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进步的非同时性（二）

如果说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社会相比，意大利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西班牙的情况无疑就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西班牙居民人口从1875年的1650万增长到1902年的近1900万，这段时间的文盲比例从75.5%下降到66.5%。1900年左右，近70%的西班牙人以农业为生；一半人口（50.9%）居住在居民5000人以下的小地方。工业化基本上局限于巴斯克（Baskenland）和加泰罗尼亚（Katalonien）地区，即集中在比斯开湾（Biskaya）的生铁生产和粗钢生产行业；成品业包括木器加工、橄榄油生产和纺织品制造，它们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工业中心是巴塞罗那，工业生产的40%聚集在那里。

经济的落后也体现在社会抗议的形式上。1879年由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创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Spaniens）、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简称工社党［PSOE］）和九年后成立的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简称工总［UGT］）以合法与和平方式为工人的政治解放和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改善而斗争，但只能在巴斯克地区、阿斯图里亚斯、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赢得较多工人的信任，在加泰罗尼亚它们只有少数成员。

改良派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依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的工作重心在工业化的加泰罗尼亚，并相信总罢工是工人们实现自己要求的万能武器；后者的追随者主要是农业工人、小农和以大规模农庄为主的安达卢西亚的工匠们。秘密组织“黑手”（La Mano Negra）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想用恐怖手段来实施社会革命。该组织发动起义、实行个人暴力直至进行政治谋杀；他们寻找的牺牲品是那些被他们认为引起贫困和苦难的始作俑者——大地主、国家权力的代表和神职人员。1910年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合组建了全国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全劳联［CNT］），不久它就上升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在政治上，1875～1902年间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期。此前1873/1874年曾有过短暂的共和插曲：那是因为1870年由议会选出的国王阿玛迪奥一世（Amadeus I.），前奥斯塔公爵（Herzogs von Aosta），没有能力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第一个西班牙共和国在不稳定方面并不亚于其君主立宪 政府：1874年1月，曼努埃尔·帕维亚将军（General Manuel Pavía）发动政变并立即解散了分裂的议会；12月底，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General Arsenio Martinez Campos）在萨贡托（Sagunto）拥戴阿方索十二世（Alfons XII.）国王登上王位，他是1868年被推翻并流亡法国的伊莎贝拉二世女王之子。波旁王朝的复辟是由保守政治家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着手进行准备的，他1875年接任首相一职。新国王的第一项任务是击败“卡洛斯的拥护者”，这些人是1855年去世的王位觊觎者唐·卡洛斯·德·波旁（Don Carlos de Borbón）之子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卡洛斯战争中的拥戴者，这场战争于1876年2月以王室的胜利而告终。阿方索十二世在1875年1月抵达首都马德里时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他被视为西班牙的“和平缔造者”。

1876年6月西班牙获得一部新的宪法。它在第十一条中将“天主教的，使徒所传的，罗马的宗教”定义为国教；其仪式和公共集会是唯一允许的。根据同一条，在西班牙的领土上不允许任何人因其宗教信仰和拜神行为受到骚扰，只要他怀有“对基督教道德所应有的敬畏”。此外宪法包含经典的自由权利，因此与之前1869年的宪法一脉相承。大臣责任制原则被写入宪法；在实践中被称为议会君主制：首相代表各届议会的大多数。1878年的选举法给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西班牙人选举权，只要他缴纳一定数额的地产税或是属于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1890年完成了向普选的过渡，对此卡诺瓦斯曾长期抵制。但选举权的民主化起初并没改变一种事实，即地方显贵继续在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和选举中掌握话语权，然后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代表要求实现地方在事与人方面的愿望。

