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从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到罗马的神皇



1　挫败平民的科学

我们已经两次把罗马的自治社会比作近代“民主的”文明国家的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变种。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个比拟上。在形式上，最初的伟大的原始企图和它后来的亲属，两者非常相似，但在精神上两者却有深刻的差别。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迦太基陷落和恺撒及帝制兴起之间的一个世纪的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同今天美利坚合众国或英帝国这样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十分显著的大致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由于共同使用这样一些名词（虽然在每一名词上都有某种不确切之处）——如“赛内特”[罗马的元老院和美国的参议院都用此名]、“德谟克拉西”[民主政治]、“普罗列塔里亚”[无产者]等等——而加强了。但在罗马的情形下，一切都较为幼稚、较为粗糙和笨拙；不公正之处更加明显，冲突更加严酷；知识比较浅薄，很少有普遍观念。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著作在罗马到了公元前1世纪才开始有人阅读；费雷罗固然曾使得恺撒熟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把建立一个“伯里克利式的罗马”的梦想归功于他，但是费雷罗这样做似乎陷入了那种十分生动的非分之想，而立刻成了所有历史学作家的笑料和话柄。

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缺乏新闻报道、任何民众教育或人民大会里的代议观念，在罗马和近代两者之间的条件具有深刻的差别。今天我们的世界还远没有解决代议制的问题，也没有产生出一个真正能综合、提炼和表达社会的思想和意志的公众会议；我们的选举多半依旧是对普通投票人的一种巧妙的愚弄，投票人在政党组织面前会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这些组织已把他选择代表的自由降低到只在两个政治掮客中挑选一个较少讨厌的家伙；但是，即使是这样，同一个普通老实的罗马公民的选票相比，他的选票还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叙述这一时期的罗马史的书籍中，对“民众性党派”、人民的投票等等描写得太多了，使人觉得仿佛这些东西就像它们今天所实行的那样。但是罗马的元老们和政客们务必使这些东西从来不成为干净健全的现实而存在过的。这些近代措辞很易使人误解，除非小心地加以鉴定。

我们已经描写过民众议事的集会，但是那种在羊栏里召开的拙劣的会议，并不能充分表达罗马在民众代议制上为选举获胜而弄虚作假的程度。每逢在意大利有新的一批公民要得到选举权时，就会发生精心策划的欺骗和反欺骗的花招，新的选民有时尽可能少地、有时尽可能多地登记在30个老“部落”里，或者把他们放在尽可能少的新部落里。由于表决是以部落为单位计算的，很显然，不管新增加的选民人数有多大，如果他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部落里，他们的意见只能算在部落所投的一票里，如果把他们挤在仅仅少数几个部落里，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结果都是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把他们放在很多的部落里，他们在任何一个部落里所起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这些正是吸引着每个机灵的党棍政客去煞费苦心地工作。部落会议有时竟会被搞得表决出与人民群众感情完全相反的结果。何况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意大利的广大选民群众还由于距离远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利。大约在迦太基战争的中期，罗马公民为数高达30万人；公元前100年前后，超过了90万人，但是实际上参与人民大会选举的只限于住在罗马城里及其附近的几万居民，大多是些下流人。罗马选民被“组织”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美国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中心组织]显得质朴和老实了。他们属于各联谊会（collegia sodalicia）。这些联谊会通常有雅致的宗教矫饰；在仕途上钻营上升的政客，先找到高利贷者的门上，然后用借得的钱加入这些俱乐部。如果城外的选民被任何问题所鼓动，足以使他们拥进城市，总有可能宣布预兆不祥而推迟投票。如果他们来时没有武装，他们就能被吓走；如果带着武器，那么就会宣扬说有人搞阴谋推翻共和国，而组织一场屠杀。

无可置疑，在迦太基被毁灭后的一个世纪里，整个意大利、整个帝国正为烦闷、焦虑和不满而苦恼；少数人资财日富，而大多数人民却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物价不稳、市场波动、债台高筑和莫名其妙的罗网中；然而又毫无办法去诉说和清算这普遍的不满。没有任何记载说有过一次为使人民大会成为一个正直和行得通的公共机关而作出的努力。在公共事务的表面底下，一个保持缄默的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的巨人正在挣扎苦斗，有时爆发而为伟大的政治上的努力，仓促地来一次投票或诸如此类的行动，或爆发成真正的暴力行为。只要没有真正的暴行，元老院和有钱人就继续走他们自取灭亡的道路。只有当他们受到严重威胁时，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党派才会停止那些蛮横的政策，关心公共利益。

在那些日子里，在意大利真正表达民意的方法并不是部落会议，而是罢工和武装暴动，这些才是一切受欺骗的或被压迫的人民的正当和必要的手段。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在各种各样的欧洲国家，我们看到议会政府威望的衰落和在群众方面使用非宪法的手段的倾向，这正由于恰恰同样的原因，由于政客们不可救药的癖性为私利而擅改选举机器，直到社会被迫酿成一次暴动。

为了武装暴动的目的，心怀不满的居民需要一个领袖，罗马共和政体最后一个世纪的政治历史是一段造反的领袖和反革命的领袖的历史。前者大多数显然是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他们试图利用公众的需要和不幸，谋求自己的发迹。许多叙述这段时期的史学家流露出有所偏袒的倾向，他们的调子不是贵族式的，就是强烈的民主派的；但是，的确，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争论中，哪一方都没有显示出崇高目的或清白手段的记录。元老院和富裕的骑士们都是庸俗和贪婪的家伙，敌视和瞧不起穷苦的暴民；而老百姓是无知、动摇，至少也同样贪婪。在这整个记录中，那几个西庇阿比较起来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是一群有修养的绅士。对当时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动机，例如对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来说，我们也许可以存疑不论，姑作无辜；至于其他的人，他们确实只能证明是些多么取巧和狡猾的人，在争论中多么阴险，在矫饰上多么漂亮，而在精神上又多么彻底缺乏智慧或优雅。“一个走路蹒跚、多毛的、兽性的但也许是很狡猾的家伙，背后极有头脑”，某一个人，我想是哈里·约翰斯顿爵士，是这样来描写尼安德特人的。

