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概述：上海的历史与今天
上海市地处东经120度52分至122度16分，北纬30度42分至31度48分，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上海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和休养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代代耕耘，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从吴淞江下游的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今上海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后，确立郡县制，上海地区出现县级行政建置。唐天宝十载（751年），析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松江府辖有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7县和川沙厅。吴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设嘉定县，后又析出宝山县。长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907年左右）置崇明镇，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崇明县。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镇，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分设上海县，辖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乡，为松江府属县。1927年设为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称上海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全市划分为黄浦、老闸、新成、静安、江宁、普陀、邑庙、蓬莱等20个市区和新市、江湾、吴淞、大场等10个郊区。50年代，上海的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64年5月，撤销闵行区，上海市辖有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10个市区，以及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奉贤、南汇、松江、金山、青浦、崇明10个郊县。1980年设立吴淞区。1982年恢复闵行区。1988年撤销宝山县和吴淞区，设立宝山区。1992年撤销上海县和原闵行区，设立闵行区；同年9月，以川沙县全境、原上海县三林乡和黄浦、南市、杨浦3个区的浦东部分，设立浦东新区。10月嘉定县撤县建区。1995年，上海市辖有浦东新区、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黄浦、南市、卢湾、静安、宝山、闵行、嘉定等14个区，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6个县。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上海以港兴商，以商兴市，至唐宋逐渐成为繁荣的港口。明清两代经济发达，有“衣被天下”、“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称誉。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中国外贸、金融、工业和文化中心。解放后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教科文卫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确立“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一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上海地区历史悠久，境内至少有20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的青浦崧泽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进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男女劳动分工，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已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
公元前8世纪前后，上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新阶段。夏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为农业开发提供保障。人们创造出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特有的称作“疁”的农耕方法，并推广江南。手工业生产，除传统的制陶、酿酒外，开始发展产盐业。行政区划，秦汉时期，分属由拳、海盐等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海地区海岸线离开冈身向东推进。大批中原人口避乱南迁，栖居地广人稀的上海地区，充当世族豪强的农奴性质的佃客、部曲。陆氏等望门大族，“童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富甲一地。西晋年间，佛教传入上海，至南朝蔚为大观。梁天监年间，上海地区建有菩提、方泰、护国、云翔、昆福、吴兴诸寺。
到唐代，上海地区区域主要分辖于今江、浙嘉兴、海盐、昆山等县。至8世纪，今上海地区大部分涨露成陆。开元元年（713年），为防海涌，西起海盐、东至吴淞江南岸，沿杭州湾长130余里海岸线兴筑捍海长堤捍海塘。天宝十载（751年），割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设华亭县，为上海地区的第一个独立县级行政建置，范围相当于今吴淞江以南的上海市地域，县治在今松江县城附近。筑捍海塘、设华亭县，成为上海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农业仍以粮食生产为主，疏浚河道、修建圩田成为粮食生产重要保障。吴越时期，西部设都水营使和撩浅军，专事疏浚吴淞江及治理淀山湖上下水道。所浚河道多建闸门、堤堰及配套灌溉沟渠。所筑圩田，因地势高底筑不同塍岸，每一大圩分若干小圩，圩内外大小排灌水道相连，形成圩田水利网络。低洼、河网地区，大量湖沼、苇地开垦成田。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宋代西部肥沃圩田亩产稻谷已达500～600斤。北宋年间，传入北方豆、麦，推动东部高亢斥卤地带农业生产发展。唐宋，渔业生产仍为重要经济活动，顺吴淞江入海口的“沪渎”是主要渔业产区，唐陆龟蒙称“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后“沪”又成上海别称。唐宋时期，上海地区人口增加。华亭县初建，全县在册户12780户，北宋元丰初年增至近10万户，南宋末达20万户。人口增加促进新居民村落和草市、墟集的发展，形成上海地区的早期市镇。地理位置优越的如青龙镇、上海镇等，进一步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口岸。青龙镇在今青浦县境内青龙江畔，相传三国孙权在此建造青龙战舰，唐天宝初设有镇将，唐大中年间有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古国）海船，宋代有江南、浙江、福建，杭、苏、湖、常、明、越、温、台、漳、泉等州海船航此进行贸易。元丰五年（1082年），北宋书法家米芾治事青龙镇，并手书《隆平寺经藏记》。政和三年（1113年），宋廷在华亭县设市舶务；青龙镇设税务监官，镇有茶务、酒务、税务，“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称为“小杭州”。
北宋熙宁年间，上海浦西岸设有上海务。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青龙镇市舶分司移驻上海镇，专管航海贸易，“上海镇”名称始见于文献。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松江府，领华亭1县。同年于上海镇设市舶司。至元二十八年经元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分华亭县东部5乡设上海县，与华亭县同辖于松江府。县治所在上海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佛道兴盛，寺院众多。唐、五代，吴淞江以南地区有寺院不下20余处。著名的有唐垂拱三年（687年）建的龙华寺，天宝年间建的报德寺、重玄寺（今静安寺前身），长庆年间建的国清院，太和二年（828年）建的法云禅院，大中十二年（858年）兴建的观音禅院，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始建的兴圣教寺等。唐大中十三年，华亭县城南建高9.3米的陀罗尼经石幢。另有宋建崇福道院、春申道院等道观。元至正年间，松江府城西建清真教寺。
宋元时期，沿海地区盐业生产盛极一时。南宋建炎年间，南起今金山、柘林，北至吴淞江口沿海，设浦东、袁部、青村、下沙、南跄，以及崇明天赐场6个盐场，各盐场设基本生产单位团、灶。宋景定元年（1260年），年产食盐2500万斤，元至正初年增至3000万斤。宋末元初，植棉以及棉纺织技术传入，在当地经济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棉花最早种植于黄浦西岸乌泥泾一带。元元贞年间，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带回捍、弹、纺、织之具，改革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习乡亲“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成美观实用的番布，推动棉花生产和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发展，促进江南经济。
宋元时期，名士辈出。元代下沙翟霆发世为盐官，提举上海市舶，又领两浙运使，为一代豪富。青龙镇任仁发精于治水，成一代杰出水利家。崇明朱清、嘉定张瑄创海路漕运，掌漕运万户府。元末天下纷乱，赵孟頫、陶宗仪、王逢、高克恭等文人流寓上海。
明初，天下大定，苏松两府重赋，官田占在册田地70%以上。官田田赋为民田数倍至数十倍，加上各种徭役，上海赋役之重居全国之最。明中叶，地方官员力行改革，重赋官田多行折征银、布，并行均徭及均征加耗；乡民农耕之余，纺纱织布充抵赋役，民间赋役负担稍有轻薄。
明中叶起，棉花种植从乌泥泾一带向东、东北及东南高亢地带发展。明后期，农业生产形成东棉西稻。东部、东北部上海、嘉定、崇明等县棉田占耕地一半以上。西部地区仍以水稻为主，种植的籼、粳、糯稻三大类有20多个品种，最高亩产可达3石以上。还种植靛青、油菜、烟草、黄草、蒲草等。渔业生产除淡水捕捞，还有海洋捕捞及淡水养殖。东部沿海五墩、四团、漴阙、曹泾、青村、高桥、柘林、张堰、金山嘴一带，居民多赖海为生。淡水养殖有池养和野外塘养。盐业生产较宋元时下降，明中叶年产食盐约2000万斤。
明中后期，手工棉纺织成为农家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并出现先进的纺纱工具三锭纺车。万历年间，上海县30万城乡人口，有20万人从事手工棉纺织。整个上海地区，年产棉布3000万～3500万匹。品种以原棉品种、质地分，有紫花布、白棉布、黄纱布；以棉纱粗细、织物紧疏分，有细布、粗布；以棉纱上浆方式分，有浆纱布、刷纱布；以布幅宽窄、长短分，有稀布、大布、小布；以是否经后整理加工分，有色纱布、印染布、踏踹布、白坯布；以纱成分分，有纯棉布、混织布；以产地分，有七宝尖、龙华稀等。国内销售，北至九边、山陕、京师，南到江西、湖广、贵州、云南、福建、广东，以秦晋京边诸路为最大市场，稀布和标布销量最大。高峰年间，年输出棉布2500万～3000万匹，年贸易额白银500万～600万两。
明嘉靖年间，西北部湖泖地区开发加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分华亭县西北2乡、上海县西3乡设立青浦县。明末，松江府领有华、上、青3县，加上太仓府嘉定、崇明等县，上海地区有5县、195万人。
明中叶后，上海地区市镇发展。从元末30余处，发展至明正德末70余处，明末又增至110余处。有大镇南翔、罗店、朱泾、下沙、周浦、朱家角、张泾堰等。松江府城以及上海、嘉定等县城日益繁盛。正德年间，松江府城城郭内外已有坊巷230余条，城西谷阳门外秀野桥一带商贾辐辏。上海县城自明永乐年间开浚范家浜，接黄浦入海后，县城外黄浦深广，濒浦一带渐成良港。嘉靖三十二年，为防倭寇，筑高2.4丈、周长9里县城墙。明末，上海县城“谚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
明中叶，上海地区乡绅富户竞相建筑宅第私园，上海县的豫园、嘉定县的龚氏园等均为一时名园。文化艺术科技日益繁盛。陆深、陆楫、王圻、徐光启、董其昌卓然成家。陆深著《俨山集》，陆楫著《蒹葭堂稿》《古今说海》，文声名重一时。王圻竭40年之功，修《续文献通考》，辑《三才图会》。董其昌书成大家，又创文人画南宗说。徐光启开中西文化交流一代新风，译有众多西方历法、算学著作，著《农政全书》。沂源、仰高、启蒙等书院创办。露香园顾绣、嘉定竹刻等手工艺日趋成熟，名播遐迩。
入清后，上海地区各县数次析县立新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析华亭县设娄县。雍正三年（1725年），又分华亭之境设奉贤县，析娄县之地建金山县，割上海县之地置南汇县，分嘉定县境设宝山县，分青浦县境设福泉县。福泉县在乾隆八年（1743年）仍并入青浦县。嘉庆十年（1805年），上海、南汇又析出部分县境设川沙抚民厅。雍正十三年（1735年），苏松太兵备道署从苏州移驻上海县城，上海地区行政中心逐渐从松江府城移至上海县城，对上海发展意义重大。
清前期，除粮食生产外，植棉与手工棉纺织、沙船业成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棉田占耕地51%，年产皮棉约8000万斤。朱泾、吕巷、七宝、黄渡等地成为家庭手工棉纺织品集中产地。清中叶，上海地区年产棉布4500万～5000万匹，大量销往东北、山东等地，紫花布等经广州口岸输出西方各国，被称作“南京布”。高峰年间，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棉布3500万～4000万匹，年贸易额白银700万～800万两。清前期发展染踹坊和染踹加工技术，生产印染布、踏光布。明代，染踹坊主要集中于松江府城及朱泾、风泾等地。明末，松江府城染坊能染红、绿、蓝、褐、黄、黑、紫7大类近40种颜色。清中叶，染踹业向东转移，集中于嘉定南翔及上海县城镇，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
17世纪末，清廷在东南沿海设江、浙、闽、粤4海关。江南海关署设上海县城小东门内旧察院行台衙门，大关设于县城小东门外，所辖24个分海口，分布于松、苏、常、镇、淮、扬6府，以及太、通两州数百里海岸线。清乾隆以后，清廷放松沿海贸易，上海口岸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18世纪中叶，南北洋沿岸贸易兴盛，上海港内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达3500条，南洋海船近千条。每年从东北、山东等地运往上海豆麦杂粮1000万石以上。长江三角洲所产棉花、布、土产经上海海路销闽广，闽广糖、海产、洋货亦由海路运至上海，再分销内地。同时，上海又为清廷指定与日本进行洋铜贸易的两口岸之一，雍正初年每年从日本进口铜180万斤。
清前期，人口增加，市镇发展。清嘉庆末年，上海地区10县1厅在册人口增至418万人。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新兴镇市70余处，多分布于东部地区。道光年间，镇市增至300余处，分布密度居江南地区前列。大市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居民上万。至嘉庆、道光年间，县城和大小市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20%。
