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大瘟疫和共产主义的萌芽



胡斯派信徒中的分裂大半是由于较激进的一部分流向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它使较富有的和较有影响的捷克贵族们感到震惊。类似的倾向已经在英国的威克利夫派信徒中出现。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返回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的企图，就很自然地会出现追随人类平等友爱的学说。

一场横扫世界并把社会基础暴露无遗的大灾难，一场前所未闻的致命的瘟疫，大大地激起了这种思想的发展，这瘟疫被称为黑死病，这比以前任何其他祸害更接近于灭绝人类。它比伯里克利时的瘟疫或马可·奥里略时的瘟疫，或查士丁尼和格列高利一世时为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铺平道路的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都要致命得多。它发生于南俄罗斯或中亚，经过克里米亚和一艘热那亚的船，传到热那亚和西欧。它经由亚美尼亚到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1348年到达英国。据说牛津大学死了2/3的学生；估计英国整个人口的1/4到一半在这时死亡了。整个欧洲的死亡率也同样高。赫克估计死亡总数共2500万人。它向东传到中国，中国的记载说，死了1300万人。C.O.斯托利布腊斯博士说，这场瘟疫传到中国是在它最初出现于欧洲之后的三四十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从1342到1346年期间正在中国，在他返回大马士革时才初次碰上这场瘟疫。黑死病是里海源头周围地区在飞鼠和其他小啮齿类动物间流传的一种疾病在人体上发病的形式。在中国这场瘟疫所引起的社会解体导致河堤失修，结果洪水冲毁了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带。

人类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明显的一次警告，人们应该去寻求知识，停止争吵，联合起来和大自然的莫名其妙的力量作斗争。旭烈兀和帖木儿的所有的屠杀与此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约·理·格林说：“在比较大的城镇里黑死病的灾害最为猛烈，那里的肮脏和没有阴沟的街道是麻风病和热病不断肆虐的场所。沃尔特·曼尼爵士出于慈悲为伦敦市民所购置的墓地里，埋葬了5万多具尸体，这地点后来建立起卡尔特修道院作为标志。在诺里季有几千人死亡，同时在布里斯托尔活着的人都来不及去埋葬死人。

“黑死病袭击农村时和它袭击城镇时一样可怕。据说约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是染上这个病死去的，在诺里季主教管区里2/3的教区换了牧师。整个劳工组织陷于瘫痪。人手缺少使小佃户难于为他们的土地履行应尽的劳役，地主只好暂时放弃一半租金来诱使农民不离弃他们的土地。有一个时期耕种已不可能。一个当时的人说：‘牛羊在田野和玉米地上游荡，竟没有剩下一个能把它们赶走的人。’”正是由于这些灾难才爆发了14世纪的农民战争。劳动力奇缺，货物也奇缺，而拥有那么多土地的富有的修道院院长和寺院长老，以及那些贵族、富商们，对于经济规律却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在这遍地灾殃的时候对劳苦者万万不可施加压力。他们看到他们的财产衰竭，土地荒芜，于是他们制定暴虐的法令强迫人们劳动而不增加工资，又防止他们外流以寻求较好的工作。这很自然地激起了“一次反对整个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新起义，直到那个时候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还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不成问题的神圣秩序。贫民的呼声在被谦和而威严的弗鲁瓦萨尔称作‘肯特的狂僧’的讲话中得到了惊人的吐露。他20年来（1360～1381年）不顾解除教职和囚禁，在聚集于肯特教堂庭院里的健壮的自耕农中为他的讲道找到了听众。地主们说他是‘发了疯’，而正是在约翰·鲍尔的讲道里，英国初次听到了人生而平等和人权的宣言。鲍尔大声叫喊：‘善良的人们，只要货物不属公有，只要还有农奴和绅士，英国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好起来。那些我们叫他们做老爷的人们，他们凭什么权利是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根据应得这个权利呢？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农奴？假如我们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怎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假如不是他们驱使我们以我们的劳动来替他们挣钱，他们怎能那样得意地挥霍呢？他们穿着天鹅绒的衣服，裹在温暖的皮衣和貂袍里，我们却是鹑衣百结。他们有醇酒、香料和洁白的面包，我们吃的是燕麦渣和干草，喝的是生水。他们有闲暇和精致的住宅；我们只能辛苦劳动，在田野里栉风沐雨。但是，只有我们和我们的辛劳才使这些人保有他们的高贵地位。’一种使整个中世纪的体系受到致命打击的精神在凝聚了约翰·鲍尔的平等学说的民谣里吐露出来：‘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织时，谁是绅士呢？’”