至今我们还是必须用类似的字眼来描写政客们的灵魂。政治家还得把政客从他的窝里和武器堆里撵出去。历史仍然必须成为人类尊严的记录。

2　罗马国家的财政

罗马制度是我们自己制度粗劣的预演，而和我们已考虑过的任何先行的政治制度都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是一个使用现金和使用信贷的制度。世界上有货币还只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事。但是它的使用却一直在增长；它正在为贸易和企业提供流动的媒介，并深深地在改变经济状况。在共和的罗马，财政家和“钱”业者开始起着很易见地相似于他们今天所起的作用。

我们已经提到——在叙述希罗多德时——货币的第一个影响是给许多人以移动自由和闲暇，没有货币他们是享受不到这些特权的。而这正是货币对人类特具的价值。货币使一个工人或帮工能在买得的服务、安闲和嗜好的广泛选择中随意取舍，而不像当他接受实物偿付时那样，在享受时和在劳动时都受到束缚。他可以把他的钱吃掉或喝掉，或布施给庙宇，或花费在学习什么上，或储存起来以备可预见到的需要。这是货币的好处，它的普遍兑换性的自由。但是货币给穷人的自由比起它给富人的自由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富人有了钱就不再束缚在土地、房屋、仓库和牛羊群上。他们能以前所未闻的自由去改变他们占有物的性质和地点。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时，这种财富的解放和脱去束缚开始影响到罗马和希腊化世界的一般经济生活。人们开始购买土地和类似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再出卖以获利；人们借了钱来买东西，投机生意发展了起来。无疑，公元前1000年时，巴比伦已经有了银行家，但是他们借贷的方法远较有限和可靠，是些五金锭块和库存的货物。那个较早的世界是个以物易物和以实物偿付的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它进展缓慢——而且是更沉着和稳定得多。在中国辽阔的领土上，这种状态几乎一直维持至今。

罗马以前的大城市是贸易和制造业的城市。科林斯、迦太基和锡腊库扎都是如此。但是罗马从来没有产生过很大的工业人口，它的货栈从来不能与亚历山大城的货栈相比。小小的奥斯提亚港对它的需要来说始终是够大的了。罗马是个政治的和金融的首府，从作为金融的首府这一方面说，它至少是个新型的城市。它输入利润和贡品，它输出作为交换的物品却很少。奥斯提亚的码头主要是忙于卸下从西西里和非洲运来的谷物和从全世界掠夺来的战利品。

迦太基陷落后，对前所未有的财政上的希望，罗马的想象力简直发了疯似的。货币和其他大多数的发明一样，是人类“偶然碰得”的，人们还得发展——至今尚待完善——使用货币的科学和道德。在户籍官加图的传记和著作里，人们看到这东西“正在流行”。在他的早年，他公正地激烈反对过重利盘剥；到了晚年，他却为安稳的高利贷想出种种巧妙的办法来。

在罗马历史上这个出奇地引人注目的世纪里，我们见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追问：“罗马发生了什么？”答案各种各样——宗教衰退了、罗马祖先们的美德败坏了、希腊“思想毒害”等等。我们，能够从大处着眼的人，可以看到在罗马发生的问题就是“货币”——货币带来了新的自由、运气和机会。货币把罗马人从稳固的基础上漂浮了起来，人人都在抓钱，多数人靠简单的欠债办法；帝国向东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向保险库和庙宇搜括财宝的竞猎，以赶上新渴望的步伐。特别是骑士团变成了金钱权势。人人都在发财致富。农夫们抛弃谷物和牛群，借钱、买奴隶、开始精耕细作地生产油料和酿酒作物。

货币在人们的经验中还是年轻和放纵的，没有人能控制它。它波动很大，时而充足，时而稀少。人们施尽狡猾和生硬的诡计去囤积它、窖藏它，把窖藏的金银抬高价格放出来。一小撮十分精明的人变得大大富有。很多贵族却日益贫困、愤激和无所忌惮了。在那些中等人中，有的是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冒险，而尤其多的却是失望。不断增多的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浸透了那种莫名其妙地被打败了的模糊、困惑和绝望的感觉，这正是为一切伟大革命运动所准备的条件。

3　共和政治的末年

在意大利第一个投合正在集结中的革命感情的杰出领袖是提比利乌斯·格拉古。除了老西庇阿·阿非利加以外，他比这一历史时期的任何其他人物都更像是一个诚实的人。最初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是个颇为保守的温和的改革家。他想恢复自耕农阶级的财产，很大部分是因为他相信这个阶级是军队的支柱，并且在迦太基毁灭的前后，他在西班牙的军事经验使他深深感到军团的效率正在衰退。他是个我们今天应称作“回到农田去”的人。他不了解，今天也很少有人了解，把人口从田地转移到市镇比使它返回到吃力而简单的农业生活的常规中去要容易得多。他想恢复李锡尼法，这法律是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以前在卡米卢斯建立他的康科德堂时所制定的（见第25章第2节），用以分散大地产和限制奴隶劳动。

李锡尼法曾屡被恢复和屡次流于空文。只是在元老院里的大业主反对这项提议时，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才转向人民，并开始了一次要求民治政府的强烈鼓动。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查所有地主的地契。在他活动之际发生了历史上最出奇的事件之一。小亚细亚富有的国家珀加蒙的国王阿塔罗斯逝世了（公元前133年），并将他的王国赠给了罗马人民。