文化艺术多方面发展。清初六画家之一吴历，融西洋画技于国画之中。嘉定钱大昕为乾嘉学派一代宗师。陆锡熊撰《四库全书提要》。敬业、蕊珠等书院开办。乾嘉年间，乡间流行花鼓戏。西方文化艺术、宗教传播。康熙年间，上海县虹桥地区建天主教塘湾堂，为江南天主教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嘉庆年间，青浦县七宝镇建清真寺。
至19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已完全从松江府城移至上海县城。上海道以及江南海关衙门均设上海县城，上海县城商贾汇聚、贸易隆盛，繁荣远甚于其他县城。乾隆年间，上海县城出现以工商业户为主要客户的钱庄，成立钱庄同业组织钱业公所。乾隆五十五年，入所钱庄60家以上。道光年间，钱庄银票广泛用于商业交易中，银票往来、汇划成为商务往来的重要清算手段。商业交易采用“九八豆规元”的虚银记账本位。徽州、山陕、宁绍、闽粤、关山东等客商，在上海县城城厢内外建有27个工商业会馆公所。县城东南郭黄浦沿岸，行肆林立，码头泊位占据大部分江岸。上海口岸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持续发展。上海县城“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今泰国）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海南北洋贸易的中心，长江的门户，东亚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
二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1949年，上海从海滨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其间，可分为清道光二十年至1911年的晚清与1912～1949年的民国两个时期。
晚清时期，上海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一是开埠初期，即19世纪四五十年代；二是19世纪60～90年代；三是清末，即20世纪开头十多年。
晚清上海的发展与上海开埠、租界设立紧密相联。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道光二十三年，根据中英《虎门条约》，上海又成为英商可通商地，英人可长久居住地。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开埠。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上海土地章程》订立。规定租地方法、租地范围、租地使用原则、租地市政管理原则，后被视为租界“根本法”。同日英租界辟设。此后美国、法国根据《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取得与英国相似的在上海的特权，相继辟设美租界、法租界。租界的设立使上海一地分为租界和华界，割裂而治，对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依据《上海土地章程》，租界系中国政府租予洋人的居留地，华人不得租赁居住，由此在上海一地形成华洋分居。租界偏处上海县城北，规模不大，侨民数十至二三百人。城市重心仍在县城。清咸丰三年（1853年）至五年，小刀会起义，改变了华洋分居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市的结构。
咸丰三年，小刀会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大批居民和难民逃入租界，租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华洋杂居。次年六月初十通过《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除前章规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华洋杂居，一方面，使得租界人口激增，刺激了租界房地产、商业等繁荣；使得中西接触，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面而具体，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产生了市政管理、华洋纠纷、犯罪问题、卫生问题、房地产问题、征税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使租界的事务空前增多，原租界城市管理的主要机构市政道路码头委员会无法管理，具有租界行政管理职能的工部局应时而生，租界外国人统治华人制度因此而形成。同时，和此后又建立巡捕制度、纳税人会议制度和会审公廨制度一起，构成了租界体系的基本要素。
清军对小刀会义军的镇压严重破坏上海县城，繁华闹市化为废墟一片，人口从二十多万人减至二三万人。上海城市重心移到租界。
19世纪60～90年代，是上海租界体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点逐渐凸显、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其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3次进攻上海，战事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对上海地区产生不小影响，对上海县城和租界影响不大。
租界体系方面，清同治二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吴淞江两岸的租界连为一体，上海4家2方的市政格局变成3家2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称国际公共租界。同治八年会审公廨的建立，确立租界当局对华人的司法管理权，使得租界更像“国中之国”。租界面积逐步扩展，到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分别达33503亩和2135亩。
会审公廨的设置，对上海政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同治四年，会审公廨的前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同治八年会审公廨成立，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此后，法租界也设立会审公廨，陪审官权力更大于英美租界。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中国官员在租界的司法权，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会审公廨的设立，是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是近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藏污纳垢之所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济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以国内埠际贸易为主而变为以国际贸易为主。进出口贸易，清道光二十四年，上海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咸丰二年和广州相当，到咸丰五年是广州的两倍，取代了广州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占六成以上。近代金融业开始出现。同治四年汇丰银行开设分行，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光绪二十三年，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办。
19世纪中后期，工业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军事工业、纺织业，在全国均居领先地位。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其枪炮制造水平、金工技术，在全国堪称一流。光绪二十五年，工部局电气处安装东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锅炉。
航运业发展，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轮船进入上海，竞争激烈。同治六年，进入上海港的外轮有34条，吨位在570～1040吨，在远东港口城市中居首位。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创办，标志中资轮船公司创办并加入航运竞争。
新式文化事业发展迅速。40年代创办墨海书馆，60～90年代先后出现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等新式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数以百计的西书，占全国译书八成以上。学科涉及数学、化学、天文、地质、生物、法学、兵工等多方面。50年代，《北华捷报》、《六合丛谈》等报刊创办，后出现《上海新报》、《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为全国之最。广方言馆、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格致书院、梅溪书院等国内著名新式学院创办。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开办。任伯年、吴友如等创作的文人画，开一代新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海上画派独立于国内画坛。
人口、市政发展迅速。长达10多年的太平军与清军的对峙，上海周围地区战火不断，大批江浙难民流入上海，带来丰裕的资金、众多的廉价劳力和消费者。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繁荣，加上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大型企业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对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上海开埠时有人口54万人，同治四年近70万人，光绪二十六年已超过100万人。市政建设方面，碎石路、石库门房屋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出现，煤气、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洒水车、垃圾车、大自鸣钟、马车、自行车的使用，跑马、跑人（田径）、划艇、球类等运动的开展，外滩公园、跑马场及愚园、张园、徐园等私家花园对外开放，林林总总的烟馆与赌场，使上海五光十色，形成与国内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风格，上海始被称为东方巴黎。
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和其他各国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理想之地。光绪二十一年后，各国在上海投资猛增。至宣统三年（1911年），外商在中国共投资开办91家企业，41家在上海，开办资本占总额43%。外国资本在上海的投入及迅速扩大，既拓展了西方列强对上海的掠夺范围，也刺激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另外，对增强上海的经济实力，密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提高上海的国际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和多方面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至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中，上海成为全国舆论宣传中心。上海《时务报》风行一时，为戊戌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出现不缠足会、农学会等新式社团并影响全国。戊戌政变之后，上海成为维新人士的避难所，反对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城市。光绪二十六年初，1000多名上海士绅通电反对慈禧拟通过预立皇储而废除光绪帝，反对缉捕通电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越发明显。
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血腥镇压，华北严重战乱。为免战火波及上海等长江流域，在上海官绅策划下，清廷官员与英国驻沪领事等，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实施结果，既阻止了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廷对外宣战的命令。这一举动，对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甚大。阻止了北方战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可能发生的一场兵燹，对稳定上海、凸显上海城市的独特性、增强上海对内和对外吸引力，都有重大作用。
经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国内维新力量和民族革命力量汇聚上海，并以上海为舞台，展开各种政治斗争，影响全国。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上海士绅接连多次举行拒俄集会，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三省。光绪三十一年夏秋全市民众举行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反对美国政府为目标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年冬上海绅商群起抗议租界洋人苛待中国妇女、凌辱会审公廨中国谳员，大闹会审公堂。在这几年的爱国集会中，上海绅商集会动辄上千人，散发传单，开演说会，罢工罢市，反映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日益增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中国国会成立，反对慈禧为首的专制政府，主张建立立宪国家，揭橥国会旗帜。光绪二十八年中国教育会创办，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反清革命。南洋公学爆发民主学潮，创办爱国学社，鼓吹反清革命。光绪二十九年《苏报》宣传革命，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军国民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发生震动中外的“苏报案”。一系列的活动，使得上海作为反清革命宣传中心的形象越发突出，并成为全国进行反清革命较为安全的所在。此后又有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鼓吹民族革命的《国民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创办。立宪派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光绪三十一年晚清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从日本迁至上海。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革命党人在江南制造局和清军激战一场，在县城、闸北等地不战而胜。上海起义成功，结束了清廷在上海统治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孙中山称上海为武昌起义后在全国响应的各省市，最有力而影响最大的城市。同时，奠定了上海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此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酝酿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民国临时政府设南京均与此有关系。
