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战争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1909～1914年的威廉德国

与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一个法制国家运作。只要他们在议会内外能够开展工作，就不会考虑使用非法的政治斗争手段。虽然他们在帝国仍旧受到各种歧视，但他们和亲近他们的自由工会依然行使着社会和政治权力。社会民主党形成一种成员众多的群众运动，它所能失去的要比其锁链多得多。选举的胜利为他们所创造的影响力是他们不想因激进主义而毁于一旦的。虽说其纲领性宣言要推翻现存社会秩序，但它早已融入其中。1914年前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党，如果说它什么时候是过的话。

然而社会民主党却毫无疑义地扮演着反对派角色，为明确这一点，帝国领导和资产阶级政党一再为他们提供机会。比如1911年11月8日和9日，德国议会辩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尖锐回击了预防性战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公共舆论中呼声已高。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发言人信誓旦旦地谈论德国的荣誉和其必须得到的国际认可，其方式完全充满火药味。

只有奥古斯特·倍倍尔提醒要警惕国家威望政治的危险。为了展示清楚，德国右派是怀着什么样内政方面的隐念来挑动国际危机的，这位社民党主席引用了两段新闻报道。《德国军报》（Deutsche Armeeblatt）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写道：“虽然战争会为一些家庭带来眼泪和痛苦，但对国内状况而言大动干戈也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在自由保守党的《邮报》上人们可以读到：“许多圈子的人都坚信，战争只能是件好事，它将澄清我们岌岌可危的 政治形势，并让许多政治和社会状况恢复健康。”倍倍尔评论这两段话说：“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社会民主党。这时候一场对外战争会是转移视线的绝佳手段。”

各方现在都将继续备战，倍倍尔接着说，直到某一天其中一方会说：“宁愿一个可怕的结局，也不愿永远生活在恐怖中……然后灾难就来临了。那时欧洲将全体整装进军进行一场大战，参战的会是各民族正值花样年华的1600万至1800万男人，他们手握现代化的谋杀工具，互为敌人地进入战场厮杀。但我深信，全体整装进军之后会是大崩溃……资产阶级世界之诸神的黄昏正在到来。诸位可以确信：它正在到来！诸位今天正在破坏自己的国家与社会秩序，诸位正在为自己的国家与社会秩序敲响丧钟。”会议记录多次记载着“笑声”和“群情沸腾”以及来自右派的呼喊：“每次战争之后都会变得更好！”

倍倍尔所谴责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达就体现在一本书的书名中——《德国与下一场战争》（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Krieg），这本书1912年初问世，很快多次加印并立即被翻译成最重要的几种外语。作者是军事作家和前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通过援引查尔斯·达尔文和其弟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作者宣称“为生存而战”是“一切健康发展的基础”。伯恩哈迪把战争描写为精选的手段，借此会阻止劣等或堕落的种族挤压健康的种族的生存空间。但战争“不仅仅是生物上的必然性，而且也是一种道德需求，作为这种需求它是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伯恩哈迪从中导出“战争的权利”和“战争的义务”。

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德国于“民族情感和政府的外交行事方法”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消除这道鸿沟只能靠全面的民众教育。其目标必须是 准备让德国做出决定，“我们是否想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保住自己的这种地位，让全球各地重视德国精神和德国人的生活观，今天他们还没有得到这种尊重”。

社会民主与和平主义等运动拒绝这种观点，因此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由于事关“世界强国或是沉沦”，“存在或毁灭”，必须最终克服“政治现状的混乱”与“精神的四分五裂”。伯恩哈迪果断地拒绝了德国的议会化。“没有哪个民族像德国人这么不适合自己掌握其命运，例如纯粹议会制，甚至是共和制政体；流行的自由主义模式最不适合我们。”德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结束了迄今为止的“和平与放弃政策”，取而代之的是“行动的宣传”；需要加强的是军队和舰队，并尽早教育青年服兵役。

与伯恩哈迪追求同样目标的组织大量存在。除了殖民事业协会、东部边境地区联盟、泛德意志协会和海军协会，1904年出现了由重工业和右派政党扶持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联盟（Reichsverbandgegen die Sozialdemokratie），1909年其成员数量超过20万。其反对社民党的传单无数，但成效甚微。最多是在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中它肯定起到了作用，让社民党选票的增加放慢了速度。