我们很难理解这一遗赠的动机。珀加蒙是个与罗马结盟的国家，所以相当安全而不致遭受侵略；这一遗嘱的自然结果是挑起了在元老帮中间的一场暴烈的争夺，以及在他们和人民之间对分赃不均的争吵。实际上阿塔罗斯硬是把他的国家交出来让人去掠夺的。当然，有许多意大利商人定居在那里，还有一帮豪强的本地财主同罗马有密切关系。对他们来说，同罗马体制合并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约瑟夫斯可以作证，叙利亚富人中存在着兼并的愿望，这愿望是与国王和人民双方的意愿相违背的。珀加蒙的遗赠本身就够令人惊奇了，而更加令人惊奇的后果是其他地方也跟着起来学样。公元前96年，托勒密·阿皮昂把北非的昔兰尼加遗赠给罗马人民；公元前81年，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二世也跟着把埃及遗赠给罗马，这份遗产太大了，罗马元老们即使有此胃口，也没有接受的勇气，他们谢绝了；公元前74年，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米迪斯又把比提尼亚遗赠给罗马。关于后者的这些遗嘱上的奇谈怪论，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了。但明显的是阿塔罗斯的遗赠给了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多么大的一次机会来谴责富人们的贪婪，而建议下令把阿塔罗斯的财富交给老百姓。他建议用这笔新得的财富为重建家园的人提供种子、牲畜和农具。

他的行动迅速地卷进了罗马选举制度的复杂事态里——如果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选举方法，一切时代的一切民众运动必然会纠缠于宪法的错综纷乱之中而变得发狂，而且几乎同样必然会导致流血。如果他的工作要继续下去，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就必须继续担任保民官，而两次连任保民官对他来说是不合法的。他超越了法律的界限，挺身而出，做了第二任保民官的候选人。从乡间来投他的票的农民携带着武器入城；元老院中一片噪闹，大叫他想搞暴政，这种狂叫很久以前曾毁灭过马埃利乌斯和曼利乌斯；“法律和秩序”之友派的人堂堂皇皇地带着一群以大头棒子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来到丘比特神殿；一场冲突发生了，或者说是发生了一场对革命者的屠杀，将近300人被杀死，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被两个元老用一条破板凳活活打死。

于是元老们企图发动某种反革命行动，并放逐了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许多追随者；但是全国舆论愤激，来势汹汹，这个行动被迫放弃了；和杀害提比利乌斯有牵连的西庇阿·纳西卡，虽然身居祭司长之位，本应留在罗马来主持公共祭祀——这是那个官员应尽之职——却为避免麻烦而溜到海外去了。

意大利的纷扰不安接着激动了小西庇阿·阿非利加，他建议全意大利都给予选举权。但是在他能实行这建议之前，突然逝世了。

然后，接下去是提比利乌斯的弟弟凯尤斯·格拉古的暧昧经历，他遵循某种转弯抹角的“政策”，至今历史学家还是困惑不解。他增加了各省摊派的租税负担，据说是想要挑起新金融业者（骑士）与元老院的地主们的对抗。他让骑士们承包新遗赠给罗马的亚洲地区的税收，而且，更坏的是，他让他们控制为防止勒索而设立的专门法庭。他兴建巨大公共工程，特别是修筑新的道路，他被控利用建筑合同谋取政治上的好处。他恢复了给意大利选举权的建议。他增加了分给罗马公民的资助下的廉价谷物配给量……我们在这里不能试图剖析他的计划，更不能评定他。但是他的政策冒犯了把持元老院的那伙人，这却是毫无疑义的。公元前121年，他连同大约3 000名随从被“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屠杀在罗马街头。他的首级被挑在矛头上带到了元老院。

（普卢塔克说，为这胜利纪念物提出的奖赏是和它一样重量的黄金；取得这首级的人仿照“大交易”的胜利者的真精神，在把首级送去过秤之前先用铅灌满了这脑壳。）

元老院尽管采取了这些迅速的、坚决的措施，它享受和平的好处和控制帝国资源的裨益并没有多久。不到十年人民又起来造反了。

公元前118年，在文明强国迦太基废墟上崛起于北非的半野蛮的努米迪亚王国的王位，被一个能干的人尤古尔塔所夺取了。他曾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里服务，懂得罗马人的性格。他惹起了罗马的军事干涉。但是罗马人发现，他们的军力在金融业者和地主们的元老院治下和从前，甚至和小西庇阿·阿非利加时，都大不相同了。“尤古尔塔收买了派来监视他的委员们、负有控诉他的责任的元老们以及指挥进攻他的军队的将军们。”罗马有一句错误的谚语：“金钱没有臭味”（Pecunia non olet），而尤古尔塔的金钱甚至在罗马也发了臭。罗马人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在群众震怒的浪潮中，一个名叫马略的出身微贱的有能力的士兵被推为执政官（公元前l07年）。马略并不试图仿照格拉古兄弟的榜样去复兴自耕农阶级以恢复军队的支柱。他是个职业军人，效率标准高、善于走捷径。他仅仅在穷人中间招募士兵，不管是乡下人还是镇上人，给以高饷，严加训练，终于把尤古尔塔这个首领（在公元前106年）上了镣铐，带到罗马，以结束跟他打了7年的战争。没有人想到过，马略附带地创立了一支职业军队，一支没有其他利害关系而只靠军饷把士兵联结在一起的军队。此后他多少是不合法地保持了执政官之职达几年之久，并在公元前102年至公元前101年打退了日耳曼人的一次有威胁性的军事行动（这是日耳曼人在我们的历史上的初次出现），这些日耳曼人正穿过高卢袭击意大利。马略打了两次胜仗，其中一次是在意大利土地上。他作为祖国的救星卡米卢斯再世，而受到了欢呼（公元前100年）。

