消失了，钢铁业受到威胁，棉花产业行将消失。”然而他的最终目标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1903年11月4日他在伯明翰说，无论英国，这个富庶的国家，经过关税改革是否变得更富，这对他来说并非特别重要。“我在乎的是，这个民族要不辱其伟大使命……并与我们海外的亲属一起携手……共建大英帝国……让它比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加伟大和永久地更为成功。”

首先是实行关税保护的德国，其经济增长给了英国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力。1850年，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为8.9%，1910～1913年，德国的该数字上升到13.6%；而英国同期的相应数字却从25.6%下跌至15.9%。20世纪初英国不再是世界工厂，然而它仍旧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和银行林立的大都市。为了改善与英国竞争中的落后处境，德国工业必须采用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并借此在许多领域超过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凭借在帝国内外长期无限的销售机会，受到的合理化压力较低，从长远来看这恰恰是一种不利因素。1900年左右，尽管平均工资更高，德国钢铁行业的生产率和材料利用率均高于英国。世纪之交，英国的高收入行业已不再是工业界，而是（不考虑地产）贸易和银行业。

鉴于德国和英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竞争，并不需要频频出现威廉二世皇帝的不得体行为和德国媒体的反英宣传，英国就一再呈现反德情绪。1897年《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甚至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子“迦太基必须毁灭！”，提出了“德国必须 毁灭！”（Germaniam esse delendam）的愿望。但人们并不能就此声称，这家报纸或其他英国大报一直奉行的是反对德国的路线。

在英国政客中，张伯伦是对德国最友好者之一。同时他也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早意识到，由于对手数目的不断增加，英国已无法再继续抱着其“光荣孤立”的优越感不放。1898年春，他尝试（虽未成功）与德国大使保罗·冯·哈兹费尔特伯爵（Graf Paul von Hatzfeldt）就英德在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洽谈，也是为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彼此的联盟。1899年这位殖民地大臣参与了两国就萨摩亚所进行的互谅谈判。威廉二世皇帝在温莎城堡访问维多利亚女王期间，张伯伦与国务秘书冯·比洛交谈后于1899年11月30日在莱斯特（Leicester）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甚至满怀希望地表示，“条顿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间会结成新的三国同盟”，大西洋两岸的这一联盟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学和共同的法律传统，将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这种提前宣告却是一厢情愿：1899年12月10日，当比洛在帝国议会论证第二个海军提案时，他只字未提与英国和美国所达成的谅解。相反，他要求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彻底平起平坐，包括在舰队和殖民地问题上。

一年多以后再次出现商讨德英结盟的机会，为秘密会谈提供可能的仍旧是威廉二世的出访。1901年1月20日这位皇帝来到英国，与其濒死的外祖母告别。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以其名字命名的那个时代的象征——在经过近64年的统治后以81岁高龄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奥斯本（Osborne）逝世。三天后，威廉在那里与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dsdowne）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兰斯多恩勋爵是1900年11月从索尔兹伯里手中接任此职的。皇帝断言，未来或者属于日耳曼，或者属于斯拉夫种族；他本人威廉是 欧洲的“权力平衡”；英国应该为欧洲重新赢得法国，让后者能够与俄国和美国抗衡。英国的反应冷淡。伦敦不想按照柏林的意愿行事：它不想因与德奥意三国同盟靠近，而必须为哈布斯堡皇朝的防御效力。

张伯伦对此也持反对态度，因为德国媒体正在开展反对英国在南非发动战争的新闻战。1901年10月，他称英军对布尔人的行为要比德军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得体得多，从而在德国引发一场愤怒的风暴。此时他已经启动与法国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的谈判，以便消除与巴黎在殖民政策方面的不同看法，为双方更广泛的合作达成共识。他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爱德华七世（Edwards VII.）国王1903年5月出访巴黎，法国总统卢贝（Loubet）同年7月对伦敦的回访，以及1904年4月《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的缔结铺平了道路。协议签订时张伯伦已不再是殖民地大臣。

张伯伦最重要的目标“帝国特惠关税”并未能实现。1905年11月，他甚至赢得全国保守协会联盟（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s）和托利党主席支持他的关税改革方案。但他此举奚落了首相贝尔福，出于对自己队伍中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顾及，后者对关税保护要求采取的是敷衍态度：“报复”（retaliation）是他的妥协公式，英国对不公平竞争有权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1905年12月4日贝尔福辞职。他本可以解散下议院，新一轮选举最迟1907年举行。但统一党内部不统一，按照当时的形势，该党没有在选举中获胜的希望。贝尔福认为风险较低的做法是：让一个自由党少数内阁上台，这个内阁因内部的争斗可能在新一轮选举时已经分崩离析。爱德华七世做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的，任命自由党主席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为首相。后者在组阁后立即解散了下议院。