另一个民族主义和军事战斗联盟于1912年1月出现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意志军人协会（Deutsche Wehrverein）。1912年5月它已有78000名会员。它以反政府的姿态出现（因为据说以贝特曼·霍尔维格为首的帝国领导对军人太不友好）并努力争取受欢迎。但军人协会中要人太多，以至于它无法成为一个跨阶级的群众运动。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从帝国创建的第一个十年起，它几次三番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德国中扩散起来并日益激进化。1911年左右开始的 这一番战斗超过了以往：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宣传家毫不迟疑地要求一场战争，是的，一场能摆脱内外危机的世界大战。

《神经质大国》（Die nervöse Großmacht）：这是历史学家兼记者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写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与没落。次年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的书《神经质的历史时期：俾斯麦至希特勒时代的德国》（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Hitler）问世。德国的危机意识，正如伯恩哈迪1912年的著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几年无数的作品、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确实带有明显的神经质特点，而且这种神经质已经超出当时欧洲的“正常标准”。德国的不安首先来自那时已经无所不在的感觉——时间正变得对德国和其得到世界认可的要求不利。一方面三国协约成员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了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主张一再携手合作：这种事态在德国被认为是一种“包围”。另一方面，所有反抗努力均无法阻止唯一一个反对威廉二世之世界政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继续发展壮大。如果这种发展持续下去，帝国议会中没有多数为增加军费开支投赞成票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而按照右派的观点，帝国要想从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多数。但德国必须坚持受到全世界重视的意志，否则它就没有理想的目标能够战胜左派的国际主义。

1912年年初，德国的内部危机继续白热化。1月12日举行了第一轮帝国议会选举，随后在1月20日和25日进行了二次投票。大赢家是社民党，它获得的票数从1907年的326万上升到425万，其份额则从29%增加到34.8%。令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是议席的增长：社民党的议席从43个 增到110个，这主要得益于与进步人民党就二次投票达成协议。1890年以来德国社民党已经是最强大的政党，现在它首次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党团。

要想没有社民党而达到稳定的多数政府，就只能指望保守党、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和中央党结成资产阶级党派联盟。想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困难的。更难办到的是中间派与左派的联盟。要想构成这种联盟不光42名进步人民党议员，而且天主教中央党的91名议员也必须加入其中。而这三个党在世界观方面的矛盾太大，致使这类“执政联盟”暂时只能是一种幻影。帝国领导只能尝试在个案基础上实现多数：这种强迫性局面使得强有力的领导几乎不可能。

帝国议会选举后不久出版了一本书，它就像是右翼对左派胜利的一个回答。书名是《如果我是皇帝》（Wenn ich der Kaiser wär’），作者自称“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Frymann）。假名背后隐藏着美因茨律师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ß），自1908年2月起他任泛德意志协会会长。克拉斯是威廉时代激进民族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1904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前，他已经宣称要进行一场征服西摩洛哥的战争。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他更进一步要求法国割让法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公司在埃森的董事会主席）一起，他为人民运动和反犹力量打开了泛德意志协会的大门。1912年春天他在其著作中传递的消息不是协会的，而是他自己的。因此，选择匿名发表该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到1914年已经印刷五次的《如果我是皇帝》，在很多方面都与伯恩哈迪不久前出版的书有共同之处，克拉斯明确赞扬了伯恩哈迪的著作。“战争对我们神圣如起洁净作用的命运”，是核心句子之一。“我们欢迎它就像用最猛的药治愈我们灵魂的医生。”德国既不用害怕与英国的战争，也不要害怕与俄国的战争。法国必须被摧毁，比利时 和荷兰应并入帝国，它们可保留有限的自主权。“戈耳狄俄斯之结必须割断，不动武它无法解开。”

