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海洋和大平原间的罗马诸帝



1　罗马诸帝简历

西方作者们由于爱国的先入之见，易于过高地估计奥古斯都·恺撒登位后在罗马建立的专制君主政体的组织、教化和安全。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传统来自罗马，这些国家在欧洲作者们的心目中是庞大逼人的。他们忽视了罗马在东方所进行的破坏。

从世界史的尺度来看，罗马帝国似乎不再是这么了不得地重要了。在它被彻底粉碎之前，它支持了约四个世纪。拜占庭帝国并不是它的真正的继续；它只是恢复了被毁坏的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帝国；它讲希腊语；它的君主无疑有罗马的尊号，但是就这一点来说，保加利亚已故的沙皇也是有的。美索不达米亚在罗马时期大半是按它自己的路线发展起来的；它晚近获得的希腊文化是经过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才智广泛地修改过的；在印度和中国，罗马的影响微不足道。

罗马帝国存在的四个世纪里有过分裂和完全混乱的时期。它的繁荣岁月，如果集合在一起，加起来总数还不到两个世纪。和同时代的中华帝国的默不作声的稳健的扩张、安全及其文化事业相比，或和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埃及相比，或和被闪米特人征服以前的苏美尔相比，它这样短的岁月在历史上只能算是偶然一现。再说，居鲁士的波斯帝国，从赫勒斯蓬特海峡达到印度河，其文明水平与罗马也不相上下；它的本土始终没有被征服过，并相当繁荣达二百多年。它以前的米地亚帝国曾持续了半个世纪。被亚历山大大帝短期覆灭后，它又作为塞琉古帝国而兴起，维持了几个世纪。塞琉古的领地最后退缩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并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波斯由帕提亚人复兴而成为一个新波斯帝国，它先在阿萨栖王朝然后在萨珊王朝统治之下，其寿命比罗马帝国还长。它成为希腊学问摆脱西方查禁的避难所，并成为宗教思想的温床。

萨珊王朝的人一再把战争带进拜占庭帝国，并固守幼发拉底河一线。公元616年，在科斯洛埃斯二世治下，他们据有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埃及，并威胁着赫勒斯蓬特。但是萨珊王朝的光荣并没有把它保留下来的传统。罗马的声誉是通过它后裔的繁荣昌盛而得到显扬的。罗马的传统远远地名过其实。早期的一些文明曾经聚结在一起，文明曾向西传播。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在地中海盆地四周蓬勃发展中彼此混合，但并未合并，罗马的行政像是撒在这整个相互作用之上的一张网，破裂了又补上，最后完全破裂。

历史把罗马诸帝分成几组，他们都是伟大的行政管理人。第一组是：

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27～公元14年），就是上节的屋大维，他致力于省政府的改组和财政改革。他在官僚机构里树立了某种守法和廉洁的传统，他给了各省公民上诉恺撒的权力，以限制更恶劣的贪污和苛政。但是他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划定了帝国的欧洲边界，这就把日耳曼丢给了蛮族，而日耳曼是一个安全和繁荣的欧洲所必需的脊柱；他在东边的幼发拉底河也划出类似的界限，一任亚美尼亚独立，成为同阿萨栖王朝及萨珊王朝争执不休的原因。他是否认为他划下的这几条线是帝国的最后边界，或者他是否打算最好在进一步扩张之前求得有几年时间来进行巩固，这是可以怀疑的。

提比利乌斯（14～37年）也被描写成一个能干的统治者，但他在罗马变得极其不得人心，据说他荒淫恣肆、无恶不作。但是他的沉湎于这些恶习、他的苛政和残暴并没有妨害帝国的普遍繁荣。对他不易下判断，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几乎全是反对他的。

卡利古拉（37～41年）患精神病症，在以他为首的四年古怪行径期间帝国继续发展。最后他在宫中被他的仆从暗杀了，他似乎曾企图恢复元老政府，这项企图很快就被禁卫军压制了。

克罗狄乌斯（41～54年），卡利古拉的叔父，士兵们拥戴他继立为帝，为人粗鲁，但是个勤恳和相当能干的行政管理者。他吞并了不列颠的南半部，推进了帝国的西界。他被他的养子尼禄的母亲阿格丽皮娜所毒死。阿格丽皮娜是个极为风骚而性格坚强的女人。

尼禄（54～68年），像提比利乌斯那样，被认为极其荒淫和残忍，但是罗马国势充沛足以使他掌权达14年。他确实杀害了他深爱而麻烦的母亲和妻子——他以杀妻来表示对后来和他结婚的女人波佩亚的热爱。但是帝王们的家庭凶杀和我们所要讲的故事无关。读者中渴望知道罪行细节的可以查阅苏埃托尼乌斯所写的古典资料。这些各式各样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女人也许本质上并不比最软弱、最易激动的人们更坏，但是他们没有真的宗教，他们自己就是神，他们没有广博的知识足以建立高尚的雄心，他们的女人往往凶悍、目不识丁，他们不受法律或习俗的约束。他们的周围都是些曲意逢迎他们最细微的愿望和把他们最模糊的冲动变成行动的人。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邪念和愤怒的冲动，在他们却都变成了行动。一个人在把尼禄谴责为和自己不属同类之前，他应当很仔细地检查一下自己私下的思想。尼禄在罗马变得极其不得人心，有意思的是，他之所以不得人心倒不是因为他谋害和毒死了他的至亲，而是因为不列颠在一个名叫博奥迪西亚的女王治下发生了一次叛变，罗马的军队遭到惨败（61年），也因为南意大利发生了一次破坏性的地震。罗马居民保持他们伊特剌斯坎人的特色，从来没有信过宗教，但往往很迷信，对邪恶的皇帝并不在意，但却强烈地反对一个不吉利的皇帝。驻西班牙的军团在73岁的老将加尔巴的率领下造了反，他被拥戴为皇帝。他由人抬着，向罗马进军，尼禄因援军无望而自杀了（68年）。

加尔巴不过是许多自许为皇的人中的一个。统率莱茵河军团、帕拉廷部队和东方军队的将军们个个都想夺权。一年里罗马有过四个皇帝，加尔巴、奥托、维素利乌斯和韦斯帕西安；第四个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来自东方军队，势力最强，夺得和保持了皇位。到了尼禄，恺撒这一家系（亲生的或过继的）告终了，恺撒这名称也就不再是罗马皇帝的姓氏了，而变成了一个称号，神性恺撒（Divus Caesar）。由于日益坚持对统治者的崇拜，君主政体更进一步走向了东方风格。这样结束了第一组恺撒家系的罗马皇帝，他们历时整整95年。

韦斯帕西安和他的儿子梯特（79年）和多米齐安（81年）可以说是构成了第二个朝代——弗拉维王朝。然后，在多米齐安被杀害后，又是一组皇帝，他们之间没有血统关系，而是立嗣的关系；他们是继嗣的皇帝，这一组的第一个是内尔瓦（96年），其次是图拉真（98年）。其后是不知疲乏的哈德里安（117年）、安敦尼·皮乌斯（138年）和马可·奥里略（161～180年）。在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统治下，帝国疆界又有了扩展。北不列颠被兼并于公元84年，莱茵河和多瑙河间的三角地带被填进版图，今称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建成了一个新的行省称达西亚。图拉真还侵入了帕提亚，并吞了亚美尼亚、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他的治下，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极限。

他的继承者哈德里安为人谨慎而知进退。他放弃了图拉真在东方新征服的地方，也放弃了北不列颠。他接受中国筑城御蛮的思想——当城内帝国方面的人口压力大于城外的压力时这是个好主意，不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横断不列颠筑起了哈德里安城墙，并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竖立栅栏。罗马的扩张高潮过去了，在他的继承者的治下，北欧边疆已积极地采取守势来抵抗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诸部落的入侵。

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是历史上评论极不一致的那些人物之一。有些评论家说他似乎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涉猎宗教，喜欢穿祭司的服装去行祭司的仪式——这种癖性使老百姓很有反感——他们不满于他的据说是在他未能约束他的妻子福斯蒂娜的恶行。然而关于他家庭的不幸的种种故事并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然而，一个良好的家庭竟会出生像他的儿子康茂德那样的人的确是使人吃惊的。另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个忠实、勤勉的皇帝，尽管经过一系列恶劣气候、洪水、歉收和饥荒、蛮族入侵和造反，最后还有一次可怕的瘟疫蔓延的天灾人祸的年头，他还是把罗马的社会秩序维持住了。《英国百科全书》中引用费·威·法勒的话说：“事实上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切人的公仆。举凡登记公民、平息诉讼、提高公共道德、保护未成年者、紧缩公共开支、限制角斗竞赛和角斗表演、保养道路、恢复元老的特权、任人唯贤地选择地方官吏，甚至管理街道交通规则等以及其他种种任务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却常常从清晨直到深夜工作不息。他的地位的确经常要求他出席观看竞赛和表演；但在这些场合，他或是看书，或是听别人给他读书，或是写笔记。他是那种不相信事情应当草率处理的人，而且认为没有多少罪过比浪费时间更为严重。”

