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简介与鉴赏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代电影名作。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朱今明摄影，于1947年摄制完成的。
蔡楚生，已在《渔光曲》赏析中作过简介，此处从略。
郑君里(1911—1969)，广东中山县人，共产党员，我国现当代电影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工作，曾主演过《新女性》《大路》等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他参加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演剧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导演过《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影片，为我国电影事业做出过可贵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一江春水向东流》无论其创作过程还是影片的思想内容都极富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启用汉奸，炮制反动影片《天字第一号》，在影坛刮起一阵“腥臭的黑旋风”。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蔡楚生、郑君里创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上映以后，反响强烈，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记录，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电影事业的攻击和破坏，打击了他们反共的嚣张气焰。
此片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当时世界上优秀影片相比都毫不逊色。夏衍等著名评论家联名发表文章盛赞这部影片“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1956年此片重映时，来华访问的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乔治·萨杜尔热情称赞这部影片，法国著名电影演员菲利浦甚至称此片是他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影片。
影片以描写一个家庭的苦难曲折的遭遇为中心，概括地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胜利后的10年间，中国人民在日寇蹂躏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国民党上层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接收财，过着荒淫糜烂生活的情景，还曲折隐晦地揭示了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的生活。从而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历史面貌，鼓舞起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志和热情。
成功地塑造了素芬等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是此片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之一。
素芬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善良、贤慧、勤劳、朴实，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妇女的艺术典型。她原是纱厂女工，与张忠良相爱成婚。婚后不久丈夫即奔赴抗日前线，她虽经受新婚别离之苦却深明大义，连夜为丈夫缝制寒衣并鼓励他一心抗日。丈夫走后她独自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孝顺婆婆，抚养幼子，还同情和帮助他人。上海生活不下去又辗转到乡下，公公惨遭日寇杀害后再回上海。八年抗战，她忍受了多少煎熬，经受了多少凄风苦雨，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生活却每况愈下，被迫为人做佣工。此时她心中惟一的期盼就是丈夫归来，夫妻团圆，家庭团聚。正是这并不过分的期盼鼓舞着她，给了她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却不料已经腐化堕落的张忠良无情地背叛了她!她的幻想破灭，希望成灰，便投江自杀了。
素芬的死既是她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她的死，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是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就她的思想性格而言，她是一个善良贤慧，能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妇女，但她毕竟还未炼就奋起抗争的性格，骤然面对张忠良的背叛，使她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力量，走向死亡便成了她惟一的选择。两方面的原因构成悲剧的必然性，也使这一悲剧典型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1961年经过整理出版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剧本把结局改为素芬和婆婆、儿子离开上海投奔游击队去。这既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也削弱了此剧的悲剧力量。
张忠良形象塑造的成功不仅在于影片描写了他的堕落过程，而且深刻揭示了他堕落的根源。张忠良原是一个抗日爱国的青年，竟然堕落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走卒，一个天良丧尽之徒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他死里逃生来到所谓的抗战中心重庆，竟然报国无门，抗日无路，流浪街头。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此时由于王丽珍之流的勾引腐蚀，用金钱女色把他拉下了水，蜕化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走卒，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而对他曾经历过，劳动群众仍在经受的苦难熟视无睹，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忘得一干二净。张忠良的堕落当然也有其自身原因，意志薄弱，经不起金钱女色的引诱腐蚀。这一形象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志向，没有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意志，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一时的爱国热情是不能持久的，是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的腐蚀诱惑的。
庞浩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有钱，而且有权。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影片未能点明他的政治身份。但从他会见记者，发表官方言论，参加“紧急会议”，以“接收大员”身份飞赴上海等形迹来看，他决不是一般的富商，还是一个官僚。人们透过他的所作所为，可以从某些方面看到国民党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肮脏和无耻。这一人物刻画也颇具个性，他表面上嘻嘻哈哈，说话多重复，可他一到上海就将汉奸资产据为己有，大发“接收财”。
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本片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本片在情节上以表现素芬及其婆婆、儿子一家的悲惨生活为主，又表现了以庞浩公、王丽珍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以及以温经理为代表的汉奸势力，还间接、侧面地反映了张忠民(张忠良的弟弟)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抗战中的表现。又以张忠良为中心人物，通过他与素芬、王丽珍、庞浩公、张忠民等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抗战前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全面、广泛深入地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面貌。情节真实生动，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素芬一家三口以及周围的群众生活的描写尤其生动逼真。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都能有深切的体验，都会感同身受。作者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具有典型性的情节。使之既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从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社会生活的真实。
此外，根据电影的特点，通过不同时空的画面组接和特写镜头的运用，或形成强烈对比，或强化悲剧氛围，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不同时空的画面组接，造成强烈对比。如正当张忠良在何文艳家酒足饭饱托着肚子说“我吃得都快胀死了”的时候，画面一转却是张母和抗儿正在喝素芬从何家要来的肉骨头熬的汤，吃着从何家讨来的剩饭。这种对比，益发显示出堕落了的张忠良的可鄙可憎，素芬的可怜可敬，唤起人们对她的深厚同情。又如影片中多次出现一轮明月的特写镜头，但由于时空不同，出现在银幕上的画面也就不同，同样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在月光照耀下，张忠良和素芬依依惜别，张忠良信誓旦旦；在月光照耀下，素芬思念丈夫，盼他早日归来，家庭团聚，夫妻团圆；在月光照耀下，张忠良与王丽珍、何文艳勾勾搭搭，步步坠入深渊，早把往日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明月的多次出现除造成强烈对比效果外还对影片情节的发展起连接作用。
有些特写镜头，相似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起到了画龙点睛，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如报纸上赫然在目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八个大字标题的特写镜头，极为精炼地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一语道破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战，鱼肉人民、醉生梦死的反动腐朽本质。素芬给婆婆读张忠民来信的细节更是催人泪下。当她读到信中赞扬张忠良的语句时(此时她已见过背叛了她的张忠良)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跪倒床前，放声痛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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