在国内政治方面的要求克拉斯比伯恩哈迪更为激进。他要求废除平等的普选权，而实行五级选举制，只有纳税者才有选举资格，把妇女与政治生活隔离起来，顽强反对普鲁士的民主化，坚决反对波兰人和准备发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变，后者是“我们祖国的敌人”。最后一步当然只能在“皇帝的领导下”来完成。皇帝是合意的，但不一定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实现元首思想的人：“如果今天元首出现，他将惊奇自己有多少忠于他的人，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些多么宝贵而忘我的男人。”

克拉斯最尖锐的攻击是针对犹太人的。根据其内心深处的本质，他们的表现与德国人是水火难容。犹太人是当今“盛行的唯物主义的载体和教师”，他们主导着剧院和媒体，并导致最近的“犹太人选举”的结果。为了抵抗犹太人的威胁，作者要求禁止犹太人移民，将“本国”的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制定针对他们的外国人法，向他们征双重税，此外禁止犹太人在军队和舰队服役，也不得领导剧院和银行公司以及从事律师和教师行业。最终与犹太人合作的报纸要标明这一点。

作为煽动者克拉斯具有很高的素质，但他不是“民粹主义者”。其长篇大论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他的读者对象是较高层次的人，具体来说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他们应该是“人民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生活的脊梁”。他的要求，除了“血统贵族”还必须有“功勋贵族”，像呼吁用等级选举制代替平等的普选权一样反动。即使其反犹主义，克拉斯也 主要针对德国的知识阶层。他抱怨说犹太学生、医生、律师和记者所占的份额远远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样他就涉及了一个事实，它非常适合引起非犹太人学生和学者的嫉妒、自卑感和被淘汰的恐惧。克拉斯闭口不谈的是，犹太人在自由职业领域的高度集中是对其持续歧视的一种反映：犹太人仍旧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业之外。

乍看之下，似乎德国的反犹主义在克拉斯的书问世时已经没有很大市场了。在1907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各反犹主义党派获得的有效票数还占5.5%；五年后该数字下降到2.5%，成为1893年以来最糟糕的结果。1890年代后，类似党派的反犹组织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响确实大大下降，但是还不能说反犹主义已经死亡。它继续存在于德意志保守党中，该党在其1892年《蒂沃利纲领》（Tivoliprogramm）里公开宣布要与“对我们民族生活多方面挺进和起破坏作用的犹太人影响”进行斗争；它存在于农业联盟、全德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1893年成立的商业雇员协会）、许多大学生组织和新教以及天主教教会内。此外，还有受到广泛阅读的反犹主义作者之书籍的影响：1878年和1881年保罗·德·拉加德出版的《德意志文集》（Deutschen Schriften）；1890年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出版的《伦勃朗作为教育家》（Rembrandt als Erzieher），第二年在疯狂反犹分子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的启迪下，他又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极端反犹太主义的要求；以及1899年英裔德国人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两卷本《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威廉二世皇帝属于此书的热情读者。

除了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就充满了反犹主义。只需要一个外部的契机，对犹太人的敌意之火就能复燃。1912年1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四个月之后，在特奥多尔·弗里奇的推动下，“帝国铁锤联盟”（Reichshammerbund）成立，其最内在的核心是按照共济会结构模式组建的“日耳曼骑士团”（Germanenorden），它选择钩十字做自己的标识。这个新的组织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为：协调一切反犹活动，打入各种不同的运动和协会。受到弗里奇特别关注的组织之一是1901年成立的德国青年运动的雏形——“候鸟协会”（Wandervogel）。1912年就开始了一场旨在把犹太人排除在协会之外的政治宣传活动，“候鸟协会”中只有少数人抵制了这一建议。1914年的复活节会议上，协会领导层达成妥协：是否吸收犹太人留给各地的组织自己决定。

激进反犹主义者如弗里奇或克拉斯在德国右翼中只占少数。同样，坚定反对反犹主义者的人在市民阶层中也没有广泛的追随者。1890年成立的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1897年拥有18000名会员，它是自由派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创意性组织，其中包括海因里希·冯·格奈斯特（Heinrich von Gneist）教授和特奥多尔·蒙森教授。1912年其会员人数没有太大增长。参加此协会的工作者多为“文化抗议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与1893年创建的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密切合作，他们致力于揭穿反犹的恐怖故事，如犹太人的仪式性谋杀，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其方法是通过启蒙和呼唤理性。

