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君士坦丁大帝和拜占庭艺术

1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至少和亚历山大大帝或奥古斯都·恺撒一样，都是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关于他的人格或私生活，我们知道的很少；没有一个像普卢塔克或苏埃托尼乌斯的人为他保存任何关于他个人生活的详细记述。我们有他的敌人讲的坏话，也有不少显然与之相反的使人厌恶的颂词，但是没有一个作者给我们留下他的活生生的性格。他对于作者们来说只是一个党徽，一面党派的旗帜。敌视他的佐西穆斯把他说成同萨尔贡一世一样，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将官，他的母亲海伦娜是塞尔维亚境内尼什地方一个小旅馆主人的女儿。但是，据吉本看来，这二人的婚姻是经过正当手续的。无论如何那是地位低微的婚姻，君士坦丁的个人才干胜过了各种严重的不利条件。他几乎是文盲，懂得一点希腊文，也许根本不懂。他放逐了他的长子克立斯普斯，并听从他儿子的继母伏士达的谗言而把他处死，这似乎是真的；也有记载说，他后来相信克立斯普斯是无辜的而将伏士达处死——据一种记载说，是在她的浴盆里煮死的，另一种记载说，是暴尸荒山给野兽吃掉的——尽管还有很可信的文献证明，在君士坦丁死后她还活着。即使她是被处死了，事实证明她的三个儿子，连同两个侄子一起都被立为君士坦丁的后嗣。很明显，吉本从这种诽谤纷纭中得不到什么真实的东西，只好巧妙地利用这些稀少的材料来编成引人兴趣的故事（第十八章）。吉本由于他反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因而敌视君士坦丁，但他承认他是温和的，纯洁的。因为君士坦丁兴修巨大的公共建筑，他责备他挥霍，又因为他晚年戴假发、戴王冠和着华服而责备他虚荣和放荡。（！）但是吉本也用适合的黑色蝴蝶结扎自己的头发，而且从戴克里先起以后的皇帝们是戴王冠着华服的。

虽然君士坦丁大帝这人还像一个幻影，虽然他的家庭生活细节除了渺茫的悲剧之外无所透露，但我们仍能猜出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晚年，他心中必然很感寂寞。他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专制——那就是说，他更少有忠告和帮助。再没有可以共事的热心为公和可靠的人，既没有元老，也没有顾问来分担发展他的计划。帝国地理上的弱点他了解多少，即将到来的全部崩溃他看到多远，我们都只能猜测了。他把他的真正首都建立在比提尼亚的尼科墨迪亚，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遥相对的君士坦丁堡当他死时仍在建筑中。他同戴克里先一样，似乎已认识到他的版图藩篱不固而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外事务，尤其集中于匈牙利、南俄罗斯和黑海的事务。他改组了帝国的全部官制，他给了帝国以新的组织而设法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个好事的事物改造者，他试图推动发展一种等级制来安定社会秩序。这是他继承贯彻伟大前辈戴克里先的工作。他试图建立一个由农民和小自耕农组成的等级，禁止他们从所在土地上迁走。其实，他设法使他们成为农奴，因为帝国已经不再是侵略的而只是被侵略的国家了，奴隶劳动的供应减少了；他转向农奴制以求补救。他的创造性措施使空前的重税成为必要。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苦心孤诣和坚强的精神。他显然了解如果帝国要继续团结就需要一种统一的道德力量，他的独到之处，即在于此。

