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市民阶层的出现

11世纪的教宗革命能够发生，是由于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其1939年发表的作品《封建社会》（Die Feudalgesellschaft）里述及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异族入侵的结束把国王和诸侯们的权力从一项工作中解放出来，此前他们为抵御入侵投入了很多力量。同时随着入侵的结束，人口出现了空前增长，这从11世纪中叶土地开垦热潮中即可看出。较高的人口密度不仅使维持秩序变得容易，而且也有利于城市、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复苏。”

11世纪初的城市复苏与亨利·皮雷纳 所提到的“贸易的复兴”紧密相连。城市生活中那些经受住民族大迁徙风暴的东西，在8世纪时因阿拉伯人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中海贸易的实质性崩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然不复存在。例外的有意大利南部和威尼托（Venetien）地区，后者倚仗与拜占庭的关系。“8世纪末起，西部欧洲又沦落回纯农业状态，”皮雷纳写道，“尽管城市仍旧存在，然而工匠和商人从中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是所有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城市生活。”

贸易的复苏始自威尼斯和斯堪的纳维亚，这导致了渐进的再城市化。商人居留于一座城市的先决条件是，那里形成了城市的核心，通常以近古“市井”（civitas）的形式。市民（burgenses）往往喜欢聚集在主教府所在地周围，以古老的要塞为中心，最初的市民不外乎是商人和手工匠人。面对周围的封建领地，他们模仿的榜样是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中享有“豁免权”的主教，但是他们只有通过与城市统治者主教的斗争才能获得这种权利。

豁免权的法律制度把中世纪和古代联结起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豁免权意味着某人或其财产暂时或永久被免除徭役和赋税。近古皇帝的领地被授予豁免权，是因为它们不在城市的税收征管和现收现付体系内，因此要避免对其进行双重征税。313年皇帝君士坦丁授予教会（如同所有封建领主一样）豁免权，不用缴纳特殊赋税，但须上缴地产税。加洛林王朝末期教会豁免权范围扩大，奥托王朝时期则更甚。教会不受普通法约束；神职人员像贵族一样形成一个特殊等级；他们享有特权，即许多不折不扣的优先权。

看似颇具革命性的同盟者（conjurationes）的目标是：像贵族和教会一样得到自己的法律地位。商人和工匠各自结盟，为的是摆脱 对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拥有豁免权的封建领主的依赖。形成作为自主的法人团体的市民社区，这是产生市民阶层的前提条件，这一阶层有意识地与贵族和农村居民划清界限。中世纪的市民城市仅仅是诸多特色鲜明的合作豁免共同体之一（如前所述，大学是另一个）。但在形成阶级方面，城市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机构。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句（直到19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的）话适用于所有人，只要他们在城墙围绕的城市内生活时间达到一年零一天。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权，已经生活在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也不可能与来自不自由的农村的新住户融合构成市民社区。在西方并非到处都像德意志一样，市民阶层与贵族在空间上彼此格格不入；例如意大利的贵族在城市中也能保持自己的社会领先地位。然而毕竟有些结构上的相似性，让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类型（古代、东欧或东方的城市）。正是这一点，才形成了一种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市民阶层”（Bürgertum）产生于此，只产生于此。

对这些特征没有人比马克斯·韦伯分析得更透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城市的社团性质和相对于农民的市民概念”。从经济或政治—行政意义上来说，并非每座“城市”——根据韦伯的观点——都是一个“社区”。只有中世纪的“城市形成了一个自主和独立（自治，作者注）的社区，虽然程度不同，其机构适度的社会化，是一个积极的‘区域性机构’，市政官员完全或部分地（成为）这个机构的器官”。而且只有在这里，在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中，“从一开始市民就享有公民权，这种法律地位在他们作为个人与第三方交往时依然适用”。

通过按照德意志法，特别是在吕贝克（Lübeck）、马格德堡（Magdeburg）和库尔姆（Kulm）等地创建的城市，西方城市向东发展并以高密度覆盖以下区域：从利沃尼亚的里加（Livländische Riga，由宝剑骑士团创建），到乌克兰-波兰的伦贝格（Lemberg）。至第聂伯河（Dnjepr）一段城市密度较小，该河以东的城市就屈指可数了。中世纪的市民城市受到世俗诸侯们的支持，他们完全知道这也有益于自己的利益：城市经济越繁荣，诸侯们的收益越多，前提自然是城市不能太强大。在王权和神权或是德意志国王和德意志诸侯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城市也能成为重要盟友。从叙任权斗争中获得最多好处的当属北意大利的城市。在德意志，渔翁得利的则是诸侯们，那些未能成为帝国直辖市的城市，从长远看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中世纪市民城市的出现并非教宗革命的后果。这两种“革命”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则是，奥托大帝于95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附近打败马扎尔人，外部入侵的危险得到解除；西方内部的和解取得显著进步。叙任权之争的历史性妥协令市民阶层获益，这是显而易见的：教宗或国王任何一方赢了，市民自由的发展空间都将大为缩小，只有教会和世俗权力处于动态平衡对市民阶层的发展才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