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不与1897/1898年成立的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合作，后者是特奥多尔·赫茨尔之追随者的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对反犹主义的回应——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呼吁在东欧比在德国更受欢迎。因为无论德国的排犹分子说什么和做什么，对绝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德国是一个经过了启蒙的法制国家并且文化进步：是他们的祖国。

对于没有受过洗礼的德国犹太人来说，能成为其政治家园的只有坚定反对排犹主义的政党。自由派政党这么做，特别是左翼自由党 和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的塑造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犹太知识分子。威廉时代有组织的左翼自由主义，没有生活在柏林、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布雷斯劳等大城市的富裕与受过教育的犹太市民根本无法想象。自由的媒体既仰仗犹太资产阶级的财力撑腰，也依赖犹太记者的智性生产力。无论是《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还是《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德意志帝国大量存在的自由派报纸都证实了犹太人的精神和金钱影响。反犹主义者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犹太”自由主义和银行资本的“金色国际”之攻击在尖锐程度上并不亚于对“犹太”马克思主义与“红色国际”的抨击。

至于1914年以前德国的反犹主义是否比法国的更盛行，值得怀疑。但德国从未发生过知识界和政界声援犹太人的事，就像法国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经历的。自由主义者对威胁自由的排犹行动之抗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要比在威廉帝国强大得多。

在同时代的英国也存在反犹主义，但相比于德国和法国它只是一种边缘现象。反议会制度亦然：像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这样的政治家——他把英国的政治制度宣布为不合格，因为它与英国的世界角色不匹配——是一个明显的局外人。像伯恩哈迪和克拉斯那样的书籍在德国市民阶层中颇有市场；在大不列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作者的这类书籍，不仅像德国一样会在工人运动中遇到抵制，而且会遭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最强烈的反对。威廉德国与英国或法国相比是个权威传统更强的国家。虽然其帝国议会的选举制是民主的，但与英法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其政府体系和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更不用说与美利坚合众国比较了。

德国状况在实现民主前的一面很少如在1913年底展现得那么清楚。11月6日一份阿尔萨斯报纸《萨维尔纳广告报》（Zaberner Anzeiger）报道，普鲁士少尉冯·福斯特纳（von Forstner）当着所招募的新兵的面说了对当地居民粗鲁、敌视和有侮辱性的话，蔑视地称他们为傻冒。如果指挥将军冯·戴姆林（von Deimling）不是把福斯特纳仅仅关了六天禁闭，而是像行政长官威德尔伯爵（Graf Wedel）所要求的那样作为处罚将他调往其他军团，事情可能还会得到解决。由于没有这么做，局势就没有出现缓和。相反，萨维尔纳相继发生示威游行、士兵和平民的冲突以及军方实施的逮捕。

1913年11月底和12月初帝国议会讨论此事。普鲁士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von Falkenhayn）向议员们解释，无论他本人还是帝国议会都无权管控与纪律处分有关的问题，因为这类指挥权属于王权范畴。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以如此谨慎的态度与军事当局的行为划清界限，让人民代表们觉得是一种挑战。当宰相12月4日还明确强调他同意陆军大臣的意见时，他最终做得太过分了。议员们以4票弃权、293票对54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天前进步人民党提交的一份申请：帝国议会要做出决定，帝国宰相对萨维尔纳事件的处理方式不符合议会的观点。只有两个保守的议会党团——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投票反对德国国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对动议。

议员们发表的意见没有政治性后果。帝国宰相并不依赖议会的信任，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投票后也公开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在幕后采取了一些旨在遏制军方任意行事的措施：如皇帝和国王不赞同此事的态度，事实上对驻扎在萨维尔纳两个营的惩罚性调动，和一个从未公布过的有关武器使用的公告。斯特拉斯堡的军事和最高军事法庭 像往常一样站在被指责的军官一边，反对向新闻界透露消息的士兵。