只是在他转向基督教以后，他似乎才认识到神学家们激烈的内部纷争。他作出了巨大努力来调和这些分歧以使基督徒社团能有一致而和谐的教义，在他的发起下，325年，在尼科墨迪亚附近和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尼西亚镇举行了一次教会的全体代表会议。欧塞比乌斯为这个奇异的集会作了稀奇的记述，在会上，皇帝虽然还不是受了洗的基督徒，但他主持了会议。这并不是他初次召开的宗教会议，因为他已经（于314年）在阿尔主持了一次宗教会议。他坐在尼西亚会议中央的黄金宝座上，因为他不大懂希腊语，我们猜想他大概只能观看那些辩论者的面部表情和姿态，倾听他们的声调。这是一次争论激烈的宗教会议。当年老阿里乌斯起来说话时，米腊人尼古拉打了他一耳光，此后有许多人因为听到这个老人的异端邪说而感到恐怖，都用手指堵住耳朵跑出了会堂。我们不禁会想象到，这个对他帝国的精神极端关切，坚决要结束这些分歧的大皇帝，正在俯首向着他的译员询问他们这场争吵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尼西亚流行的观点体现在尼西亚信条中严格的三位一体说，皇帝支持了三位一体的立场。但后来当阿塔内西乌斯过严地压制了阿里乌斯派的时候，皇帝就把他逐出亚历山大城；而当亚历山大城教会要把阿里乌斯开除出教时，皇帝又迫使教会允许阿塔内西乌斯重新入教。

2　正式基督教的成立

公元325年这个日子，是我们历史上很容易记住的日子。它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全体主教会议的日子。（我们所提到的阿尔会议只是西半部的聚会。）它标志着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明确地走上了人类事务的舞台，正如今天世界所普遍了解的那样。它标志着由于尼西亚信条，基督教教义才有确切的解说。

我们有必要提醒读者们注意，在这个充分发展了的尼西亚基督教和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之间是有深刻的差别的。一切基督徒都认为后者是完全包括在前者之内的，但这是本书范围以外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是以希伯来先知们开端的新型的预言性的教导。它不是僧侣的，因它没有祭神的庙宇，也没有祭坛。它没有仪式和礼节。它的奉献是“一颗悲伤忏悔的心”。它的唯一组织是宣道者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能就是讲道。但是4世纪羽毛丰满的基督教，虽然它还保存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教导作为核心，而主要还是几千年来世界已经熟悉的那种僧侣式的宗教。它精心创建的仪节的中心是一座祭坛，崇拜的必要举动是由一个专职神父来举行奉献，即做弥撒。它有了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具有会吏、神父和主教的组织。

但是如果基督教在外表上与塞腊皮斯、阿蒙或柏儿—马杜克的崇拜极其相似，我们必须记住连它的教士策略也有一定的新奇的特色。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半神的上帝偶像。没有供奉上帝的主要庙宇，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也没有圣中之圣。它广布各地的祭坛都是崇奉看不见的普天之下的三位一体。即使在它最古老的方面基督教也有新的东西。

我们应该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皇帝在基督教之得以确立上所起的作用。不但尼西亚会议是君士坦丁大帝召集的，而且一切重大会议——例如，两次在君士坦丁堡举行（381和553年），一次在埃弗塞斯（431年），一次在加尔西顿（451年）——都是由皇帝召集的。在这时的基督教大部分历史中，很显然地君士坦丁大帝的精神和耶稣的精神一样地明显，或者更为明显。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一个纯粹的专制君主。罗马共和主义的最后残迹已在奥雷连和戴克里先时代消失了。他奋其全力在尚有时机之际企图重建这破烂的帝国，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也不感到必须有任何顾问和舆论的帮助和节制。用一个武断的教条强加于所有的信徒来排除一切论战分裂，钳制各种思想而定于一尊的想法，完全是专制独裁的想法，这是一个单干的人感到如真要工作对于反对和非难就不必加以顾虑的想法。因此，在他影响之下的教会史，现在不得不跟着他突然粗暴下令强使一致而变成了激烈的斗争史。教会从他那里得到了独尊而不许人过问的倾向，发展为集中的组织而与帝国并驾齐驱。

第二个大专制君主使加特力基督教铭刻上明显权威特征的是狄奥多西乌斯一世，即狄奥多西乌斯大帝（379～395年）。他禁止非正统派的人开会，把所有教堂都交给了三位一体派，并摧毁了整个帝国的异教庙宇，390年，他又把亚历山大城的塞腊皮斯神的大像毁坏了。对于教会的严密统一是不容抗衡、不容限制的。