但是现在的人们并不是因为他的勤奋而怀念他的。他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最大阐释者之一，他在兵营中和在宫廷里摘记下来的《沉思录》里，记下了那么多有关人们灵魂里的事，这就使得他世世代代赢得一连串新的朋友和钦慕者。

随着马可·奥里略的逝世，这个统一的和治理得比较好的阶段宣告结束，他的儿子康茂德开始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实际上罗马帝国内部太平了有200年。此后的100年，学罗马史的人必须熟习那些不称职的皇帝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同时在蛮族的压力下罗马帝国的边疆崩溃和收缩了。只有一两个皇帝似乎是能干有为的，这几个就是塞普提米乌斯·塞韦路斯、奥雷连和普罗布斯。塞普提米乌斯·塞韦路斯是一个迦太基人，他的姐姐始终没有能掌握拉丁文。她用布匿语来操持在罗马的家务，这一定会使老加图在地下转侧不安。这段时间的其余几个皇帝主要是些冒险家，从大局着眼，他们是不值得注意的。有时有几个分立的皇帝统治着这混乱的帝国的不同部分。皇帝狄西乌斯，在公元251年哥特人大举入侵色腊基时被打败并被杀死，和皇帝瓦勒里安，连同安提俄克这个大城在公元260年被波斯萨珊王朝的沙赫所俘，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标志了整个罗马体制的不安定和外部对它的压力的特点。因此，“哥特人的征服者”克罗狄乌斯也同样值得注意，因为他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大胜哥特人（269年），也因为他像伯里克利那样，死于瘟疫。

这几个世纪自始至终断断续续的瘟疫起了削弱各种族和改变社会情况的作用，这些作用仍有待历史学家予以适当的探讨。例如，在164至180年间，当马可·奥里略皇帝在位时，帝国全境发生过一次大瘟疫。也许它对社会生活的解体很有关系，并为随着康茂德继位而来的动乱铺平道路。就是这次瘟疫破坏了中国，本章第5节里将要提到它。12世纪，气候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也引起了人口的紧张和迁徙，对这种力量历史学家还得加以估计。

但是，在我们接下去叙述蛮族入侵和晚期的几个皇帝如戴克里先（284年）和君士坦丁大帝（306年）试图把罗马这艘颠簸的破船支撑住以前，我们必须描写一下在它的两个世纪的昌盛期间，罗马帝国人民生活的一些情况。

2　罗马文明的全盛时期

没有耐心的历史读者可能会把公元前27年至公元180年间两个世纪的秩序安定算进人类浪费时机的时代里去。这是一个消耗而不是一个创造的时代，是一个建筑和贸易的时代，在这时代里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人类的灵魂和精神都衰退了。从外表上看，如果在2 000英尺高空的飞机上俯瞰地面，真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从约克到昔兰尼，从里斯本到安提俄克，到处是巨大的、建筑得很好的城市，有庙宇、戏院、圆形露天剧场、市场等等；成千座这样的城市，有巨大的高架渠，有极好的公路，它们雄伟的遗迹至今令人惊讶不止。还有富饶的耕地，但由于飞得太高，不能发现这些耕地却是心头怀恨的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在地中海和红海上，也可以看到运输往来相当频繁；而在那样的高度所看到的两艘并行的船，分不清哪一艘是正在抢劫另一艘的海盗船。

即使这个高空的观察者降下来作逼近的考查，还是可以注意到许多累积起来的改进。自从尤利乌斯·恺撒的日子以来，人们举止变得温和了，一般说来，文雅得多了。随着，人情也确是厚道了。事实上，罗马正在攀登很久以来希腊、巴比伦和埃及所已达到的文明的水平。

在安敦尼王朝期间，已有了保护奴隶免受极端虐待的法律，不再准许把他们卖给角斗训练场。不但城市外观建筑得更加壮丽，富豪家里的室内装饰艺术也大有进步。罗马兴旺初期那种恣情的饮宴、侈纵的兽欲和庸俗的夸耀，这时已受到了文雅的调剂。衣着更加阔绰、精致和华丽了。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丝绸贸易，因为蚕桑还没有开始西传。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由于大量使用丝绸，为了交换，贵重金属也不断地流向东方。

烹调法和款待宾客的艺术大有提高。佩特罗尼乌斯描写了罗马诸帝初期一个富豪的一次宴会，一道又一道的珍馐奇味，甚至超过了现代纽约的豪华和想象力；席间还穿插着音乐的伴奏、软索上的舞蹈、魔术的表演、荷马诗的吟诵等等。

帝国全境盛行着我们可以描绘成的“富豪文化”。书籍比罗马诸帝时代以前大大丰富了。人们以藏书自豪，尽管他们忙于照料和处理财产，对文学宝藏只能偶一涉猎罢了。希腊的知识向东传播，而拉丁的知识则向西传播，如果不列颠或高卢的这个或那个城市里有杰出的人自己缺乏渊博的希腊文化，他总是可以找到这个或那个奴隶来弥补这一缺陷，奴隶们高深的学识质量是奴隶贩子作出了保证的。

我们很难把罗马的文学或艺术看作罗马自身原本有的东西，两者都是更为伟大、更为不朽的希腊文化的继续和它的一部分。希腊的艺术和写作长出了一根拉丁的分枝。主干在分枝长出之前早已存在了，而在分枝枯死之后它还会继续生长。在从希腊的模型中分岔出来以前，拉丁人的头脑在文学表达上的天生冲动是朝向一种体裁，如果可说它是一种体裁的话，即讽喻诗，萨图拉这一体裁在精神上像现代的时事讽刺剧，是一种谩骂、模拟和音乐的混合体。有一种吟游诗人也给农民歌唱讽刺诗，即费斯切尼诗，还有演说、挽歌、宗教连祷。讽刺诗连同写作发展成散文和诗的混合体裁，由此再发展成连环散文故事。拉丁文学不少已经遗失；基督教的修道士为了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它大多没有好感，认为不值得保存下来，但是由于读书和书籍的翻印的扩大，散文小说的流传数量也许很大，现在留下的只是一鳞半爪罢了。

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罗马的人民的确是小说的广大读者。佩特罗尼乌斯从尼禄时期开始写的《萨蒂里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写过小说的人读了那本辉煌作品没有不承认它的高度技巧。在可能写成《萨蒂里孔》这样作品之前必定已有成百种这样的书籍和好几十个作家致力于这门艺术。沿着另一方向，贺雷西和尤维纳耳的讽刺诗精神上也得益于萨图拉，它也是一类广泛流传的读物。但从公元前3世纪以后，希腊影响把已经定型的希腊喜剧强加于拉丁人的头脑里，拉丁喜剧与其说是土生土长的，不如说是希腊喜剧的拉丁化。要想领略其特点，可以读普劳图斯和泰兰斯的剧本。

还有一种突出的拉丁传统就是户籍官加图所大力支持的简练散文。把恺撒的《高卢战记》同修昔底德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其简洁平易处，如果容许用一个新奇而贴切的比喻来使认真的学家吃惊的话，就像装设在梳妆台旁的一个化妆用品袋。

作为被认可和固定形式的希腊学问在安敦尼·皮乌斯时的罗马的威望与牛津和剑桥在维多利亚时的英国所具的威望一样高。希腊学家同样既受到外行的尊敬又受到内行的轻视。那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希腊学术研究以及写就的批评和注解。的确，对希腊文学这样大加赞扬以致几乎完全损毁了希腊精神；记录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以至排除了任何模仿他组织进一步探讨的企图。西塞罗可以和希腊史学家狄摩西尼和萨卢斯特相匹敌。卡图卢斯从最好的希腊范本学会怎样表达他的心情。由于希腊有它的史诗，罗马人觉得他们也必须有他们的史诗。奥古斯都的时代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时代。维吉尔在《亚尼德》中竭力想谦虚地但果断地并以优美的成就，去和《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相媲美。奥维德和贺雷西要同希腊最好的挽歌和抒情诗人争一日之长。

与拉丁文学的这个“黄金时代”同时，这股希腊文学之流继续浩浩荡荡地前进。当拉丁的促进已经过后很久，希腊世界依然丰富多产。它没有间断地过渡到了早期的基督教文学。我们已谈到过亚历山大城光辉的知识界的开端和雅典相对的衰微。如果亚历山大城的科学不久就趋凋落的话，文学却继续畅流，堪与罗马相争。那里有大量书籍在抄写，富豪家里没有书就觉得不成体统。历史和传记继续有人在写作。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记述了罗马征服希腊的史实。普卢塔克（约50～100年）对大人物作了无比卓越的研究。各种各样的对话和小说大量出现，现在大多又已经散失。卢契昂（120？～200年）是个伟大而富于创见的作家，他至今仍赢得我们的兴趣和钦佩。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大量的对译。这两种文学几乎跟今天美国的和英国的文学那样接近，它们也属于同一思想境界。