在复辟时期形成了两党制体系：保守党在卡诺瓦斯领导下，自由党 由普拉克萨德斯·马特奥·萨加斯塔领军。自1881年以来二人轮流出任首相一职。卡诺瓦斯于1897年8月8日在圣塔阿圭达（Santa Agueda）温泉浴场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谋杀后，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西斯科·西尔维拉（Francisco Silvela）接手政府的领导。1901年选举后，萨加斯塔再次出任首相。次年这位自由党领袖去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没有几个国家像西班牙这样如此盛行无政府主义。1876年第一国际分裂和解体后，巴枯宁的追随者聚集在西班牙地区劳工联盟（Federación Regional Española）——它一度曾是西班牙最大的劳工组织。一系列暗杀行动都是它组织的，其中包括1878/1879年对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两次谋杀，但国王两次均化险为夷。国王逝世于1885年11月，但不是由于受到袭击，而是死于肺结核；在其遗腹子阿方索十三世（Alfons XIII.）1902年登基前，王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a Cristina）一直以摄政身份担任国家元首。

1880年代和1890年代，无政府主义恐怖行动的重点转移到加泰罗尼亚。1893年9月24日，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在巴塞罗那的一次暗杀行动中受伤。六个星期后，作为对9月24日的刺客被执行死刑的回应，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里奇奥大剧院（Teatro Liceo）上演罗西尼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时用炸弹炸死20人。同样血腥的还有1896年6月7日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对基督圣体节游行队伍的恐怖袭击：一枚炸弹造成6人死亡，42人重伤。谋杀卡诺瓦斯的凶手供认的作案动机是，他想替遭到刑罚和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者报仇，这些人是因为袭击基督圣体节游行队伍而被判处死刑的。

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深刻的转折点是1898年与美国交战的失败。较年轻的知识分子被称作“1898年一代”，他们对复辟政权提起了道德公诉。哲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称议会为“谎言大教堂”，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所要求的现代化会让西班牙变得更加欧化，并同时保留西班牙的伟大精神遗产。在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方兴未艾，该运动认为战争的灾难性结局就意味着卡斯蒂利亚的分崩离析。1901年在恩里克·普拉特·德拉里巴（Enric Prat de la Riba）的领导下，独立运动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者联盟（Lliga Regionalista de Catalunya）。极右派的卡洛斯分子再次活跃，他们的主要支持来自纳瓦拉。极左派代表是共和党联盟（Unión Republicana）的亚历杭德罗·勒鲁斯（Alejandro Lerroux）：1908年他在巴塞罗那创立了一个激进社会主义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该党呼吁加泰罗尼亚工人采取暴力行动和不断进行革命。他在为同样由他创立的青年共和党人的组织演讲时，称这些人为“年轻的野蛮人”（jóvenes bárbaros），并以虚无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号召他们：“前进！前进！地球上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人民是教会的奴隶，必须消灭教会。年轻人，行动吧！去战、去杀、去死！”

这可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09年7月26日巴塞罗那宣布举行总罢工，这里和加泰罗尼亚其他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在其他地方宣告成立共和国。巴塞罗那筑起了街垒，武器商店被抢，供电中断，桥梁和铁路设施被炸毁。在“悲惨的一周”（semana trágica）中，暴乱的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寺院、教堂和教会学校，他们开枪射杀修女和修士并亵渎他们的身体。政府必须从巴伦西亚（Valencia）和其他城市额外调动部队来恢复巴塞罗那的秩序。在这类战斗中丧生的人据说超过100人。据称挑起“悲惨的一周”之事端者是反对神职人员的改革派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迪亚（Francisco Ferrer Guardia），尽管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强烈抗议，他还是被判处死刑并与其他罪犯一起于1909年10月遭到处决。

无政府主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征召预备役人员，让他们前往摩洛哥北部——国王统辖的地区去镇压里夫卡比尔人（Rifkabylen）的起义，1904年与法国达成协议后这一地区就成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加泰罗尼亚工人视殖民战争为帝国主义的阶级战争，总罢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尝试结束这场战争。该目标 与推翻君主制和消灭教会一样未能实现。西班牙在1911年秋将摩洛哥北部沿海地带变为自己的受保护地后，殖民战争仍在扩大。

1909年秋，西班牙似乎马上就会出现独裁统治。1907～1909年的保守首相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着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以独裁的手段进行必要的改革。他在国王那里碰壁了，1909年10月21日后者不再信任他。议会制度的危机随后日益严重：1902～1907年间有十任首相，其中五人是保守派，四人是自由派；1909～1923年西班牙经历了19任不同政府首脑。1923年9月，在里夫卡比尔人新的起义背景下，军方在巴塞罗那发动政变，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上台。他建立了20世纪西班牙第一个独裁政权。