清末10年，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清廷废除科举以前，上海新式学校已蓬勃兴起，科举废除以后发展更为迅速，澄衷学堂、文明学堂、爱国女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学校相继兴办，到宣统三年有新式学校百余所。学校教育水准得到提高。光绪三十二年圣约翰大学学位与美国有关大学具有同等性质。出版事业发展迅猛，继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后，20世纪初10年成立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中国图书公司等50多家出版机构，与众多的报社、杂志社一起，大多集中在福州路、棋盘街一带。出版书籍绝大部分是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和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新式教科书，成为全国学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会方面，租界越显繁荣，华界建设和管理以租界为学习目标，大事举办各项事业。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地方士绅开展颇有声势的地方自治运动，先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推进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9座，建筑驳岸10处，修造码头6个，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1700多起。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市政近代化运动，对于改变华界旧貌，缩小华界与租界差距，提高整个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上海发展分为3个阶段，民国初年至1927年、1927～1937年和1937～1949年。
民国初年至1927年，上海政治上动荡不宁、经济上快速发展。
民国初年，上海政党林立，纷争不已，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势力都重视上海，争夺激烈。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害，引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陈其美等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未获成功，流亡日本。袁世凯心腹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上海为北洋政府所控制。1915年12月，革命党人策动驻沪北洋海军肇和舰起义，被镇压。是年9、12月，革命党人两次投弹轰炸鼓吹帝制复辟的《亚细亚日报》分部，1916年5月陈其美被暗杀。
1916～1923年，上海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两件大事。一是1919年，受北京五四运动影响，上海掀起波澜壮阔的六三运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与市民为主体的爱国运动，标志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二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开始了上海、全国革命新的一页。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最为广泛的城市。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活动，如与共产国际联系，派人留法、留俄，出版报刊，创办学校，多与上海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长时间设在上海。
1924～1927年，上海地区战火不断，激烈动荡。
1924年9、10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进行以争夺对上海控制权为目的的江浙战争，在嘉定、黄渡、青浦、松江等地混战，齐胜卢败。12月，直系军阀又与奉系军阀争夺，闵行、漕河泾、徐家汇一带皆为战场，直胜奉败。再战，1925年1月奉胜直败，上海为奉系军阀所控制。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击败奉军，控制闽、浙、苏、皖、赣东南5省。上海又为直系控制。军阀混战，给上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同时，上海民众与帝国主义在沪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1925年，上海爆发规模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领导工人斗争的顾正红，激起人民义愤。5月30日，公共租界巡捕在南京路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死13人，伤数十人，酿成自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与华人直接冲突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惨案。上海市民群情激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全市性总罢工、总罢课与总罢市，提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运动历时3个月，带动全国，打击了帝国主义气焰，极大地张扬了民族主义。
1926年下半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为配合北伐军，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在上海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解除军阀武装，控制上海华界和兵工厂，成立由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以工人和共产党员为主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总工会被取消，临时市政府被查封，3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害，500多人被捕。从此，国民党政权控制了上海华界。
上海经济在这一阶段，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上海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迅速发展的机会，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众多实力雄厚、作为民族工业代表的企业，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大批企业迅速发展，1914～1921年，福新面粉厂由1个厂发展成7个厂，全上海面粉厂增加到20个。1912～1927年，上海开设各类华资工厂近500家，各类华资银行45家。外资方面，德国势力明显削弱，日本、美国势力乘虚直入，开设银行，控制中国对外借款，开设纺织、机器制造等大批工厂。1913～1925年，日本开设棉纺厂27家。外滩金融区形成规模，南京路商业街进一步发展。
从民国初年到1927年，上海市政与社会都有很大发展。首先，城墙拆除。上海县城墙开埠以后成为上海发展的障碍，1914年冬拆除，城内城外连成一体，为上海特别是南市一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极大开阔了华界士绅和市民的眼界，在观念上得到了一次解放。其次，法租界大扩张，到1914年从0.2万多亩扩展至1.5万多亩。至此，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达4.8万多亩，为上海县城的16倍。1915年，洋泾浜填平辟为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为一体。上海人口增加迅速，宣统二年129万人，1915年突破200万人，1927年264万人。此外，公共汽车运营，工部局新厦、汇丰银行新厦、邮政总局大楼、卡尔登电影院、大世界游乐场等公共建筑落成，更使上海具有国际大都市色彩。
文化事业处于相对自由发展的状态，不同政治色彩、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文化艺术融于一体，都显现出各自的特色。鼓吹民主科学的《青年杂志》，崇奉尊孔读经的孔教会杂志，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的报刊竞相创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发展为国内出版巨擘。大同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至上海。英国哲学家罗素、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沪访问、讲学。第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电影事业方兴未艾。新剧与海派京剧饮誉全国。新文化新文学崭露头角。鸳鸯蝴蝶派作品风靡全国。上海在文化上放射出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异彩。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是上海在挫折中快速发展的阶段，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鼎盛时代。
上海确立了直辖中央的市建制地位。1927年7月，上海被定为特别市，拟定的管辖范围较原上海县大为扩展，包括上海县全部，宝山县吴淞、江湾等乡，加上属于松江、青浦、南汇的部分乡，共计30个市乡，面积近500平方公里。到1928年，实际接收17个市乡。中国最大城市的框架基本形成。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上海第一个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按计划在今江湾、五角场一带实施建设上海新区，建成市政府新厦、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等，在龙华辟设上海市植物园，在市区外围开辟中山北路、其美路、黄兴路、三民路和浦东路等道路。这些努力，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上海的重视，反映了华界建设想赶上与超过租界的雄心，对上海城市发展有不小的促进作用。同时，租界市政建设，突飞猛进，基本奠定了上海城市格局。1934年，国际饭店建成，为远东第一高楼。又建成江海关大厦、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中国银行总行大楼、沙逊大厦、华懋公寓、新亚大酒店、永安公司大楼、大新公司大楼等著名建筑物，以及大批的居住建筑和娱乐建筑，如汉弥尔登大厦、峻岭公寓、百老汇大厦、毕卡迪公寓，兰心大戏院、国泰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百乐门舞厅、跑马厅等。
经济方面，上海在全国工业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强化。1933年，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60%，工厂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外商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投资额达11.1亿美元，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34%。其中对上海进出口商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进出口商业投资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67%，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占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70%。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地位更加重要。20年代，上海外贸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0%，1936年增至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贸易发展速度超过华资工业。上海在全国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20年代以后，国家资本垄断的金融机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均设在上海。1935年，全国164家银行，有58家总行设在上海，加上分支银行，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资金进一步集中上海，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近一半。1937年，有28家银行在各处开设629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构筑成和全国各地联系的金融网络。
城市人口继续增加，社会与文化更凸现中国最大城市风貌。1928年，上海人口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1930年突破300万人，1934年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五。市民的“上海人”意识更为浓烈，形成异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基本奠定上海文化在全国半壁江山的地位。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社联、美联的成立与活动，鲁迅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巨匠在上海定居与活动，小说《子夜》《家》、史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出版，《渔光曲》《风云儿女》等电影作品问世，文化界关于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文学界关于京派与海派讨论，国立音乐专科等建立，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与第六届全运会举行，无不影响全国。
同时，上海市发展受到挫折，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本阶段主要的政治斗争内容。1932年一·二八事变，给上海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万余家商店、数百家工厂、数十所大中小学校，均毁于日军战火，闸北一带变成一片废墟，死、伤和失踪上海市民1.8万人。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官兵英勇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军1万多人。在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南京政府专制统治和对外妥协的民主爱国运动中，上海既是舆论中心也是运动重镇。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市民多方面支持抗日将士。其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发生史量才事件、《新生》杂志事件、七君子事件，救国会成立，均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相联系。
