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基督教和普及教育



以地图来判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的三个世纪是一个衰退时期。这几个世纪是蒙古诸族的时代。从中亚来的游牧生活支配着当时已知的世界。在这时期的顶峰，统治着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北非、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是蒙古人或同种的突厥族源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传统。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远及海上，并且在威尼斯人自己的地中海水域里和他们作战。1529年，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他们与其说是被防御者，不如说是被气候所打败的。查理五世的哈布斯堡帝国向苏丹纳贡。直至1571年的勒潘多战役——《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这场战役中丧失了左臂——基督教世界，引用塞万提斯的话来说：“摧毁了奥斯曼人的骄矜，破除了世人认为土耳其舰队不可战胜的迷信。”

西班牙是基督教势力有所进展的唯一地区。一个有远见的人在16世纪初年观察世界时很可以得出结论说，要不了几代人之后全世界就会成为蒙古人的——也许穆斯林的——天下了。正像l900年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欧洲的统治和一种宽大的基督教注定要扩及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看来很少人理会到欧洲人的这种优势是件多么晚近或许是多么短暂的事。只在15世纪临近结束时，西欧的真正活力的一些迹象才逐渐显现出来。

我们所讲的历史现在正接近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对现存事态的研究。读者们生活于其中的欧洲的或欧化了的体制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在15世纪初年从屈服、崩溃、遭受蒙古人威胁的欧洲发展起来的那种体制。它那时的种种问题就是今天种种问题的雏形。要讨论那个时代而不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带有政治观点。约·罗·西利爵士说：“政治而没有历史就没有根底，历史而没有政治就没有果实。”

让我们尝试一下，尽可能不偏不倚地来发现在蒙古人的惊人崛起期间，是些什么力量把欧洲的精力分散和压抑住了，我们又应当怎样来解释在这明显的衰退时期欧洲无疑地正在积聚它的精神和物质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又是怎样到了这时期之末如此给人深刻印象地迸发了出来。

现在，正像在中生代那样，当巨大的爬行动物在地球上称霸时，那些披毛的哺乳动物和长羽毛的禽鸟正在偏僻的角落里发展起来，最后它们作为一种更灵活、更能干的动物群完全取代了那巨大的爬行类。所以当蒙古人的诸汗国在世界上统治着从多瑙河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马德拉斯、摩洛哥和尼罗河的时候，在中世纪的西欧这块有限的领土上正在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更结实的、更有效的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轮廓。这种类型的共同体我们也许可以称作“近代国家”，它还只是在形成阶段，仍在成长和实验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往下讲，我们将努力去阐明它的含义。

我们已经提到过，近代国家的主要根本观念，在希腊各共和国，特别是在雅典、在巨大的罗马共和国、在犹太教、在伊斯兰教以及在西方天主教的故事中，都已出现过。这近代国家，正像今天我们看到它在我们眼前成长的那样，本质上是两种显然矛盾着的观念的试验性的结合，即信仰和服从的共同体的观念（最早的文明无疑就是这样），相同意愿的共同体的观念（如诺迪克人和匈奴人的原始政治集团）。几千年来定居的文明民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原系暗白人种的高加索人或达罗毗荼人或南部蒙古利亚人——似乎是沿着崇拜和个人服从的路线发展起他们的观念和习惯的，而游牧民族则是沿着个人倚靠自己和坚持己见的路线发展的。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游牧民族总是给文明民族提供新的统治者和新的贵族也就够自然的了。这就是全部早期历史的节奏。历史在由于游牧民的征服而精神派奋、发展文明、走向衰微和招致新的征服之间循环往复，只是在验过几千年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之后，当前这种以“文明的”或顺从劳作为一方，以“自由的”或贵族的和冒险的为另一方，相互混合而趋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共同体的过程才告开始，它现在正要求我们予以注意，并且是现代历史的实质。

在这部历史中我们已追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原始家族部落慢慢地发展成日益增大的“文明”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耕种的好处和必要、对部落神的畏惧、僧王和神王的观念是怎样在最肥沃的地区不断地巩固成更强大的社会中起作用的。我们已注意到在这些早期文明中一般是本地人的僧侣和通常是一个作为征服者的君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成文传统的发展和它的摆脱僧侣的控制，以及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自由智慧和自由良知的这些新生力量的出现，它们的出现最初显然是偶然的和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到河谷里的原始文明的统治者们扩大他们的区域，伸张他们的势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地球上较不肥沃的地区看到那些仅仅是野蛮的部落发展成越来越统一和政治上有胜任能力的游牧社会。

