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传:殚精竭虑 功高震主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2-01 属于:张居正
  •   张居正(1525~1582),字淑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授编修,嘉靖时以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隆庆元年(1567)人阁。穆宗死后,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前后当国十年,雷厉风行推行改革,如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赢得北方边境长达几十年的相对和平;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显著;劝农恤商,四民乐业。总之,张居正要做的事,在他生前都基本上做到了。这是连他的反对者也无法否定的。万历十年(1582)病死,死后被弹劾,遭削籍抄没。

      少年成才

      《明史·张居正列传》:"张居正,字淑大,江陵人。少聪颖绝伦,十五岁为诸生。巡抚顾磷奇其文,日:‘国器’也。"张居正小时候就聪颖过人,一天,巡抚顾磷看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奇,十分赏识,预测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材。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参加乡试,欣然中举,成为年轻的举人。恰巧这时顾磷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磷很高兴,他把自己腰间的犀带解下来赠给他,说:"古人云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才讨一个说法罢了。三年前没有让你中举,耽误你三年的功名,你不会怪罪我吧!"原来,张居正在十三岁的时候参加乡试,才力本可中举,但是顾磷认为让十三岁的他成为举人,那么也许只能在湖广之地平添一个唐寅那样的风流才子,而一生功绩,很可能会在酒风流中消逝,所以,没有录取他。"不,不",张居正谦恭地一揖至地,"学生永远感激大人的指点之恩!"顾磷见张居正很是理解自己的用心,不由地又说道:"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颜渊那样的人物,万万不可只作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儒生!"

      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这次成功了,选庶吉士(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继续学习,可能有机会平步青云)。与张居正同科的有王世贞、汪道昆、宋仪望、陆光祖、杨继盛等人,这些人有第一流的宰相、第一流的文人,有立功边疆的大帅,也有弹劾权臣的忠臣。被选为庶吉士,意味着张居正从此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明代的政治枢纽是内阁,这和现代政治的内阁相似,然而却有完全不同的组织。但是明代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阁员人数多则八人少则一人,来源出于皇帝的直接任命,不属于任何党派,所以阁中意见分歧激烈。在几个人同任的时候渐渐演变成一种领袖制度,就是所谓的首辅,即现代意义上的办公室秘书主任。皇帝所有的诏谕,都由首辅拟稿,称为票拟,别人基本上只有袖手旁观的份。内阁里面的斗争不是明枪明刀的常常是暗斗,钩心斗角。在这些斗争中,充满了污蔑、诋毁、落井下石甚至杀机四伏。张居正刚刚踏上政治道路时,内阁大学士只有严嵩夏言两人。在二人几起几伏的明争暗斗中,夏言终于失败了,败在他性格的高亢上,败在内阁之外的与太监的关系处理上,而严嵩一味地媚从性格要强而又几乎偏执地崇信道教、从事斋蘸的世宗皇帝。

      张居正现在所在的翰林院,在明朝来说,是与实际的政治无关的,大部分的像张居正这样的新科进士在这里谈论国故,研讨怎样做文章和诗歌,但是张居正的注意力却渐渐地集中到实用上面,远远地忧虑明朝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在严嵩和夏言的斗争中,一个像张居正这样的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的,等到他对于当时时局有些许认识的时候,夏言已经失败了。后来的张居正正在慢慢地学习政治斗争的经验,逐渐地体会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如何才能够生存,怎样保护自己,在这个政治的漩涡中,怎样忽左忽右出击、收缩,或者结交一些政治上的友朋。此后的几年里,他例赐编修,也仍然没有实际的政务,仍然像以前那样学习,如蜗一般,时不时地伸出触角,如果感觉到外面环境的不利,就慢慢地缩回去了。嘉靖二十八年年轻气盛的张居正也曾上疏,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指陈时弊,但是没有得罪皇帝,也没有引起严嵩的更多注意,或许严嵩把他当作一个读书人所发的议论吧。早期的张居正对严嵩可能还有一些好感,但是随着时局的推进,张居正对严嵩就再无好感了。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进大同,到八月间,北京城已经在边防线上了。直到嘉靖三十年,俺答终于满意地退出长城。经过这次大变动,张居正认清了明朝当时兵备是如何地废弛,边备是如何地重要,严嵩是怎样地置明朝的利益于不顾,怎样地卖友求荣。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一个人,可以作为自己的友人。这个人就是他在翰林院的时候的名义上的老师,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二人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