1937年八一三事变到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城市发展停滞，民主斗争波澜壮阔。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3个月中，中国军队在上海投入70多个师约70万兵力，与30万日军激战，歼敌5万多人。在日军的炮火下，2200多家工厂被毁，丧生的更难计其数。战后，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租界沦为“孤岛”。12月，日军特务部在浦东扶植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后先后改称上海市政督办和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146家工厂、一批学校内迁，大批文化人离沪。上海城市遭空前劫难。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上海人口进一步膨胀。同时，也造成了租界的一时繁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英、美等国在事实上已经失去对上海租界管辖权的情况下，于1942年10月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签署条约，废止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玩弄外交骗局，与汪伪政权签订交还上海租界的协定。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租界。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对法租界也发表类似内容的声明。至此，历时98年的上海租界，从法律意义上已经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上海结束日军占领。工厂、学校复员，企业家、艺术家竞相返沪。上海城市一度生机初显。然而国民政府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为改善生活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1946年6月23日，在中共的发动和支持下，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遭国民党特务的围攻，造成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反对内战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掀起高潮。先后开展了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斗争，反对冻结生活指数的斗争。1947年5月20日爆发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运动相结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60多个大中城市。1947年年底，内战扩大，物价飞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部署年关斗争，把求生存和保卫民主权利结合起来开展经济斗争。其后，同济大学的一·二九斗争，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小学教师联合会组织的教师反饥饿斗争等此起彼伏。
其间，在文化战线上，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和文化界创办《时代日报》、《周报》、《联合日报》、《民主》周刊等刊物，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内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对内战争取自由宣言》。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运用各种文艺形式，配合群众斗争。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濒临全面崩溃。全市各企事业、机关、大专院校广泛开展反迁移、反破坏，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全市建立了6万人参加的人民保安队和由4万人组成的人民宣传队，保护工厂，保护学校；宣传、鼓励上层爱国人士、专家留在上海，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对在沪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
近现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呈现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
政治方面，租界影响广泛而复杂。
在中国众多的租界中，上海租界开辟最早、面积最大，影响最广。按照被视为租界根本法规的《上海土地章程》，租界是中国政府划定，租赁给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其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外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清廷的软弱和无知，豪夺巧取，把租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难以达到的地方。同时，设置类似西方议会的纳税人会议，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军队、监狱。中国军队不得随意进出，华人犯法中国政府也不能独立处罚。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出现缝隙，在清廷、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各种进步力量，都有效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进行政治活动，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各种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租界，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因租界存在而出现的社会控制缝隙，不但存在于租界与华界之间，也存在于租界与租界之间，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分治，事权不一，形成法律空隙。
外国侨民带来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租界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西方文化通过上海租界向整个上海，乃至全国扩散。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刺激上海人，影响国内其他城市，推动上海加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上海绅商设立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政运动，上海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日趋加强。华人感受到华界和租界在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司法等各方面的差距，上海士绅发起地方自治运动，旨在学习租界市政建设和管理的长处，缩小华界与租界的距离。所颁布的各种规约章程，不少仿效租界市政管理条例。30年代的“大上海计划”，也与租界的刺激有密切关系。
在将近100年时间里，中国其他地方战乱、天灾不断，上海租界相对安定，成为政治上的孤岛，产生“孤岛效应”。对上海的发展，以及在全国、世界影响的扩大意义重大。上海无矿藏、特产，土地金贵，而成为全国工厂最多的城市，其重要原因是上海社会比较稳定，风险较小。在人口流动上，上海充当吸收和释放人口的海绵。太平天国时期，清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人增至9万人，法租界也净增4万人，两租界共增11万人。此后，江浙等地恢复平静，上海人口大幅度回落。抗日战争期间，两租界激增78万人，战争结束后，全市锐减55万人。解放战争期间，净增208万人，为世界罕见。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减少40万人。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来而复去的移民潮给上海城市带来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造成了城市畸形发展。一方面给上海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带来各种人才、大量的发展资金和消费者，给上海造就了人衰我兴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管理混乱，贫富悬殊。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更走在全国前列。从揭开上海近代史帷幕的吴淞抗英战争，陈化成血染炮台，小刀会揭竿起义，四明公所事件，小车工人抗捐，拒俄运动，《苏报》案，大闹会审公堂案，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光复，二次革命，五四时期的三罢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直到上海解放，凝结上海人民的浩然正气。这一切和上海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相对集中，富有斗争性有直接联系，还与这座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有密切关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事业发达，为现代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与全国各地自然联系千丝万缕，又强化了上海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经济方面最大特点，是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全国最大的港口、外贸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
上海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已开辟了与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20世纪初又整治黄浦江河道，增加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兴建了一批近代码头。到20年代末，上海已是世界十四大港口之一，吞吐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外贸上，上海在19世纪50年代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外贸中心，以后这一地位没有动摇过。金融上，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大多首先在上海开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本以商兴市，19世纪中后期近代工业初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工业中心。30年代，全国工业资本和产值的六成以上出自上海。交通运输方面，到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沪宁、沪杭铁路的运营，1929年以后联结国内外各大城市航空线路的开通，更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通讯，众多的媒体，又使上海成为全国信息中心。
文化方面，最突出的是上海成为全国的西学窗口与文化中心。
道光二十年到1949年，西学输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再传入各地。戊戌变法以前，全国9家输入西学的机构7家开设在上海。全国各种西书近八成在上海出版。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影响大，开创性著作，几乎都出版于上海。《几何原本》后9卷、《化学鉴原》《谈天》与《泰西新史揽要》等震动整个学界，影响数代人。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大量出版日文西学著作。全国95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56家设在上海。上海出版了大量的风靡和影响知识界的严译西方学术名著和林译西方小说。
上海又是出版中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石印中国文化典籍，取得惊人成果，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康熙字典》、《二十四史》、《全唐诗》等。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等异军突起，编纂出版各种词典、读本、教科书，出版物畅销全国，影响社会各个阶层。1925年，上海有中文书籍的出版机构书局、书庄、书社121家，外文书出版机构12家，印刷所112家。报刊更是林林总总。上海又为全国教育中心之一，拥有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沪江大学、徐汇公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等著名学校。美术、戏剧得到长足发展，中国油画、漫画、话剧等均滥觞于上海，同时发展了海派京剧，培育了越剧、沪剧、滑稽戏等地方戏剧和曲艺。一部近现代中国电影史，大半是由上海写成的。文化团体之多，影剧演出场所之繁，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20世纪30年代，戏曲演出剧场约有一百几十所，观众席位达10万个以上。
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人才最为密集的城市。开埠后二三十年，逐渐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分布在出版、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中。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已颇具规模。戊戌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汇聚上海，容闳、张元济、蔡元培等到上海发展。光绪二十六年北方战乱、《辛丑条约》签订，促使大批知识分子奔赴上海。光绪二十九年，在上海的具有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少于3000多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成就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等方面人物，大多在上海活动过，产生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均长期定居上海进行文学创作活动。
在近代中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和事物，大多首先在上海出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格致书院、第一个专门性科学杂志《格致汇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梅溪书院，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国女学堂。《万国公报》、《时务报》、《新青年》均在上海创办。新式画报，演出文明新剧，开设模特儿临摹美术教育课，在全国率先举办文明婚礼，开办综合游乐场，推选市花。