西边邻国葡萄牙的发展更为混乱，它在工业发展和公共教育方面比西班牙还要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葡萄牙仍主要是个农业国，最大的社会阶级是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58%的葡萄牙从业人员在农业部门，25%在工业部门，17%在服务业工作。几乎70%的人口（1911年为550万）是文盲。

与西班牙一样，19世纪末葡萄牙也发展出议会两党制体系：保守的“复兴党”（Regeneradores）和自由的“进步党”（Progressistas）交替组建政府。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受共济会支持的共和党阵营，这一派通过1889年成功推翻巴西的布拉甘萨（Braganza）皇帝士气大振，觉得完全可以在母国打倒同一王朝的王权。在葡萄牙恐怖主义带有重建的秘密组织烧炭党的标志，该组织拥有广泛的情报网。1901年从保守党中分裂出一个有独裁倾向的派别，五年后自由党中又分离出一个激进派和一个革命派。反对君主制的集会日益增加；1906年4月，“唐·卡洛斯”号（Don Carlos）巡洋舰的水手们哗变，这显示出军界的不满因军饷问题在增加；财政状况尤其因为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持续不断的战斗极为吃紧；国家破产似乎为期不远了。

1907年，卡洛斯一世（Carlos I.）国王迈出了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三世1909年10月不敢迈出的那一步：在一次政府危机后，他鼓励已辞职的首相若昂·佛朗哥（João Franco）继续留任并以独裁的方式执政。佛朗哥听从了建议并试图通过法令强制进行改革。来自保守派和共和党人的抵制力度太大，以致他未能成功。以激进派议员阿方索·科斯塔（AlfonsoCosta）为首的共和党人的一项起义计划被出卖给了警方。但1908年2月1日烧炭党人出手了：卡洛斯国王和王太子在乘敞篷车经过里斯本时，被秘密组织的刺客射杀。暗杀的背景一直未能得到澄清，甚至公共舆论对谋杀的辩护也被政府和警方毫无作为地接受了。

新的国王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未能成功稳定局势。共和党有系统地准备推翻君主制，他们知道海军和大部分军队（主要是年轻军官）是支持自己的。1910年10月4日革命爆发，海军轰炸了王家城堡，部队的一些军团倒戈加入了起义者一方。因为旧政权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就崩溃了，各省对首都发生的事件无动于衷地予以接受，10月5日共和国就宣布成立。但内部局势并未平静下来。11月葡萄牙掀起罢工浪潮，教堂和修道院遭暴力洗劫成为家常便饭。共和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天主教修会，下令没收教会财产，取消宗教节日和学校的宗教教育。1911年4月，除了宪法，议会还通过一项政教分离法案；1913年教宗派出的教廷大使被 驱逐。1911年的共和国宪法以1891年的巴西宪法为蓝本，并部分地借鉴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瑞士的宪法。

共和国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对选举权的严格限制让居民无法在议会和政府中拥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1910～1926年有选举权者占人口比例不到10%。在此期间共组建了44届政府，选举出7届议会和8个总统；起义和政变出现过20次，仅在里斯本就发生了300次炸弹袭击事件。换句话说，葡萄牙越来越变成一个可用当今术语来描述的“失败国家”，这种发展以某种内在逻辑在1920年代后半期变为一种专制独裁。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的各个派别意见一致：殖民帝国应该保留。葡萄牙殖民帝国能够继续存在，这不光依靠它在非洲驻扎的军事力量，也得益于德英关系的变化。1913年7月，柏林和伦敦商定，一旦葡萄牙财政崩溃，双方将瓜分后者在非洲的殖民地，届时莫桑比克会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安哥拉会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份协议仅以草案方式存在：大不列颠坚持公开发表该协议，德国则不同意。一年后此协议最终成为废纸：1914年7月的危机推翻了德英在非洲的所有行动计划。