这种富豪文化的广泛流传是早期罗马帝国的光荣。吉本满怀赞扬地回顾安敦尼时代的光辉，并以此作为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开端。他这部伟大作品的构思要求有一个壮丽而宁谧的序幕。但他对他所描写的状况显而易见的赞赏作出过于机灵和巧妙的保留。他写道：“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勤劳机巧的人民的劳动以不同方式不停息地从事于为富豪们服役。这些命运的宠儿在他们的衣着、餐桌、家宅以及家具陈设上，把便利、优美、豪华，凡是能迎合他们的自豪或满足他们的淫欲的一切精巧都结合了起来。这种精巧在奢侈的恶名下，一直受到世世代代的道学家的严厉谴责；如果一切人都有了生活上的必需品，又没有人有多余的东西，这些精巧也许可以更有助于人类的德行和幸福。但是在当前不完善的社会情况下，虽然奢侈也许是来自恶行和愚蠢，它似乎是能够矫正财产分配不匀的唯一手段。勤工和巧匠在土地的分配上没有份，从占有土地者那里得到一笔自愿交纳的赋税；后者被利害感所催促去改进这些地产，以其产品来购买更多的享受。这种运转的特殊影响，每个社会都会感到，而在罗马世界里则活动得更为分散有力。如果奢侈品的制造者和交易者不是把倚仗罗马的武力和威势从勤劳的臣民那里勒索来的财富不知不觉地还给他们的话，那么各省的财富很快就会衰竭了。”如此等等，在炫耀地描写的字里行间都带有尖酸的讽刺。

如果我们能比在一架翱翔的飞机上看得更广阔地去观察地面上种族的移动，或是比仅仅观察一下街道、圆形露天剧场和豪华的宴会稍微迫近一些，深入到人们的灵魂和思想里去，我们就会发现物质繁荣的这种动人的夸耀只是一个国家的辉煌的外衣，看不出它外部和内部的事物，也看不到它的前途。比如说，如果我们把罗马的那两个上升和昌盛的世纪，即公元1和2世纪同大约从公元前466年伯里克利在雅典称雄时开始的两个世纪的希腊和希腊化生活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感到惊异——我们不能说罗马处于下风，它却完全没有科学这东西。罗马富豪和罗马统治者的缺乏好奇心甚至比他们的建筑更为牢固和不寻常。

特别是在一门知识领域里，我们本可期望罗马人是活跃和有讲取心的，那就是地理学。他们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们对边境以外的事态作出扎实的调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罗马人的游记实际上没有超越过帝国的界限，没有那些像希罗多德关于斯基台人、非洲人等等的敏锐而奇异的记载。拉丁文中找不到可以相比于中国早期文献里有关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描述。罗马军团曾有一时进入苏格兰，但是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皮克特人或苏格兰人的真正有见地的记载，更谈不上到大海以外去看一眼了。像汉诺或法老尼科这样的探险似乎是全然超出了罗马想象力的范围了。

大概在迦太基毁灭之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入大西洋的船舶总吨数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数目。在这个庸俗的财富、奴化的知识和官僚主义的统治的世界里，要进一步发展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和地文学更属不可能了。甚至，罗马人似乎没有查问过运到他们市场上的丝绸是什么样的人缫织的，香料是什么样的人制作的，琥珀和珍珠是些什么人采集的。而查问的渠道是敞开的和容易的；可以想象，道路四通八达，去“偏僻地方”探险是十分方便的。

“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给罗马人挥霍。斯基提亚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无用的商品在交换中能得这样的高价不胜惊异。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他制造品需求很大；但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部门是同阿拉伯和印度进行的。每年，约当夏至时，一支120艘船的舰队从红海上埃及的一个港口迈奥肖尔莫斯出航。它们靠定期的季风之助大约40天横渡大洋。马拉巴尔海岸或锡兰岛通常是他们航行的尽头，在这些市场上，来自亚洲更遥远的国家的商人们等待着他们的来临。舰队返回埃及的时间确定在12月或1月，只要他们满载的货物一运到，就从红海用骆驼背到尼罗河，顺流而下，直抵亚历山大城，于是毫不耽搁地源源注入帝国的首都。”

在南印度，有罗马的货栈，两队罗马步兵驻扎在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克兰加努尔，这里还有一座供奉奥古斯都的庙宇。

然而罗马还是只满足于宴会、勒索、发财和观看角斗表演，丝毫没有意思去弄清楚关于印度、中国、波斯或斯基提亚、佛陀或琐罗亚斯德，或者关于匈奴人、尼格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任何事情，或是西方海洋的秘密。

当我们理解了使得他们这样漠不关心的社会气氛成为可能的那种缺乏灵感的特质时，我们也就能懂得为什么罗马在它充满着大好机会的时代没有发展任何物理或化学的科学，从而对物质取得更大的控制了。罗马的医生大多是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奴隶——罗马的富豪甚至不懂得购买别人的才智就是糟蹋自己的才智。这并不是由于罗马人中间缺乏天生有才能的人；而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所致。

从中世纪到今天，意大利曾产生过许许多多杰出的科学人才。最机敏、最有灵感的科学作家之一是个意大利人卢克莱修，他生活在马略和尤利乌斯·恺撒之间的阶段（约公元前100年到约公元前55年）。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具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是一个意大利人）或牛顿的才能。他写了一首关于自然发展过程的拉丁文长诗——《物性论》。在诗中他以惊人的洞察力对物质的构成和早期人类历史进行了推测。奥斯本在他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钦佩地引用了卢克莱修论原始人的长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至今还是那样完美和那样真实。但这只是一个人的个别表现，只是一粒没有结出果实的种子。罗马的科学是在财富和军事的压迫的窒息气氛中流产了。真能代表古典罗马对科学的态度的人物绝不是卢克莱修，而是那个攻破锡腊库扎时砍死阿基米德的罗马士兵。

如果物理和生物科学是在罗马昌盛的硬土上枯萎而死的，那么政治和社会科学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过。讨论政治会当作对皇帝的叛逆，社会或经济的调查会威胁富豪。所以罗马直到灾祸临头，它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的社会健康状况，从来没有追问过它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最后的价值。因而，没有人理解到，它没有发展任何有见识的想象力来维持帝国的团结，没有发展任何取得共同思想的普及教育会使人们为帝国而战斗和工作就像人们为自己心爱之物而战斗和工作一样，这是多么严重的疏忽。但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并不要他们的公民以任何精神去为任何事业而战斗。富豪们侵蚀了他们普通居民的人心，他们满足于他们口头的饭食。军团里充满了日耳曼人、布立吞人、努米迪亚人等；直到最后有钱的罗马人竟以为他们能收买蛮族人来保卫他们并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内部造反的穷人。

罗马人在教育上做得多么不够可以从他们做了些什么的这笔账上显示出来。H.斯图尔特·琼斯说：“尤利乌斯·恺撒给‘文科教员’以罗马的公民资格；韦斯帕西安捐助设立罗马的希腊和拉丁演说术的讲座；晚期的皇帝，特别是安敦尼·皮乌斯，把同样的捐助扩大到了各省。地方企业和慷慨乐助的人也致力于教育事业；我们从小普林尼的通信中看到在北意大利的城镇曾建有公立学校。在帝国之治下，知识尽管有所广泛传播，智育上并没有真正的进步。奥古斯都固然曾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而且这个新的君主的登位正逢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为期过于短促，基督纪元的开始正是古典主义胜利之日和等待着一切文学运动衰落的第一步，古典主义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的。”

公元2至4世纪时，在某处有一个希腊作家写了一篇关于崇高的论文，其中对这时代的颓废思想作了一个诊断，这个作家可能是隆基努斯·菲洛洛古斯，这篇论文很清楚地说出了罗马世界思想病状的一个明显的因素。吉本援引他的文章说：“崇高的隆基努斯，在稍后一个时期他在叙利亚王后（塞诺比亚）宫廷里供职，保持了古代雅典的精神，观察并哀叹他的同时代人的退化，这种退化贬低了他们的情操，削弱了他们的勇气，压抑了他们的才智。他说：‘同样地，像一些儿童幼小的四肢约束得太紧，永远成了侏儒，我们纤弱的心灵被一种奴役的偏见和习惯所束缚，就不能自行扩张或者达到我们所钦佩的古人那种多方面平衡的伟大；那些古人生活在民治政府之下，以像他们行动的那样自由来从事写作。’”

但是这个评论家只抓住了对心灵活动的束缚的一方面。使罗马人的心灵永远居于幼稚状态的主要线索包括双重奴役，既是政治奴役，也是经济奴役。吉本关于一个生活在哈德里安时代的叫希罗德斯·阿提卡斯的人的生平和活动的叙述中，显示了普通公民在当时的华丽的外观中所得的一份是多么微薄。这个阿提卡斯拥有巨资，他以捐助各城建筑为乐。他给雅典修了一个赛马场和一座雕刻精巧的杉木剧场以纪念他的妻子；他在科林斯建造了一座戏院，他送给德耳法一个赛马场；送给温泉关一个浴池，送给卡努西乌姆一个高架渠，如此等等。这个奴隶和平民世界的情景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这些奴隶和平民从来没有被咨询过，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富豪，恣肆于炫耀自己的“爱好”，而他们却无份参与。在希腊和亚洲有许多碑铭仍保留着“恩人和施主”希罗德斯·阿提卡斯的名字，他在帝国内到处遨游，好像帝国是他私人的花园一样，用这些装饰品来为自己留名。他并不自限于美丽的建筑。他也是个哲学家，虽则他的智慧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他在雅典附近有个别墅，欢迎哲学家们去光顾，只要他们能使这赞护者相信他们的长处是真实的，只要他们能敬慕地听取他的说教，和不以傲慢的争论去冒犯他。