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紧追世界前进的潮流，在全国率先拉开批判传统的帷幕。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开始怀疑重义轻利观念，批判重农抑商，批判君尊臣卑、男尊女卑。与洋人交接，重视学西学，竞相送子弟入洋学堂。晚清9个出身于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的出使大臣，有8人出自上海。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批判因循守旧、鼓吹革新的议论，成为维新思潮的先驱。
上海对文化的鉴赏，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一个戏班子能够唱红上海，也就能唱红全国。一部电影、一幅画、一出戏，能够得到上海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全国的认同。很多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在上海唱红后，再得到该剧种原地认可。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文化消费城市。戏园、茶楼、剧院、电影院、书肆、报馆，跑马厅、跑狗场、体育场、游泳馆、高尔夫球场、回力球球场等各种文化体育娱乐设施，京剧、新剧、沪剧、越剧、淮剧、滑稽戏等各种戏曲和电影，外国马戏、杂耍，争奇斗艳，各显风采，成为城市文化繁荣的标志。烟馆、妓院，更是城市市民文化的病态反映。文化事业发展齐全，网点集中，形成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文化名人与国际、国内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繁，成为城市文化发育成熟的标志。
上海文化兼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成上海文化汇纳百家、高度相容的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又成为全国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心，全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重要的活动中心，各教管理中心几乎都迁入上海，各宗教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定居上海。并有东正教、犹太教、理教、祅教、锡克教教徒和宗教活动。
市政建设方面，近代化起步早，且局部有序与全局无序并存。
首先，市政建设近代化起步早。上海城市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也是近代城市建设的过程。北南相比，宽阔的道路代替了狭窄的巷道，新型的市政设施造就了崭新的城市形象。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有严格的市政管理，60年代始有煤气路灯，70年代始有电话，一度通火车，80年代始有电灯、自来水。此后又出现洒水车、垃圾车、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例、违警条例。20世纪，在国内最早出现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有线电台、无线电台。上海成为全国市政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次，市政建设的局部有序与全局无序并存。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市政建设大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道路宽度、路面材料、河道疏浚、桥梁建造，都有一定章法。就全市而言，无序而布局不合理。杨树浦和曹家渡上海两大主要工业区之间，隔有商业网点密集、居民众多的以南京路为代表的商业区，使得工业区的联系非常不便。在市政设施布局上也不合理。道路，东西向和南北向数量相差悬殊，南北向交通不畅，而东西向3条主干道也因车多人众不敷使用。交通，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3个区域各行其是。公共租界英商电车公司、法租界法商电灯电车公司与华界华商电车公司使用不同线路、不同车辆，不能互通。3个地区的自来水、供电、电话系统各自为政。自来水管网互不沟通，各厂水质、水压、水价不一。供电，各区发电厂各有馈电区，电压不一。电话，市内电话分属两个公司，网络不统一，拨号方法不一致。门牌号码编制标准不一。整个城市布局的无序，市政建设各自为政，严重影响上海城市改造和进一步发展。
人口方面，是一个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
上海开埠后，上海移民迅速增加，并成为城市主要人口。到1949年，本地籍居民仅占全市总人口15%，余均为客籍人口。移民来自国内其他地区和外国。国内移民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18个省区，1950年1月以江、浙两省最多，均超过百万人；其次是广东、安徽、山东，均超过10万人；再次是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移民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共有3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难民涌入上海，1855～1865年上海人口净增11万人。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人。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人。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越南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超过15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是世界上人口进出最方便的城市，不需要签证，又没有排斥外来人口的传统，因此，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常常成为外国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无国籍的俄裔亡命上海，1925年旅居法租界的白俄有1400多人，到1936年增至1.2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万多犹太人为逃避德国法西斯迫害，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避难上海。历年各国侨民，1915年以前以英国人为多，1915年以后以日本人为多。到沪的外国人，有的短期旅居，经商、传教、办企业，有的定居上海。侨民的经济、社会活动、生活风尚对上海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解放上海是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是一次特别的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5月12日开始在上海人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配合下，不用重武器，先外围后市区，先苏州河南后苏州河北，历时16天，歼敌15.3万人，胜利实现消灭敌人、保存城市、解放上海的伟大目标。7613名解放军指战员，72名随军支前干部、民工，100名上海地方各界革命志士为解放上海而牺牲。
1949～1952年底，以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旧上海向新上海的转变。其间，政府采取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上海面貌大变。其中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国营工业骨干企业、国营交通运输机构和国营贸易系统，计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单位411个，接收15万名职工；以紧急调运粮、棉、煤等重要物资，抗灾救助、疏散40余万难民回乡生产；妥善调整劳资关系，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手段，粉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改革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征收18万亩土地，市郊60%以上农业人口分得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工作；调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打击流氓帮会恶势力，改造娼妓和游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
全市经济得到恢复，并有增长，开始城市改造和建设。到195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91.5%，工业产值增长94.2%。调整产业结构，重工业比重由11.8%上升到20.9%；农业产值增长51.5%。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幅增加，工业由16.3%上升到26.7%。市政面貌得到改善，180处棚户区的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改造，建立给水站，填平臭水沟，安装电灯。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跑狗场改建为文化广场。改变城市公共事业各自为政的局面。
改造和发展社会事业。接收并改造旧政府办、外资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创建人民新闻、出版、广播、通讯事业，包括停办《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创办《解放日报》，创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华东人民广播电台。1952年下半年，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25所院校裁并为15所。提高工农子弟入学的比例。调整和扩充科研机构。建立各级防疫机构，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市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并提前一年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目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私营金融业进行。1950年，组织全市私营金融机构“私私”联营，1952年12月在全市各行业中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对私营长江、海上航运企业在私私联营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统一货源、统一调度和统一运价加强管理。对私营工业企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扶持恢复生产的同时，把私营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指导，加工订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10%上升至1952年的58.5%，1955年升至84.8%。并对部分大型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有68家，1954年有重点地扩展，1955年开始按行业或产品进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底合营的企业经过改组合并后，总数375家，占全市工业企业1.6%，职工数占23.7%，产值占30.2%。在商业中，对私营批发商采取由国营批发企业逐步代替的方法，对私营零售商采取批购、经销、代销。私营批发额的比重，从1950年的65.5%降至1952年的43.25%，1955年又降至8.6%。私营零售总数中经销、代销的比重，从1954年的2.2%升至1955年的41.6%。1956年初，全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至1月20日，对尚未合营的10.6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企业，全部公私合营。经清产核资，先后合营的企业私有资金共计11.22亿元，对私股资本金持股者实行定息赎买。
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合作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农业在1951年土地改革后，发展临时或常年互助组。1954年春季起，发展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社员劳动和土地同时参加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开始发展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户数占全市农民户的97%。手工业也基本实现合作化，参加合作组织的户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3%。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初，国家确定上海工业的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前三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水平，1955年出现解放后的第一次下降。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即有计划地对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经济改组，有重点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利用原有基础改建、扩建一些企业和进行必要的新建。上海发展速度加快。到“一五”期末的1957年，工业企业经过裁并改合后，企业由1955年的2.37万户减至1.63万户，大中型企业由82户增至121户，初步改变上海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混乱、生产手段落后的局面。重工业得到加强，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上升到31.3%。钢产量由1952年7万多吨增至52万吨，钢种由解放初2种增至83种。机械工业开始独立生产汽轮发电机、矿山机械、工业锅炉等成套设备。市场需要量大的消费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产量，增长2～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97.1%。农业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蔬菜产量增长1.7倍，水产品产量增长1倍，畜禽产品产值增长56.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2.5%。
加强人民政权建设。市人民政府建立初期，集中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1949年8月，召开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自次年10月召开二届一次会议起，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1954年，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国家权力机关。1955年2月，市人民政府改为市人民委员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分设。5月，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区和乡镇也进行相应的政权建设。