      韬光养晦

      嘉靖三十二年,张居正二十九岁了,他希望自己满腔的抱负尽早能够实现,曾写过一首诗《拟西北有织妇》"西北有织妇,荣华艳朝光。朝织锦绣缎,暮成凤章。投杼忽长叹,怒(伤痛)焉中自伤……安得随长风,翩翩来君旁。"以女子的艳丽与才气比拟自己满腹经纶,志在报国,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透露出张居正希望成为宰相、首辅一类的人。然而时局似乎仍然在考验他,他必须耐心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此时的明朝帝国,边防看起来比较安静,已开设市,表面上是与俺答通商,实际上,明朝所得到的只是一批批没有作战能力的马,而对方所得到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币帛之类。毕竟这件事情对个性要强的世宗皇帝来说是一个刺激,他召集大臣会议,但是合约既然已经签订如此,虽然杨继盛等人极力反对,终于没有反悔,后杨继盛被贬。而徐阶和严嵩在这一轮的较量中似乎前者占了上风,这二人同时与张居正都保持一种表面上平和的关系,但在严嵩的眼里,居正还是那个给皇帝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的人,一直作着不痛不痒的文章的人,但是居正正在和徐阶联手,做着推翻严嵩的计划。后杨继盛又弹劾严嵩十大罪状,被廷杖一百,过了几年被牵扯在一桩与他毫无关系的案子中弃市。但是,自从杨继盛被诬蔑下狱之后,张居正从杨继盛老师、礼部尚书徐阶的无奈和隐忍中,从严嵩把持朝政的横行中,嗅到了时局的严酷,感到了处处潜在的危机,本来就很深沉的张居正,越发感到不能过早暴露,虽然愤懑填膺,却偏偏不能流露。他的伟大的抱负,对于时局的见解,只有一放再放。

      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张居正请假回家,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了解民情,当然,他的这次请告,完全是对政局的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畏惧灾祸的心理,但是,他从骨子到皮相就是一个政治家。朝廷大政没有清明,那么他现在的所居住的京城之外的地方也同样没有一片净土,地方风貌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在休假期间,他已经了解到,要解除民众的苦痛,就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就要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那么,民众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国防的经费、皇室的用度,庞大的官员机构的俸禄,都是压得百姓们直不起腰来的原因。"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啊,"鞭挞其夫家,聚敛为城阙"!生活在底层的"寒女"和她们的丈夫的血汗收人支撑明帝国的缓缓运转。

      张居正人虽然在野,心中却想着天下生民、明朝帝国的政治。在游山玩水期间,张居正的心绪可以说仍旧在矛盾中思索,功名意识仍旧没有淡泊至无,他的心仍旧是热的,永远向着北方。可以说,加上这一段时间的蓄势和思虑,对国防、对皇室、对行政机构的布置和改革,在他的脑海里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了,他也在慢慢地等待机会。

      看厌了周围的山山水水之后,张居正终于决定北上,重返朝政。因为在他的心里,真正怀恋的是北京的城阙,危险同然有危险,此时的张居正已经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最能体现出张居正恋城阙、报君恩的是他的一首诗《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行,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他决心以割股事父之心来报国,为了他热恋的政权,为了明朝帝国的维持,舍弃这眼下在野的安宁,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见父亲一面,不顾一切的唾骂和非议,或许有人说他过于热衷了,但他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政权是他的唯一的恋人,是他报国的机会,于是,再次卷人了政治的漩涡。

      在严嵩父子与首辅徐阶的血腥斗争中,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严嵩终于垮台了,张居正再次向徐阶学到了许多经验,徐阶也认识到了张居正是一个栋梁之材,在此一轮的斗争中,徐阶把所有的政治秘密都让张居正有耳闻目睹冰山一角的机会,却没有让年轻的张居正成为第二个直谏犯颜的海瑞

      初试锋芒

      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朝廷正职了,正三品,这对于居正来说,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这年,居正43岁。热恋政权的他终于开始亲自接触到了政权。隆庆元年人阁之后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16年间,每天,居正都在积极地策划,巩固他的地位,为了政权,他殚精竭虑,他要让手中的政权发挥它的作用,他要有一番作为,要实施他四十多年来早已渐渐成熟的治国方案。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有徐阶、高拱、张居正。徐、高二人的对立在逐渐地尖锐,而张居正与二人都有不错的密切关系。