当时社会上的紧张状态是对把他跟卡米卢斯相比的嘲弄。马略所带来的在对外事务上更大的势力和在军事上日增的效率对元老院固然大有裨益，但是人民群众的阴郁、无形的不满却仍在寻求某种有效的发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只靠政治诡诈是永远压制不住这一过程的后果的。意大利人民仍然没有获得选举权。两个极端民主的领袖，萨图尔尼努斯和格拉乌奇亚，都被暗杀了，但是这一次元老们惯用的补救办法却并不能平息民愤。公元前92年，一个贵族官吏鲁蒂利乌斯·鲁富斯曾试图限制金融业者们在小亚细亚的勒索，却被控为贪污并被判罪，这显然是捏造的，骗不了任何人；公元前91年，一个新当选的保民官——利维乌斯·德鲁苏斯（他曾利用鲁蒂利乌斯·鲁富斯的审判作为资本）——被暗杀了。他曾提议给意大利人以普遍的选举权，他不仅预示过另一项土地法，而且预示过废除全部债务。但是尽管元老高利贷者、土地霸占者和囤积居奇者这方面想尽了一切办法，饥饿和焦虑的人们依然要起来造反。德鲁苏斯的被害是注入民众起事的杯子里最后的一滴血。意大利燃起了奋不顾身的起义的熊熊烈火。

接着是两年艰苦的内战，称为社会战争[或同盟战争]。这是统一意大利的思想和由罗马元老院来统治的思想之间的一场战争。它不是一场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战争”，而是一场罗马和它的意大利同盟Socii[社会]之间的战争。“在殖民战争传统里训练出来的罗马将军们在意大利横行无忌，烧毁农庄，抢劫城镇，并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劫走，在公开市场上出卖，或逼使他们成群地在他们地产上劳动。”

马略和一个贵族将军苏拉两人都在罗马这边指挥军队，苏拉在非洲曾跟马略在一起，并且是他的死对头。虽然起义军屡经败绩和四处劫掠，而这些将军中没有一个能结束战争。这场战争多少可说是实际上以罗马元老院向改革思想投降而告终的（公元前89年）。由于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原则上”的让步，起义方面的锐气才衰退；然后，起义者一经散伙，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说明过的那些通常用来欺骗新选民的方法又出笼了。

翌年（公元前88年），旧的回合又开始了。这里还掺杂了马略和苏拉之间的个人倾轧；但是军队经过了马略的改革，这场斗争面貌不同了，因为军队改革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军团兵员，他是个没有土地的职业士兵，除了领饷和劫掠外，对生活别无兴趣；除了对一个成功的将领外，也别无效忠的感情。有一个名叫苏尔皮奇乌斯的群众拥戴的保民官，提出了一些触及债务的新法律，执政官们就宣告停止公务以躲避风潮。于是发生了常见的诉诸暴力的行动，苏尔皮奇乌斯的追随者把执政官们逐出了罗马广场。这正是依靠新军队得势的新力量发生作用的开始。这时比提尼亚以东黑海南岸的蓬土斯的希腊化国王米特腊达特正迫使罗马进入战争。苏尔皮奇乌斯提出的法律之一是马略应统率派去攻打米特腊达特的军队。于是苏拉把自从社会战争以来由他统率的那支军队开进罗马，马略和苏尔皮奇乌斯逃跑了，一个新的时代，军事檄文时代开始了。

至于苏拉怎样自任攻打米特腊达特的将帅，并兴师出征，然后跟马略友好的军团怎样夺取了权力，马略怎样回到意大利、彻底屠杀他的政敌而称快一时，心满意足地死于热病，这些我们都不能详述了。但是在马略的恐怖统治期间有一项措施确曾大大地减轻了社会上的紧张状态，那就是废除了所有尚未偿清的债务的3/4。在这里我们也不能详述，苏拉怎样同米特腊达特订立了一个有损信誉的和约（米特腊达特在小亚细亚曾屠杀了10万个意大利人）以便把他的军团调回罗马，在罗马科林门之役中打败了马略手下的人，把马略的安排翻了案。苏拉放逐和处死了5 000多人以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使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人烟荒芜，使元老院恢复了权力，并废除了很多新近颁布的法律，尽管他并没有能倒算已被取消的债务。此后，他对政治感到了厌倦，而且已积聚了大笔财富，于是威风十足地引退去过他的私人生活，不久就这样死去了，（他的敌人们说）他是死于由沉湎酒色而引起的某种恶疾的。

4　冒险将军们的年代

马略和苏拉的屠杀与没收财产对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带来的并不是安定而是吃惊。这部历史书所拟定的规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叙述那些越来越依靠军团支持的大冒险家接着就开始阴谋策划在罗马建立独裁权力的事。公元前73年，整个意大利被一次奴隶起义所吓坏了，特别是那次由色萨利来的一个角斗士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角斗士的起义。他和另外70个人一起是从卡普亚的角斗士的“训练场”里逃出来的。类似的起义已经在西西里发生过。斯巴达克斯手下的兵力必然是从东方和西方吸引来的一帮各色各样的人，除了散乱和回家的想法以外并无共同的思想，虽然如此他还是在意大利南部坚持了两年，有一个时期利用那时已熄灭的维苏威火山口作为天然堡垒。意大利人尽管酷爱角斗的表演，却并不欣赏这样地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竞技场，也不欣赏这样地把角斗士的利剑带到门上，最后当斯巴达克斯被打倒时，他们的恐怖变成了疯狂的残忍，他的6 000个被俘的追随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沿着亚庇乌斯大道钉死的和垂头的被害者有几英里之遥。

这里我们不能对卢库卢斯作任何详尽的论述，他侵入蓬土斯和攻打米特腊达特，并把培育的樱桃树带给了欧洲；我们也不能叙述机智的大将庞培怎样窃取卢库卢斯在蓬土斯外的亚美尼亚所赢得的胜利和大部分威望。卢库卢斯和苏拉一样，引退后过着富裕的私生活，但较为雅致，结局也较为美好。我们不能详细叙述尤利乌斯·恺撒怎样由于征服高卢、打败莱茵河上的日耳曼诸部落和率领讨伐军渡过多维尔海峡攻入不列颠而名震西方。军团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元老院和罗马的各种会议变得越来越不足道了。但是有一段关于克拉苏的逸事，其冷酷的幽默我们不能全然忽略过去。