这里我们不能叙述教会的巨大内部纷扰，它的难于接受异端，如阿里乌斯派和保罗派，如诺斯替派和摩尼派。如果它的权威较少而对理智上的多样性更为宽容，那么，它可能是一个比它形成的那样更有力量的团体。不过，尽管有这些骚扰，它在一个时候确实维持了比以前所实现的更为亲密、更为广泛的人类统一的概念。到了5世纪，基督教世界已变得比以前任何帝国都更伟大、更坚强和更持久，因为它不仅是强加于人的一种东西，而且与人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了。它远达到帝国边境以外的亚美尼亚、波斯、阿比西尼亚、爱尔兰、日耳曼、印度和突厥斯坦。“它虽是由广泛分散各地的会众集合而成，但被认为是同基督合一的一个团体，一同皈依上帝的一个民族。这个理想的统一表现在许多方面。各基督徒社团之间的互相往来是很活跃的。旅行的基督徒一定会受到他们同教信徒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各教会之间使者和书函自由往来。传教士和布道者来往各地络绎不绝。各种各样的文献，包括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在内，流传很广。因此统一的感觉在各方面得到了表现，基督教世界广泛分隔的各部分的发展，多少接近于一个共同形式。”

基督教世界至少在1054年以前保持了这种精神上普遍统一的外形传统，以后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和主要的、原来的说希腊语的教会，即所谓“正教”教会，表面上为要在信条上增加两个词的问题而彼此分离了。旧信条声明说“圣灵由圣父而来”。说拉丁语者要在其后增加，而且的确他们也增加了“Filioque”（由圣子而来），并把说希腊语者逐出宗教社团，因为他们不听从这个倡议。但是早在5世纪，东叙利亚、波斯、中亚细亚的基督徒——在莫夫、赫拉特和撒马尔罕已有了教会——以及印度的基督徒都为同样的理由分离了出来。这些非常有趣的亚洲基督徒，在历史上以景教教会闻名，其势力曾伸入中国。埃及和阿比西尼亚的教会同样为了费解的疑难之点很早也就分离出来。可是在主要教会正式分立为说拉丁语和说希腊语两半以前很久，随着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它们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是分歧的。当说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继续团结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依然操纵教会的时候，说拉丁语的那半个帝国，如我们已叙述过的，却是崩溃了，从而使西方教会免受任何这样的帝权统治。

此外，当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权威分散在君士坦丁堡、安提俄克、亚历山大城和耶路撒冷的高级主教或大教长之间时，西半部的教会权威却集中在罗马的大教长或教皇。罗马主教一直被认为是大教长中的首席，这一切都使他特别自认为具有类似皇帝的权威。西罗马帝国最后衰亡了，他就因袭以前皇帝曾用过的古代称号祭司长，因而成为罗马历代相传的最高祭司。他在西方基督徒中拥有的最高地位是被充分承认的，但是从一开始，在东方皇帝的版图里和其他四大教长的辖区之内，这是还需慎重地加以推进的。

教会的世俗统治思想，在4世纪已经盛行。北非希波的市民圣奥古斯丁，在354和430年之间写了《上帝之城》一书，表达了教会正在发展的政治思想。《上帝之城》引导人们的思想十分直接地向往把世界建成一个神学的、有组织的天国的可能。这城如奥古斯丁所说，是“天命注定的信奉者的精神社会”，但从此跨到政治实施的步骤并不很远。教会将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统治者，即地球上各国大联盟的受神圣引导的统治权力，以后若干年，这些思想发展成为明确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当蛮族定居变成基督徒以后，教皇就开始自称是他们国王的大君主。几世纪后，教皇在理论上，在一定程度的实践上已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祭司、监察官、审判官和神圣君主；他的势力在西方扩展到旧帝国最边远的疆界以外，到了爱尔兰、挪威和瑞典，以及全部日耳曼。一千多年来，欧洲一直受基督教世界这种统一的思想的支配，这个基督教世界是一种广大的宗教同盟，它的成员们即使在战时也受着共同的兄弟情谊和共同忠诚于教会的思想的节制，不采取各种极端的行动。欧洲的历史从5世纪一直到15世纪大体上是实现神圣世界政府这个伟大思想的失败史。