      隆庆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太子太保。后徐阶被黜,临行之前,他把所有大事小事一概交付与张居正。八月,居正上疏,陈述他的大政方针,以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的角度和胸怀,针对当时明帝国的实际弊端和需要提出6条,这封奏疏是张居正入阁之后胸怀鸿鹄之志的体现,是向皇上发出的来自心底的强烈的呼声和肺腑之言,也是他前半生的心血结晶。

      省议论。明朝当时,皇帝没有铁硬的手段,而决策政权之人往往指责混乱,"清流"颇多,实干之人见少,事情往往议而不决,或者拖沓缺乏正确的处理。他说"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朝廷内部不仅办事效率低下,而且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政事的黑白、是非混淆,乱了纲纪。他呼吁皇上"扫无用之闲词,求躬行之实效。"少一些闲谈,多一些实干。事情不要在议论中或左或右或是或非,而应该以实际情况为唯一准绳。

      核明实。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当时明帝国官员考核、选拔的标准而言的。张居正厌恶那些自己不做事,又喊"世上无人才"的人。因为文武群臣"惟明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所以才造成了是非不分、赏罚不明的状况。张居正诚恳地要求皇上对任何官员都要以"功实为准",在使用官员上不能"眩与声明,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更不能"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错掩其大节……"提出了任用官员要以政绩为主,不要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固邦本。张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国情甚为担忧,他从国家经费的角度立论,一方面向皇上提出要以民为本,体恤民情,减少朝廷内部无用的一些工程,一方面要求控制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严肃官府财政开支的出人情况。

      其他还有如"振纲纪""重诏令""饬武备",这六点总的来说就是两个方面,首先,张居正希望穆宗对国事要有一个决断。朝内野外取缔一般的无用的言论,要令行禁止,落实下达的诏令,明帝国的政策要切实实行,帝国内部机构要明确职责,要有一个集中的甚至是独裁的政权。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解决明帝国的眼前之急,就是明朝经济的丰厚、国防的强化。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张居正对于当时朝廷的内政外交是十分地忧虑,自嘉靖、隆庆以来纲纪废弛、法度松弛,又有外族的视眈眈,这一切似乎又是另一番宋末、元末的景象。然而,现在的穆宗皇帝比起他的父亲世宗来,虽然待人宽厚,却没有其父统领天下的气度和果断,才能平庸对政事又没有兴趣。内阁中的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宰相,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谈不上什么作为。张居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明帝国时局危难的时候,振天下之衰的抱负,只存在自己一个人的胸怀内。

      每当他看到周围这几位天天雍容进退的大臣的时候,就会想起千载而上孔地子的议论责备,他的两个在鲁国权臣季康子家中当家臣的冉有和子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就是看到所辅佐的人身处险境却不去帮他一把,还用这些"相"干什么呢?张居正深深感到处在这个有责任的地位而不切实负责,只会眼睁睁地瞅着政权倾覆,孔子还提出质问:"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猛兽从笼子里跑出来,宝贝在柜子里被毁掉,是谁的过错呢?张居正凛然感到这些负责任者的重要,他感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所以,他决心力挽狂澜以图帝国之中兴。

      安定边防

      从明朝开国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隐患恐怕就是北方的鞑靼。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遭到歼灭的命运,明皇帝也成了俘虏。于是明帝国的首要策略就是修筑北方边墙,这就是明万里长城,是当时的国防工事。对于明朝当时的边防而言,蓟州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地段。之前,北京的外围还有几重的保障,自从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明朝国防的重心就落到蓟州这里。到嘉靖年间,明帝国和鞑靼还维持着一种貌似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1567年)9月,俺答进入大同,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时还要进犯蓟镇,掳掠昌平、卢龙直至滦河。整个北京陷入战争的恐慌之中。有大臣举荐谭纶、戚继光。从此戚继光被封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兵事。谭纶也到北边练兵,居正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隆庆六年,张居正当国,谭纶人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故;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直到张居正病故以后方调往广东。二人到任后,首先就是练兵,所有其他的布置,张居正是苦苦维护,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战功,但是整个北边从此安宁,这是戚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张居正的大功。

      戚继光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备的想法得到了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无论有什么计划,只要写信给张居正,很快便有答复。即使一时之间难成定论,张居正也必定亲自修书阐明个中幽微原委,仔细诠释一番。张居正对于北部边境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有人理解和支持,戚继光如虎添翼,几年之内,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按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戚继光知道,北方鞑靼不同于倭寇,所以就精心钻研新的战术。针对明军骑术不高而鞑靼擅长骑马射箭,并动辄集合数万之众长驱南下的特点,创出了一种"车营"战术,即每四人操纵一辆战车,当遇到大队人马突击时,就将许多战车连成一体,形成一道"城墙",将士们则可以躲在车后用火器射击,大量杀伤敌人。在练兵中,戚继光还不断进行军演,训练明军的实战能力。