人类沿着这两条路线中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稳步地和分道扬镳地继续前进。很长时期里一切文明都沿着君主政体的路线，即君主专制政体的路线生长和发展。从每一个君主和朝代，我们看到似乎有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从励精图治而走向浮华、怠惰和衰微，最后屈服于某个来自沙漠或草原的更有朝气的家系。

关于早期从事耕种的文明和它们的寺庙、宫廷及城市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堆积得很多，但是应该记住那些故事活动的舞台从来没有超过地球陆地的一小部分。地球的大部地方，直到晚近，直到过去的两千年来，森林里和平谷上的较为耐劳而人数较少的部落民和季节性牧场上的游牧民还在维持和发展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说，那些原始文明是“服从的共同体”：服从神王或神授之王是他们的团结力。另一方面，游牧的倾向经常是朝着另一种结合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将称之为“意愿的共同体”。在一个游动、战斗的集体中，个人必须既能靠自己又能守纪律。这种共同体的首领必须是被人追随的首领，而不是强迫人服从的主人。这种出于意愿的共同体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都能找得到；到处我们看到所有的游牧民都一样，不论是诺迪克人、闪米特人，或是蒙古利亚人，他们的本性比起定居民族从个人角度来说更乐从和更刚毅。诺迪克人在他们的君主统率下来到了意大利和希腊，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有系统的神庙崇拜，他们在所征服的地方找到了这些东西，就在采纳这些崇拜中适应了。希腊人和拉丁人很容易地又转回到共和国，雅利安人在印度也是这样。在早期的法兰克和日耳曼王国里还有选举的传统，虽则通常是在高贵的等级或王族中这一个或那一个成员之间挑选出的。早期的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以色列的士师和迦太基及提尔的“国王”是选举出来的，蒙古的大汗直到忽必烈成为中国的君主以前也是选举产生的。

在定居的地区我们同样继续不断地见到另一种相反的观念，即认为国王具有非选举的神圣性和他们的天生的世袭的统治之权。

随着我们历史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人类社会的故事中出现了新的复杂的要素；我们见到游牧民变成了中间人，即商人，出现了，我们也注意到航运业在世界上日趋重要。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航海会使人的思想自由奔放，正像定居在狭窄的天地里会使人胆怯和卑屈……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复杂的情况，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服从的办法和意愿的办法两者之间明显的对立始终贯穿于历史之中，至今它们的调和还是不完全的。

即使是最屈从的形式下的文明也一直对人类提供了大量极为使人神往、舒适和愉快的事，但是人类中有某种坐立不安和未驯的本性不断地力求把文明从它原来的依赖于不参与即服从的性质改变成一个既参与又意愿的共同体。在我们的血液里，特别是在君主和贵族的血液里，潜伏着游牧精神，无疑它在传授给后代的气质中占着很大的部分，我们必须把那种不断地急于向广阔地域扩张的精神也归根于这部分气质，它驱使每个国家一有可能就扩大它的疆域，并把它的利益伸展到天涯海角。倾向于把天下统一的那股游牧的坐立不安的力量，看来和使我们中大多数人在被指导和约束之下会躁怒起来并企求参加我们所能容忍的不管什么样的政府的精神是相同的。

由于每个存在过的“服从的共同体”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把文明与自由调和起来的人类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气质上的斗争被一代代地保持了下来。服从这东西，人们一旦陷溺其中，就会很容易地被俘获和被转让；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这些最早和最典型的易被降服的地方，这些“文明的摇篮”，当它们从一个君主转到另一个君主的统治时，就可以看到这种被动的角色了。一个柔弱的文明对那些掠夺成性的自由人来说是一份长期有效的请帖。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意愿的共同体”有必要把倔强分子融合起来；它是一个十分难于产生的共同体，而维持它更是难上加难。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显示出马其顿将领们的意愿的共同体在他要求他们应当崇拜他时就逐渐解体了。克利图斯被杀害的事件是自由和屈从的传统之间的一次很典型的斗争，每逢一个从旷野来的新征服者驻进古代君主国的宫廷中时，这种斗争就会发生。

