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一神教作为文化革命：西方之东方起源

起初是一种信仰：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对西方的产生而言，一神教并非唯一的条件，但没有它是无法解释西方的。西方的一神教起源于东方。它是一场文化革命的产物，这次革命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ophis IV.）治下。阿蒙霍特普是涅菲尔蒂蒂（Nofretete）的丈夫，他把太阳神阿顿尊为唯一的神，称自己埃赫那吞（Echnaton），意思大概是“阿顿的仆人”。

埃及的一神教只是一个小插曲。它被埃赫那吞的对手，主要是有影响力的阿蒙神（Gott Amun）祭司们镇压下去，并从记忆中清除掉，即心理学意义上的“驱散”。尽管如此，它拥有世界史效应——以犹太教的宗教形式。摩西作为历史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过，如果存在过，他是个温文尔雅的埃及人，还是埃赫那吞的以色列随从，对此学界争论不休，就像学者们对《圣经》中有关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那里被囚禁，和他们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记载各持己见一样。毫无疑问的只有：犹太的一神教是埃及阿吞教（Aton-Religion）的变形。因此，寻求西方的起源把我们引向了东方，如果我们想解释西方的形成，我们还必须多次将目光转向东方。

在埃及试图通过相信一个神来代替多神教信仰，这完全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一神教应该服务于巩固多民族帝国，即用作稳固统治的手段。“政治神学”的概念因德国国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而家喻户晓。“所有现代国家学说的简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这是他1922年出版的《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的核心论点。作者指出了万能的上帝是如何转变成专制主义时代的万能立法者的，他发现对法学来说，特殊情况类似于神学中的奇迹。施米特认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是随着自然神论发展起来的，自然神论是一种开明的宗教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此后却不再对它产生影响，它否认任何形式的神的启示。正如自然神论从世界上驱逐了奇迹——因为它打破了自然规律——启蒙运动的国家学说也拒绝对有效法律秩序进行主权性直接干预。反之，19世纪的反革命保守派作家都是坚定的有神论者就并非出于偶然了，也就是说他们信仰个人心目中超凡的上帝，这位上帝决定着世事的走向。他们需要这种信念，因为通过与上帝的类比，能够为君王的个人主权找到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乍一看，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论点与卡尔·施米特的似乎完全相反：“神学中所有的简要概念——也许我们宁愿谦虚地说：一些核心概念——都是神学化了的政治概念。”正如施米特想要证明核心神学概念世俗化的过程，阿斯曼在其专著《统治与救赎：古埃及、以色列和欧洲的政治神学》（Herrschaft und Heil. Politische Theologie in Altägypten，Israel und Europa）中想揭示核心政治概念是如何被神学化的。对他而言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旧约圣约神学中原初的政治模式的意义转变。“在这里国民协议和忠诚宣誓义务这类政治模式成为一种神学的基础，该神学以明确的政治形式展现了上帝之爱的主题，并完全以激进的方式把政治秩序这一话题神学化。这种对政治的‘神学化’同样把当时的世界彻底革命化了，就像近代神学的世俗化。”

事实上，施米特已经暗示过，世俗化和神学化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换一种说法，它们是彼此相关的辩证进程：“某个特定时代对世界所获的形而上图像，与其一目了然的政治组织形式的结构是一致的。”而阿斯曼则强调，他的视角并非要索性推翻施米特的论点，而是扩展该论点，为其补充来龙去脉。此前的历史始于埃及并在以色列继续下去：犹太一神教对于阿斯曼而言是“对真正的神的崇拜的最早反思，也是对其他宗教的批判方式”。

与对埃及人一样，一神论对古代以色列人来说同样是一种政治神学。信仰一个上帝，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帮助他们即使在帝国瓦解、国家分裂、受迫害、遭驱逐和受到异族统治的时代，也能众志成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视生活在埃及的摩西为犹太民族的缔造者，他认为反犹太主义的根源就是摩西的所谓以色列人为上帝选民的说法：“我敢断言，其他民族对那个民族——自认为是圣父的长子和其最宠爱的孩子的犹太人——的嫉妒至今也没有消失，就好像他们相信了犹太人的这种说法似的。”