      明朝时北边的鞑靼族首领是小王子,后领导权落人俺答手中。俺答带领鞑靼武士几次进攻北京,京师为此屡次戒严,世宗皇帝为此杀兵部尚书,杀蓟卫总督。当时俺答率领下的军队论战斗力要比明军强,但论组织能力不如明军,所以战事总体还处于劣势。明世宗时,邱富、赵全这些人投靠了鞑靼,慢慢诱合沿边的汉人,一直到几万人成为鞑靼的一个集团,他们帮助鞑靼筑城堡、开水田,加强了组织力,提高了战斗力,有时也替俺答策划战争,领导鞑靼进攻长城。后邱富死于一场进攻明朝的战役中,但赵全仍然在引导俺答进攻大同,而且准备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准备称王。但没有料到意外发生了。

      隆庆三年十月(1569年)十月的一天西风凛冽,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带领儿十匹马突然跑到长城的边界要求投降。

      朝廷内部,一方面是张居正、高拱等人主张受降,一方面叶梦等人认为受降会引起更大的战事,降人后面一定会有追兵。经过激烈争辩之后事情总算决定了——受降。于是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那汗吉授指挥使,阿力哥授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

      叶梦熊等人的预见没有错!果然俺答亲率鞑靼骑兵气势汹汹地杀来了?边防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了。站到墙头一望,只见黄沙弥漫,城下兵阵一字列开,少说也得几万人。张居正早已意识到,现在明帝国的国防自隆庆以来已逐步加强,任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等,战斗力已大大提高,准备和来者决战。两方尽管都有作战的准备,但又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恰好这时,方巡抚派的使臣鲍崇德已经到了俺答扎下的大营之中。

      俺答气愤地与鲍使臣说:"我的骑兵一到,你们的将领立刻便会死亡。"

      "不错!"崇德说:"但是那几个将领毕竟比不上你自己的孙儿。朝廷款待你的孙儿,真是宽厚,战事一动,你的孙儿便没有了。"

      这时,几个行色匆匆的鞑靼士兵进来了,在俺答的身边说了一番话。只见俺答的脸色不似刚才那么难看了,刀刻般的皱纹也似乎舒展了。

      原来,此时的俺答还不知道把那汗吉是死是活,刚才派出去的人回来说,打听到了把那汗吉还活着。俺答的心先放下了一半。

      "只要将赵全等人归还我朝,您的孙儿随时可以回去",崇德察言观色,继续说道。

      俺答沉吟片刻,没有表示同意,但可以看出,他对崇德已经有了好感。

      临行之前,张居正已有布置,若俺答尚念舐犊之情,就有可能以轻换重,以一群汉奸之命换取孙儿。下一步就以明朝厚待其孙儿之意来安抚俺答之心。若俺答肯做到这一步,就乘机劝和,以求边防安定。他说:"但欲挟之为重,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结其孙之意,以安其心。""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今日之事,幸而我,即可以舒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

      崇德见俺答迟迟不肯下决断,只得告辞,临别之时,俺答选了一匹上等的鞑靼马送给他。虽然俺答没有明确做出答复,但从赠马一事来看,可见俺答内心主意已经改变。

      张居正这边也同样不放心,他和王崇古等人商议,若俺答诚心交接,永世不再进犯,可以进一步封爵赏赐他们。但如果万一计划泄露,对方胡乱拿几个人来充数,交换人质,则朝廷的颜面何在?这是担忧的一点。如果交换成功,他们护送把那汉吉回去,突然卷土重来杀个回马枪,岂不被世人耻笑?这是第二点。

      如果对方真有诚意交换人质,那就封其爵,开其市;他日一旦反悔,我朝虽名正言顺可以兴师问罪,对方尽管失去赵全数人,但是没有多大的损害,依然兵强马壮,战斗力不弱,这是忧虑的第三点。