这个克拉苏是大债主和国货商。他是新的骑士式人物的典型，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的军火投机商。他最初是靠收买被苏拉放逐的那些人的财产而致富的。在战场上他最早的功绩是对抗斯巴达克斯，他花费了大量金钱和力气经过持久和消耗的战役才把斯巴达克斯击溃。然后作为复杂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他得到了东方的指挥权，准备同卢库卢斯及庞培争名比誉；卢库卢斯曾从珀加蒙和比提尼亚向东推进到蓬土斯，庞培曾完成了对亚美尼亚的抢劫。

克拉苏的经历足以证明那时罗马人在处理他们的事务上的极度无知。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期望在波斯找到另一个像蓬土斯那样的希腊化了的王国。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表明过的，积聚在那横亘于从多瑙河穿过俄国进入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的大水库已倒灌入亚历山大为传播希腊文化而征服过的里海和印度河之间的地方。克拉苏发现他又在和“斯基台人”作战了，跟他作战的是在一个穿着米地亚服装的君主统率下的游动的骑马部落。他遇到的那一特殊种类的“斯基台人”被称作帕提亚人[安息人]。可能在帕提亚人中有蒙古利亚（图兰人的）成分，这时和雅利安人血统混杂了。但是克拉苏在幼发拉底河外的战役和大流士在多瑙河外的战役出奇地相像；都是同样以步兵猛攻来对抗难以捉摸的轻骑兵；但是克拉苏对撤退的需要理解得没有大流士那样明快，而帕提亚人比起大流士所遇到的斯基台人来是更好的弓手。他们似乎拥有某种带响的发射物，异常强而有力，和普通的箭不同。J.L.迈尔斯教授说，这种弓大概是一种合成弓，因为它是由好几块（五块左右）兽角制成的，很像车上的弹簧那样；它当地一响发射出一支高速度的箭。这就是蒙古人使用的弓。这种合成弓（它并不是一把长弓）在人类的经验中是十分古老的。奥德赛使用的就是这种弓，亚述人也有这种弓，形式稍有改动。它传到了希腊，但却作为蒙古弓而保留下来。它相当短，拉起来很费劲，射体轨道是平的，射程很远，响声很大（可与荷马提到的弓弦响声相比较）。这种弓在地中海一带失传了，因为气候对它不适宜，而且没有足够的动物来提供兽角。

这个战役以两天的对炎热、饥渴、疲惫的罗马军团的屠杀而达到了高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利战役（公元前53年）。罗马军团艰苦地在沙地上行进，向着敌人猛冲，而敌人却总是避开锋头，围着他们驰骋，把他们射成碎片。他们中两万人被杀，一万人被俘，驱往东方，在伊朗当奴隶。

克拉苏的下落不明。有个故事，大概是为了教育人，反对重利盘剥而编出来的，说是他被帕提亚人活捉后用熔化的金汁灌进喉咙而烫死。

但是这场灾难对人类的历史的确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们想起的是，从莱茵河到幼发拉底河，整个沿着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及黑海以北，绵延地散布着一片片云朵般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帝制下的罗马的雄才大略从来没有能把他们安抚和开化，它的军事科学也从来没有能把他们征服。我们已经促使注意一幅地图表示第二巴比伦帝国，迦勒底帝国，怎样像羔羊般地躺在米地亚势力的怀抱里。罗马帝国确实同样地像羔羊般躺在大新月形的塞外蛮族的怀抱里。不仅是罗马从来没有能击退或同化那个横在上面的新月，而且它也从来没有能把地中海组织成一个在它帝国的各部之间的安全的和井井有条的交通体系。罗马人那时还不知道，来自东北亚的蒙古利亚部落——匈奴人——被中国的秦朝和汉朝用长城挡住并逐出境外，正在向西移动和逼近，一路上同帕提亚人、斯基台人、条顿人等相混合，或是把他们撵在前面跑。

无论在什么时候罗马人都从来没有能把他们的帝国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外，而他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也从来不是很牢靠的。在共和国结束之前，那曾是他们成功秘诀的同化力量已经让位给“爱国的”排外和“爱国的”贪婪。罗马掠夺了和摧毁了小亚细亚和巴比伦，而这里正是向东往印度扩张的必要基础，正像它毁坏了和抢劫了迦太基，以致丧失了伸入非洲的立足点，也正像它破坏了科林斯，以致割断了它进入希腊腹地的捷径。西欧的作家们从后来罗马使高卢和南不列颠接受了罗马化和文明化、罗马把早期蹂躏过的西班牙重又恢复了繁荣等事所得到的印象，使他们容易忽视它对南边和东边大得多的地区的影响被削弱了，因而使希腊文明所征服的远较广阔的地区又回到野蛮状态。

5　共和国的结束

公元前1世纪时，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手头没有日耳曼和俄罗斯、非洲和中亚的地图，即使这些地图已经有了，他们也没有充分的理解力来加以研究。罗马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种使得汉诺和法老尼科的水手们沿非洲海岸而下的好奇心。公元前1世纪，当汉朝的使节抵达里海东岸时，他们只听到些有关一个已经衰退的文明的故事。这些地方都还记得亚历山大，但是关于罗马，人们只知道有个庞培到过里海西岸，后来又走了，有个克拉苏遭到了覆灭。罗马一心想着的是国内的事。罗马公民在从事于个人致富和确保个人安全之余，剩下的精力却专注于各色各样的冒险家们当时显然正在争夺最高权力中的阴谋诡计和相互攻击。