显然在罗马昌盛的这两个世纪里，世界并没有什么进步。在停滞中它是快乐的吗？有十分明白的征状表明，罗马帝国的广大群众，为数约在1亿和1.5亿之间，在辉煌的外观底下是不快乐的，也许是极其悲惨的。的确，帝国内部并没有大的战争和征服，很少有饥馑、火灾或凶杀来折磨人；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人的自由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尤其是富豪财产的可怕的限制。对于既非富豪和官吏，又非这些人的妻女和寄生者的广大多数来说，生活肯定是艰苦的、沉闷的和缺乏兴趣与自由到了一个现代人几乎不能想象的程度。

特别有三件事可以引用来证实这个时期是个普遍抑郁的时期。第一件是老百姓极端不关心政治事件。他们以完全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个接一个暴发的觊觎王位者。这些事情对他们似乎毫不相关，希望早已幻灭了。不久，当蛮族拥进帝国时，除了军团外谁也不出来阻挡他们，根本没有群众的抵抗。如果民众起来抵抗，蛮族到处都是寡不敌众的，但是民众并不抵抗。这表明罗马帝国对其广大居民来说似乎已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了。对奴隶和老百姓来说，蛮族也许比帝国官吏的骄横统治和富豪折磨人的劳役，会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较少的侮辱。宫殿的焚劫和偶尔的大屠杀给富豪和有教养的人的震惊远甚于给罗马社会底层的群众的震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帝国体制崩溃的情况是从前者的记载中得知的。大量奴隶和老百姓也许参加了蛮族的行列，他们很少知道种族或爱国的偏见，并且乐于接受任何有前途的招募。无疑在许多情况下，居民们发现蛮族比收税官和奴隶的监工更为残酷。但是他们发现得太晚了，要进行抵抗和恢复旧秩序都已经来不及了。

可以用来证明同样结论——在安敦尼时期，对穷人、奴隶和大多数人民来说，日子几乎是不值得过下去的了——的第二个征兆是，帝国人口的逐渐减少。人民不肯生育儿女。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家室都不能免受压迫，因为就奴隶来说，连夫妻都没有不被分散的保证，因为他们对儿女不再有什么自豪或合理的期望。在近代国家里人口繁殖的地区总是农村，在那里农民多少是安定的；但在罗马帝国佃农和小自耕农不是苦恼的负债者，就是被种种束缚手脚的罗网迫得成了垂头丧气的农奴，或者被奴隶的伙群生产撵离了土地。

足以证明昌盛时期对广大群众来说是十分不幸和精神忧郁的时期的第三个迹象见于全国居民中新的宗教运动的传播。我们已见到在犹太这个小国里，全国怎样会受到认为生活过得不满和委屈而必须加以改正的信念的感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凝结成了唯一真神的诺言和救世主或弥赛亚即将来临的观念。在罗马帝国全境传播的观念却与此不同。它们对“为了得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这一普遍问题只有些不同的答案。对生活如此之厌倦，经常的和自然的结果是把想象投向来世；在来世，今生的一切苦难和不平都会得到解救。这种来世解救的信念是对当前苦难的一服有力的麻醉剂。埃及宗教早已渗透了对永生的期待，我们已见到在亚历山大城的塞腊皮斯和埃西斯崇拜里，这个观念怎样成了它的中心。地中海种族的那些古代的得墨忒耳和奥菲士神秘仪式复活了起来，并和这些新的崇拜结合成了一种神权政治。

第二个重大的宗教运动是米特腊教，即太阳神崇拜，它是拜火教的发展，起源于很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宗教，可以追溯到分裂成波斯人和印度人以前的印度—伊朗人。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考察它的神秘仪式。米特腊是光明之神，正义的太阳，在这种崇拜的神龛里他总是被表现为手刃圣牛的形象，圣牛的血就是生命的种子。米特腊的崇拜吸收了许多其他成分，搞得很复杂，只需说约在庞培大将时传入罗马，开始在罗马诸帝和安敦尼治下广泛流行就够了。像埃西斯宗教那样，它作出永生的诺言。它的信徒主要是奴隶、士兵和苦难的老百姓。在其礼拜方式、祭坛前点烛等等方面，它和罗马世界的第三个重大宗教运动基督教，后来发展的仪式有一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

基督教教义也是讲永生和得救的，它最初主要是在微贱和不幸的人中间流传。基督教曾被现代的作家抨击为“奴隶的宗教”。当时它就是这样的。它吸收奴隶和被蹂躏的人，它给了他们希望和恢复了他们的自尊心，使得他们像人一样地站起来拥护正义，面对迫害和拷问。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特性，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中详述。

3　罗马帝国治下的艺术特征

我们已说过，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只不过是伟大的希腊文化的一个分支，它继承了希腊和近亚、巴比伦和埃及所给的一切。但在某些方面，罗马世界有它自己明确的推进，没有比建筑更为突出的了。罗马帝国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规模上起了变化，反映在更大胆和更庞大的建筑上。罗马对建筑的主要贡献是水泥和圆拱的到处使用。罗马军团开到哪里，圆拱和水泥就传到哪里。水泥使得巨大的圆顶和穹隆成为可能，并能用大理石盖面。豪华的科林斯圆柱被采用了，加以变化和加工并跟圆拱结合用在一起。连拱廊是典型的罗马建筑。同样地还有倾向于圆形建筑和用连拱廊叠成的层楼。罗马人所到之处都留下圆形露天剧场、拱形凯旋门、柱廊街道、高架渠和宫殿式的建筑。他们还修筑了带有适当坡度、精美桥梁、高架渠的道路。至今意大利人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筑路者。

罗马的建筑术并不是像埃及和希腊那样循序发展的。它最初跟从伊特剌斯坎人的路线，用木材构造，敷以赤陶土，之后逐渐用石头代替了木材。但是随着帝国的来临，希腊建筑师来到了罗马，抓住给他提供的新机会和新材料。罗马建筑与其说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不如说是突然发生的。但一旦突然发生就大大地流行了。

生气勃勃的雕刻本质上也是希腊的，它和罗马的鹰像是一致的。富豪社会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肖像画，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栩栩如生地富有个性的半身肖像或雕像发展到了顶峰。绘画也依旧充满活力。维苏威火山大爆发毁灭了庞贝和海格立斯城，但幸运地保存下了使近代世界得以欣赏的公元1世纪时丰富、多样和优美的绘画艺术。这些是富豪们常去的胜地，但还不是第一流的富豪。这些地方所有的可爱的珍品使我们可以想见那些已失传的更精美的东西美好到什么程度了。

罗马帝国早期另一类使以前任何文明时期都相形见绌的工艺品是镶嵌细工。优美的玻璃器皿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主要是希腊和东方工匠的作品。

公元2世纪末，临近西罗马帝国的不幸和混乱时，艺术上的生产力大受挫折。肖像画还是继续了下去，建筑重又复兴，但是3世纪以后在东方影响下，雕刻上的明快的自然主义变得生硬了。

4　罗马想象力的迟钝处

我们已经指出了我们为什么说罗马帝制在政治上确是成长得很不健全的理由，去写它的治国之道是荒谬的，它没有。充其量不过是有一种官僚行政用以维持世界和平于一时，但在确保和平上终归彻底失败了。

让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它失败的主要因素。

它失败的线索全在于缺乏任何自由的思想活动和任何增长、发展和应用知识的组织。它看重财富而轻视科学。它把政府交给了富豪，而且幻想在需要明智之士时可以从奴隶市场上去讨价还价地买来使用。因此，它是个极其无知和没有想象力的帝国。它毫无预见。

它没有战略远见，因为对地理学和民族学惘然无知。它对俄罗斯、中亚和东方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它满足于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不想努力使日耳曼罗马化。但是只要一看绘着罗马帝国的欧洲和亚洲的地图就会明白，对西欧的生活和安全来说，一个温驯的、合并在一起的日耳曼是必不可少的。把它摈除在外，日耳曼就成了个突出的楔子，只要匈奴人这个锤子一击，整个西欧体制就会碎裂分崩。

此外，忽视了把边界向北推进到波罗的海，就把那个作为实验、训练和传授航海本领的场所留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丹麦和弗里西亚海岸的古代北欧人。罗马十分愚蠢地按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忘记了北方有一个更新的和更强的海盗正在成长。

缺乏想象力的特质也同样使罗马人没有去发展地中海的航路。当蛮族不久逼近这温暖的水域时，我们没有读到过他们把军队迅速从西班牙或非洲或亚洲从海道运来营救意大利和亚得里亚的海岸。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汪达尔人未经一场海战就成了西地中海的主人。

罗马人被一整列的骑马的射箭手拦截于幼发拉底河边。显然，军团的组织不适宜于在开阔的土地上作战，而且应当同样清楚的是东日耳曼、南俄罗斯或帕提亚的骑马的游牧民早晚定要同帝国一决胜负的。但是恺撒之时以后200年，开往各地的罗马兵士依旧是老一套训练出来的刀剑叮当的步兵大队，一旦被骑马的射箭手包围，很容易被射得四处溃散。罗马帝国甚至从卡利的失败中也没有吸取教训。