1956年9月，全市提前15个月实现“一五”计划经济指标。工业总产值达119.6亿元，1957年增至125.3亿元，比1952年增长98.2%，年均增长14.7%。城市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新建住宅294万平方米，新增道路758公里，臭水浜肇嘉浜改造为通衢大道，开始兴建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蕰藻浜等7个工业区。人民生活改善。严重失业问题到1957年已经基本解决。职工工资收入增加，1957年比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增长49.1%，人均工资增长9.8%；国家和单位支付的集体福利经费增加1.1倍，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7.3%。农民收入普遍增加，1957年人均集体分配收入60元，家庭副业收入约为集体分配收入的80%。
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鞍山钢铁公司建设工程提供78种配套产品，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43种产品，为全国市场提供200多种工业消费品。财政收入累计177亿元，相当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0%。
1955～1957年，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恶霸，也出现一些错误和偏差，“肃反”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冤枉了一些好人。反右斗争中处理2.8万人，其中1.63万人定为右派分子，严重扩大化。
1958～1965年，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国民经济调整，全市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1958年，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市人民以高度的热情和自力更生精神，创造性劳动，取得许多新成就。同时，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现许多矛盾。1961年起连续5年进行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52.04亿元，比1957年增长1.1倍。
工业生产，1958～1960年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是“一五”时期总额的3.9倍，重点建设钢铁、机械等重工业，新建一批冶金、机械制造和化学、电子仪表工业的骨干企业，筹建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精密机械、汽车、塑料、合成纤维等新兴工业部门。生产高速增长，但造成财力、物力、运力的全面紧张。到1961年1月，因煤炭供应不足，发电量减少，大批工厂被迫停工。此后，按照中央的方针，压缩重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关、停、并、转600多家工厂，工作重点转到技术改造和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1963年起调整的效果开始显现，前期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逐步得到发挥。至1965年，钢产量242万吨，比1957年增长3.7倍，并研制出一批新型金属材料；机械工业具备生产大型、重型、精密机械的能力，成功制造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1.2万吨水压机；开发火箭、导弹等一批新的原材料和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织品、手表、照相机等新产品。轻重工业的比重调整为56.6∶43.4。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入，1958～1965年增加值是“一五”时期增加值的4.8倍。基本形成全国最大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农业方面，1958年10月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生产上出现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分配上出现吃饭不要钱、供给制以及无偿调用小集体和社员财物的严重“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59年开始整顿。到1962年，先后退赔调用的财物，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重新分给社员自留地，并鼓励发展家庭副业；调整社队规模，把初建时期的103个公社划分为198个，缩小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以公社为统一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最后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间及以后的几年，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到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先前不到1%增至17.3%，化肥供应量增加近8倍。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增84.9%，粮食、棉花、油菜籽总产量，比1957年分别增长74.1%、93.1%和252%，主要副食品生猪上市量增长1.33倍，水产品增长1.64倍，牛奶增长1倍，蔬菜上市量占城市供应总量的比重增至90%以上。
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有许多新发展。发展独立的科研机构，科研机构由1956年29个增至88个，科研人员由2600多人增至1.2万人。开展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高分子合成材料等一批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高等学校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增设113个学科专业，专业达到214个。中等学校形成普通中学、中专技校、工业中学、农业中学组成的多样化结构。成人教育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相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的55.5%，中等技术教育成为成人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从市到区县、街道公社的三级网络，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大队建立卫生站（室）。
1958年，为适应上海城市发展，1月和10月江苏省上海、宝山、嘉定、川沙、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崇明等10县划属上海市，上海市面积大为扩展，基本奠定今上海市的境域框架。
1963～1965年，按照中央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5万多人组成工作队，分批到城乡基层领导运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揭露一批贪污盗窃等人员，但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特殊的地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损害。同时，在一些领域取得进步。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此后，上海的所谓“革命”、“造反”，从文化、教育界迅速扩展到政治思想、经济等各领域，打、砸、抢、抄泛滥一时，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1966年11月10日，“造反派”制造“安亭事件”，致使沪宁铁路运输中断30多小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11月19日，“造反派”组织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附近制造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康平路事件”，91人被打伤。1967年1月，“造反派”发起“一月夺权”，市人民委员会被市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影响全国，由此引起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夺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委员会停止活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被撤销，人民政权组织体系被打乱，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10年中制造各类冤假错案31万多件，株连的人数超过100万人；有25万多户市民被抄家，1.15万人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近2万名机关干部到工厂劳动，1000多名机关干部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撤并8所高校，全市高校停止招生4年，中等专业教育全部停止，中小学学制缩短到9年。四分之一的市级和国家在上海科研机构被撤或裁并，40%以上工厂研究所（室）被撤销。86%的文艺剧团被解散，一半以上的剧院、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被关闭。
经济建设在备战思想指导下虽受不利影响，但仍有增长。工业生产，除1967年因剧烈动乱下降外，其他年份仍有所增长。为完成增产军品、建设后方基地、支援全国增产钢铁，进一步扩大冶金、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能力。建设南京梅山铁矿、山东张家洼铁矿、江苏大屯煤矿、安徽铜陵铜矿等工业原料、能源基地，建立飞机设计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厂等，完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的建设，研制成功120吨纯氧顶吹转炉、万吨轮等生产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大型运载火箭，并于1975年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6年增长1.03倍，轻重工业比重46.9?53.1。物耗上升，净产值增长率下降。1953～1966年，年均净产值增长率12.1%，1967～1976年，年均降至5.5%。因净产值增长率下降，财政少收入约200亿元。
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1976年，机耕、机电排灌面积分别达到90.4%、98%，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农业生产，粮食种植实行三熟制，总产量比1966年增长35.4%；棉花产量多年徘徊不前，油菜籽产量起伏较大，1976年比1966年分别减13.6%和10%。1970年，开始发展社队工业，1976年工业收入占集体经济总收入的27%，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
人民生活改善不大。1958年，全市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均工资71.55元，1966年降至67.31元，1976年降至57.2元。农民集体分配收入增加，农民人均集体分配年收入，1957年60元，1966年139元，1976年增至174元，但因“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家庭副业受限制而收入减少，家庭实际总收入下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在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清查其反革命帮派体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同时，开始整顿和恢复全市经济建设和以教育科技、文化为主的各项社会事业。
整顿各产业部门，恢复经营管理制度，提高产量和服务质量，全市经济得到发展。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1.9%，轻工业比重由46.9%提高到49.3%。农业总产值增长7.9%。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45.7%。外贸出口总值增长46.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7.5%。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7%。
教育事业逐步恢复。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1978年恢复被撤销或裁并的大学。科学事业方面，1977年恢复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活动，恢复科技人员职称评定，是年10月制订《上海市1978～1985年重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文化艺术事业也得到恢复。
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旗帜下，上海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8～1980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1979年起，又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入手，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对建设项目进行“拨改贷”试点及投资包干经济责任制等。1983、1984年，又先后分两步全面推行“利改税”改革。农村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至1979年底全市2.8%的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1982年增至88%。1983年春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1987年94%的粮棉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1984年起又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在企业内部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及租赁经营制，试行兼并拍卖和股份制改革等；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改革行政性工业公司，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1984年，国营大中型零售商业企业普遍推行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1985年底40%的国营大中型零售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经营、管理、服务”三承包。1984年起，全市国有企业在新进职工中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底劳动合同制工人增至25万人。1987年4月，国有工业企业试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至1988年推广到全市绝大部分工厂。1984年下半年部分商业服务业试行租赁经营制。1985年下半年3家小厂试行租赁经营。1986～1987年长宁区对3家集体小企业进行拍卖。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标志上海企业股份制试点开始。1986年，股份制试点从集体、小型企业扩大到国有大中型企业。1988年，全市有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11家，其中7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86年7月，开始全面改革行政性工业公司，到1987年上半年全市77个市级工业公司，撤销、解体59个，8个改为企业性公司，10个保留原企业性公司。1988年，全市有各类企业集团及集团雏形的联合体147家，至1990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系统建成36个集团公司和实体公司。