新政府有三大著名的“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和陆军大臣理查德·伯登（Richard Burdon）——1911年起受封克朗的哈尔丹子爵（Viscount Haldane of Cloan）。属于对布尔人友好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的有大法官罗伯特·里德爵士（Sir Robert Reid），现在是洛伯恩勋爵（Lord Loreburn）；贸易大臣（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尔士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印度事务部主任约翰·莫利。一位杰出的“左翼自由党”工会领袖约翰·伯恩斯接任了地方管理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领导职位。殖民地代理大臣是31岁的温斯顿·丘吉尔，直到1904年他才从坚定的保守党自由贸易主义者变成了自由党人。

爱尔兰“地方自治”是自由党的一个选举口号，但也没有被特别强调。除了在自由贸易或保护性关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对保守党危害最大的（因而对新政府党相应有利的）是引起广泛愤慨、被工会称为“中国苦役”之事：米尔纳勋爵在担任南非总督时，经贝尔福政府批准在德兰士瓦的金矿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苦力”，他们的工作条件确实令人想起奴隶劳动。自由党和左翼也没有忘记托利党政府在南非建立的集中营，这些严重损害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对这种情况坎贝尔-班纳曼早在1901年5月就称其为“野蛮方法”。工会谴责保守党派继续系统掏空罢工权：在塔夫河谷（Taff Vale）铁路公司提出的诉讼案中，上议院在终审时于1901年判决铁路工会必须偿还因罢工而造成的费用和损失。1905年通过的《失业工人法案》（Unemployed Workmen Act）规定吸收失业者临时参与公共工程，但这些措施来得太晚，对引起有利于保守党的情绪转变发挥的作用太小。

在1906年1月的大选中，有53名工人候选人通过一项被称作“Lib-Lab”的协议（由新的内政大臣赫伯特·格莱斯顿［Herbert Gladstone］，即威廉·格莱斯顿的儿子，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协商而成）进入下议院。他们中的大多数曾代表选区成功地战胜了统一党对手。自由党斩获377个议席，比所有其他各党议席总数还多84个席位。结成联盟的统一主义者，即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拥有157名议员，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3个议席。

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坎贝尔-班纳曼政府视提高英国的军事安全为己任，陆军是重点。在布尔战争中，英军显示出一些弱点，陆军大臣哈尔丹想克服这些不足。他拒绝以欧陆强权国家为榜样向义务兵役制过渡，而是坚持长期服役、随时可投入使用的雇佣兵体制，但将后者改组成一个由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远征军”，这些队伍有共同的总指挥和总参谋部。作为对这支人数不多的高素质部队的补充，还为它配备了由志愿军组成的地方自卫队，这支后备力量由十四个师和十四个骑兵旅组成。

自由党政府认为海军方面的改革需求没有那么迫切。1889年，索尔兹伯里首相在《海军防御法案》（Naval Defence Act）中对“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进行了正式确认，即英国舰队的数量应至少与第二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数量总和相等。在贝尔福政府时期，为了应对德国的海军军备以及海军重组，英国决定建造一种新型的战舰——无畏舰，该舰的战斗力要远远超过德国人的军舰（其后果是德国在1906年4月又通过了新的海军法）。坎贝尔-班纳曼政府认为英国在海军战斗力方面遥遥领先，以至于它甚至大力削减了上一届内阁的军备方案。

1907年4月和5月在伦敦召开了殖民地大会，这是自1887年以来的第五次会议。德兰士瓦代表——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第一次参加大会。会议决定 拥有自治权的殖民地此后不再称殖民地，而称“自治领”。加拿大自1867年以来拥有该称号，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是第二个自治领，1907年新西兰成为第三个，1910年南非联盟成为第四个自治领。所有自治领都由白人移居或统治，只有他们获得了几乎无限的独立特权，母国想以这种方式防止它们以美国为榜样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永久帝国议会的设想在1907年也遭到拒绝，至于共同防务，此后被称作帝国会议的大会没有做出实质性决议。海外与会者广泛同意的只有帝国优惠关税之事，但这一如既往遭到执政的自由党拒绝。