罗马帝国在革新运输方法上的无能也是惊人的。十分明显，它们的力量和统一有赖于部队和给养从帝国的一地到另一地的迅速调动。共和国修筑了极好的公路，而帝国却从来没有去改进它们。安敦尼朝以前4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罗已经制造了第一架蒸汽机。像这样的一些科学萌芽的优美记录却埋没在全国各地富豪们的图书室里。它们是撒在硬土上的种子。马可·奥里略的军队和信差完全像三个世纪以前的西庇阿·阿非利加的军队那样在那些公路上辛苦地奔走。

罗马作家们常常哀叹这时代的萎靡不振。那是他们最爱念的经。他们认识到森林、草原和沙漠里的自由人比他们的公民更吃苦、更奋勇作战，但是从来没有想去发展他们积累起的人口所自然产生的工业力量来作出抵消这种差距的装备。相反，他们招纳蛮族进入他们的军团，教会他们作战的技能，把他们开往帝国各地，并把他们带着学好的本领送回他们自己人中间去。

看到了这些明显的疏忽，罗马人完全不关心更微妙的东西，帝国的灵魂，也没有努力去教育或训练它的老百姓使他们自觉地参与帝国的生活，这些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教育或训练的确是与富豪和帝国官员们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他们把宗教作为工具；科学、文学和教育则都委托给那些像犬马似的被豢养、训练和贩卖的奴隶们去照管；无知、自大和卑鄙，罗马金融财富的冒险家们，他们创建了这帝国，就这样以为万无一失地凌驾在一切之上，而他们的毁灭却正在帝国内外日益酝酿积聚。

到了公元2世纪和3世纪，过重负担和过度紧张的帝国机器已在蹒跚地走向它的灭亡了。

5　大平原的骚动

如果我们要清楚地了解罗马帝国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必须把眼光转向它的北部和东部边疆之外的世界，一片平原的世界，它从荷兰越过日耳曼和俄罗斯直到中亚和蒙古的丛山绵亘不断。我们还得稍稍注意到当时并行于世的中华帝国，它那时正在巩固和发展成为一个远比罗马人所曾经建成的更为坚强、更为持久的道德上、智能上统一的国家。

E. H.帕克先生说：“即使在我们欧洲受过最高教育的人中，总是习惯于发表响亮的词句，说什么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把世界上一切国家置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等等，实际上只包括地中海的某一角落，或者对波斯和高卢的短促突击。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流士和薛西斯、恺撒和庞培，他们固然都做过十分有趣的远征，但它们若比之于亚洲另一端正在进行的征战，在规模上和在对人类的利益上肯定都相形见绌了。西方文明有较多的技艺和科学，这些是中国从不关心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了历史的和批判的文学、文雅的举止、奢华的衣着和行政管理体制，欧洲如果能有这些也会感到自豪的。总而言之，远东的历史和远西的历史同样是饶有兴味的。只是必须有阅读它的能力。当我们轻蔑地把发生在鞑靼平原上的巨大事件撂下不顾时，我们不要过分责备中国人对星罗棋布在地中海和里海周围的那些在他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国家所干的事情不感兴趣，而这些国家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欧洲所知道的整个世界。”

我们已经提到过始皇帝这个名字，他统一了比今天的中国范围小得多的一个帝国，但仍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它从黄河流域延伸到长江流域。他在公元前246年做了秦王，在公元前220年做了皇帝，一直统治到公元前2l0年，他在这三十多年里所完成的统一工作，和两个世纪后奥古斯都·恺撒在罗马所实现的事业大体是相同的。他死后有四年的王朝动乱，然后（公元前206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即汉朝，它统治了229年。公元开始的25年里发生了一个篡权者的动乱；然后被称为东汉的王朝恢复了权力，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直到相当于罗马安敦尼朝时，中国受到11年瘟疫的灾难，陷于混乱。就是这同一瘟疫，我们不妨指出，也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一个世纪的混乱（见第一节）。但是总的来看，直到这件事的发生，中国有四百多年一般来说是太平的，大体上是治理得好的，这样久长的一段强大昌盛时期，在西方世界的经历中是从来没有可以比拟的。

汉朝的君主中只有第一个皇帝继续执行了始皇帝反对儒生的政策。他的继承者又恢复了经书，因为旧的分立的传统已被打破，他看到了统一中国的团结力量在于帝国全境内学术的划一。当罗马世界尚茫然不知有任何普遍的思想组织工作的必要时，汉朝的皇帝正在中国全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它使这个巨大和不断扩张的国家在思想上维持团结直到近代。罗马的官僚们出身和传统最为复杂多样；而中国的官僚们直到最近仍是出于同一模子，都是一个传统的成员。自从汉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政治命运上的巨大盛衰兴废，但是从未改变它的基本性格；它曾经分裂过，但它总是又恢复了统一；它也被征服过，而它总是吸收和同化了它的征服者。

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在始皇帝和两汉治下中国统一巩固的最重要后果，在于它对中国北方和西方边境游动的部落所作出的反应。在始皇帝以前的几个混乱的世纪里，匈奴人已占据了蒙古和中国北部的大部地区，而且任意入侵，任意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文明的新力量和新组织开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这种事态。

我们在初次叙述中国的起源时已提到了匈奴人。现在必须简单地解释一下他们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使用“Hun”这个字作为匈奴人的普通同义词上，我们已踏上了有争论的领域。在我们关于西方世界发展的叙述中，我们已有机会提到了斯基台人，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容易把那些基墨里人、萨尔马提亚人、米地人、波斯人、帕提亚人、哥特人以及其他在多瑙河和中亚之间的一块大弧形地带往来移动的，多少是游牧的雅利安各族人互相区别清楚。当部分雅利安人向南移动，获得了和发展了文明时，其他的雅利安人却在过着流动的和游牧的生活；他们正在学习住进帐篷里，用轮车运输，放牧牲畜。他们也在学习用乳奶作食品的基础，比过去大概越来越不务农业，甚至不去收割靠天成长的谷物了。他们的这种发展也是由于气候缓慢变化所促成的，这种变化正在使南俄罗斯和中亚的沼泽、森林、平原被草原和广阔牧场所代替，适宜于健康的、非定居的生活，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每年一次的迁移成为必要。

这些人只有最低级的政治形式；他们分裂，他们混杂一起；各个不同的种族有相同的社会习惯；他们之间不容易、不可能明确区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国文明地区以北和西北的蒙古利亚各种族的情况也十分相似。无可置疑，匈奴人（Huns）和后来称作的蒙古人都差不多是同一种人，不久突厥人和鞑靼人从这同一流动的蒙古利亚人口中分了出来。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是这同一血统后来的发展。这里，我们赞成把“Hun”这个字用作这些部落的泛称，正如我们在西方任意和广泛地使用“斯基台人”那样。

中国的统一巩固对这些匈奴人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到那时为止，他们过剩的人口冒险南下进入分裂混乱的中国，像水浸入海绵那样。现在他们发现了有道长城挡住他们，一个坚强牢固的政府和有纪律的军队把他们隔离在草原上。长城虽然挡住了他们，但没有挡住中国内地的人。这些中国人正在这几个世纪的和平岁月里生长繁殖；随着生长繁殖，他们带着房屋和犁逐步扩向凡是土质允许他们居住和耕种的地方。尽管匈奴人对他们进行袭击和屠杀，他们简直还是那样不可战胜，因为他们有数量上的压力，并且背后有个强大的报复性的政府。即使没有后者的支持，中国的农业文明也具有巨大的渗透和扩张的力量。它慢慢地扩展，持续不断地已有了3 000年。今天它在向满洲和西伯利亚扩展。它扩展到哪里就在哪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匈奴人部分地被中国内地的人所开化和同化了。较北部的匈奴人被挡住了，他们的极充沛的精力转向西方。南部的匈奴人并入了帝国的人口。

读者如果查阅中亚的地图，他将看到十分巨大的山脉把亚洲的南部、西部和东部的各族分隔开来。（但是读者从默凯托尔的投影绘成的地图上形成他的观念时必须小心，因为这种地图极为夸大了北亚和西伯利亚的面积和距离。）他将看到从中央主脉向东分出三大山系：喜马拉雅山脉走向东南方，在西藏之南；昆仑山脉走向东方，在西藏之北；天山山脉走向东北方和阿尔泰山脉相连。再向北方是一片大平原，仍在逐渐变得温暖和干燥。介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的一块地区是塔里木盆地（大体上等于东突厥斯坦），这地方的河流从来流不到海里，而没入于沼泽和继续的湖泊中。这个盆地过去比现在肥沃得多。塔里木盆地西边的山障是很高的，但并不险峻；有许多可以通行的道路，下达西突厥斯坦；人们有可能沿着昆仑山脉的北麓，或是由塔里木河谷向西从中国内地旅行到边境喀什噶尔（各路会合于此），并越过山脉到达浩罕、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于是这里在历史上成了雅利安人和蒙古利亚人的天然会合之处。他们原是在这里或是由海上绕道到这里的。