但是真正的萨维尔纳事件丑闻并不在1913年11月的事件本身、其公众反响及其法律后果上，而是这次危机所无情暴露的宪法状态：帝国议会、帝国宰相和陆军大臣在国王指挥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在紧急情况下，普鲁士士兵国家向宪政国家展示了后者的局限性在哪里。专制主义在平民生活中被克服了，然而在军事领域它仍旧存在。为了阻止德国的议会化，从保皇派老普鲁士人的观点看这也是必要的。保守党议员埃拉尔特·冯·奥尔登堡-雅努绍对这种信念有一个既挑衅又经典的表达，1910年1月29日（贝特曼·霍尔维格上任半年后），他公开宣称赞同“普鲁士人的古老传统”：“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必须随时有权对一个少尉说：您带十个人去关闭帝国议会！”

在德意志帝国遇到紧急情况时，军方或政界谁说了算，皇帝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不光德国人琢磨，对其他强权国家也至关重要。1912年初，大不列颠以示范性方式遭遇了帝国领导层内部尚未解决的权力问题。在阿尔贝特·巴林和英国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的支持下，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成功地令英国政府同意，就各种双边关系展开秘密的试探性会谈，包括海军和殖民地问题。阿斯奎斯首相任命陆军大臣哈尔丹勋爵为谈判代表，他在哥廷根念过书并能说流利的德语。

2月7日，哈尔丹抵达的前一天，威廉二世在御前讲话中宣布了一个新的海军修正案，这在英国引起很大不安。在柏林的谈判中，德方坚持如果它与第三国陷入战争，英国必须承诺无条件保持中立。大不列颠无法考虑答应这一要求，否则就违背了与法国的协约。此外蒂尔皮茨的要求也无法接受：如果英国想让德国削减其舰队扩充计划——建造三艘战列舰，那么英国要同意德英海军实力比例为2∶3（而不是英国人的标准1∶2）。倘若伦敦同意这一点，那它就无法保住其作为大英帝国领导者的地位。相反德国出于对奥匈帝国的义务，不想满足于英国把中立承诺局限于毫无争议的防御战争情况。

因为哈尔丹先与帝国宰相，然后与皇帝和蒂尔皮茨分别进行了会谈，最后又再次与贝特曼·霍尔维格谈判，他毫无疑问地认识到，只有帝国宰相真正有兴趣与伦敦达成谅解，而君主和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的重要目的不外乎是瓦解三国协约（此外威廉二世还抱有幻想，他可以为其“欧洲合众国反对美国”的提议争取到英国的支持）。哈尔丹对柏林会谈的评价相对负面。威廉二世的态度此后非常强硬和好战，以致贝特曼·霍尔维格1912年3月6日递交了辞呈。“如果我们必须打仗的话，我们会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不会打输。”他写信给皇帝道，“但若是我方挑起战争，不是我们的荣誉或者我们的切身利益必须要这样做的话，我会认为这是对德国命运的一种犯罪，哪怕我们按照人类的预见能够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但这也并非定论，至少在海上不是这样。”

威廉最终还是不准备解雇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享有相当高威望的帝国宰相。一时间他甚至倾向于同意贝特曼·霍尔维格所要求的削减海军军备，但当蒂尔皮茨以辞职相威胁时他又打消了此念头。与英国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没有达成一致的现实前景。尽管为了安抚伦敦，贝特曼·霍尔维格仍旧留任，但柏林在这件事上的军事战略利益战胜了政治考虑，如此欧洲又向大战靠近了一步。对这种灾难一再提出警告的倍倍尔，在1910年秋天已经开始通过与他有私交的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敦促伦敦政府，加强海军军备。1912年起他的警告变得更加紧迫：他认为大不列颠所加强的军事努力是唯一的手段，能保证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层产生威慑作用。

战舰的增加并不是帝国领导层在1912年初追求的唯一军备政策目标。5月21日，海军修正案通过一周后，帝国议会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投票通过了一项提案，准备增加2.9万人的常备军。不到一年后，由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下一轮扩军备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1913年3月帝国政府要求到1915年10月逐步增兵117000名，15000名下级军官和4000名军官，一共136000人。6月帝国议会通过了此提案。在最终投票时投了反对票的社民党也间接促成了这一提案获得成功，因为社民党人此前曾投票赞成一项使扩军在财政上得以实现的法案：保守派激烈反对的资本利得税。社民党认为这是迈向他们一直要求的帝国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第一步。