史学家的习惯是用极端敬意来对待这些斗争的。特别是尤利乌斯·恺撒这个人物被树立为好像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最灿烂、最重要的明星。但即使对已知的事实作冷静的考虑，也完全不能为这种恺撒的半神半人论作辩护。甚至那个光明希望的鲁莽破坏者亚历山大大帝也并没有得到被那样夸张和打扮得足以提供轻率和缺乏批判眼光的读者们的赞扬。老实说，确有那么一类的学家安坐着用零零星星的一些论据，或根本不用什么论据，为这些历史上较突出的人物杜撰出惊人的世界政策来。

我们听说亚历山大曾计划征服迦太基和罗马，并要彻底征服印度，只因为他死了才打破了这些计划。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征服了波斯帝国，但从未越过它的边界多远；而当他被假定为在制订这些庞大而崇高的计划时，事实上他正沉溺于为他宠爱的赫腓斯提翁服丧的种种古怪的行径，并以他的主要嗜好纵饮致死。同样地，尤利乌斯·恺撒也被说成是打算做那件足以确保罗马帝国免于最后崩溃的不是不可能做的事——系统地征服和开化欧洲远及波罗的海和第聂伯河。普卢塔克说，他本要通过帕提亚[安息]和斯基提亚，绕过里海和黑海之北，向日耳曼推进。

但是我们必须使这聪明而堂皇的计划符合于这一事实，即当恺撒的权力臻于鼎盛时，他已是个秃头的中年人了，青春恋爱的魅力和热情已成过去，而他却把大半年消磨在埃及，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在温柔乡里宴饮游乐。以后他把她带到罗马，她对他的影响在罗马引起了激烈的愤恨。这样地沉溺于女色，表明他是个年老好色之徒或是多情善感的人——这恋爱事件开始时他已经54岁了——而已不是那个人间雄主了。

在把恺撒作为超人的思想方面，我们必须把那不勒斯博物馆里的半身像也算进去。它描绘出一副俊雅、聪颖的面庞，表情十分高尚，这可以联上关于他的头在初生时就长得不寻常的大和美的故事。但是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著名的半身像确能代表恺撒，而且很难把这半身像质朴的沉静和他具有的强烈冲动、道德败坏的声名协调起来。这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半身像，被说成是他的了。

他无疑是个放荡不羁的青年人——他在比提尼亚逗留期间丑闻累累，他是避开苏拉而逃到那里去的；他是无赖克洛迪乌斯和阴谋家卡提林的同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什么可以暗示除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和权势所能获得的一切荣耀和纵欲外，还有任何更崇高和更远大的目标。我们在这里将不去试述他一生事业中的权变和谋略。他虽然出生于旧的贵族家庭，却是作为一个显赫的人民宠儿进入政治的。他挥金如土，又身负重债，来供应极度豪华的公共节日。他反对苏拉的传统而怀念马略，后者是他的姻叔。有一时他曾同克拉苏和庞培一起工作，克拉苏死后，他就和庞培发生了冲突。

到公元前49年，恺撒从西方、庞培从东方，各以其军团公开地为争夺罗马国内的霸权而战斗。恺撒违反了法律，带领他的军团渡过了鲁比康河，这条河是他的辖区和意大利本部的边界。在色萨利的法尔萨拉斯战役中（公元前48年），庞培被击溃而逃往埃及，以后又被杀害了，使恺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主人，比苏拉权势更大。

此后，公元前46年，他被立为任期10年的独裁者；公元前45年初，他又成为终身独裁者。这是君主制，如果不是世袭君主制，至少也是选举的终身君主制。这是他为世界尽力的大好机会。通过这四年里他使用独裁权力的精神和品质，我们必须对他作出评定。他对地方行政作出了某些改组，他似乎采取过当时显然很有必要的措施，打算重建被屠杀过的海港科林斯和迦太基，这两个海港的毁灭破坏了地中海的海上生活。但是更明显的是克里奥帕特拉和埃及对他心神的影响。像在他之前的亚历山大那样，他的头脑似乎被王神的传统所冲昏了，以他来说，那迷人的世袭女神克里奥帕特拉的谄媚无疑把这传统加深了。我们有证据说，他和一二十个朋友之间曾因自命神明这一点而起了冲突，正和我们提到过的亚历山大完全一样。就希腊化的东方来说，给统治者以天神的尊荣是习见的思想；但对尚滞留在罗马的雅利安精神来说，这却是令人厌恶的。

安东尼在法尔萨拉斯战役中是恺撒的副统帅，他也是恺撒的阿谀者中主要的一员。普卢塔克描写过一幕在公共竞赛会上安东尼试图把一顶王冠强戴在恺撒头上的情景，当时恺撒稍露羞怯之后，在群众明显的不悦面前，终于拒绝了。但他还是采用牙笏和宝座这些罗马古代国王的传统标志。在竞技场的开幕游行行列中，他的肖像并列于许多神像之中，他的塑像立在一座神庙里，刻有“献给不可战胜之神”的铭文。为了供奉他的神圣头像，还任命了祭司。这些都不是胸襟宽大的象征，而只是一种庸人的自大狂。恺撒为个人崇拜这一最俗丽的花招所订下的庸人计划，真是一段愚蠢而可耻的记录；这是同把他当作一个整顿乾坤的聪明而神奇的超人的想法不相容的。

最后（公元前44年）恺撒被他自己的一群朋友和支持者所杀害了，他们对他这些神圣的抱负实在难以忍受了。他被包围在元老院里，身受23处刺伤，死在他失败的对手庞培大将的塑像脚下。这个情景标志出罗马统治集团道德的彻底败坏。谋杀者的头领布鲁图斯本想对元老们发表演说，但在这危机面前元老们都仓促四散逃跑了。大半天罗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谋杀者带着他们沾着血的凶器在这不知所从的城市里四处行走，没有人跟他们辩驳，只有少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此后舆论转过来反对他们了，他们的家宅有些被冲击了，他们要活命就得躲藏起来或是逃到外地去。

