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眼中的张居正：他并未改革什么，只是加强管理
本文摘自《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作者：黄仁宇，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在这情势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