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的一次考验



人类历史家对于十字军东征本质上感兴趣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鼓动起来的那一阵热情，一阵统一的感情。此后那几次东征愈来愈变成常套，愈来愈不是重大的事件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像美洲的发现那件事一样，以后各次就愈来愈像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了。在11世纪，十字军的思想必然像天空中一道奇异而灿烂的光明，在13世纪，可以想象那些诚实的市民用抗议的口气说：“怎么！又是一次十字军东征！”

圣路易在埃及的经验并不像是人类的新经验；它更像有名的高尔夫球场上打的一轮球赛，一轮由于不幸而输掉的球赛。这是一连串微不足道的事情。生活的兴趣已转到别的方向去了。

十字军东征的开端表现出全欧洲被天真的基督教信仰所渗透，深信不疑而淳朴地乐于跟从教皇的指引。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拉特兰宫罪恶时期的丑闻当时事实上还没有传出罗马以外。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已补救了那一切。但是思想上和道德上他们在拉特兰宫和梵蒂冈宫的继承人并不能和他们的良机相称。教皇权势的力量在于人们对它的信心，而它这样随便地利用这种信心使得教皇权势日渐衰弱了。在罗马总是神父的狡猾习气太多，而先知的感化力太少。所以虽然11世纪是愚昧无知而信任他人的世纪，但13世纪是人们知识渐开而幻想破灭的时代。这是一个更为文明而富于怀疑的世界。

格列高利七世时代以前，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各主教、各神父和各修道院可以说是比较松懈地联系在一起的，性质上也很不相同；但显然他们一般说来，是处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十分亲密，并仍有不少的耶稣精神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受到人民的信任，在他们信徒的良心之中拥有巨大的威力。教会同它以后的情况比较，是更多掌握在地方俗人和地方统治者手里；它缺乏以后教会的普遍性。

格列高利七世下定决心，积极整顿教会组织，企图增加罗马的中央权力，一方面打断神父和修道院之间的许多微妙联系，另一方面也打断他们和其周围乡间的许多微妙联系。有信心有智慧的人相信事物的逐渐发展，也相信和他们一样的同侪；而神父就不是这样，甚至像格列高利七世这样的神父，也相信一种强加的纪律的假“效能”。为锡封权的争吵使基督教世界的每个王侯都怀疑主教是外国的代理人，这种猜疑渗透到各基层教区。教皇权势的政治事业必然会增加金钱的需求。13世纪，已经到处都在说神父不是好人，他们总是在搜刮金钱。

在愚昧无知的日子里，人们非常愿意相信天主教圣职是善良的，明智的。相对地说，在那些日子里，神父职务确是较好也较明智的。超越宗教职能的世俗大权都已交给了教会，并有极大的自由。教会尽量利用了这种信任。在中世纪，教会变成了国中之国。它拥有了自己的法庭。不但有关神父的案件是归教士法庭审理，而且修士、学生、十字军战士、寡妇、孤儿和无依无靠的人都归它管理；一切涉及教会仪式或规矩的，如遗嘱、婚姻和誓言等事，教会都自称有管辖权。当然，对于异端、妖术和渎神等罪那就更不用说了。有许许多多的教士监狱，狱中的罪犯往往憔悴终生。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立法者，他在罗马的法庭就是最后上诉而有决定性的法庭。教会还征收各种税款，它不但拥有巨大的财产和来自各种事业的大量收入，还对它的臣民强征一种什一的教税。教会并没有号召把这教税作为一种虔诚的捐助，而是作为一种权利来要求它。另一方面，教士们这时还要求免纳俗人税。

试图利用特权而逃避他们应负的纳税义务肯定是给教职人员招致了日益不满的一种很重大的因素。姑且不谈公平与否，就政治而言也是失策的。它使那些必须纳税的人感到了十倍的重担。它使人人都感觉到教会拥有的种种豁免特权。

教会还提出的一项更为过分而不明智的要求是自称有特许之权。在许多事例上，教皇可按个别情况把教会法规弃置一旁；他可以允许中表通婚，许可一个人娶两个妻子，或者解除任何人的誓约。但做这样一些事就是承认所实施的法律并不是以必要和固有的公正为根据，事实上是使人们受限制和生气的。在所有的人中，立法者最应抱有对法律的忠心，他在所有的人中最应束身守法。但人类的通病是我们一日受托行使管辖权，我们就立即把这管辖权，看成是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