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马可·波罗的游记



话说这段蒙古人的征服故事，确实是全部历史上最出色的故事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范围上不能和它相比；在散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上，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时整个亚洲和西欧享受了一种公开的交往；所有的道路暂时都畅通了，各国的代表都出现在喀喇和林的宫廷上。

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宿怨而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树立起的壁障降低了，罗马教廷对蒙古人皈依基督教抱着很大的希望。到目前为止，他们唯一的宗教是一种原始的异教——萨满教。教皇的使节，从印度来的佛教僧人，巴黎、意大利和中国的技工，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人，阿拉伯官员，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及数学家都汇集在蒙古宫廷里。我们在历史上听得太多的是关于蒙古人的战役和屠杀，而听得不够的是他们对学问的好奇和渴望。也许不是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但作为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模糊而传奇式的人格上所能看得到的一切，都倾向于证实我们的印象，即这些人至少和那浮华而自负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或那政治幽灵的招魂者、那精力充沛而又目不识丁的神学家查理大帝一样，都是些颖悟而有创造力的君主。

教皇在蒙古的传教事业却以失败而告终。基督教那时正在丧失它令人信服的力量。蒙古人对基督教并无偏见；比起伊斯兰教来，他们最初显然还是喜欢基督教的；但是来到在蒙古的差会明显地是在利用耶稣的伟大教导的力量来推进教皇统治世界的广泛要求。这样被污损了的基督教在蒙古人的心中是不够好的。把蒙古人的帝国变成上帝的王国的一部分，可能还合乎他们的心意；但不能把它变成一群法兰西和意大利教士的采邑。这些教士得到的东西非常多，而实力和前景却是虚弱的，他们时而是日耳曼皇帝的傀儡，时而是法兰西国王所任命的人，时而是他们自己无聊的怨恨和虚荣的牺牲者。

1269年，忽必烈汗派遣一名特使去见教皇，显然是想向西方基督教世界寻求某种共同的行动方式。他要求应当派遣100名博学多能的人到他的宫廷来实现谅解。他的特使却发现西方世界并无教皇，却正在从事一场教廷史上常有的继位之争。有两年之久，那里根本没有教皇。当最后任命了一个教皇时，他竟派出两名多明我会修士想把亚洲最大的国家改宗归入他的统治之下！这些高贵的人慑于远途跋涉的艰苦，一开始就找到借口放弃了这次远征。

但这次没有实现的传道士的派遣只是多次谋求沟通的努力中的一次，而每一次都是软弱无力和精神颓唐的尝试，早期基督教差会的那种征服的热情已不再存在了。英诺森四世曾派出一些多明我会修士到喀喇和林，法兰西的圣路易也曾派出传教士携带圣物取道波斯前去；蒙哥汗的宫廷里有许多景教（聂斯托里派）的基督徒，而且后来教皇的使节确实到达了北京。我们听到过曾有各种使节和主教被派到东方去，但这些人中很多在到达中国之前就失踪或中途丧命了。1346年，在北京有一名教皇的使节，但他似乎只是教皇的一名外交官。随着蒙古（元）王朝的瓦解（1368年），基督教派遣差会的规模日益缩小，最后完全消失了。明朝继元朝而起，这是一代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汉族王朝，最初它敌视一切外国人。可能发生过一次对基督教差会的屠杀。直至明朝晚年（1644年）在中国很少再听到基督教，不管是景教派还是天主教派。然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作出了一次新的并较为成功的传播天主教派基督教的努力，但这第二次布道的浪潮是从海路抵达中国的。

1298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发生过一次海战，威尼斯人被打败了。在被热那亚人俘获的7 000名俘虏中有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绅士，他曾是个大旅行家，他的邻居一般却认为他爱吹牛。他参加了派到忽必烈汗宫廷去的第一个布道团，其他两名多明我会修士回转了，而他仍继续前进。当这个马可·波罗在热那亚当了俘虏时，为了排遣忧闷，他对一个名叫鲁斯提契阿诺的作家讲述了他的旅行经历，鲁斯提契阿诺把它写了下来。在这里我们不介入关于鲁斯提契阿诺的故事的严格真实性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也不确知这故事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但是这个值得注意的叙记大致可靠，是无可怀疑的，它在14和15世纪时在思想活跃的人士中大受欢迎。《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历史上的名著之一。它打开了我们对13世纪的这个世界的想象力——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和异端裁判所刚开始的世纪——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编年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直接地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这本书开头叙述了马可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父玛费奥·波罗到中国旅行的故事。这两人是威尼斯有名望的商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大约是在1260年，那时他们到了克里米亚，从那里又到了喀山；由那个地方他们旅行到了布哈拉，在布哈拉他们碰见了在中国的忽必烈汗派往他在波斯的弟弟旭烈兀那里去的使节团。这些使节迫使他们一同到大汗那里去，那时大汗还从没有见过“拉丁”族的人。他们就去了，他们显然给忽必烈以很好的印象，使他对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大感兴趣。他们被委托携带延聘百名教师和博学之士的请求信。这些被延聘的“才智之士要精通七艺，能参加辩论，并能清楚地向偶像崇拜者和其他人等证明基督的律法优于一切”。关于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刚刚提到过。当他们返回时基督教世界正乱成一团，经过两年的稽延之后，才委任他们和那两个懦弱的多明我会修士一起再启程到中国去。他们带上了小马可，正是由于他的参加和以后他在热那亚被俘而厌烦无聊，才给我们保存下来了这段最有趣的经历。