80年代，多种经济形式的工商经营得到恢复和发展。1980年4月，恢复对个体工商户的申请登记，此后个体工商经营迅速发展。1981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1.46万户，从业人员1.5万人。发展私营企业，到1987年6月全市有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971户。1990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109389户，从业人员161956人；私营企业1604户，雇工23641人。
70年代末，开始建立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1984年10月，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建立，打破传统的批发经营模式。到1987年，全市建立各类消费品贸易中心13个、批发市场和贸易货栈49个、城乡农贸市场395个、小商品批发市场34个，全市城乡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11.1亿元。
1983年，农村开始“政社分设”试点。1984年，全面实现政社分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属经济实体分别改制成乡镇经济联合社或村经济合作社。到1987年，公社、大队建置全部撤销。
80年代初，开始实行对外开放。1978年，开始实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1981年7月，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批准开业。9月，第一家外商驻沪代表机构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开业。1982年9月，建立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5月，上海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上海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1984年6月，市政府建立上海利用外资联合办公会议，1988年6月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1985年3月，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外商独资工厂美国M公司创办的通讯器材厂投产。1988年7月，建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1979～1982年，全市引进国外技术290项。1983～1995年，引进技术装备7444项，成交金额45亿美元。1986～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42亿美元，较1981～1985年增长17倍。1990年底，上海已有外资银行分行4家，外资金融机构驻沪代表处33家，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技术组织常驻上海市的代表机构563家。
改革开放推动了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功能的提高。
80年代，第一产业产值基本稳定在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从以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1982年，市政府设立上海市菜地建设基金，1985年改革蔬菜产销体制。1988年起，实施“菜篮子”工程，规划建设515个副食品生产基地，至1990年建成投产509个，其中包括规模养猪场、肉鸡场、笼养蛋鸡场以及精养鱼塘等。
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1990年降至64.8%。建成一大批重大骨干工程。1981～1985年，完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重大科研项目，“运十”大型客机设计、制造和成功试飞。1986～1990年，建成宝山钢铁总厂一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石洞口第一电厂和桑塔纳轿车、30万吨乙烯、益昌薄板、永新彩管生产厂等大型生产企业。乡镇工业迅速发展。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促进城市综合功能恢复和加强。1981～1985年，年均增长12.3%，高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的速度。1986～1990年，年均增长7.7%，增幅继续领先于第一、第二产业。1978年，第三产业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8.6%，1985年增至26%，1990年增至30.8%。
金融业得到恢复。197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海市财政局分设。1979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恢复。1985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是年，股份制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上海。1986年，2家城市信用社成立，1988年增至39家。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5月恢复保险专业公司。1981、1986年，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先后创办。1986年起上海开放同业拆借市场。1986年9月，上海第一家经营个人股票交易的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挂牌开市，到1988年全市有万国等3家证券公司。是年，上海邮政储汇局成立。1986年11月，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调剂中心成立，1988年9月改为上海外汇调剂中心。1988年4月，上海开放国库券交易市场。1990年全市有各类中资金融组织及其营业机构1356个。
房地产业恢复。1979年，少量统建公房作为商品房出售。到1983年向华侨、侨眷和城市居民出售8.6万余平方米住房。1984～1986年，上海作为补贴出售住宅的试点城市，出售住宅54.6万平方米，1987年出售52.1万平方米。1988年4月，全市有专营或兼营商品房公司65家。
邮电通讯事业发展。1989年11月，在国内率先实行电话7位号码制。1982年7月在国内率先实行开办公众移动电话业务。1984年1月，在国内首先开办公众无线寻呼业务。
商业迅速发展。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88亿元和80亿元，1985年增至183亿元和173亿元，1990年增至353亿元和333亿元。零售商业、餐饮业、服务业网点增加，1980年有3.45万个，1985年增至10.61万个，1990年增至12.64万个。1979年后，农副产品集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陆续恢复，并迅速发展。
上海财政体制发生重大变革。1984年前，上海市与中央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定额分成、一年一定、固定留成加超收分成”的财政分配办法，1985年起改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6～1988年，上海市财政收入连续3年下降。1988年2月，国务院对上海市财政实行“基数包干上缴，一定五年不变”，上海市政府对各区县也实行相应“包干上缴”改革，并将有关事权下放区县，市、区县财力及活力由此大为增强。
城市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1979年，编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城市改造、振兴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1986年，上海市以自借自还形式，建立利用外资的“94专项”基金，并在1987年2月成立上海久事公司。1988年3月，第一次以国际招标方式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1.29公顷地块，开始城市建设中有决定性意义的土地批租。1980～1990年，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投资225亿元，相当于前30年总投资的7倍。建成上海铁路新客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沪嘉和莘松高速公路、延安东路越江隧道、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浦东煤气厂一期工程等重大市政工程。到1990年，市区道路面积由1980年894万平方米增至1787万平方米，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分别由1783公顷、0.44平方米增至3570公顷和1平方米。
安置大批就业人员。1978、1979年安置“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大批回城知识青年。1979～1982年通过各种途径安置84万人就业。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78年起，制定并实施《1978～1985年八年科研规划》、《1985～1990年“七五”攻关计划》。1986～1990年，取得科技成果1万余项，其中五分之一达到国际水平。
1985年9月起，实行小学到初中9年制义务教育。1990年，小学在校学生110万人，全市学龄儿童入学率99.9%。1980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7.6万人，1990年增至12.13万人；1980～1990年毕业学生25万余人，全市每万名居民有在校大学生187人，高于香港、新加坡水平。市民人均受教育年限7.4年，新就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11.5年，接近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986、1988、1990年，举行3届上海电视节。1990年，办’90上海黄浦旅游节。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不断扩大。上海运动员参加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取得45枚金牌。
1990年，全市有各类卫生机构7690所，医院病床6万余张。市民平均期望寿命，从1980年男71.3岁，女75.4岁分别增至73.2岁和77.7岁，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上海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
80年代起，市政府实行实事工程，每年兴办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10件实事。先后数次提高粮、油、副食品、棉布和公用事业等价格，同时给职工以相应价格补贴。1984年起实行工资改革，职工工资水平持续上升。1990年，全市职工年均工资2917元，比1980年增长2.3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1%；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665元，比1980年增长3.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3%。1980～1990年，建住宅4259万平方米，相当于前30年住宅建设总和的1.8倍。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4平方米增至1990年的6.6平方米。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邓小平指出“浦东开发可以后来居上”，上海要做到“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中共十四大又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90年代，上海的改造、振兴进入空前的快速发展阶段。
1991年，上海市九届四次人代会通过“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目标。1992年，再次修订《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并制订和实施《1992～1994年上海三年发展规划》。在推进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关系上海经济发展方向的产业结构排列顺序，由“一、二、三”调整为“三、二、一”。行政管理开始探索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郊县“三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税收体系，市政府对各区县也同样比照实行。
推行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1991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试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1995年，国家决定以3年时间，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框架，是年有140家企业列入首批试点单位。1995年组建汽车、电气、广播电视、轮胎橡胶、工业缝纫机、纺织和服装等40家大型工业企业集团、31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撤销17个行政性管理局设立相应的国有资产控股（集团）公司和实体性集团公司。
第一产业稳定增长。1993～1995年，市政府投入5亿余元，实施近郊常年菜田向中远郊转移，全市建成常年菜田1.17万公顷。1995年，市郊农业总产值91.39亿元，较1978年增长3.29倍，其中副食品产值比重由23%增至64%，粮、棉、油等产值比重从73%下降至36%；农产品商品率76%。每百个农业劳动力中有1.5名农业科技人员，科技进步在农业总产量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45%。务农劳力继续减少，在农村劳力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6.19%减至28.47%。
