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个体对抗机构：早期基督教开始自我世俗化

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具有民族多样性，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整体性。至少西部以罗马为中心的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情况如此，共同的信仰把这部分欧洲凝聚在一起。朝圣这种高度跨国界的经验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信仰：除了罗马和耶路撒冷外，11世纪末，地处西班牙西北边远地区，靠近大西洋海岸的加利西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朝圣地。根据传说，使徒长雅各伯（Jacobus des Älteren）的遗骨埋葬在那里。到过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允许佩戴雅各伯海扇贝。

在前往圣地亚哥的朝圣路上出现了寺院、教堂、小圣堂和旅舍，其中大部分建筑，特别是在法国和西班牙，至今仍能令人忆起这场群众运动，其参与者多是并不富裕的普通教徒。对这种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的首先是锐意改革的克吕尼修士们。四条朝圣大道中的两条始自克吕尼修道院：勃艮第的韦兹莱（Vézelay）和法国南部阿尔勒附近的圣吉尔（St. Gilles）隐修院。通过朝圣者，罗马式风格的建筑也越过欧洲核心的旧大陆国家传到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传向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这样就出现了第一个共同的欧洲——此处的欧洲也局限于西部疆界内——罗马式艺术（Romanik）时代。这也同样适用于随后到来的哥特式艺术（Gotik）时代：它风靡和刻画了欧洲，即信仰天主教的西部欧洲。

如同有共同的艺术时代一样，在思想史上亦有共同之处。第一个在 中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形成定式经验的是经院哲学（Scholastik）。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神学和哲学之间的连接，它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基督教中，而是从9世纪开始才建立起这种关联，并且仅仅在西部或拉丁基督教中。

哲学和神学的接近导致的后果，就是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韦默尔（Oswald Schwemmer）所谓的“基督教精神之自我世俗化”。这种现象的最早代言人之一是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von Tours，约1000～1088年）。他努力在他的论文《论圣餐：反驳朗法兰克》（De sacra coena adversus Lanfrancum）中用辩证法的手段证明，圣餐的面包并非变成基督的真身，而只是象征性地代表他。实际的变化——变质，发生在信徒的灵魂中。施韦默尔在神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论争前奏中看到“前卫的去神话化尝试”，此外他还看到“思维的系统发言，这种思维想脱离权威并相信自己能认知真相”。

虽然罗马公会议（Konzil von Rom）在1050年将这种解释宣判为异端，而且贝伦加尔不得不于1079年签字，确认自己相信面包和酒转变成了基督的肉与血，但他从前写过的已是白纸黑字：对基督教信息的理性、去神话化解读的思想已经诞生，公会议的决议不再能把它从世界上清除。表达了这种思想的是一个单独的人，一个个人，他用自己的洞察力挑战权威机构——教会。个性对抗机构：这个西方基本主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

在图尔的贝伦加尔和方济各会创始人阿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z von Assisi，1182～1226年）之间，施韦默尔也看到了相似之处。作为追随基督的清贫福音传播者，弗朗西斯同样是与教会权威对着干。“其闻所未闻之处是双重的：一个个人反对包罗万象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并通过这种秩序他才有了自己的精神存在，并因此赢得了其个人的个性。恰恰是这个个人表达出一种信念，该信念针对每一个个人的洞察力，有这种洞察力的个人是符合教会所宣布的传统的。这意味着：每个单独的个人可以自为地得到这种信念，同时援引教会所宣布的传统，并反对具体的传承形式。个人洞察力的基础正是经由传统奠定的，而这种洞察力反对的就是传统。这就开启了修正与转变的传统，而且基本上囊括了任何类型的修正和转变，只要它们能够把修正与转变的理由与传统本身挂上钩。”

两代人之后，经院哲学家皮埃尔·阿伯拉尔（Petrus Abaelard，1079～1142年）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图尔的贝伦加尔。在其最著名的著作《是与否》（Sic et non）中，他将怀疑提升为认知的原则。阿伯拉尔怀疑一切，无论是三位一体，还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包括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任何对真理与谬误的区别都离不开辩证法，因为它为任何哲学提供了出发点。”他在《辩证法》（Dialektik）一书中如是说。对他来说，辩证法是“学科中的学科：它教的是如何教和怎么学；理性在辩证法中展示自身，并让人知道何谓理性以及理性想干什么。它了解知识”。

正如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所述，阿伯拉尔的神学基础是对“理性的神化”。“上帝理性地安排了世界，并让他所创造的巅峰——人类拥有了理性；所以人可以理性地把上帝识别为‘物性’、‘世界灵魂’和‘至善’。西塞罗、柏拉图、所罗门和保罗，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中的智者，在阿伯拉尔的神学中他们都联合起来对唯一的上帝进行了哲学认知。”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德哲学家，阿伯拉尔提出了如下假说：犯罪分子的企图（而不是其罪行的后果）在道德上是必须考量的，它也构成有罪的本质。用理性的尺度来衡量，人是可以自主使用其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的；罪不单纯是这种行为本身，对这种恶行的共识才使其成为罪。因此，倘若犹太人出于善意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就不是罪人和谋杀基督的凶手。用弗里德的话来说：“自由的，受自己的洞察力所左右的意志成为打造自己生活的基础，人们要对自己的意志活动负责，但这种意志活动原则上是可以纠正的。因为这种‘自由意志’对任何人——奴仆、女佣——都是不可剥夺的，所以它是迈向建立人类生而自由理念的关键性一步，是西方文化不可混淆的标志，哪怕这些标志在阿伯拉尔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