比意大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伊比利亚这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守势力形成的同盟对想实现突破的现代化进行了更为坚韧的抵抗。大地主肯定能够得到天主教教会、部分武装力量和部分民事国家机器的支持，如果他们要求拒绝进行土改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所有想打破传统的等级秩序、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社会的人。大庄园经济的古老特性在对现有统治关系的古老反抗方式中遇到自己的相应物：刻意为之的愚民手段带来的报复是原始形式的恐怖行动，大部分是文盲的下层就是以此来应对上面的日常暴力的。

在地中海的天主教国家中，国家在权力垄断的执行力方面远远不及西欧、北欧和中欧那些或多或少以新教为主的国家。这里缺乏现代化进程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和国家机构的更新。由于这个更新不足，就不存在在现有系统框架下、以演化的方式满足下层参政要求的各种可能性。仅凭引入议会制度还不足以消除暴力抗议的土壤，对无政府激进主义的偏爱是根深蒂固的。倘若天主教会和其昔日精英盟友们，没能如此成功地让比利牛斯半岛远离启蒙运动和西方的所有新思想，这种偏爱可能就不会这么强烈。

与伊比利亚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较于英国和德国，后者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迟到者。在世纪之交大部分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仍然以农业或渔业为生。由于广泛的贫困和国内缺少就业机会，瑞典和挪威失去大量人口，他们向美国和新大陆的其他地区移民。北欧国家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它们没有大量文盲和暴力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路德派国教是保守的，但与普鲁士德国不同，它们不是专制统治卡特尔的组成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各王国不是军事君主制国家，而且那里的贵族地主也不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

在北欧国家存在着一个自由的农民群体，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它能够给政治的发展更深地打上自己的印记。农业，尤其是丹麦的农业接受了新时代的挑战，它从种植谷物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经济，在畜牧业和奶制品生产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渔业也向类似方向发展，它和农业一样催生了自己的产业。合作性组织形式在转型方面很有帮助，但为了实现现代化还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先决条件：广泛的民众教育。这种教育的存在要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教。其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神学家和教育家尼古拉·格伦特维（Nikolai Grundtvig），他是业余大学运动的发起人，该运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在农村起着一种“文化革命”的作用并迅速越出丹麦国境传入其他国家。

1849年通过、1866年进行过修订的《国家基本法》（Staatsgrundgesetz）构成丹麦政治发展的国家法框架。修改后的宪法给予年满30岁、独立门户并且不靠社会救济为生的丹麦男性公民参加议会下议院（Folketing）选举的权利。下议院只是国会两院之一。在有权参与立法的上议院（Landsting）中，27位以（接近）普选方式选出的议员只占少数。这27名成员是由纳税大户——多为大地主——选出的；另有12名是由国王任命的。

富人的特权成为各种激烈政治争执的起因。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是创建于1880年的丹麦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kratisk Forbund i Danmark），它与瑞典和挪威的姐妹党一样坚定坚持改良方向。很长一段时间最强大的党是成立于1870年的左翼党（Venstre），它是农民政治家的联合组织，1872年此党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克里斯蒂安九世国王却没有允许它入阁。国王任命的首相——地主出身的雅各布·埃斯特鲁普（Jacob Estrup）——在上下两院不能就财政法达成共识后，让国王于1877年和1885年两次颁布临时法律，即代替法律的紧急命令。虽然根据宪法 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被左翼谴责为违宪行为。政府阵营与左翼之间1890年代初在社会政策方面意见一致：这体现在通过普遍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的立法上。

从宪政到议会君主制的过渡是1901年4月选举的结果，这次选举让左翼大赢，令右派惨败。克里斯蒂安九世国王随后任命著名的哥本哈根法学教授约翰·海因里希·多因策尔（Johann Heinrich Deuntzer）为政府理事会主席。他与商界和资产阶级左翼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挑选多位左翼政治家，包括一个农民，加入其内阁。政府在税收和防务政策方面的一些新决策在左翼内部引起反对，并于1905年5月导致左翼党中的左派分裂出去，后者组建了新的激进左翼党。此党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一致，认为丹麦在紧急情况下没有能力自卫，所以不如部分或完全放弃军队。在多因策尔的继任者延斯·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滕森（Jens ChristensenChristensen，从左翼党分离出的一个中间党的领袖）的执政期，丹麦于1905～1908年间通过有关失业和意外保险的法案并降低了关税。