3　公元500年的欧洲地图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叙述过各蛮族的主要入侵史。现在我们借助于一张地图可以略为回顾5世纪末的欧洲政治区划。西方帝国，即原来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留下一点能作为明显和分隔的政治区划的遗迹。从政治上说，它是彻底崩溃了。在欧洲许多部分把人们头脑中还保有某种传奇式的希腊东方帝国的大君主地位，作为独一无二的帝国。至少就理论上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仍然是罗马皇帝。

在不列颠，还很野蛮的条顿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曾征服了英格兰的东半部；该岛西部的布立吞人却仍坚持下去，但逐渐被迫退到威尔士和康沃尔。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是最猛烈、最有成效的蛮族征服者，因为他们所到之处，他们的语言取代了克尔特语或拉丁语——不列颠人用的是哪一种语言还不能确定。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还没有基督教化的。

高卢、荷兰和莱茵兰的大部分，是在相当生气勃勃的、基督教化了的，而且更为文明的法兰克人的王国以内。但是罗讷河流域是在独立的勃艮第人的王国统治之下。西班牙和法国南方的一部分是受西哥特人的统治，但苏维汇人则占领了半岛的西北角。

非洲的汪达尔王国我们已讲过了；仍在居民中保持罗马习俗的意大利，这时正受东哥特人的统治。罗马已没有了皇帝，狄奥多里希一世作为哥特王朝第一个国王在那里统治，而他的统治权越过阿尔卑斯山扩展到潘诺尼亚，更向亚得里亚海南下到达尔马提亚和塞尔维亚。

哥特王国的东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肯定是世代统治的。布尔加人这时仍然是伏尔加河区骑马的游牧民蒙古利亚部落；雅利安族塞尔维亚人新近南来黑海之滨进入西哥特人的旧居；突厥—芬兰族的马札尔人还没有到欧洲。伦巴德人也还在多瑙河以北。

6世纪标志了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代（527～565年）东罗马帝国中兴的局面。汪达尔王国是在534年复兴的；哥特人于553年被逐出意大利。查士丁尼一死（565年），伦巴德人即南下进入意大利，并定居在伦巴德，但是他们仍让腊万纳、罗马、南意大利和北非接受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基督教世界这个观念就是在上述的欧洲政治状况中发展的。当时的日常生活，就体育、智育和德育来说水平的确都是很低的。人们常说，6至7世纪的欧洲又回到了野蛮状态，但那并不说明情况的真实性。更正确的是说罗马帝国的文明已落到极端腐败的状态。野蛮状态是雏形的社会秩序，在它的范围之内还是有秩序的；但是欧洲的情况在支离破碎的政局下是一种社会混乱。它的风气不是茅屋乡村的风气，而是贫民窟的风气。在野蛮人的茅屋乡村里，野蛮人知道他是属于一个社团的，生活和行动有所约束；在贫民窟里，个人既不知道有更大的集体，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同这集体的关系。

只有基督教才缓慢地、微弱地恢复了已失去的社团意识而教导人们团结在基督教世界这个观念的周围。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瓦解了。这文明是个崇尚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文明，是靠人类广大群众的局限性和奴隶制来维持的。它在外表上曾呈现一种光辉灿烂的壮观，可是在勇武的外表之下却是残忍、愚笨和停滞。它必定要崩溃，它在有任何较好的东西可取而代之以前必定要被清除。

对这种文明的智慧上的死寂，我们已经唤起注意。300年之久它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科学和文学。只有在人们既不是有钱有势到了会受荣华富贵所腐蚀的地步，也不是穷困或限于谋衣食到不遑他顾的地步，他们那些平静的好奇心和清明的感触才能在给世界以健全的哲学、科学和伟大艺术的贡献上起着作用，而罗马的富豪政治却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阶段。当男男女女不受限制、没有拘束时，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他们都易于变为荒淫无度的怪物；反之，当他们受排斥而不快乐时，他们的冲动就趋向于过分悲惨的结局，趋向于狂暴的反叛，或趋向于宗教的严厉和激烈方面。

