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君士坦丁堡向罗马求援



我们已经讲了诺曼人从西边对拜占庭帝国的攻击和都拉索战役（1082年），我们也讲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罗斯人的海上袭击（1043年）记忆犹新。的确，保加利亚已被驯服和基督教化了，但同佩彻涅格人还在进行着猛烈而胜负未决的战争。北边和西边，拜占庭皇帝都忙于应付，这时又遭到了来自东边最大的威胁。突厥人的迅速进入使久已保有安静的拜占庭必然感到末劫之将至。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在四面受敌的压力下，采取了大概对他本人和罗马都有极大政治意义的步骤。希腊世界转而向它复兴的拉丁同胞告急。他要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给予援助。他的继位者阿历克修斯·科穆宁向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再次求援就更为迫切了。

罗马的顾问们必然以为这是教皇坚决主张在全基督教世界居领导地位的绝好机会。

我们在本书中追溯了基督教世界——通过全人类的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政府这种思想的发展，我们也指出了因为有世界帝国的传统基督教宗教政府怎样自然地、必然地找到了罗马这个中心。罗马教皇是西欧唯一的大主教；他是以说拉丁语为主的广大地区的宗教首领；其他正教教会的各大主教都是说希腊语的，所以在教皇的整个领土以内是听不到希腊语的；由于那些难以识别、难以捉摸的教义之一，即增加到拉丁信条中的“和圣子”一语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拜占庭基督教分裂了出去。（最后破裂是在1054年。）

拉特兰宫的生活在其性质上往往随着每个踞坐在圣彼得宝座上的人而改变；有时教皇的罗马城是腐败肮脏的魔窟，如在约翰十二的日子里，就是这样；有时又为有远大思想和崇高思想的人的影响所渗透。但教皇背后有一群红衣主教、神父和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就是在最黑暗最纷乱的日子里，他们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了神圣世界统一主权的眼光，即圣奥古斯丁所曾表达的，基督和平遍及全球的这个非常崇高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整个中世纪对罗马起了指导作用。有时也许思想卑鄙的人在那里占了优势，在尘世俗务中罗马扮演着贪婪、奸诈和很愚蠢的狡猾老妇的角色；或者接着是男性的，十分庸俗诡诈的面貌，或者得意忘形的面貌。当一切压力都落到严格的教义上时，就出现了一种盲目狂热或卖弄学问的插曲。要不然，又出现道德沦丧，拉特兰宫成为纵欲的或爱美的某独裁者的宝座，随时可以出卖教会所能给予的一切希望或荣誉来换取金钱为娱乐或炫耀的花费。但是总的说来，教皇的船还保持了它的航道，不久又遇到了顺风。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期，即11世纪，我们发现这时期的罗马正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的支配之下，他在几代教皇时历任各种官职，最后以格列高利七世的称号当了教皇（1073～1085年）。我们发现在他的影响下，不道德行业、怠惰和贪污都被扫除出了教会，选举教皇的方法也改进了，并在“锡封权”这样显然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即在主教领地内究竟是教皇还是世俗君主对主教的任命应当有决定发言权的问题上，同皇帝开展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我们记住在许多王国里有1/4多的土地是教产的时候，我们就能较好地认识到这问题是怎样极端重要了。在此以前，罗马教士是可以结婚的；但这时要使他们有效地脱离世俗，更完全地成为教会的工具，所以一切神父都必须遵守独身生活……

格列高利七世由于力争锡封权，对拜占庭的第一次求援不能作有力的响应；但他把问题留给一个可靠的继承人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当阿历克修斯的信到达时，乌尔班立即抓住这提供的机会来把西欧各种思想和力量聚集在一起，成为统一的热情和目的。由此他可望结束盛行的私斗，并为诺曼人无限的精力找到了一条适当的出路。他也看到，这是撇开拜占庭的政权和教会而把拉丁教会的势力伸展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好机会。

乌尔班急忙在皮雅琴察（即普拉森夏）召集宗教会议，听取了阿历克修斯的使者的呼吁。次年（1095年）在克勒蒙举行了第二次宗教会议，会中所有慢慢集合的教会力量为宣传普遍反对穆斯林的圣战而组织了起来。私战和基督徒中间的一切战争必须停止，直到异教徒被扫退，圣墓又回到基督徒手中。

响应的踊跃使我们懂得以前的5个世纪里西欧做了许多创造性的组织工作。7世纪初，我们看到西欧是社会混乱和政治分裂，既无共同的思想，也无共同的希望，几乎支离破碎到了人人唯利是图的一盘散沙。这时，到了11世纪之末，情况就不同了，处处有了共同的信仰，有了一种联系的观念，人人可以为之献身，也可因之而为一共同事业协力合作。我们认识到尽管基督教教会有许多弱点，有思想上和道德上不健全之处，但也做到了这种程度的工作。我们可以用这个事实作为尺度来衡量10世纪罗马的种种坏事，如丑闻、秽行、凶杀和暴行等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无疑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有许多懒惰、恶劣而愚蠢的神父，但显然的，这项宣教和调整的任务只有通过广大的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士修女才能获得成功。一种新的，比希腊时代更大的宗教同盟，即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同盟在世界上出现了，它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虔诚信徒建立的。

响应乌尔班二世求援的不限于我们所称为受过教育的人们，愿意加入这个十字军的也不单是骑士和王侯。同乌尔班这种人物并列的我们必须提到隐士彼得这个人物，他虽然有些像古代希伯来的先知，但对欧洲来说，这种类型是新颖的。这个人以对普通人民宣讲十字军的姿态出现。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件事的真伪毋庸置疑——关于他去耶路撒冷朝圣，看到大约在1075年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圣墓被任意毁坏了——这个时期的年代还很不明确——以及来到圣地朝拜的基督徒受尽了勒索、暴行和有意的残害。这个人赤着脚，披着一件粗布袍子，骑着驴，背着一个大十字架，走遍了法国和德国，到处对教堂、街头或市场的广大群众大声宣讲。

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欧洲有了一个思想和一个精神！这里是对远方的无理而不平的故事引起愤怒的普遍反应，无论贫富对于共同事业都有迅速的理解。不能想象这件事能发生在奥古斯都·恺撒的帝国，或者竟然发生在以前世界史上的任何国度。类似这种情形也许在小得多的希腊世界，或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是可能发生的。不过这个运动却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王国，以及说各种语言的各个民族。很清楚，我们是在谈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件新事情，即对普通人的觉悟和共同利害之间的一种崭新的、鲜明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