6　普林切普斯的产生

但是事态的倾向是不可阻挡地走向君主政体。权势人物之间的斗争继续了13年多。其间唯独有一个人是应予提到的，他就是西塞罗，他才是不完全出于自私的雄心，而是为开明的思想所鼓舞的。他出生于一个中等家庭，他的雄辩和文学的表达力，使他在元老院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他稍微沾上一些狄摩西尼骂人的传统；尽管如此，他是个高尚而可悲的无能的人物，他在当时已极度退化、卑鄙、怯懦的元老院里坚持为共和国的高尚理想作辩护。他是个极为严谨和杰出的作家，对现代读者来说，他给我们留下的演说和私人信件，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最真实和有生气的人物之一。尤利乌斯·恺撒被杀害后一年，公元前43年，他被褫夺公权和被杀，他的首级和双手被钉在罗马广场上。最后成为罗马君主的屋大维似乎曾努力去营救西塞罗，那次谋杀肯定不是屋大维的罪行。

这里我们不能去追溯尤利乌斯·恺撒过继的继承人屋大维的那些以获得优势为结局的同盟和背叛的混乱情况。这些为首的人物的命运都是同克里奥帕特拉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恺撒死后，她着手去取得比恺撒年轻得多的安东尼的感情和虚荣心，她跟他大概早就相识。有一段时间，屋大维、安东尼和第三个人物雷必达，分割了罗马世界，正像恺撒和庞培在他们最后冲突之前所分割的那样。屋大维占据较艰苦的西部，巩固了他的权力；安东尼占有较豪华的东部——还有克里奥帕特拉。落到雷必达手里的是那块带着宿怨的骨头——迦太基的非洲。他似乎是个有善良传统的好人，致力于迦太基的重建，而不是追求财富或个人虚荣。安东尼的心理则屈服于古代的神王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已经证明曾使尤利乌斯·恺撒过分地失去他心理上的平衡。和克里奥帕特拉在一起，他沉湎于爱情、逸乐和尘世浮华的美梦，直到屋大维感到结束这两个埃及天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止。

公元前32年，屋大维诱使元老院免去了安东尼统率东方之职，并开始进攻他。在阿克提翁发生的一次大海战（公元前31年）中，由于在战斗中间克里奥帕特拉带着60艘船突然离去而决定了胜负。我们现在很难断定这是预谋的背叛还是出于这个风流女人的一时任性。这些船只的离去，使安东尼的舰队陷入无望的混乱。这场混乱由于这个模范情夫一股劲地猛追而加剧了。安东尼并没有通知他的指挥官，就登上快艇向她追去，一任他的官兵们自己去战斗和战死，他们一时还不相信他已经跑走了。以后这两个情人的重逢和和解则是普卢塔克的讽刺性猜测而已。

屋大维的网慢慢地向他的对手收紧了。屋大维和克里奥帕特拉之间已有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有的事，正如在尤利乌斯·恺撒时，这个女王和安东尼之间也许已有了默契那样。安东尼在他这出小小戏剧的最后一幕中，摆出一副悲伤的姿态，并穿插着爱情的场面。有时他装作好嘲弄人的泰蒙的仿效者，像个对人类失去一切信心的人，虽然人们可以认为，被他遗弃在阿克提翁的水手们有更好的理由来抱这种态度。最后他发现他自己和克里奥帕特拉已被屋大维包围在亚历山大城。经过几次出击，很少胜利，安东尼喧闹着向屋大维挑战，要以个人决斗来定胜负。后来听信了克里奥帕特拉已经自杀的传闻，这个浪漫明星竟引刀自刎，但刀刺无力，转侧不死，最后被带到她面前才断气（公元前30年）。

普卢塔克关于安东尼的叙述很大一部分采自见过并认得安东尼的目击者，把他描写为英雄的典型，把他比拟于半神半人的海格立斯。的确，他也自称是海格立斯的后裔，并且也比拟于印度的酒神巴克斯。有一段描述元老院里的情景，使人作呕，但也说明问题，说是有一回他喝醉了酒，正想讲话，却被一次最失仪的醉后狂吐搞得话都讲不下去。

短期间克里奥帕特拉还想偷生，也许她希望能降服屋大维来扮演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扮演过的同样的神王角色。她和屋大维会见过一次，会见时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忧伤的美女，淡妆素抹，轻纱掩体。但是当她看清楚了屋大维毫无神王般的神气，并且明白了他对她舒适和幸福的关怀主要是出于想把她在罗马大街上的凯旋队伍中展出时，她就自杀了。有人把一条毒蛇藏在盛无花果的篮子里，瞒过罗马哨兵，偷传给她，蛇的毒牙把她咬死。

屋大维看来几乎完全没有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的那种神王的抱负。他既不是神，也不是传奇的英雄，而是一个人。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派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起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他自愿辞去他从公元前43年就握有的非凡的权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共和国交给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来控制吧。”旧的宪法机器再次被开动了；元老院、人民大会和行政官职都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屋大维本人作为“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而受到欢呼。

“很难断定，他自己这个罗马世界的真正主人对这个复活了的共和国应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的让位，就这词的任何真实的意义来说，只会是使一切事务都投回混乱之中。为了和平和秩序的利益，他至少得保留他的权威的重要部分；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的，在史无前例的方式下，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起来。任何恢复国王称号的事是办不到的，而且屋大维本人也明确表示拒绝独裁。人们也没有为他设立过什么新的官职或创造过什么新的官衔。但是他被元老院和人民按照旧宪法的形式授予某些权力，像在他以前的很多公民那样，并使他列入共和国的那些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的地位；只是为了显示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尊严，元老院下令他应把‘奥古斯都’加在他的名字里，同时在一般交谈中他此后称作普林切普斯[首席公民]，这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尊称，是共和国的习惯用语，除表达公认在公民同胞中首要和优越的地位外并无其他意思。

