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惊叹号”(鲍·瓦西里耶夫)

信写得太长了，是吧?可是短了怕意思走样，短了甚至我给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怎么会那样。

五月五日，胜利前四天，我妈妈死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我在上班，回来见她象熟睡一样躺在那里，所以我想，她没有受什么痛苦。丽达和她丈夫一起来奔丧，她丈夫仪表堂堂，戴着一顶呢帽：当时戴呢帽的人还很少见。丧事从头到尾都很顺利，郑重其事地给妈妈送了葬，甚至还举行了相当不错的葬后宴：丽达带来了食物和一瓶酒。来宾中有邻居、熟人、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丽达和丈夫——妈妈大概不会想到会惊动这么多人，她非常拘谨、谦恭和好静。丧宴上大家忆起妈妈，心虔志诚，温情脉脉。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却在连连劝我，要我在尤拉回来之前搬去和她同住。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话，同时自己心里一直想着尤拉的嘱咐：‘照看好妈妈。’虽说是在丧宴上，妈妈才刚刚安葬，但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不过我自己也不怪她，所有的人都理解她，因为我们安葬我妈妈是在五月八日，当时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中尉还活着，不伤不残。

您记得吧，在后方——我说的是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前线或其它地方也许与这里不同，反正我们这里那些天收音机不断地播送歌曲、进行曲、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故事，接着又是歌曲和进行曲。所以大家都知道，战争转眼就要结束了，不是今天早晨，那么明天晚上也势必结束，因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因为柏林已经攻陷，红旗已插上了国会大厦，希特勒和其它坏蛋们有的死了，有的抱头鼠窜了，我军已与美军在易北河上会师，所以眼下——我们当时都这样说——已不是战争，而是彻底清除希特勒的残渣余孽。那些保全了性命的人该划十字祝福了。不过如果说实话，划十字祝福的是那些母亲和妻子，她们感谢命运保全了她们最可爱的、唯一的亲人，无论是身为教师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还是我这个共青团员，都在妈妈的丧宴上庄重地划十字祝福：不是为妈妈祈祷冥福——我说的是实话，纯粹的实话——而是为尤拉祝福，因为当时不是祈祷安息，而是祈祷健康，不是为死去的人，而是为活着的人，不是为死亡，而是为生存，因为人们见到的死亡太多了，哭泣得太多了，非亲眼见，是不会相信的，而我是知道的，我递送给千家万户的并不都是前线寄来的平安家信。

当天——也就是安葬妈妈的那天，五月八日——丽达就和丈夫回莫斯科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收拾好碗碟，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便要我去她那里过夜：说是这里只丢下你一个女孩子，会整夜哭哭啼啼的，不如到我那里去得了。于是我立刻跟她去了。好象神差鬼使一样。

我已告诉您，那时我已满十七岁，虽说个头儿没长多少，但成熟还是成熟了，我已不再穿孩子衣服，而是穿妇女服装了，虽说都是些自己做的或旧衣服改的东西，我要说的是，有一次我要钻被窝时，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见了我，她非常吃惊，而且喜出望外，不顾我已满面绯红，硬叫我当着她的面前前后后转动身子，她笑得十分开心，还说：‘瞧吧，我们的尤拉也会吃惊的，是不是?走时，你还是瘦羊羔儿一样的小丫头，回来一看，你已成了长出犄角儿的小母羊了。’一边转动我的身子，一边笑，我也笑，不过也哭。悲喜交集，祸福双至：一方面失去了妈妈，一方面盼来了胜利。然后我从她怀里挣脱出来，一下钻进了被窝。她亲了我一下，自己躺到床上(我睡在尤拉的长沙发床上)，便睡着了，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她的目光让我浑身上下都感觉到了，您能想象得出吧?那不单是女人的目光，老太太的目光，而是婆母娘的目光，您理解吧?她是在为儿子相我，打量来打量去地仔细端详，我对这一清二楚，因而幸福与痛苦的潮水在心里浑然合流，翻作巨浪——伤心与兴奋各参其半。随后我又久久思念尤拉，想象着我们如何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