如果说这世界在我们现在所讲到的“黑暗时代”里变得悲惨了，那也许是不真实的，更近于真实的应该说是，罗马帝国主义的强暴和粗鄙的欺诈，政客、武人、地主和财阀的世界，已陷落到早已存在的苦海之中。我们所知的这时代的历史是极不完全的；只有很少地方的人们能进行写作，对写作的鼓励就更少了；甚至没有人确知他的稿本能否保全或有无被人传诵的机会。但就我们所知，可以说这个时代不仅是战争和抢劫的时代，而且是饥荒和瘟疫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有效的卫生设备，这时的人口迁徙必然破坏了已建立起来与环境相称的卫生情况。北意大利阿提拉的蹂躏曾被452年热病的勃发所防止。查士丁尼在位的晚年（565年）发生了一次黑死病大瘟疫，使意大利抵御伦巴德人的力量大大削弱了。543年，君士坦丁堡曾在一天内死了1万人（吉本说“每天”）。590年瘟疫正在罗马流行。7世纪也是瘟疫袭击的世纪。当时很少的作家之一英国人比德，记述了664、672、678和683年英国流行的大瘟疫，在20年之内不下于四次！吉本曾把查士丁尼在位时的流行病和53 1年的大彗星并提，还有当时很频繁的强烈地震。“东方许多城市都空无一人了，在意大利几个区里，庄稼和葡萄都枯在地上无人收获。”他断言：“人口显然在减少，地球上有些最好的国家，眼看也一直没有恢复。”对在那些黑暗日子里的许多人来说，一切学问和一切使人生活正常和有望的东西，都在毁灭之中。

在这些肮脏和不安的条件下比起在难熬的帝政来，众生的命运是否更为不幸，很难断言。可能有不少地方性的差异，这里有横行霸道的暴政，那里有善良宽厚的自由，今年饥荒，明年丰收。如果盗贼蜂起，税吏和债主就消失了。像法兰克王国和哥特王国这样一些国王们，对于大多数他们所谓的臣民来说，都是些有名无实的统治者；各地的生活水平很低，商贾行旅都很稀少。乡村的大小地区都为强者所占据，宣称他们是多少公平合理地取得了从后期帝国或国王传授而来的勋爵或伯爵或公爵的头衔。这样的一些地方，贵族各聚家臣，建置城堡。他们往往改建已有的建筑。例如罗马大圆形竞技场，即许多角斗表演的大斗技场，改变成了城寨，阿尔的圆形剧场也是这样。罗马的哈德里安大陵墓也是这样。

在衰落中的，这时又是污秽的城镇里，零零落落的工匠集合了起来为周围从事耕种的村庄工作，以满足其需要，把自己置于邻近一些贵族的保护之下。

4　基督教对学问的拯救

4至5世纪欧洲陷于破碎和融合以后的6至7世纪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正在西方兴起的基督教修士会曾出现过一股很重大的力量。

基督教出现以前，世界上已有了修道院。拿撒勒人耶稣之前犹太人中社会的不幸时期，已经产生了不和一般社会同住的埃森尼派社团，立誓要过隐居、纯洁和自我克制的朴素生活。佛教也曾发展过它的生活集团，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舍弃世上一般的活动和经营去过朴素和沉思的生活。的确，我们已讲过的佛陀历史表明，这些思想一定在他之前很久就在印度盛行了，最后他抛弃了这些思想。在基督教历史中很早就兴起了一个类似逃避人们日常生活的竞争、激烈和紧张的运动。尤其在埃及，大群的男男女女进入沙漠去过孤寂的祈祷和冥想的生活，一无所有地住在洞中或岩下，靠那些受圣灵感化的人偶尔施舍过活。他们这样的生活就其本质来说确是退出历史之外的，要不是因为这种修道的趋势很快在更为进取和实际的欧洲人中间转变的话，那么，这样的生活对于历史学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欧洲修道院制度发展史中主要人物之一是圣本笃，他生活在480和554年之间。他出生在意大利的斯波累托城，他是个出身于良好家庭并具有才干的青年。由于被时代的阴影所笼罩，同佛陀一样，他投身于宗教生活，一开始就竭力刻苦修行。离罗马城50英里是苏比亚科，那里在阿尼奥河谷的尽头，草莽丛生，下面有一座废殿系尼禄皇帝所建，俯瞰一个过去盛时拦截河水造成的人工湖。这里，本笃主要只有一件马毛衬衣，住在向南的俯临溪流的岩洞里，此地人迹罕至，他的食物不得不由一个忠实的敬慕者用绳缒下。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他的名声就像约一千年前的佛陀那样在类似的条件下传播了出来。