      俺答营中电在积极策划,几次协调之后,俺答居然同意了交换人质封爵开市的意见。赵全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信任自己的俺答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也积极地给俺答出主意、想万全之策。一天,赵全奉命到俺答帐中,准备献计献策,但他不知道俺答已经不需要他的计划谋略了。就在他刚刚踏人大帐那一刻立即感到了气氛的诡异。俺答吩咐手下将赵全等十几个汉奸一起拿下,顶着十二月凛冽的北风,一路被遣送至北京。京城内部甚为欢喜,接着穆宗在午门楼受俘、祭天、告太庙,最后才把他们一一处死。

      俺答方面,把那汉吉经过方巡抚一段时间的款待之后,穿着赏赐的大红袍再次回到了鞑靼的帐幕。一手抚养他长大的祖母感动得不得了,祖父的眼角也充满了爱意和激动的泪水。

      明帝国和鞑靼的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第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兄弟子侄为官的事情);第二是贡(俺答和部下人贡之事);第三是互市(双方边界地区在规定的日期、地点实行指定的货物通商之事)。

      前两件事情大多数人通过了,互市却遇到了麻烦,利弊各半,朝廷内几成僵局,经过张居正等人的策动,皇帝出面,大政方针出台了:即一面诏许封贡百市,一面整顿国防政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封把那汉吉为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其余各有官职。从此以后,双方友好,终于赢来了北方的安全。张居正、高拱、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李春芳等人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愉快,这次封贡互市的争论,张居正占有主要的地位,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次边防的安定,他功不可没。

      辅佐幼主

      隆庆六年五月,神宗即位。神宗即位后张居正毅然担负起教育这位十岁小皇帝的责任,内阁中高拱的离去,让张居正独自挑起首辅的重任。现在,张居正一生功名所求可以算是达到了顶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现在大权在握,反而感到有些惶惶然了。他非常清楚自己现在的位置,那是祸福旦夕的险境,是死活相拼的战场,以后言行举止无疑应更加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张居正的心中当然也有夙愿实现后的喜悦和重振朝廷的壮志。踌躇满志之情与优柔,慎微之心集于一身,更使得居正处理事情既有深思熟虑的见地,又不乏义无反顾的果断。

      每日给万历安排功课,另外,还专门为他延师讲解经史,又请万历的生母李太后移居乾清官,与万历同住,以便朝夕照顾。鉴于北部边防乃国家大事之首,又奏请万历拟定巡边计划,蓟州、辽东、宣化、大同、陕西等地着得力人员把守。之后,开始策划内阁及各部的人事安排。

      一天,冯保手下一太监过来传呼,说皇上有事召见。冯保是穆宗皇帝去世后一股活跃的势力,现在是掌印太监。明朝政治本来就充满了弹性,因此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有非常的扩大空间。掌理章奏是一个可以上下伸缩参政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应是皇帝自己的事,皇帝太小或不负责任,大权便旁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就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了。

      张居正一听皇帝召见,不敢怠慢,连忙起身随太监而去。片刻之后到了平台,只见万历和冯保早等候在那里了。万历帝换上了平时的衣服,冯保在一边立着。张居正拜伏在地,向万历行了君臣之礼。万历开口了,清亮的童音:"先皇在世多次提及先生,称忠良之臣。自先生辅朕以来,亦亲见先生为国操劳,多有辛苦。朕赐你蟒衣两件,锦缎四匹,略表慰劳之意。"遂盯住冯保。冯保向后招招手,两名小太监手托两个锦盒走过来。张居正听到神宗提起穆宗对他的言论,已动了感情,听到皇上赏赐,不禁喉头有些哽咽,赶紧跪接,口称:"臣之区区,承蒙先帝厚恩,亲授顾命,怎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恩?今无功受禄,实在有愧。惟愿陛下龙体康健,才智日增,则国之大幸也。"

      受礼完毕,神宗赐座,随即问起国事,并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张居正便趁机把准备变动人事的想法讲了讲,然后说"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看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万历年纪虽小,但深知自己的身份以及将来的责任,凡事都要学着点,遂不厌其烦地问居正吏部、兵部、礼部、内阁等地的人事调动。聚精会神听完之后,感到居正说得句句实在,很有条理,心理上便有了依赖感,说了一句:"凡事还请先生尽心。"似乎这次谈话就要结束了。冯保见状,赶紧拉了拉万历的袖子,万历恍然觉得还有一件大事似的,便告诉居正说:"朕登基数日,理应完孝道,先皇皇后是朕嫡母,皇妃是朕生母,尊号上还请先生多加几字……"