“西塞罗在他的《共和政体论》中草拟的自由共和国立宪总统的理想显然是实现了，但这仅仅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授予屋大维的特权把他所辞掉的专制职权的实质还给了他；在恢复了的共和国和新的普林切普斯之间的权力平衡上，后者是占压倒优势的。”

7　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

罗马的共和政体就是这样以一个普林切普斯或统治的君主而告终，比部落或城市规模大些的自治共同体的初次伟大试验崩溃和失败了。

它失败的本质是它不能维持团结。在罗马初期，它的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有一种公平、诚意和全体公民忠于法律，而法律又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传统；它重视法治和守法的观念一直坚持到将近进入公元前1世纪。但是没有预见到的货币的发明和发展、帝国扩张的诱惑和分裂、选举法的纷乱，把这个传统削弱和糟蹋了；这是因为把老问题在使人们无从辨识而加以判断的新伪装下提出来，也是因为使人们只忠于表白的公民义务而背叛公民义务的精神。罗马人民之间的联系总是一种道义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联系；他们的宗教是祭祀的和迷信的；它并没有像犹太教所发展的那样体现着神性领袖和神圣使命的伟大思想。在新时机面前公民观念失败和消失后，在这体制中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内在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团结了。每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做在他自己心目中认为是正当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混乱和返回君主政体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某个挑选出的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统一的意志。当然，在返回中，总是隐藏着一种期待，君主将会像魔术那样不再是一个渺小的人，而将会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确像个国家显贵人物那样更伟大和更高贵；当然，君主制是必定不能满足那种期望的。在我们即将作出的对罗马皇帝的简短的回顾中，我们将看到不能满足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将发现在这些皇帝中有个比较有建设性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意识到自己无力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就转向帝国内一个新宗教运动的信仰、组织和教导网工作，以提供人们精神上那种明显缺乏的互相渗透和关联的因素。

欧洲和西亚的文明随着恺撒回到了君主政体，并通过君主政体，不久在有组织的基督教的协助下，力图赢得和平、正义、幸福和世界秩序，几达18个世纪之久。然后几乎突然地开始回复到共和政体，先是在一个国家里，然后在另一个国家里；并且有了印刷、报纸和有组织的普及教育，又有了浸透世界达几代之久的普遍主义者的宗教观念的协助，现在似乎又恢复了为创建一个共和的世界国家和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公平计划而作出努力。罗马人过早地已作过这种努力，而他们却那样彻底地和悲惨地失败了。

我们现在正开始觉察到，这种创建，某些条件是绝对必需的；这些条件，不能想象基督教出现前的任何一个罗马人会看成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认为达到这些条件是件十分吃力、困难和没有把握的事情，但是我们懂得这项尝试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在我们前面没有别的前途可以使我们有幸福、自尊和保存人类的指望。这些条件中首先是在一切人的心目中应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国家看作是每个人自己所有的东西，看作是他应尽本分的主要事实。在罗马的早年，当它是个20平方英里方圆的小国时，孩子们在家里，耳闻目睹父辈的政治生活，就可以并且确实是养成了这种观念。但是在已经变得像和皮洛士战争前的罗马那样大的国家里，如果要能维持这种道德上的统一，就需要对每个人有组织地进行关于历史、主要法律、国家的总意图的教育。但是这种需要却从来没有被了解过，并且从来没有为这种教育作出过努力。在那个时代，这种努力是作不出来的。会作出这种努力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具备这种知识，也不存在可以吸取教师的阶级，而且也没有为任何这种有系统的道德和智力的训练进行组织的概念，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具备着它的信条、教义问答、讲道和坚信礼等一整套的教育组织。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即使有了这样的普及教育，也只是为健全的共和国家提供基础。紧接着教育，必须有关于国家大事的丰富、及时和真实的报道和对当时各种有争论的问题的坦率而自由的讨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拥有的报纸和我们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们对这些职责还执行得很不完善而且很坏；但是尽管做得很不好，事情还是做了，既然这些事情已经做了，可以说最终还是会做好的。而在罗马国家里甚至没有试图去做这些事。罗马公民从谣言和偶然听到的演说里才知道一些有关政治的事实。他挤着站在罗马广场上，远远地听到些不完全的演说。他也许误解了他投票表决的每个问题。

关于罗马选举制度出奇地无效我们已经讲过了。

既然不能克服或排除这些障碍以使罗马变成积极有效的民治政府，罗马人思想中的政治本能就转向到君主制。但是罗马那时所设置的并不是晚近欧洲式的君主制，不是世袭君主制。普林切普斯的确像美国战时总统，只是他任期不是四年而是终身的；他能任命元老院里的元老，而不像美国总统那样受民选的参议院的限制，还有个乌合之众的民众会议来代替美国的众议院。他又是个祭司长，而华盛顿却没有这个职务，而且实际上他惯常要指定和培养他的继承人，为这个高位选择一个儿子或养子或他信任得过的近亲。把普林切普斯的权力交给一个人的手里而不受任何适当的约束，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权力，而它更被君主崇拜的传统进一步增强了。君主崇拜的传统当时已从埃及传到了整个希腊化的东方，而且它正传到罗马，进入了每个东方的奴隶和移民的头脑里。神皇的观念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渐渐支配了整个罗马化的世界。

只剩下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军队，不久就提醒那个神皇，他也是个肉胎凡人。在罗马帕拉廷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皇从来就不是安全的。只有当他是受军团爱戴的首领时，他才是安稳的。结果是只有勤奋的、能使军团保持活力的并和他们总是保持密切联系的皇帝们才能长治久安。利剑悬在皇帝的头顶，督促他频繁地进行活动。如果他把事情交给将军们，那么将领中之一就会取而代之。也许这种督促是补救罗马帝国体制的特色。在较广大、较巩固和较安定的中华帝国，并不那样需要军团，因此懒惰、荒淫的或幼小的君主就不像在罗马那样会遭到迅速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