弗洛伊德笔下的摩西集民族和宗教缔造者于一身，并因而成为一位文化革命者。他首先为犹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提供了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化了的对上帝的想象：一位独一无二、掌控整个世界的神灵，它既仁慈又全能，并厌恶一切繁文缛节及巫术。这位上帝为人们规定的最高生活目标就是生活在真实和正义中”。摩西从埃赫那吞那里继承的不可制作圣像的禁令意味着，“感性知觉需让位于抽象想象，即精神战胜肉体，严格来说是一种带有心理必然后果的禁欲”。“上帝的非物质化”引起“智力能力的超常增长”，并形成一种禁欲的道德宗教。“这种宗教并非意味着要求彻底禁欲，它满足于对性自由进行限制。但上帝是完全脱离性行为的，并被提升为道德完美的典范。道德规范却是对性欲的限制。”

一神教是文化的进步，甚至是文化革命——有些作者反对这种命题。阿斯曼认为，埃赫那吞的一神教作为另一种宗教已经为“犹太教的抉择”，即真假间的抉择，埋下了伏笔，因此也为自己招致了来自“被排除在外者的仇恨”。“从那时起世上就有了这种仇恨，这种仇恨只能通过追本溯源才能得到克服。”一神教作为仇恨的另一种宗教，古代埃及宇宙神论——神和世界本为一体——作为“宽容的基础和跨文化交流”：阿斯曼所使用的释意可以上溯到斯宾诺莎（Spinoza）和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难道一神教是世界历史误入歧途的源头？

不容忍其他神祇，他们只能是偶像，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这成为犹太一神教在历史上能够风行起来的条件。摩西的上帝是对世界创造者问题以及人们与这位创造者关系问题的神学答案，这个问题是多神教的神话无法理性解决的。犹太一神教确实在合理化、文明化和知性化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由于摩西的上帝是十诫以及圣经中所记述的摩西所立的所有其他规矩的作者，从而也是全部法规的订立者，从此上帝的选民的幸福安康就被解释为以色列人遵从了上帝的旨意。如果他们违背了主的意志犯了罪，甚或去拜偶像，他们就打破了与上帝所立之约，就必须受到上帝的制裁。公元前最严酷的制裁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kadnezar II.）在前597年和前587年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和破坏，以及接下来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以色列亡国。对过去罪孽的惩罚对犹太一神教而言与另一件事同等重要，即弥赛亚（Messias）的出现将会带来救赎的预言性承诺。对唯一的神——以色列人的上帝的信仰被铭记于心，因为恐惧和希望共同被证明为以色列民族道德生存的保障。

民族并不等同于国家。亡国使得人们对上帝与其选民之间的特殊盟约的想象越来越具有治外法权的特色。由此产生了希腊犹太教的传统，这一传统不再希冀能够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而是寄希望于一位世界救赎者，这就为历史确立了目标和终点。自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始，我们所谓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us）是指自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到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共和国这段时间，即从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至公元前后的交替期。此前希腊城邦曾奋起抵抗被认为野蛮与专制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他们的盟友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斯巴达获胜66年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 II.，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最终于公元前338年确立了对希腊城邦的霸权统治。波斯帝国战败后，亚历山大之大帝国的版图从印度河（Indus）经小亚细亚到利比亚，从黑海到红海，在其创始人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后，帝国解体为所谓的后继王国。通过这些后继王国，希腊文化在整个地中海东部传播。随着屋大维（Oktavian）——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0年征服后继王国中的最后一个——埃及托勒密王朝（ägyptisches Ptolemäerreich），希腊化世界全部并入罗马帝国，此帝国现在终于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经过漫长的发展期，希腊化文化面临着“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转变——希腊启蒙。属于其不朽成果的，包括认识到伦理上的“不成文法”（nomoi ágraphoi），这种伦理的地位高于一切成文法。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笔下的安提戈涅（Antigone）——俄狄浦斯（Ödipus）的女儿——正是按照这种不成文法行事的，这类律法代表着神圣的 世界秩序。她的叔叔底比斯国王克瑞翁（Kreon）明确禁止埋葬其兄波吕尼刻斯（Polyneikes）的遗体，她故意违规为其兄收尸，从而最终也走向死亡。在一场悲剧性冲突中，当个人的良知与共同体的法律发生矛盾时，前者拥有优先权：这是一次自然法的转折。后来，当使徒保罗抗议当时犹太人被转让的律法信仰时，可被视作上述转折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