我们已提到过亚历山大大帝怎样在公元前329年来到了山障的一边。突厥斯坦群山高处有一个湖还保存着他的名字。的确，他的大举征掠的传统如此生动，几乎中亚古代遗迹的每处石址至今还被说是“伊斯坎迪尔”的。这地区历史的光辉这样一闪之后又消失了，当它再次发亮时却在山障之东，而不在其西了。

远在东方，始皇帝把匈奴人击溃了，并修筑了长城把他们摒于中国当时的本土之外。这些人一部分留在中国北部——这部分余留下来的在两汉时注定在生活上同中国内地的人混合了——但是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向西去，并（于公元前2和公元前1世纪）把在他们前面的血统上相同的称为月氏的人从昆仑山的东端赶到了极西端，最后越过那山障进入西突厥斯坦的一度是雅利安人的地区。这些月氏人征服了稍受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并在那里同雅利安人相混合。以后这些同雅利安成分混合了的月氏人形成了印度—斯基台人，继续从开伯尔山口而下，征服了印度北部部分地区直到贝拿勒斯（100～150年），扫清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

蒙古利亚各种族这次向西的大涌进大概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西进。在月氏人后面是匈奴人，在匈奴人后面是当时把他们赶向北走的中国生气勃勃的汉朝。在汉代皇帝中最强大的武帝统治下（公元前140～前86年），匈奴人被向北逐出整个东突厥斯坦或被降服，塔里木盆地充满了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商队带着丝绸、漆和玉西行去交易亚美尼亚和罗马的金银。

月氏的西进是有记载的，但相当明显的匈奴诸部向西移动并无记载。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中华帝国维持着一条结实、坚决和向前推进的前线来对抗游牧生活方式，过剩的游牧民逐渐向西流动。在中国人方面没有我们在罗马所见到的那种安居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上的最后边界后面的情形。受着中国人冲击的游牧民几个世纪以来转向南移，最初是朝着巴克特里亚。公元前1世纪的帕提亚人大概和斯基台人及蒙古利亚人混合了。毁灭克拉苏的军队所用的“响箭”，似乎最初来自阿尔泰山和天山。公元前1世纪以后更有吸引力和更少阻力的道路有一段时间是指向里海以北。在一个世纪左右，整个称为西突厥斯坦的地方被“蒙古化”了，直到如今还是这样。中国第二次强大推进大约开始于公元75年，这加速了游牧民的向西流动。公元102年，一个中国的将军班超，从他在里海（或如某些权威所说的是在波斯湾）上的前哨营地派人探听罗马实力的细节。然而他们的报告决定了他不再前进。

到了公元1世纪，游牧的蒙古利亚人显然已到了欧洲的东部边界，并已同诺迪克游牧民以及同被从里海—帕米尔地区赶出来的诺迪克成分大大地混合了起来。带有匈奴血统的人已定居在里海和乌拉尔之间。他们的西边是阿兰人，大概也是一种混有诺迪克成分的蒙古利亚人。公元前65年当庞培大将在亚美尼亚时，他们曾和他作战。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是蒙古利亚人新的向西前进中走得最远的人，他们直到公元4世纪，没有更向西前进了。在他们的西北是芬兰人，也是一种蒙古利亚人，早在西面直到波罗的海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匈奴人之西，顿河以外，都是纯粹的诺迪克部落——哥特人。这些哥特人已从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发源地向东南伸展。他们是属条顿族，在我们表示操雅利安语的人的那幅地图上已经指出了他们在横渡波罗的海。哥特人继续穿过俄罗斯向东南移动，他们利用河流，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在波罗的海上的航行术。随着他们向下扩张到黑海，他们无疑同化了不少斯基台居民。在公元1世纪，他们分成两大支：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奥斯特罗哥特人，即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以西的维西哥特人，即西哥特人。公元1世纪期间大平原是沉静的，但是人口在增加，部落在骚扰。公元2和3世纪似乎是一个比较潮湿的季节，水草茂盛。不久，在4和5世纪，气候干燥，水草稀少，游牧民重新动荡了起来。

值得提到的是，公元开始的这个世纪里，中华帝国是强盛得足以把剩余的蒙古利亚游牧民推逐到它的北方去，不久这些人征服了北印度，积聚了力量，并同雅利安游牧民相混合，最后像雪崩一样落到虚弱倒退的罗马帝国头上。

在我们继续讲到那时开始落到罗马帝国头上的横祸，以及一两个伟大人物设法挽救帝国的崩溃以前，我们不妨简单地说一说关于那些正在从中国边界西向黑海和波罗的海扩展的野蛮的蒙古利亚人的习惯和品质。跟着罗马作家的腔调，把匈奴人及其同伙写成难以置信地破坏成性和残酷无情，至今还是欧洲人的习惯。但是我们所有的罗马人的这些记述都是在恐慌时期写下的，罗马人对他的敌人可以恣意大肆诬蔑，甚至现代宣传能手都会感到妒忌。

他可以大讲“布匿[迦太基]的信用”，用作指背信弃义的俗语，而同时对迦太基施行最险恶的阴谋诡计，他咒骂、谴责这种或那种人的残暴成性，往往就是他自己要动手进行可怕的屠杀、奴役或抢劫的预兆和借口。他很有一种近代的“自我辩护”的爱好。必须记住，说匈奴人野蛮和可怕的，正是那些以角斗表演为其主要娱乐、以把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为其对付起义和民变的主要手段的人。自始至终罗马帝国这样杀死的人一定有几十万。可以控诉其加害者野蛮成性的是这帝国人口中占大部分的奴隶，他们实际上几乎受尽了奴隶主的一切淫威或折磨。在我们哀悼罗马帝国被蛮族覆没之前，我们应当记住这些事实，不要以为人生一切优美的东西都被全是黑暗和丑恶的事物所灭绝了。

事实似乎是匈奴人是东方相当于原始雅利安人的人。尽管他们在种族上和语言上有深刻的差别，他们十分容易地和成功地同多瑙河及波斯以北的游牧的和半游牧的操雅利安语的各族残余混合在一起。他们对他们所侵略的人不是屠杀，而是编入兵籍和互通婚姻。他们具有一切注定要在政治上支配别人的民族所必备的天赋才能——容忍的同化力。他们到达较晚，他们游牧生活比原始雅利安人发展得较高。原始雅利安人是一种居住在森林里用牛驾车的人，后来才会用马。匈奴人是同马一起长大的。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时他们就开始骑马了。马嚼子、马鞍和马镫，这些都不是原始的东西；但是如果人和马要一起走长途的话，这些东西是必需的。应该记住，骑马还是件多么近代的事。人骑上马鞍仅三千多年。我们已指出过在历史上战车、骑马的人和最后经过训练的骑兵是怎样逐渐出现的。这些事情都是来自亚洲的蒙古地区。中亚的人们经常是宁可骑马不愿步行的。拉策尔说：“草原上可以找到大量的强壮、长颈的马匹。对蒙古人和土库曼人来说，骑马并不是一种奢侈；连蒙古牧羊人都是在马背上看管羊群的。孩子们很小就学会骑马；三岁的男孩经常在一个安全的童鞍上学他第一堂的骑术课，进步得很快。”

不可能假定匈奴人和阿兰人同现在亚洲草原地区的游牧民在性格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几乎所有观察者都同意把后者描写成极为正直和极为豪爽的开朗而愉快的人。拉策尔说：“地道的中亚的牧民的性格是拙于口才，坦率、粗犷而天性善良，自豪但也懒惰、易怒、报复心强。他们脸上露着颇为率直、带着可爱的天真……他们的勇气与其说是冷静的大胆，不如说是好斗的突然发作。宗教狂热他们没有。好客是普遍的。”这并非一幅完全令人讨厌的画面。他进一步还说，他们的举止比突厥斯坦和波斯城镇里的人较为安静和庄重。此外游牧生活防止了任何巨大的阶级不平等或任何大规模的奴隶制的发展。

当然，这些从亚洲来的人完全是文盲和艺术上不发达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假定他们是原始的野蛮人，假定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处在农业文明兴起以前很久的水平上。不是这样的。他们也发展过，但是沿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也许是一条思想不那么复杂、更重个人尊严、肯定是同风和天空接触得更密切的路线。

6　西罗马（真正的罗马）帝国的崩溃

随着罗马中央权力的衰微，日耳曼诸部落初次严重地闯入罗马帝国是从3世纪开始的。我们将不使读者纠缠于各个不同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特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类麻烦和错综的问题。历史学家把它们分别清楚很困难，使这种困难更加深重的是在于它们自己并不着意于分别清楚。

我们发现在公元236年有一支叫法兰克人的部落突破了莱茵河下游界线，另一支叫阿勒曼尼人的部落拥进了阿尔萨斯。一次严重得多的向南推进是哥特人的南下。我们已经指出这些人出现在南俄罗斯，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他们又在黑海上变成了航海民族——他们的传统大概是沿着水路从瑞典迁移来的，因为现在仍然有可能从波罗的海划船越过俄罗斯到达黑海或里海，只有几处要走连运的陆路——他们从罗马人的控制下夺取了东方海面的支配权。