1913年加紧进行的扩军备战并不是德国令国际关系恶化所做的唯一事情。10月土耳其（这个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大输家）和德意志帝国商定，在德国人领导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行彻底改革。威廉二世在接见由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中将率领的即将赴土耳其的德国军事委员会成员时，于1913年12月9日毫不掩饰地说：“通过领导和直接控制土耳其战争部的组织工作，将土耳其军队德国化”，并称目标之一是“支持和发展 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军事实力，使之成为反对俄国侵略意图的平衡力量”。

利曼·冯·桑德斯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监察长和所有陆军学校的指挥官，作为指挥将军他还任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防御工作。由于俄国继续追求统治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通道，德国的这种做法被视为不友好行为并受到最强烈的抗议。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又一次得以避免，因为一方面英国作为土耳其海军的保卫者和监督者不愿无条件地支持俄国，另一方面德国出于顾及与大不列颠的关系表示愿意妥协。利曼·冯·桑德斯虽然继续担任土耳其军队的监察长，还被晋升为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但1914年1月中旬他放弃了对驻守在君士坦丁堡的第一集团军的指挥权。圣彼得堡认为这一让步得益于自己的坚决态度，并放弃向德国和土耳其进一步提出各种要求。

和平暂时得救了，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由于财政吃紧被迫于1914年1月辞职。其继任者是伊万·洛吉诺维奇·戈列梅金（Ivan Longinovich Goremykin），早在1906年他作为斯托雷平的前任就已经担任过此职数月，自由派圈子视他为反动官僚。外交大臣仍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宗诺夫，利曼·冯·桑德斯危机证实了其信念，即与中欧强国的战争在所难免。但他仍然怀疑俄国的军队是否已经强大得足以开战。

外交危机之后紧跟着出现了一场德国的媒体攻势，外交部积极参与其中。1914年3月2日《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亲重工业界的报纸）刊出以《俄罗斯和德意志》（Rußland und Deutschland）为标题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驻圣彼得堡的通讯记者，此文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被视作经半官方授意。文章称，在圣彼得堡人们现在公然说俄国 正在准备与德国开战。“对俄国的官方政策而言，阻碍与德国保持毫无顾忌的良好关系的，现在是，将来仍旧是它对法国的依赖。”在最近这次危机中，俄国政治的掌舵人“在法国影响下表露出一种神经质”，它清楚地表明，正确的关系经不起任何考验。人们在俄国仍旧迷惑。但毫无疑问，“至少官方对德俄关系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如果那里的先生们知道，他们将来不会永远得到德国方面的让步，而是会遇到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哪怕会引起对方的神经质和火冒三丈”。

《科隆日报》发出的警报信号得到了其他右派报纸的一致认同式回声，甚至中央党的报纸和自由党的《柏林日报》也不例外，后者在3月9日的一篇匿名文章中甚至不想排除针对军事上日益强大的俄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与皇帝和宰相保持着良好关系的莱比锡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看到种族取代了国家，德国和俄国扮演着“种族领袖”的角色，即前者领导着日耳曼人，后者领导着斯拉夫人。大部分俄国报纸，部分也是由官方的授意，对德国发起了进攻，这让人觉得一场“新闻战”真正开始了。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以往是沙皇政权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在此具体情况下它却认为德方是侵略者：“多年来人们宣称德英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年复一年地要求加强舰队力量，现在俄国被宣布为准备进行战争的敌人。鼓吹扩军备战者不断需要一个幌子，以便制造必要的恐惧，在这类恐惧中即使是最疯狂的要求也能得到批准。”

当与俄国的关系自利曼·冯·桑德斯危机以来急剧恶化时，1914年初夏德英关系出现改善的转机。6月5日，两个大国经过漫长的谈判达成了《巴格达铁路协议》（Abkommen über die Bagdadbahn）。大不列颠保证支持有争议的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行动，作为回报德国放弃修建从巴士拉（Basra）到波斯湾的铁路，明确承认英国在海湾地区的霸权。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变得不太可能，前提是，德国推行的政策不会迫使英国履行其对《三国协约》盟友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