丹麦政治的首要问题是需拟定一部新宪法，取消地主在选举方面的特权。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是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党，在1910年的选举中这两个党得到的选票都有了大幅增加，所以资产阶级左派的领袖卡尔·西奥多·萨勒（Carl Theodor Zahle）——他已经提交了新的国家基本法草案——在社会民主党支持下能够组建激进左翼党的内阁。1915年6月5日新宪法生效。它为妇女们带来了与男人充分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年满25岁的丹麦人（无论男女），如今均拥有议会下议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他们超过35岁，那就拥有议会上议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72名成员中，有54名由乡镇和专区间接选出，18人经上议院 增选。当时欧洲没有比这更先进的宪法了。

在瑞典，农民们也联合成政党——1867年建立的农民党（Landmannaparti）。1889年社会民主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parti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其主席亚尔马·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1897年首次在下议院获得一个议席。上议院的选举权根据当时的有效宪法和1866年的国会规章，是与地产或纳税状况绑定的。为引进平等普选权，社会民主党和1898年成立的工会联合会一起于1902年5月号召举行总罢工，它虽然令经济活动暂时停滞，但并未取得所希望的政治结果。

在自由主义者取得巨大成功的1905年选举后，国王奥斯卡二世（Oskar II.）任命自由党领袖卡尔·阿尔贝特·斯塔夫（Karl Albert Staaff）为首相，这意味着最终过渡到议会君主制。斯塔夫试图以英国为榜样进行选举权改革，未能成功。因此，他于上任不到七个月的1906年5月辞职。其继任者阿尔维德·林德曼（Arvid Lindman）是一位温和右派政治家，在其任期内起草了一个有关下议院和市议会男性平等普选权的提案，被选出的这些人再选举上议院。下一届1909年选出的国会最终采纳了此选举法。

普选权的引进促进了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改良主义。社会立法很快就拥有了“社会民主”的特色，这尤其体现在1913年通过的全民养老金法案上。由于一场严重的农业危机——起因是从北美和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农业自19世纪末起完成了向精加工和甜菜种植的转型。1890年后瑞典工业经历了强劲的振兴，除了木材加工，铁生产和机械制造业起了很大作用。1910年左右，大约三分之一（32%）的就业人口在工业、矿业 和手工业行业工作，只有不到一半（49%）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城市居民在人口中的比例1865～1900年间从12%上升到22%。然而，政治文化的农村特征仍长期得到保持：就连“人民之家”（folkhem）这个1918年后流行的社会民主概念，追本溯源也是扎根于20世纪初的农民保守主义改革运动中。

直到1905年，瑞典与挪威通过一个联盟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共主邦联：1814年11月的挪威宪法把两个国家以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共同的军队融为一体。挪威先于瑞典发展出相对固定的多党制度，其中先是左翼党说了算。1872年当议会下院宣布不信任挪威政府时，国王表示他信任政府，这导致了议会下院与国王的冲突。直到1884年，国王奥斯卡二世才向挪威的议会制要求让步：他委托1882年的选举赢家、左翼党领袖约翰·斯维德鲁普（Johan Sverdrup）组阁，后者组建了一个温和左翼内阁。这样向议会君主制的过渡就完成了。接下来那个时期的最重要革新包括建立自己的民兵，这是挪威人意志的明确体现，他们要解除与瑞典的联盟，把国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1883年挪威工会联合会（Norwegischer Gewerkschaftsbund）组成，1885年一个社会民主协会（Sozialdemokratische Vereinigung）成立，1887年挪威工人党（Det Norske Arbeiderparti）创建。1903年该党首次有五位议员进入挪威议会：这是挪威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产业工人日益增多的明显标志。此前在1892年，资产阶级和农民左翼就已经启动了对工人的保护立法，其成果是限制使用童工和引进国家意外事故保险。1898年实施了男子平等普选权。妇女在1913年获得受最低纳税额限制的选举权，1938年则实施了普选权。