不久他们袭击了希腊海岸。247年，他们还渡过了多瑙河，在陆上大举劫掠，并在现今的塞尔维亚打败和杀死了皇帝狄西乌斯。达西亚省从罗马历史上消失了。270年，他们在塞尔维亚的尼什败于克罗狄乌斯。276年，他们入侵蓬土斯。驻高卢的军团发现这时对付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高卢另立一个皇帝，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表现出了帝国的软弱无能。

此后蛮族暂时被制止了。276年，皇帝普罗布斯强使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回到莱茵河之外。有意义的是，由于这些侵袭所造成的普遍不安的气氛使皇帝奥雷连（270～275年）在罗马设防，而罗马在帝国早期的全部年代里一直是一座出入自由的安全城市。

公元321年，哥特人又来到了多瑙河上，劫掠了现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他们被君士坦丁大帝赶了回去，关于君士坦丁大帝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讲到。约在他统治的末年（337年），一种和哥特人血统上很近的汪达尔人被哥特人所逼迫，得到罗马的准许，渡过多瑙河进入了潘诺尼亚，就是现今多瑙河以西的那部分匈牙利。

但是到了4世纪中叶东方的匈奴人又进行侵略了。他们久已降服了阿兰人，现在他们又臣属了奥斯特罗哥特人，即东哥特人。维西哥特人（或西哥特人）效法汪达尔人，作出了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领土的安排。在讲和的条件上有些争执，维西哥特人日益愤怒，采取了攻势，在亚德里雅那堡打败了皇帝瓦兰斯，他死于是役。这时罗马人才允许他们定居在现今保加利亚，他们的军队名义上成为罗马军队，虽然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首领，其中最主要的是阿拉里克。哥特人阿拉里克的主要敌手是一个潘诺尼亚的汪达尔人斯提利科，这表明罗马帝国已经发生的“蛮族化”现在更加彻底了。驻高卢的军团是由一个法兰克人统率的，皇帝狄奥多西乌斯一世（379～395年在位）是一个西班牙人，支持他的主要是哥特人的辅助部队。

这时帝国已最后分裂成东（讲希腊语）西（讲拉丁语）两部分。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的继承者是他的两个儿子，阿卡迪乌斯继位于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继位于腊万纳。东部的君主是阿拉里克的傀儡，西部的君主是斯提利科的傀儡。这时匈奴人作为斯提利科的辅助部队而首次出现在帝国境内。在东西两部的斗争中，边界——如果我们仍然可以说在外边的未经授权的蛮族和里边的被雇佣的蛮族之间有一条边界的话——消失了。新来的汪达尔人、更多的哥特人、阿兰人、苏维汇人毫无顾忌地向西挺进，靠地方过活。在这场混乱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哥特人阿拉里克从意大利长驱而下，只包围了短期，就把罗马攻占了（410年）。

到了425年前后，汪达尔人（我们提到过他们原来是在东日耳曼）和阿兰人（我们初次提到他们是在俄罗斯东南部）的一部分横越高卢和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南部混合和定居了下来。匈奴人占据了潘诺尼亚，哥特人在达尔马提亚。一支斯拉夫人，即捷克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定居了下来（451年）。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汪达尔人之北是维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高卢正在被维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所瓜分。下日耳曼部落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侵入了不列颠，在他们前面的西南部的克尔特—不列颠人渡海逃到了现今法国的布列塔尼。这次入侵的时期被定为449年，但大概还要早些。由于两个帝国的政客们密谋的结果，西班牙南部的汪达尔人在国王根塞里克统率下，一块儿乘船去到北非（429年），都成了迦太基的主人（439年），取得了海上霸权，袭击、攻占和劫掠罗马（455年），渡海进入西西里，在西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王国，维持了100年（直到534年）。这个汪达尔王国在其版图最广时（477年）除了北非的大部分外还包括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

关于这个汪达尔王国，有些事实和数字很清楚地说明这些蛮族入侵的真实性质。它们并非真是一个民族或种族被另一个民族或种族所征服和代替；所发生的事与此很不相同，它是被外表上的异族征服所开始和掩盖了的一场社会革命。例如，整个从西班牙到非洲来的汪达尔民族，男女老少不超过8万人。我们知道这个数目，因为我们掌握关于运输问题的详情。舒尔茨博士告诉我们，在他们夺取北非时，“当地居民没有表示出任何严重抵抗的迹象；博尼法斯（北非的罗马总督）曾用哥特人的雇佣兵来保卫希波，而当地居民并未予以多少协助，乡间的游牧部落或是采取暧昧态度，或是利用罗马总督的困难进行攻击和从事掠夺的远征。这种风纪败坏是当时社会情况的产物，也许这方面非洲发展得比罗马帝国的其他部分更为差些。自由农民早已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他们的地位比起随处可见的奴隶群众好不了多少。随着皇权威严的降低，不择手段的总督们执行的暴敛政策日益恶劣到了空前的程度，也轮到大地主们成为这种政策的容易的受害者了。从前有野心的人争着要当元老，这时却没有一个稍有财富的人愿意在大城镇里的元老院中占一席位了，因为元老们必须补足岁入中的全部亏空，而这时亏空是经常的和大量的……血腥的起义一再发生，最后总可以追溯到赋税的压力……”

显然地，汪达尔人的进入，积极地挽救了这一体系。他们消灭了大地主，扫除了全部对罗马债主的欠债，并废除了服军役的最后残余。小农发现他们的景况较好了；下级官吏原职不动；这不是一次征服，而是绝处逢生的一次解放。

当汪达尔人仍在非洲时，匈奴人中间兴起了一个伟大的领袖阿提拉。他的政府坐落在多瑙河以东的平原上。一时他支配着由匈奴和日耳曼诸部落组成的相当大的帝国，他的统治从莱茵河伸延到了中亚。他以平等地位同中国皇帝进行谈判。他欺吓腊万纳和君士坦丁堡达10年之久。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乌斯二世的孙女霍诺里亚，是个在这个世界上招惹了不少是非的多情少女。她由于同一个宫廷内侍搞恋爱而被拘禁了起来，她派人把她的戒指送给阿提拉，请求他做她的丈夫和援助者。她还怂恿汪达尔人根塞里克来攻打东罗马帝国，根塞里克正面对着东西两个皇帝联盟的局面。他出兵南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吉本说，在他进军路上彻底摧毁了70个城市，并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强加给皇帝，和约里显然不包括把霍诺里亚释放给她的英雄。

时间相隔这么久远，我们无法猜测他不提这个条件的动机。阿提拉继续把她说成是他的未婚妻，并以此关系为借口进行侵略。在随后的谈判中一个叫普里斯库斯的人陪同使团来到匈奴君主的营地，他所写纪事的片断仍然保留至今，使我们可以瞥见这个伟大的征服者的营地和生活方式。

这个使团本身是个组织得很奇特的团体。为首的是马克西明，是个诚实的外交家，怀着诚意去的。在普里斯库斯陪同的远征队里有个译员叫维季利乌斯，还负有狄奥多西乌斯宫廷的秘密使命，即通过贿赂来暗害阿提拉。这件事马克西明完全不知道。这小小的远征队取道尼什，乘独木船渡过了多瑙河，船是用一根树干挖成的，沿途有供应他们膳食的村庄。不同的饮食很快引起了使团的注意。普里斯库斯提到蜂蜜酒代替了一般的酒、小米代替了玉米，还有一种由大麦蒸馏或酿造的饮料。穿越匈牙利的旅行会使读者想起维多利亚时期中非旅途上的许多事情。旅客们还很有礼貌地被提供临时的妻子。

阿提拉的首府与其说是一座城镇，不如说是一座大营房和村庄。那里只有一座石建筑，一间按照罗马式样造的浴室。人民群众住在茅屋和帐篷里；阿提拉和他的主要人员同他们周围的许多妻子和侍从，都住在有栅栏的大围场里的木结构宫殿里。那里陈列着无数战利品。但是阿提拉本人自奉像游牧民那样简朴，他用的是木杯和木盘，从不吃面包。他勤于工作，常在宫门前公开接见，经常骑马出行。雅利安人和蒙古人都有的那种在厅堂里举行豪宴的原始习俗仍然保持，人们常常狂饮。普里斯库斯描写了弹唱诗人怎样在阿提拉面前吟唱。他们“吟诵他们自己创作的诗篇，来祝颂他的英武和他的胜利。厅堂里一片沉静，客人们的注意力被合唱的歌声吸引住了，唤醒了和保持了他们勋绩的记忆；跃跃欲试的战士们眼里闪出了战斗的热情；老年人的眼泪里表现出他们强烈的失望，他们不能再在沙场上分担危险和光荣了。这一场款待可以看作是一所军事德性的学校。接下去却是一出败坏人性尊严的闹剧。摩尔人和斯基台人的丑角一个接一个地用丑化了的形状，可笑的服装，古怪的手势，荒唐的语言，以及拉丁、哥特和匈奴口音混杂的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吵闹来勾引粗犷的观众的欢乐，大厅里响起一阵阵响亮而放肆的哄笑。在这种放纵嘈杂的闹宴之中，只有阿提拉一人神色不变，保持他的坚定不移的严肃”。