本笃的历史也像佛陀那样，被愚蠢和轻信的门徒用一大堆奇迹和现象的庸妄之说以相附会。但是不久我们发现他不再从事于苦修，而去管理一批12个修道院，即许多人会集之地。年轻人被带来受他的教育，他的生活性质也完全改变了。

他从苏比亚科再向南迁移到罗马与那不勒斯两城中途的蒙特—卡西诺，这是一座有高峰环绕寂静而秀丽的山。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6世纪他发现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和一丛圣林，而附近乡人仍在这神龛前礼拜。他的第一项工作必定是布道工作，他很困难地说服了这些简朴的异教徒去毁坏他们的神庙，砍伐他们的丛林。蒙特—卡西诺的修道院就成了它的建立者本笃一生中著名的有势力的中心。虽然他的历史被一些爱好怪异的修士杜撰的故事所混杂，什么驱逐魔鬼、门徒在水上行走和死婴复活等等，但我们仍能看出本笃的真正精神。尤其有意义的是把他表现为劝阻极端苦行的人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孤寂的苦修者发明了一种入圣的新法，就是把自己用铁链拴在一座狭洞的岩石上，本笃给他送去一封阻止的信。本笃说：“砸碎你的铁链吧，因为上帝的真正仆人不是用铁链拴在岩石上，而是以基督系在正义上的。”

仅次于劝阻孤寂的自我苦修，本笃的特点是明显地坚持刻苦工作。通过各种传说明白指出他有一些贵族出身的学生和门徒感到他们自己是被迫辛勤劳动，并不是在低级同人的服务下过着悠闲的简朴生活，就起来与他为难。关于本笃的第三件非常出众的事情是他的政治影响。他决心使哥特人与意大利人言归于好，哥特王托蒂拉显然来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很受他的影响。托蒂拉从希腊人手中收回那不勒斯时，哥特人保护妇女不使其受辱，甚至以人道对待被俘的士兵。当十年前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夺取此地时，他曾大肆屠杀以庆祝他的胜利。

这时本笃的修道院组织，在西方世界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开端。他的卓越的门徒中，有一个是格列高利大教皇（540～604年），即第一个修士成了教皇的（590年）；他也是最有本领、精力最旺盛的一个教皇，他派遣有成就的布道团去感化尚未皈依基督教的人，特别是到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去。他像一个独立的国王那样统治罗马，组织军队，缔结条约。本笃的清规得以强加于几乎全部拉丁修道生活这件事，应归功于他的影响。

与这两个名字密切相连的是卡西奥多鲁斯（490～585年），这三人都把仅以自我苦修为职志的早期遁世派发展成为一种有教化的修道院制度。卡西奥多鲁斯显然比格列高利教皇年长很多，比本笃年轻10岁，他和这两人一样，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家庭是定居在意大利的叙利亚人。在哥特诸王统治时他有过相当的政治经历；在545和553年之间，哥特诸王的倾覆和大瘟疫的流行，为伦巴德人蛮族新的统治铺平道路的时候，他退隐于寺院生活。他在私人地产上兴建了一所修道院，让他招来的修士们完全按本笃方式工作，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修士是否真正按照同时在蒙特—卡西诺制定的本笃清规来做。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发展这个伟大的工作、教育和研究的教团上是有影响的。显然他被教育的普遍腐败和世界一切学问及古代文学可能丧失的现象所感动；从一开始他就指导他的同人弟兄从事于保存和恢复这些东西。他收集了古代遗稿，把它们抄录下来。他制造了日晷、水钟及其他类似的器具，可以说是乌云密布之中实验科学最后放射的一线光明。他撰写哥特诸王的历史，更有意义的是他有时代的需要感，他写了有关文艺的一系列学校课本和一本语法。在使修道院制度成为西方世界恢复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中，大概他的影响甚至比圣本笃的影响更大。