分裂为温和与 激进的左翼比保守党更为积极地致力于解除与瑞典的联盟。1898年议会违背国王的意志，决定引进挪威国旗和商船旗。当斯德哥尔摩外交部准备把新设立的挪威领事馆置于其监督之下，而国王拒绝在新的挪威领事馆法草案上签字时，保守派就失去了保留这个联盟的最后机会。1906年6月7日，挪威议会宣布解除联盟。奥斯卡二世国王提出抗议，瑞典国会要求在挪威举行新的选举或公民投票。1905年8月13日进行了公民投票，其结果几乎是空前一致：368208票赞成，只有184票反对。但是挪威人愿意继续保留君主国的国家形式：在1905年11月12日和13日进一步的公民投票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丹麦的卡尔王子做国王。秉承中世纪挪威王室的传统，他采用了哈康七世（Haakon VII.）的称号。

与北欧国家类似，荷兰王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完成了一种演变性发展。与斯堪的纳维亚君主国不同的是，荷兰的主要宗教不是路德宗，而是加尔文宗，同时在这个混合教派的国家还有35%的人口信仰天主教。这里的农业也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从农业向畜牧业和加工业的转型，此外还有商业园艺。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起步较晚，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前期，重点是食品、化工和机械工业。在政治上，荷兰自1868年起是议会君主制国家；选举权曾逐步扩大：1883年男性人口中有选举权者的份额从13%上升到29%，1896年后达到49%。1917年引进了平等的男性普选权，这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努力的结果，1922年妇女亦获得选举权。

南部邻国比利时王国从1831年建国起就实行议会君主制。1919年引进平等普选权，为此而奋斗的开路先锋在这里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同年，1848年以来一直实行议会制的卢森堡大公国也采取了这种选举法）。比利时的妇女在1919年自然只有选举权，三十年后的1949年她们才获得被选举权（卢森堡在1919年并未进行这种区分）。与荷兰不同，天主教信徒占多数的比利时，其分裂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语言：人口中大部分说荷兰语的佛拉芒人和说法语的瓦隆人之间关系紧张，起因是工业发达、烟煤储量丰富的瓦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掌握着话语权。1898年佛拉芒人在该地区势力强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支持下，成功地通过一项平等法案，在争取语言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次胜利：此后，荷兰语和法语文本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两种语言群体之间的持久平衡尚需等待，直到多民族的比利时的国体从中央集权制过渡到联邦制：这样一个决定直到很晚之后，通过1980年的宪法改革才得以做出。

一直以来，绝对联邦制的国家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通用四种官方语言的瑞士（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之外，如果把罗曼什语也算上的话）。在1870年9月法国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瑞士是旧大陆唯一的民主国家。三年后，它变得比1847/1848革命以来更加民主：1874年4月19日，瑞士通过了一部新联邦宪法，它一直沿用到1999年底，它对1848年9月的宪法进行了重要修订并于1874年5月29日生效。此后，部队的训练和武装属于联邦政府的责任，这样联邦权力就得到显著加强。在中央集权意义上，联邦在法律、经济生活和劳动保护方面也获得了新的权能。

像原封不动从1848年宪法第3条中沿用的一样，各州依然被确认拥有“主权”，但此前的限制仍旧保留：“只要其主权没有受到联邦宪法的限制”。所以它们行使的权利是没有移交给联邦当局的权利。文化方面具有战斗性的是有关“耶稣会条款”的尖锐化，并进一步规定，联邦对耶稣会的禁令亦可拓展到其他教派的教团，“只要其危及国家或干扰各教派间和平”。1848年宪法中对——“属于某基督教教派的”——犹太人移居瑞士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被取消。在民主方面增加的权利包括引进可选用的公投权，主要针对非紧急性质的联邦法律和普遍有约束力的联邦决议：如果有3万有选举权的瑞士公民（年满20岁的男性瑞士人）或8个州提出要求，就必须对这些法律和决议进行公投。1891年，又增补了人民就部分修改宪法中有关公投权条款有倡议权。（自1848年起申请全面修订的权利在宪法中得到保证。）