阿提拉虽然通过密谋行刺的招供发觉到了维季利乌斯的阴谋，他还是让这个使团带着许多马匹等礼物回到君士坦丁堡。然后他派了一个特使去见狄奥多西乌斯二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给这君主讲一些心里的话。这个特使说：“狄奥多西乌斯是名门子弟，阿提拉同样是出身高贵的家族，他以他的行动来维护从他父亲蒙祖克那里继承下来的尊严。但是狄奥多西乌斯丧失了他父母的光荣，以承诺纳贡来自贬于奴隶的地位。所以命运和功绩把这个人置于他之上，他应当尊敬这个人，不应该像个邪恶的奴隶那样，暗中密谋反对他的主人。”

这直接痛快的凌辱遇到的却是卑鄙的屈服。皇帝乞求饶恕，并交付了一笔巨款。

451年，阿提拉向西罗马帝国宣战了。他侵入了高卢。就帝国的兵力来说，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掠夺了法国的大部城镇，南至奥尔良。后来法兰克人、维西哥特人和帝国的兵力联合起来抵抗他，在特鲁瓦发生了一场顽强的激战（451年），双方阵亡者达15万人以上，结果阿提拉被打退，使欧洲免于蒙古利亚人的主宰。这场灾难并没有耗尽阿提拉的资源。他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蹂躏了北意大利。他焚烧了阿魁雷亚镇和帕多瓦，劫掠了米兰，但在教皇利奥一世的恳求下，他订了和约。他死于453年。

自此以后匈奴人，就这名字在欧洲所习用的而言，阿提拉的匈奴人，在历史上消失了。他们溶解在四周的居民中。他们大概已很混杂，与其说是蒙古利亚人种不如说是雅利安人种了。他们并没有像人们假想的那样变成了匈牙利的居民，虽然他们大概在那里留下了许多后裔。大约一百年后从东方来了另一种匈奴人或其混血种称阿瓦尔人进入了匈牙利，但是这些人在791到795年又被查理曼赶向东方。马札尔人，即近代的匈牙利人，是以后向西进来的。他们是一种突厥—芬兰人。马札尔语是一种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支的语言。马札尔人大约在550年已住在伏尔加河上。他们大约在900年定居在匈牙利……我们离题太远了，必须回到罗马。

493年，一个名叫狄奥多里希的哥特人做了罗马国王，但是罗马已经17年没有皇帝了。这样，这个庞大奴隶占有制下的神性罗马诸帝的“世界霸权”和富豪们的罗马，就是这样在社会的彻底衰败和崩溃中告终了。

7　东罗马（复活了的希腊）帝国

但是，罗马帝国的体制虽然在整个西欧和北非已经崩溃，虽然债权已经消失、奢侈品的生产已经停止、金钱已经隐藏，虽然债主不能逼债、奴隶已没有主人，而罗马恺撒诸帝的传统依然在君士坦丁堡传袭下去。我们已有机会提到戴克里先（284年）和君士坦丁大帝（312年），把他们作为后期罗马诸帝中的两个杰出人物。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中心的应归功于这两人中的后一个。

由于罗马人没有去利用海洋，在帝国时期很早就感到罗马的地点不适宜于作为世界的首都。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毁灭破坏了地中海上主要航线的航运。对一个没有适当地利用海洋的民族来说，把行政中心设在罗马就意味着：每个军团、每次官吏的调动、每项命令必须在其能转向东方或西方之前，先得向北走完半个意大利的路程。因此几乎所有比较有为的皇帝总是在一些较方便地点的次要中心设立他们的陪都。西尔米乌姆（在萨瓦河上）、米兰、里昂和尼科墨迪亚（在比提尼亚）是这种陪都所在的地方。在戴克里先时，有一个时期帝国首都是在都拉索。靠近亚得里亚海湾头的腊万纳是在阿拉里克和斯提利科时最后几个罗马皇帝的首都。

是君士坦丁大帝决定把帝国政权的中心永远迁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我们已提到过拜占庭这城，它是君士坦丁挑选来发展成为他的新首都的。在希斯提埃斯错综复杂的故事中有它的一份；它击退过马其顿的菲力浦。读者如果一查它的位置，就会看到在一长列有为的皇帝治理下，作为一个团结、精神振作和精于航海（这些东西过去没有赋予过这个民族）的民族的中心，它确是处于非常好的地位。它的大木船溯河而上可以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可以迂回第一次蛮族的挺进。它控制了通向东方的商路，它距离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以及那时世界上所有较繁荣和文明的地区都不算远。即使在一系列愚昧的君主统治下，在道德败坏的社会情况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罗马帝国的残余竟维持了将近一千年之久。

君士坦丁大帝显然是打算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没有分裂的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当时可用的交通运输的条件来考虑，欧洲和西亚的地理情况中并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政府的中心地点。如果罗马是面向西方，而不是面向东方，就顾不到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地区；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则离高卢太远了。这个衰弱了的地中海文明，经过在意大利争夺一番之后，事实上已完全无力照顾西方，而只能集中力量保住亚历山大帝国遗业的中心、那个枝叶凋零后的残根了。希腊语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它从没有因使用拉丁语为官方语言而受到严重毁损过。这个“东方的”或拜占庭帝国一般被说成好像是罗马传统的继续。实际上它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恢复。

拉丁语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上的活力，它没有文学和科学能使它成为才智之士所必需的东西，而维持其凌驾在希腊语之上的地位。因为没有一种语言，不管官方怎样搞法，能够勉强地来同另一种能提供伟大的文学和广博知识上的便利的语言相竞争的。进取性的语言必须提供礼物，希腊语的礼物之丰厚远远超过了拉丁文的礼物。东罗马帝国从它开始分裂出来时起就是说希腊语的，是希腊化传统的继续，尽管是退化了的继续。它的思想中心已不再在希腊，而在亚历山大城。它的精神状态已不再是思想自由、说话坦率的公民的精神状态，不再是斯塔基赖特人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柏拉图的精神状态，而是迂腐学究和政治庸人的精神状态了；它的哲学是一种对实际的浮夸遁词，它的科学冲劲已经死亡了。无论如何，它是希腊的而不是拉丁的。罗马人来过，他又走了。他的确也远远地离开了西方。到公元6世纪，欧洲和北非的居民像沉渣一样又被搅动了起来。不久在7世纪和8世纪，这些沉渣开始又沉了下去，居民们开始有了明确的地方特色，只在罗马四周的地方还能找得到称作罗马人的人了。

在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我们发现已经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中的拉丁语的各种变异；在高卢，法兰克人在学习高卢式的拉丁语，并正在演变成法语；在意大利，在条顿族的入侵者，即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拉丁语正在被修改成各种意大利方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它正在变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这些地区的各种语言所具有的基本的拉丁性质足以提醒我们，这许多法兰克、汪达尔、阿瓦尔、哥特等说日耳曼语的入侵者在人数上有多少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证明了我们所说过的，在西罗马帝国发生的与其说是某一种人征服和代替了另一种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南部瑞士的伐累地区基本上也保留着拉丁语，格里松斯州也是这样：更为稀奇和有趣的是，在达西亚和下默西亚，多瑙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成为近代的罗马尼亚，虽然这些地区并入帝国较晚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拉丁语却也保留了下来。

在不列颠，拉丁语实际上被征服这地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扫除了，从他们的各种方言中不久就生长出了英语的根源。

虽然罗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样彻底地被粉碎了，虽然它在东方被较古老而更有力的希腊化传统所抛弃了，虽然它在西方分裂成了碎片而开始过着新的各自分开的生活，有一件事物没有灭亡，而且生长了起来，这就是罗马世界帝国和罗马恺撒诸帝至上的传统。一旦真相已毁，稗史就有扩散的自由。丧失了证实的可能，在人类的想象里产生了那个平静安定、壮丽显赫的罗马的世界霸权的观念，这个观念一直维持至今。

自亚历山大时期以来，人们的思想常被人类在政治上统一的可能性所缠扰。蛮族中所有强有力的酋长、首领和君王们，在这打败了的、一片混乱的衰亡的帝国里趁火打劫，他们自会设想到有个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了不起的万王之王，将为普天下的人制定出真正的法律，他们甘愿相信他不久在某地某时就会回来恢复他至上的权位，恺撒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万王之王。所以，恺撒这个称号高高地居于他们自己的称号之上，他们对它既尊敬又妒忌。从这时起，欧洲列国间的历史大部分是君王们和冒险家们自立为恺撒和皇帝的故事。我们在讲到他们时将叙述一些他们的故事。这种“称帝”之风变得这样普遍，在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刈除了的恺撒不下四个之多：德皇称Kaiser（等于恺撒），奥皇亦称Kaiser，俄皇称Tsar（沙皇，也等于恺撒），还有个更异想天开的人物，保加利亚皇也号称沙皇。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已在1871年垮了台。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君主继续保持皇帝称号和神性恺撒传统的是英王，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称为印度的恺撒（Kaisar-i-Hind）（印度是个从来没有真正的恺撒亲临过的国家）。这个称号是从莫卧儿大皇帝那里继承来的，关于这个人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讲到的。

<link href="../styles/0001.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