英国起义者的领袖瓦特·泰勒，当着年轻的国王理查德二世的面，被伦敦市长所刺死（1381年），他领导的运动瓦解了。

胡斯派运动的共产主义的一方面是同一个动乱体系的一部分。比英国的起义稍早一些，发生了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农民起来烧毁了城堡，破坏了村庄。一个世纪后同样的紧急状态把德国卷入一连串的血腥的农民战争之中。这些农民战争开始于15世纪晚期。就德国来说，经济和宗教的动乱交错在一起的情况甚至比英国更为明显。

德国的这些纷扰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是再浸礼派教徒的起事。再浸礼教派在1521年在三位“先知”的领导下出现于维滕堡，并于1525年爆发了起义。在1532和1535年间起义者占据了威斯特法利亚的明斯特镇，并竭力实现他们的宗教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被明斯特主教所包围，在被围的危难中，一种疯狂盛行在镇上；据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有一个莱顿人名叫约翰的掌了权，他自称是大卫王的继承者，并按照那个君主的坏榜样实行多妻制。在该城投降后，胜利的主教使再浸礼派的领袖们受尽酷刑，并把他们在闹市上处决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放在笼子里悬挂在教堂塔楼上示众，以向全世界证明明斯特的体面和秩序现在已经恢复了。

14、15世纪时西欧诸国普通劳动人民的这些动乱比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剧变都来得更加严重而持久。在这以前和它最近似的是波斯的某些共产主义的穆斯林运动。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诺曼底有一次农民的反抗，罗马帝国晚期也发生过多次农民的反抗运动（巴高达运动），但这些都没有这么令人震惊。它们表示了在人类事务中正在成长的一种新精神，这种精神完全不同于文明发源地区的农奴和农民的那种视作当然的漠不关心，也不同于罗马富商手下的农奴和奴隶劳动者所具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绝望情绪。

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劳动者的早期起义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但运动本身却从来没有被完全根绝。从那时起到如今在文明金字塔的底层一直存在着一种反抗的精神。有起义的阶段，有镇压的阶段，有妥协和比较平静的阶段；但从那时起到如今，这场斗争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我们将看到它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期间突然爆发，在19世纪中叶和最后25年之初它再度起来反抗，并在今日的世界上胜利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这正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抗运动的一种说法罢了。

在许多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俄国，这种劳工运动有时采取敌视基督教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西方平民的这种反抗苦役和卑屈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同基督教的教导紧密地相联则是无可怀疑的。基督教的教会和传教士可能并没有打算传播平等主义的教义，但是在教会的背后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不可磨灭的人格，基督教的宣道者不由自主地播下了自由和自主的种子，并在他所到过的地方早晚会发芽成长。

“劳工”动乱的稳步成长，劳工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阶级意识的发展，对全世界明确要求的提出，与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印刷书籍的盛行、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扩张过程，同样都是把我们当前类型的文明——“近代文明”，与任何以前存在过的人类社会状态区别开来的标志，尽管已有了一切偶然的成功而它仍然显示出是一桩未完成的和过渡中的事物。它要么是个鲜活的胚胎，要么是某种注定要死亡的东西。它也许可以解决把辛劳和幸福协调起来的这一复杂问题，从而使自身适应于人类灵魂的需要，或者它可能失败，并像罗马体制那样以一场大灾难而告终。它可能是一种更为均衡和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开始阶段，它也可能是一种注定要瓦解的体系，并将被一种设想不同的人类结合方法所代替。

像在它以前的文明那样，我们当前的文明也许只不过像农民为了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以改善土地而播种的那些作物之一。它生长起来也许只是为了积累某些传统后重又犁入土里以利于长出更好的东西。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历史的实际现实，在以后的全部叙述中我们将发现这些问题变得更清楚更重要了。直至在最后一章中，正像到了年终岁暮那样，在我们扼要重述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时——将让一个问号来结束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