提到罗马共和国，历史记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巨大的意愿共同体，第一个比一个城市大得多的自由的共同体，历史也记下了它怎样随着成长而削弱，由于胜利而竭蹶，直到最后沦为一个古代类型的君主国，又迅速地衰落下去成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会在一小撮入侵者面前崩溃瓦解的最脆弱的奴役的共同体。在这部书里我们已注意到那些衰微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是缺乏任何广泛的教育机构，使普通公民的思想建立在为共和国服务和尽责的观念的基础上，就是说使他们心甘情愿；另一个因素是没有任何宣传一般情报的媒介，使公民们的行动能协调一致，使他们万众一心。意愿的共同体的大小受到获得共同知识的可能性的限制。由于这些局限性所造成的公共精神的衰微和公共智慧的混乱，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使以奴隶代替自由工人成为可能。

此外，罗马国家的背后没有有效的宗教观念；罗马所信奉的那种暗黑肤色的伊特剌斯坎人的用肝脏来卜吉凶的神秘崇拜，正像和它极其相似的蒙古人的萨满教那样，不适合于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二者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历史重要性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即它们以其特有的方式，至少在人类经验中第一次有希望既来填补游牧体系也来填补罗马共和体系的缺陷，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一种共同的道德教育，并给他们提供了一段过去共同的历史和一个关于人类目的和命运的共同观念。正像我们已提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把理想的共同体限制在几千公民之内。因为他们不能设想一个更大的人群如何能被一个共同观念团结起来。他们除了当时的导师制方法外再没有任何方式的教育经验。希腊的教育几乎纯粹是口头上的教育，因此它只能及于有限的贵族。基督教会和伊斯兰教都证明这种局限是不健全的。我们可以认为在广泛的机会下他们的教育工作做得粗糙而不够好，但是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他们毕竟是做了这项工作。两者几乎都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和灵感的宣传。两者都成功地依靠文字的力量把各种各样人们的巨大群体联合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之中。

到了11世纪，如我们已看到的，基督教世界这个观念，作为一个统一和激励人心的观念，已强加于残缺破碎的西罗马帝国里的一切纷扰战斗的混杂体上，并及于远超过帝国界限的欧洲地方。它建立起了一个浅薄的但有效的意愿的共同体，地域之大、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犹太人至少早在公元之初已经依靠有系统的教育来团结他们的共同体。在此以前，只有另外一件发生在大部分人类中的事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就是文人学士在全中国所传播的那个以良好行为来结合成的共同体的观念。

天主教教会提供了罗马共和国所缺少的东西，就是一套民众教育的体系、几所大学和知识交流的方法。由于这一成就，它打开了通向人类管理自己的新的可能性的道路。这种新的可能性在这部《史纲》里现在已很清楚，它正在被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理解和实现。到那时为止，各国的政府不是一个在僧侣和君主联合统治下的、不受批判、不受挑战、依仗权势的政体，就是一个民主政体，那里的人民没有教育，没有知识，有如罗马和雅典那样，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退化成只是一个由暴民和政客所统治的国家。但是到了13世纪，理想政府的暗示已初次显出曙光，人们至今还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这是个近代的理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人人有教育的政府的理想，在这里普通的人既不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奴隶，也不是一个由煽动家统治的国家的奴隶，而是共同体中的通晓世事、精神焕发、参与协商的一分子。着重点必须放在教育这个词上，必须放在在协商前先了解情况的观念上。

在这观念的具体实现中，教育是一项集体的任务而不是一件私人的事，这是“近代国家”和它任何先驱者的本质上的区别所在。人们开始懂得，现代公民必须先使他了解情况然后再和他进行协商。在他能投票之前，他必须先听取证据；在他能作出决定之前，他必须先知道实情。打开从奴役和混乱通向近代理想即自愿合作的国家的道路的不是设立临时投票站，而是建立学校和使人们普遍地能接触到文献、知识和新闻。选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意大利人民在格拉古兄弟时代已有选票制度。他们的选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一个人受到教育之前，他拥有一张选票对他是件无用而危险的事。我们走向的理想的共同体不单纯是个意愿的共同体，它是个知识和意愿的共同体，取代一个信仰和服从的共同体。教育是个适应器，它将使游牧的自由和自恃的精神适合于文明的合作、富裕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