本笃教团或本笃式修道院，在7至8世纪的传播是很广泛的。我们处处发现它们是该地的光明中心，维持并提高教养的标准，保存一种初级的教育，传播有用的手艺，增多抄本，贮藏书籍，在世人眼前展示了社会砥柱的壮观和范例。从那时起，800年欧洲的修道院制度，在一个可能成为完全混乱的世界里一直是文化启蒙的一种修补和维持的制度。与本笃修道院密切相联的是不久就成长为中世纪大学的各学校。罗马世界的学校，在社会普遍瓦解中已荡然无存。在一个时候，在不列颠或高卢只有极少数教士能读四福音书或他们的祈祷书。教育只逐渐地才恢复到世界上来。但当它恢复了时，它不再是有学问的奴隶的本职，而是虔诚者这个特殊阶级的宗教业务。

在东方，教育的连贯性也有一个中断，但其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的紊乱而在于宗教的褊狭，因此这中断也并不那样地彻底。查士丁尼关闭和解散了萎缩和智育上退化的雅典学校（529年），但是他这样做，大半是为要消灭他正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一所新学校的对手，这个新学校是更直接受皇帝管辖的。

因为在发展中的西欧各大学新的拉丁学问还没有它自己的教科书和文学作品，所以不顾相反的强烈的神学偏见，不得不大量地依靠拉丁文经典著作和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文学作品。因此这灿烂的文学被迫保留下来的就比自愿保留下来的多得多了。

5　拜占庭艺术

从罗马帝座转移到拜占庭以后，一种新的建筑和一种新的艺术精神，即拜占庭艺术，就在世界上出现了。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代（527～565年），这种拜占庭艺术得到了高度发展，关于查士丁尼，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及。这种艺术曾一度衰颓而又兴起，在11世纪达到了新的高峰。它在东欧仍然是现代的艺术传统。它说明了新的官方基督教的抑制和冲动。东方的特性，尤其是埃及和波斯的倾向被强加于古典传统之上。辉煌灿烂取代了率真和文雅。

拜占庭装饰的一个特征是一种特有的僵硬，希腊罗马绘画和雕刻的一切灵活性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镶嵌图案，表示人物的平板、相称和直立的正面。从来没有一个侧面像或任何一点按照透视缩短的做法。仿佛把希腊人偶像化了的天然人体变为应受谴责的可怕的东西了。因而所达到的是一种伟大而庄肃的尊严。造物主上帝、圣母和圣婴，伟大的圣者的巨大镶嵌像，似乎从它们被安置的大圆顶上笼罩着下面的参拜者。绘画和书籍的装饰显出同样鲜明的僵硬性。另一方面，雕刻衰落了，雕饰的色彩浓厚的格子窗取代了生动的形态。金、银和珐琅装饰品都制造得空前璀璨夺目。从东方来的纺织品往往是明显的波斯图案。不久，伊斯兰教将以更为彻底地抑制人体形态的影响参加进来。

音乐也成了堂皇和重要的艺术。公元早期几个世纪的音乐是很虔诚热情而不是精心制作的，与其说它是从希腊音乐来的，不如说是从闪米特音乐来的。世俗音乐是绝对禁止的。圣日罗姆说：“一个基督徒少女不应该知道七弦琴或长笛是什么东西。”赞美诗和器乐演奏是基督徒从犹太人的礼拜中吸收来的，并且多少完全限于有组织的歌咏队。一般是应答轮唱诗歌。会众齐声唱赞美诗，当然那时还没有合唱歌曲。音乐是被抑制情感的大发泄。就在那里出现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赞美诗，据说其中有些还遗留在现行的赞美诗中。强有力的教会组织者圣格列高利，即格列高利大教皇，在6世纪建立了教堂礼拜仪式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