瑞士不能也不想以其直接民主的形式成为一种模式。瑞士邦联感到其武装中立如此安全，以至于它相信几乎可以完全放弃积极的外交政策。瑞士的国家首脑是一个合议机构——联邦委员会；其主席，即联邦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不可直接连任。那些与外界的政治关系比对瑞士更重要的国家，需要在外交政策上顾及连续性和可预测性，因此它们不能经常冒全民公投的风险。当然，瑞士也根本不缺乏政治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直到1891年，联邦委员会委员基本上都由自由民主党人士出任；那一年首次有一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成为该委员会委员。20世纪妥协越来越成为瑞士政治的主要特征；没有迹象显示会出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权力更迭（这对一个议会体系来说本是典型的）。公民投票因此获得了修正妥协政策的功能：主权在握的国民可以否决政府的各种决定。

修改1848年宪法的动议来自激进派和民主党人。1878年，他们 在联邦议会中，即直接选出的国民议会和各州推选的联邦院代表中，联合组成了“激进民主团体”。1894年从这个团体中产生了自由民主党（Freisinnig-demokratische Partei），直到20世纪头20年该党一直是个农民党，得益于多数制选举，直到1918年在瑞士的政党体系中它能够占据霸权地位。也是在1894年，天主教人民党（Katholische Volkspartei）成立，1912年更名为瑞士保守人民党（Schweizerische Konservative Volkspartei）。劳工运动的最早组织是创建于1838年的“格吕特利协会”（Grütliverein），一些工匠师傅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该组织。1873年集工会和政党为一体的“劳工同盟”（Arbeiterbund）诞生，1880年从中发展出工会联合总会（Allgemeiner Gewerkschaftsbund），1888年瑞士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Schweiz）创立，1901年格吕特利协会加入后者。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听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赫尔曼·格罗伊利希（Herman Greulich，早期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的追随者）的领导下，其实践很快就越来越具有改良色彩。人们在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几乎感受不到来自讲法语的汝拉州（Jura）之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遗产了。

原本是个农业国的瑞士，在19世纪工业化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于以农业为生的人口份额持续下降：1888年还占38%，1910年仅为27%，1960年则降为11.2%。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瑞士农业非常成功地从耕作和畜牧业转型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业。以出口为导向和最高质量的专业化也是瑞士工业的标志，除了旅游和银行业之外，机械行业上升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日益富裕的生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1910年左右，瑞士的外国人占比就达到14.7%，这无疑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然而吸引外国人前往瑞士的也不仅仅是物质享受。1914年以前，瑞士联邦是欧洲最自由、民族主义气氛最不强烈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受政治迫害者和受压迫者的首选避风港，特别受来自俄罗斯帝国的避难者欢迎。瑞士的自由氛围也是导致第二国际决定于1912年11月底在这个国家举行非常代表大会的一个原因，大会会址选在巴塞尔，那里的州政府的首脑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召开会议的原因是非常血腥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参战的一方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另一方是土耳其；下面会专门论述这一冲突。因此大会只有一个主题：阻止欧洲发生重大战争。

不寻常的是供23位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们聚会的场所：巴塞尔大教堂。在这里召开的上一次国际会议是1431～1449年的第十七次大公会议，议题是关于打击胡斯派、基督教诸侯间的和平和宗教改革。大教堂牧区的负责人，正如改革宗牧师泰施勒（Täschler）在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的讲道中所说，一致同意把他们的教堂提供给国际社会劳工大会使用：“不管每个人对社会民主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都一致对这一决定表示由衷的喜悦。如果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战争是一件好事或一种令人悲伤的必然，那我们的回答就是：战争是一种应该而且可以消灭的恶行。我们崇拜公正的上帝、兄弟之爱与和平。下午将在这里举行的集会符合基督教精神，即使演讲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令我们感到陌生，因为在这个大会上宣讲的将是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所以我们也充满热烈同情地对这些人表示欢迎，其中一些人是远道而来的。”