三个波罗启程了，不像前次远征那样取道克里米亚，而是取道巴勒斯坦。他们带着一块大汗的金牌和其他指示，这肯定使他们的旅行方便得多。大汗曾要求得到一些耶路撒冷圣墓中燃灯的灯油，因此他们先去那里，然后取道西利西亚进入了亚美尼亚。他们往北走那么远，是因为这时埃及的苏丹正在进犯伊儿汗国的领地。从亚美尼亚他们经由美索不达米亚抵达波斯湾上的霍尔木兹（他们好像打算从海路走）。在霍尔木兹他们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商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乘船，反转向北通过波斯沙漠，这样经由巴尔克越过帕米尔到了喀什噶尔，并经由和阗和罗布泊（这样步着玄奘的后尘）进入了黄河流域，到达北京。波罗称北京为“汗八里”，称北中国为“契丹”，称以前宋朝的南中国为“蛮子”。

大汗正在北京，他们受到了优渥的款待。马可特别得到忽必烈的宠爱；他年少英俊，并且显然已十分精通鞑靼语。他被授予官职，并几次被派出使，主要在中国的西南部。他要讲的是这广阔的康乐繁荣的国土，“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上好旅馆”和“幽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园”；还要讲的是佛教僧人的“许多庙宇”，“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的大量制造，以及“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等等。这些描写最初是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

他谈到缅甸和它的拥有几百头象的大军，以及这些动物怎样被蒙古弓手所击败；谈到蒙古人对勃固的征服。他谈到日本，大大夸张了那个国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更加渲染的是，他谈到了中国的基督徒和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以及某一个所谓的“长老约翰”，即约翰牧师，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民的“国王”。他并没有见到过这些人。显然他们是蒙古的一个信仰景教的鞑靼人的部落。大概是由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兴奋，使得鲁斯提契阿诺过分强调了在他看来肯定是整个故事中最可惊叹的一件事了。而长老约翰从此就成了14和15世纪时最令人兴奋的传说之一。它大大地鼓舞了欧洲的冒险事业，使欧洲人认为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个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人的社会，它自然会愿意欢迎并帮助他们的事业。马可作为宣慰使治理扬州城有三年之久，或许他给中国居民的印象是，他并不比任何一个鞑靼人更像外国人些。他还可能被派遣出使过印度。中国的记载提到，有某个名叫波罗的人，在1277年做过中书省的官，这对波罗的故事的一般真实性是个十分宝贵的证明。

这几个波罗在来到中国的路上用去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在中国待了16年多。这时他们开始想家了。他们受到忽必烈的恩宠，可能他们感到他的宠爱所招致的妒忌，在他死后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他们请求他准许他们回去。他先是拒绝了，后来有了一个机会。波斯伊儿汗国的君王阿鲁浑——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的孙子——的蒙古籍妻子死去了，在她临终时，阿鲁浑答应她，除了她本部落的蒙古人外决不娶别族的女人。他派使者来到北京，挑选了一名合适的公主，一个17岁的姑娘。为了免得使她跋涉沙漠的商队路，决定由一个适当的护送队送她从海上去。负责护送她的“王爷”们要求波罗几人陪同，因为他们是有经验的旅行家又是精明的人，波罗就抓住了这个回家的机会。

这个远征队从南中国东部的一个港口启航，在苏门答腊和南印度停留了很久；航行两年，抵达波斯。他们把这位公主安全地交给了阿鲁浑的继承者——因为阿鲁浑死了——她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然后，这几个波罗经大不里士到了特拉布松，乘船去君士坦丁堡，在1295年左右回到了威尼斯。

据说这几个新归来的穿着鞑靼服装的旅行者被拒在家门口。好久以后人们才认出他们。许多人虽然识出了他们，但仍然侧目而视，以为他们是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为了消除这种疑虑，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宴，当宴会达到高潮时，他们把里面塞着东西的旧衣服拿出来，打发走了仆人，然后拆开这些衣服，出人意料地，晶莹夺目的“红宝石、蓝宝石、红玉、翡翠和金刚钻”倾泻在眼花缭乱的宾客面前。但是即使在这以后，马可关于中国的面积和人口的叙述依然受到许多背地里的嘲笑。善谑的人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人民、百万金币。

这就是首先在威尼斯耸人听闻的，继而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那段故事。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的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