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基督教化与十字军东征

教宗和教会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皇帝与帝国的权力。大约1000年时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部分均已基督教化。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掌握在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手中，而大部分领土仍属于科尔多瓦（Córdoba）穆斯林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Omaijaden-Kalifat）管辖区。中欧东部构成帝国一部分的波西米亚（Böhmen）和摩拉维亚（Mähren）、克罗地亚（Kroatien）、波兰和匈牙利均已改信西方基督教。

在东南欧拜占庭东正教广为流传，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sche Reich）同样如此，它在9世纪时或曾试图与西方教会联系，但1018年最终被拜占庭帝国征服。此外，在由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代瓦良格人（Waräger）统治的基辅罗斯，俄罗斯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大面积统治区域，东正教也占了上风。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Wladimir）受洗后，以及他和拜占庭公主安娜于988/989年结婚后，正在形成的俄罗斯教会就听命于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或是由他所任命的希腊都主教。然而，1051年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Jaroslaw）就已经首次（没有遵从拜占庭的旨意）任命了一位东俄罗斯僧侣为基辅的大主教。

1000年左右，生活在西斯拉夫部落居住的易北河以东大部分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及芬兰的各民族仍是异教徒。波罗的海区域的基督教化历时几个世纪才完成，而且是靠军事手段强制推行的，其中条顿骑士团（Deutsche Ritterorden）在古普鲁士人或普鲁士人居住的地界，即后来的东普鲁士，尤其以强硬出名。基督教的“以剑传教”和西方扩张行动结束于1387年，这一年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皈依天主教。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血腥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功告成：1492年初，格拉纳达（Granada）——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块土地落入基督徒手中。

11世纪末，西方教会在地中海东部也开始与伊斯兰教展开进攻性对抗。1095年11月27日，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在克莱芒宗教会议（Synode von Clermont）上呼吁解放圣地巴勒斯坦。十字军——一支庞大的、七拼八凑的国际队伍——东征的最初受害者自然不是穆斯林，而是其他“异教徒”，即生活在莱茵河沿岸城市，包括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Mainz）和科隆（Köln）的数千名犹太人。到达目的地后，十字军士兵于1099年7月15日对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进行了血腥屠城。所有穆斯林均遭杀戮。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命运同样可悲：他们逃进去避难的主教堂被焚烧，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火海。这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局，其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建立起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这是一个具有法国特色的采邑制国家——以及另外三个十字军国家。

“十字军东征是教宗的战争，”奥地利历史学家米夏埃尔·米特罗尔（Michael Mitteraduer）写道，“使十字军东征成为圣战的不是因为对圣地的争夺，而是因为教宗的呼吁，他的呼吁——按照他的理解——宣布的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教宗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只有教宗能呼吁进行圣战，只有他能向西方基督教最边远的区域派遣鼓动圣战的布道家，以敦促骑士们进行讨伐宣誓……尤其是只有教宗有权承诺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恩典，正是这些在宗教意义上使十字军东征具有了特殊性。只有在武装朝圣和宗教救赎的承诺相结合时，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对已犯罪行赦罪——教宗向十字军东征参加者所许的愿，也并没什么新东西：11世纪，在先前与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撒拉森人（Sarazenen）抗争时就有过。赦罪是一种西方专有的现象：拜占庭皇帝绝不可能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通过宗教救赎的承诺去提高人们参加反对穆斯林战争的积极性，所以也没有拜占庭发起的讨伐战。

对于解放圣地的十字军，教宗不得不依靠起初不愿意参与的意大利海上共和国（italienischen Seerepubliken），首先是比萨（Pisa）和热那亚（Genua），后来也包括威尼斯。只有它们能利用其舰队进行跨地中海的运输，确保为新成立的十字军国家——特别是耶路撒冷王国——提供给养。与海上共和国如出一辙，近东新建立的基督教国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1105年十字军转而征战拜占庭，其结果是，历史上西方与东方教会于1054年发生的最终分裂被政治化，后果惨烈。所有这一切大概都要算在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一世（Bohemund I. von Antiochien）的头上。

1202～1204年所进行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主要目的是夺回1187年由苏丹萨拉丁（Sultan Saladin）征服的耶路撒冷。在威尼斯海上共和国的煽动下，最后一次十字军违背教宗的意愿，把讨伐目标转向了君士坦丁堡。1204年，曾经的东罗马帝国首都落入了十字军骑士之手，他们一连三天大肆劫掠，强奸与谋杀案件数不胜数。十字军随后建立的拉丁帝国，再未能覆盖整个拜占庭帝国的疆土。1269年希腊人经过激战再次占领君士坦丁堡，但东罗马帝国再也未赢得昔日的权势。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不复存在，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十字军东征，原本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旷日持久的攻击之反击，却没有给西方基督教带来任何持久的收益。1228/1229年他们曾短期内再次占领耶路撒冷，但1244年该城最终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连十字军在圣地的最后据点阿卡（Akkon）也失守了。教宗们在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着西方基督教领袖的角色，这么大一个项目的失败首先是他们的失败，这种失败对其政治权威造成了长期损害。

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激进反对拜占庭的转折反过来削弱了整个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内斗的政治赢家是一个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就开始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1453年后希腊学者，包括出自米斯特拉斯（Mistras）哲学学校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卜列东（Plethon）的学生，大批移民意大利，他们在那里为文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莫斯科——正在形成的大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成为东正教的新中心，此后它自诩为“第三罗马”，即拜占庭的古老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神话让俄国获得一种救恩史使命，以前只有神圣罗马帝国宣称过有这种使命。俄国以这种神话符号发展成西方的对立面：沙皇帝国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纠正西方已经发生，并不断继续发生的对正统信仰的背离。

在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即反对“不信基督”的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和东正教的“分裂者”，继续存在于十字军打击各种基督教异端的征战中。其中最血腥的当属13世纪前30年反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Albigenser）的斗争。阿尔比派是纯洁派（Katharer）的一部分，后者曾受到保加利亚的波格米勒（Bogumilen）教派影响；和他们一样，阿尔比派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拒绝天主教的圣礼和仪式，如安魂弥撒和赎罪券，也不相信炼狱、通过上帝的恩典和教会代祷死后灵魂可以得到净化。鉴于中世纪中期的情况，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I.穆尔（Robert I. Moore）谈及，在反对偏离教会教条的斗争中形成了“迫害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排斥异教徒和其他少数派，直至对他们进行物理消灭。受害者中有男同性恋者、麻风病人，以及一再在劫难逃的犹太人。

基督徒的“圣战”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穆斯林统治者短时间内对基督徒所持的宽容态度——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在12世纪后期转变为宗教上的不容忍。这是伴随着对致力于古希腊研究的学者们的迫害开始的：出生在科尔多瓦的伟大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伊本·鲁世德[Ibn Ruschd]）被放逐到摩洛哥。“在东西方互相影响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中——我们的文明正是在此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十字军东征是一个悲剧性和破坏性插曲，”史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其《十字军史》（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中写道，“如此多的勇气与这么少的荣誉，如此多的投入与这么少的理解！残酷和贪婪玷污了崇高的理想，盲目的狭隘和自以为是让进取精神、锲而不舍以及忍耐力蒙上了阴影；圣战本身不再仅仅是以上帝的名义实施的长期不宽容行为，而是违背圣灵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