与会址一样不寻常的是这场社会主义者集会的开幕情况。1912年11月2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大教堂广场上聚集起来自瑞士各地、巴登和阿尔萨斯的数千名工人，他们是来欢迎与会者的。先是大教堂的钟声敲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当代表们在红旗下走进教堂中殿时，风琴演奏者奏起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风琴作品。演讲者们（有一位来自参战国保加利亚）站在布道台上发言，有几个人特别强调了召开此次大会的“不同寻常的地点”。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格罗伊利希提醒大家，人们从成千上万的布道台上宣讲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人的肉身有着神圣的起源。“那么有组织的大屠杀该是多么明显的矛盾！因此应该从这个布道台上自由并公开地宣布，对上帝和人类犯下最可怕罪行的人，就是那个胆敢签署宣战书的人，这份宣战书将为各族人民带来谋杀和犯罪。”

来自英国的基尔·哈迪称巴塞尔大教堂为“人性的寺庙”。法国人让·饶勒斯指出，在巴塞尔基督徒向社会主义者开放了大教堂。“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理念和意志：维护和平。毕竟，所有仍然认真聆听主的话的基督徒和我们怀着同样的希望。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反抗，不让各族人民陷入战争魔鬼的魔爪之中。”来自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猜测，那些他不认识的、同意第二国际在大教堂召开会议的人，对他们来说基督教这个词仍然意味着“博爱，地球上的和平和对人的喜爱”。最终来自德国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大会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感到高兴，这天的大会像开幕式一样在尘世的一个地方——“Burgvogtei”的大厅举行，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向教会主管部门表示感谢，“昨天他们把辉煌的大教堂提供给我们使用，并用钟声欢迎我们，仿佛来的是尘世的大人物，一位主教或教宗”。不幸的是，在基督教界这种基督教宽容的标志已十分罕见。“今天的基督教界不宽容是司空见惯，特别是对于我们，我们常常被描绘成宗教、婚姻和家庭的敌人，是想颠覆一切的捣乱分子。我自然坚信，如果今天基督救世主重返人世，他看到这么多基督教牧区，这些数亿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不过是徒有其名，那他不会站在他们的行列中，而是会站到我们的队伍里。”根据会议记录，这段话后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国际局一致通过的《国际就当前局势的宣言》（Manifest der Internationale zur gegenwärtigen Lage）责成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面对战争即将爆发的危险，“应采取一切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去防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普遍政治局面的尖锐化自然会发生变化。如果战争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迅速终止战争和尽一切努力，利用战争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醒民众，加速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

总体指导性原则之后，宣言对巴尔干战争的背景和其扩张的危险进行了阐述。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是，敦促其政府，“让它们既不要支持奥匈帝国，也不要支持俄国，避免任何对巴尔干冲突的干涉和无条件保持中立。因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的海港纠纷（即维也纳拒绝塞尔维亚要求享有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权利，作者注）引发一场三大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民族间的战争会是疯狂的罪行。德国和法国的工人们无法承认，通过任何一项秘密条约而存在卷入巴尔干战争的义务……克服德国为一方、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的对立，将会消除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彻底动摇利用这种对立的沙皇的实力地位，令奥匈帝国无法袭击塞尔维亚，从而保证世界和平。是故第二国际首先要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分析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对爆发战争的紧急情况提出具体建议。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想明确地用总罢工——就像一直以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在巴塞尔基尔·哈迪对工党所要求的那样——来抵抗战争，宣言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斗争武器。《巴塞尔宣言》不过是 赞同社会主义的工人之无条件和平意志的表现，仅此而已。最后发言的是东道主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格罗伊利希，他援引了基督教坦白信仰时的信条，特别是有关死者复活和未来时代的生活的话。他补充说：“这是我们的希望！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他们尚未加入我们，他们像铅一样拖住我们运动的后腿，这就是那些尚待复活的死者！”格罗伊利希的结束语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现在我们高呼着一句口号而分手，它概括了我们整个大会的意义：guerre à la guerre，以战争回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