约瑟夫·张伯伦的憧憬——把帝国变成一个联邦——被证明毫无可行性。英帝国只有为其成员国提供尽可能广泛的活动空间，才能把那些与母国在政治体制上最相近的成员国继续吸引在英国王冠下。仅仅因为英国愿意将大英帝国改变为英联邦，就像1926年的帝国会议所决策的那样，它才能作为世界帝国继续存在。然而追求政治独立的不光是白人殖民地。在印度这个可以说是英国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1909～1913年间大不列颠从大英帝国进口总额的26%来自印度，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1885年创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该党于1907年分裂为“温和派”与“极端派”。1906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人成立了穆斯林联盟（Muslim-Liga）。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让英国政府扩大了1861年设立的立法会之权限，并于1909年在国王任命的立法会成员外又增补了选举产生的成员。同年第一个印度人被吸收进印度中央政府。但为了削弱独立运动，这些改革来得太迟，而且踌躇不决。英国内部实施的自治原则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它开始直接消蚀英国人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

殖民地会议召开几个月后，1907年8月底，外交大臣格雷完成了一个杰作：与老对手俄国达成一项协议。两个强权国家就波斯、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地区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最困难的是对处于革命动乱中的波斯帝国的瓜分。俄国在该国北部修建了公路与铁路，英国主要想让沙皇帝国远离波斯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双方相互承认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两部分由中性的安全地带隔开。这项协议对俄国来说，是日俄战争失败后的一个重大政治减压；英国则可在一个世界区域巩固自己的地位，德国通过建造巴格达铁路曾令其在那一带处于不利地位。与1904年的《英法协议》一样，同俄国的协议三年后也成为对付德国海军军备的砝码。对这两个条约所形成的三国同盟，德意志帝国没有具有同等杀伤力的对策。

1905年的政府更迭促使政治上的右派力量激进化，对它们来说保守党的领导层右得还远远不够。这些力量包括成立于1900年、公开反犹的英国兄弟联盟（British Brothers League，缩写BBL），该组织在1905年4月，也就是在贝尔福政府任期内，取得了一项伟大成就：通过《侨民法》（Alien Act），阻止东欧犹太人进一步向英国移民（1881～1905年间，有4万犹太人从俄国来到英国定居；生活在英国的犹太人总数从1880年的6万人上升到1910年的24万人）。保守党政治家，只要在竞选期间到无产阶级聚居的伦敦东区煽动反犹情绪，就可让该党丧失的选票与全国平均水平比处于较低的范围内。选举后，英国兄弟联盟目标明确地攻击自由党政治家，称他们与伦敦市（亲德的）犹太银行家有联系。1913年，英国兄弟联盟的成员人数为12.6万人。

1905年辞去南非总督职务后，与年轻的保守党政治家密切合作（被他戏称为其“幼儿园”），米尔纳勋爵成为极右势力的一员干将。其爱国主义的核心不是英国，而是大英帝国。米尔纳的激进帝国主义与对议会制度的激烈批判携手共进，议会制按照他的观点不利于英国的国家自主权。使用反犹的陈词滥调是其反对所谓“议会制”政治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米尔纳还是英国兄弟联盟均未能对公共舆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英国的政治文化太自由，所以右翼或左翼的激进努力都无法成为“主流”。

患病的首相坎贝尔-班纳曼于1908年4月6日辞职，4月22日去世。爱德华七世任命财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继任首相，他原来的职位由贸易大臣大卫·劳合·乔治接替，温斯顿·丘吉尔则接任了贸易大臣一职。在阿斯奎斯政府执政期英国陷入一场严重的冲突，其起点可上溯到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时期。上议院在1906～1907年拒绝了几项极具自由色彩的法律，或是通过修改（amendments）令其面目全非，其中包括（对非信奉英国国教者网开一面的）教育法和土地改革法。1909年上议院甚至拒绝了劳合·乔治提出的、下议院已经批准了的预算法，因为它大幅上调了所得税和遗产税。下议院的自由党多数的回应是，他们投票赞成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决议，指控上议院违宪。

1910年1月提前进行的选举虽然为保守党带来议席的增长，但构不成绝对多数。自由党失去约100个席位，但仍可在工党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继续执政。1910年5月6日爱德华七世去世时，上下两院间的权力之争尚未决出胜负。其继任者乔治五世（Georg V.）真诚地竭力在两院间调停，但没有成果。一个自由党和保守党组成的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在 开过21次会的五个月后，于1910年11月10日被保守党叫停，因为自由党不愿放弃新的爱尔兰《自治法》。