第二产业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乡镇工业迅速发展。调整纺织、仪表电子等传统行业。1993～1995年，仪表电子系统职工从17万人降至13.5万人；纺织系统实行资产重组、破产兼并后，1995年职工从以前最高年份55万人降至37万人。高新技术产业及新兴支柱产业规模效益及支撑作用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以发展计算机应用产业和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为主。1990年，高新技术产业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2%～3%。1995年，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战略，实施科技产业化的火炬、星火、科技成果推广三大计划，全市认定高新技术企业411家，其中在漕河泾、张江、金桥等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的有137家，开发区外的有274家。1995年，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至55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10%。1993年，上海确定汽车、电子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钢铁工业为六大支柱产业。1995年，六大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0年的34.5%提高到45.1%，其中汽车工业工业总产值291亿元，销售收入533亿元。郊县工业发展迅猛。1995年，郊县工业工业总产值1527亿元，销售额1545亿元，占全市工业的三分之一。1995年，郊县有市级工业区9个，县（区）级工业区40个，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80家。
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发展。1995年，第三产业企业达200684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74%；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0.8%提高到40.1%。金融业中，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城市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开业。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上市交易证券30种，1995年增至258种，上市总额498亿元，市价总值2526亿元。基本形成股票、债券、基金和其他衍生金融商品4大类交易格局。1994年4月，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试运转，当年上市交易企业1010家，上市资产总额56亿元，1995年分别增至1400家和123亿元。1994年11月，拥有近200家会员的中国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1995年累计成交655亿美元。1995年，全市3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2.57万亿元。1995年，全市有中资金融机构2693个，各项存款余额3920亿元。1991～1995年，金融业产值786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以上。
商业营业面积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速。1995年，全市商业营业面积增至884万平方米，人均占有营业面积0.66平方米，有超市700家、便利店1100家、集市400余个、各类交易批发市场796个，形成九江路时装街、云南路小吃街、陕西路鲜花街、江阴路花鸟鱼虫街等一批新的商业特色街及专业店群；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0亿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1%，为1949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
房地产业发展迅速。1992年，全市有房地产开发公司621家，批租土地201幅，出让面积1020公顷，金额26亿美元。1994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增至2081家，其中中资公司1690家，三资企业391家；房地产中介、咨询公司近400家，物业管理公司290家。1990～1995年，房地产从业人员从不足0.6万人增至8.64万人，房地产企业拥有资本金总额591.57亿元。
旅游业日益成为第三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1995年，全市有旅游涉外星级饭店114家、客房29043间，接待入境海外旅游者136.8万人，旅游创汇9.44亿美元；国内旅游有组织接待与出游人数204万人，产值8.2亿元。
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产业全面发展。1995年，陆运旅客吞吐量989万人次，内河港旅客运量849万人次；货物吞吐量16567万吨，国际集装箱吞吐量153万标准箱，内河装卸作业量6567万吨。1995年，上海航运中心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1995年9月，上海本地电话网全部实现程控化，11月实行全市电话8位号码制；全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350万门，用户22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7万户，无线寻呼用户70万户。
90年代，上海处于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995年，上海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481亿美元，其中进口225亿美元，出口256亿美元；上海市进出口额190亿美元，其中进口75亿美元，出口115亿美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近40%。1980～1995年，全市引进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项目1.35万个，投资金额342亿美元。至1995年底，注册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累计14487户，投资总额6809亿美元，注册资本360亿美元，其中外方认缴233亿美元。外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累计1859户。到1995年，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企业集团有37家在上海投资。浦东开发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1990～1995年，浦东新区的开发小区从开放之初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扩至张江高科技园区、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六里现代生活园区、华夏文化旅游区、王桥工业小区和星火开发区。1990～1995年，吸引内联企业4399家、内地资金290亿元；引进外资项目逾3500个，协议总投资额142亿美元，直接吸引外资90亿美元；吸引35家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投资。1993～1995年，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年增长30%以上。
上海地方财力以及社会投资能力逐年增强。1988年，上海与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以1987年实际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65亿元为基数，每年定额上缴中央财政105亿元。1991年起，实行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65亿元部分实行中央、地方对半分成的办法。1988～1994年，上海的可供投资率始终保持在56%左右。1995年，全市完成工商税收538亿元，上海本市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27亿元，较上年增长29.6%。其中市级财政增长19.2%，区县财政增长40.3%，加上中央税收返还等，收入总计394亿元。
城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快，基本形成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框架。1991～1995年，全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814亿元，其中公用基础设施506亿元，较1986～1990年增约6倍，建成南浦、杨浦、奉浦3座黄浦江越江大桥，以及内环高架路、南北高架路、地铁一号线、合流污水治理一期主体工程、沪青平公路、沪嘉高速公路东段延伸工程等，完成改造和建设外滩、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豫园、新客站不夜城、徐家汇等地区，在建项目尚有徐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延安路高架，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等。1991～1995年，全市批租土地1000余幅，面积近1亿平方米；改造危棚简屋近200万平方米，住宅建设完成投资400亿元，新建住宅3500万平方米，较1986～1990年增长1.5倍。1995年，全市城市道路面积增至5843万平方米，人均6.2平方米。
个体、私营经济稳定增长。1995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155672户，从业人员211349人，注册资金12亿元；私营企业39819户，注册资本229亿元，雇工350014人。全市有私营经济区81个，注册私营企业2.6万户，占全市私营企业的三分之一。
人口在199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06‰。社会人口老龄化，1994年，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22万人，占总人口17%。90年代初起，就业安置压力更大。1991～1995年，下岗、待工者86万人。1994年起，开展再就业工程，至1995年分流安置下岗、待工者66万人。1995年，全市城镇失业人员14万人，失业率2.7%。是年全市养老保险社会覆盖率90%。
城市环境及市民居住质量改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进入全国前10名。建成人民广场大型绿地、徐家汇大型绿地、杨高路绿带、内环高架下绿带等。1995年，全市人均公共绿地达1.65平方米，绿化覆盖率16%。市中心区居民大量迁至市区边缘地区，1991～1995年，有60多万户近200万人迁入新居。1995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城乡实现饮用水自来水化，城市家庭煤气用户普及率85%。
物价上涨加快，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仍有增加。1991～1995年，市区居民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9.1%，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3.3%。1995年，全市职工年均工资9297元。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161元增至1995年的489元。食品消费比重下降，住宅装修，家用电器更新，文化、学习、娱乐等消费比重上升。
1991年9月，率先在全国实行《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住院医疗保险办法》。1995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5286个，卫生工作人员151544人，有病床70976张，每千人口医院病床5.2张。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男性74.1岁，女性78.0岁。
1995年，全市有各类高校45所，在校学生14.4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10.8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72.4万人，小学在校学生109.7万人；有成人高校101所，成人中专122所，区办业余中学78所，乡镇成人文化技校208所，社会力量办院校1182所，中外合作办学25所；全市接受成人教育的达220万人次。
90年代，各区县开展有上海特色的广场文化活动，外滩、徐家汇等地成为广场文化的中心。1995年，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95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中国首次国际芭蕾舞比赛，第五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建成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运动员在国内外体育竞赛中，多次打破世界和全国纪录，多次夺得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1995年8月，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鼓励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9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建成标志性文化设施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博物馆新馆、龙华烈士陵园。理论界、文艺界在中央“五个一”工程中连连获奖。1994年5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至1995年收到社会各界捐款6000万元，用于安老、扶幼、助学、济困。
90年代是上海有史以来发展最快、最为辉煌的时期。1991～199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54亿元，年均递增13%，比80年代平均增长水平高出近1倍，比全国同期平均增长水平高出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5818元增至1995年的1.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分别增长17.9%、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23.8%，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递增8.9%。上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1996年2月，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新世纪，开创新局面，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