随后进行了1910年12月的下议院第二轮选举，其结果与1月份的非常相似。以兰斯多恩勋爵为首的不屈不挠的上议院议员，所谓的“顽固分子”，决心推翻一项议会法案，该法案是阿斯奎斯政府为确保下议院的权利提出的。一旦他们与支持他们的极右媒体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和《晨邮报》（Morning Post）如愿以偿，乔治五世则会通过任命上议院议员的方式让那里的多数状况发生有利于政府的改变。但是事情并未发展到这一步，因为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设法为提案争取到多数票。1911年8月的议会法案结束了宪法冲突。从那时起所有的财政法，如果上议院不在一个月内对其进行“修订”，都将在国王的同意下生效。至于什么是财政法的问题，由下议院议长决定，上议院无权向最高法院上诉。对所有其他法案，上议院仅仅还在短期内拥有延宕否决权。同时，立法周期从七年缩短到五年。下议院和英国民主打赢了1846年取消谷物法后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争执之役。

1911年不仅因议会法案而载入英国史册。这一年也是大罢工和暴力行动之年。后者是1903年由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创建的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为推动妇女选举权所组织的活动，包括绝食和有针对性的财产损毁；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埃米琳的女儿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从巴黎遥控，这类暴行更是升级为纵火和爆炸案。也是在1911年，通过了英国向福利国家发展的一条重要法律：由劳合·乔治提出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在其第一部分以德国1883年相关法律为蓝本，创建了基于互助合作的强制性健康保险。作为补充，该法的第二部分 对少数几个行业提供了失业保险，从而让英国在此领域担负起开路先锋的角色。

宪法冲突结束后，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新努力——不出所料——成为国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1910年下议院第二轮大选之前，自由党把“地方自治”口号摆在竞选宣传的核心地位；12月的选举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多得到两个席位，而自由党和工党则分别获得了和1月份同样多的席位。向阿斯奎斯政府释放的信号很明显，它必须言行一致。爱尔兰国民党本身则受到来自更年轻、更激进之力量的压力，如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以及1905年出现的新芬运动（Sinn-Fein-Bewegung）。最大的问题来自阿尔斯特，即爱尔兰东北部的六个郡，自17世纪初来自苏格兰的长老宗移居者在那里定居，使之盎格鲁化。岛上的主要部分聚居着天主教信徒，阿尔斯特已更富裕；亚麻业和造船业集中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在经济意义上此间已经超过了都柏林。

1912年4月的新《自治法案》（已是第三个）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和未来的都柏林爱尔兰议会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外交和国防仍然由伦敦下议院负责，那里仍有来自爱尔兰的议员，虽然数目比以前少；所有区域性问题均由爱尔兰议会和对其负责的爱尔兰政府处理。若苏格兰、威尔士和英国均能获得相应权利，联合王国就变成了一个联邦制国家。对此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起来反对，他们不愿意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多数票胜过自己。出生在都柏林的新教领袖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成功地赢得保守反对派的全力支持。4月9日，《自治法案》出台两天前，卡森、自1911年11月起成为下议院保守党领袖的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和上议院保守派领袖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一起在贝尔法斯特组织 了8万志愿者（所谓“橙带党员”［Orangemen］）的游行，这几乎是对政府的一种内战威胁，如果阿斯奎斯政府置爱尔兰新教徒的意志于不顾的话。

阿斯奎斯错过了立即禁止“橙带党员”的时机，他也没有为阿尔斯特的特殊地位提供保障，所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直到1913年秋，《自治法案》两次获得下议院同意，而上议院两次拒绝批准该法案。阿斯奎斯与卡森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像政府和议会反对派间的对话一样毫无结果。1913年11月底，博纳·劳呼吁军队，在紧急情况下要站在阿尔斯特一方；军队领导反对自治，这一点首相也知道。同一时间在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南部也出现了志愿者协会的准军事组织，随后阿斯奎斯发布了禁止向爱尔兰进口武器的禁令。政府提出的妥协方案——东北各郡中的任何一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为期六年不参加自治，遭到阿尔斯特新教徒和统一党的愤怒拒绝。

1914年3月底，发生了一起史称“库拉兵变”（Meuterei von Curragh）的事件：驻扎在爱尔兰库拉的一个骑兵旅的57名来自阿尔斯特的军官，以其指挥官为首在陆军大臣约翰·西利的巨大压力下同意必要时暂时离开爱尔兰，而不是进军阿尔斯特。西利随后被解职；阿斯奎斯亲自接管了陆军大臣一职。接下来的几个月，阿尔斯特和爱尔兰其他地方均发生了进一步的严重事件：7月底在都柏林的一次枪击案中有3人丧生，38人受伤。政府最终准备让阿尔斯特无限期免于自治，但最后的决定并未做出。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遭暗杀，国际形势骤变，英国政府只得将爱尔兰问题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