      居正听了不觉一怔,他意识到这是个难题。通观本朝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曾将嫡母加尊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贵妃为皇太妃,然而,嫡母之前"慈懿"二字是特加的,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区别。而现在……几经思索,决定将皇后陈氏尊称为任圣皇太后,皇贵妃李氏尊称为慈圣皇太后,透露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天才的一方面,应付皇室这方面,他还是有相当把握的,虽然有点阿谀奉承,有些迁就。

      在张居正掌握政权的期间,除了处理繁多的政治问题之外,他还得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慈圣皇太后,第二个是冯保,第三个是神宗。这三个人都是他的主人。且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在应付方面不免有困难,幸而居正是一个政治天才,总算在身前安稳地度过了。

      从表面上看,年仅十岁的神宗应该是容易对付的,但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困难。张居正身后出现的种种波折,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失败。

      明代皇帝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日讲,一种是经筵。日讲的功课,居正给神宗规定了繁重的课程,规定:每天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读完毕之后,利用休息时间,批阁中衙门奏章。若皇上不明确表态要休息,继续进行午讲。快到中午时,讲《资治通鉴》,要求明白地讲清楚前朝兴亡事实,《资治通鉴》讲完之后,续讲贞观政要。如果皇上对知识有怀疑,进讲官再用通俗易懂的话讲解,务使皇上明白。每月三六九上朝的日子可暂停讲读。若国事不忙,应温习讲过的经书,或者练书法,不管字数多少,一定要不间断地练习。每天早饭之后,即进行讲读,午饭之后回宫。若非大暑大寒,不辍讲读。

      当时神宗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张居正对于神宗就像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利用一切的机会,要让自己的学生达到理想的境界。神宗对于居正也是十分的亲近和尊崇。居正还亲自为年幼的皇帝编写《历代帝鉴图说》,分上下两册,编写了自以来,有为的君主的八十一件事,引以为戒的事情三十六件。每件事情各绘一图,图后写本事。对于不满十岁的皇帝,见到这种绘图立说的故事书,自然十分高兴,而且,张居正所编写的内容真是富有教育意义。当神宗在文华殿看到张居正捧着这两册故事书,立刻童心大发,叫左右把图说揭开,让张居正在旁边给自己指点讲解。

      有一次,提到了书中一则汉文帝劳军细柳营的故事。居正说:"皇上应当留意我大明的武备边防。自太祖以武功平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而武备日弛,应早做防备。"神宗听到,一连称是。居正便把自己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和盘托出。

      一次,万历皇帝在习字的时候用进讲官写好的大宝箴作为影格。居正正好看见,他说:"皇上,这一篇文章是先祖的手笔,关乎君德治道。希望皇上不仅仅摹写,还要背诵它,甚至能够讲解。"过了几天,神宗在文华殿召张居正到御座前,站起来,高高地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居正遂把大宝箴注解给万历看。随后,神宗把文章中所引的故事全部明了。讲到文章的最后"纵心乎湛然之域",神宗说:"这是提醒人做事应当虚心。"居正拱手称贺:"皇上所言极是。虚心二字可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人心不虚乃是因为私意的混杂。水是最清白的,混了泥沙之后,水便不清;镜是最明了,蒙上灰尘后,镜便不明了。皇上只要涵养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镜止水一般,好恶刑赏自然无不公平,万事都办好了。"

      神宗渐渐长大了,他的心理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不只是一个一味恭顺的"小学生"了,对于居正,也不只像小时候那样充满了崇敬。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了,像他这种个性的孩子有时会感到很烦闷,尤其是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压迫之后,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委曲迁就,可是骨子里却流淌着倨傲、任性和伺机斗逞的血液!万历十年之后,神宗痛恨居正大概有这段时期留下的隐患。但他仍然对居正保持尊敬,连慈圣太后都对张居正很尊敬。神宗的"大伴"冯保更是常常耳提面命跟神宗说:"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您可要仔细听啊!"于是张居正在神宗面前更蒙上了一层特有的庄严了。

      一天,神宗在给居正朗读诏书的时候,粗心地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在旁边站着的张居正立刻厉声说到"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有些受不了了,脸上肌肉突突动了几下,但张居正没有感觉到这些,他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听话的驯服的学生。

      春华秋实,转眼之间,已经过去几个年头了。万历皇帝已成青年,他的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文华殿中,一天,他看着外面的景物,不觉心驰神往。想出去玩玩,又想着慈圣太后与自己同住乾清官,旦夕照看,管束甚严。心里不禁嘀咕:"管束如此之深,做皇帝有什么乐趣!"一会儿又想起母后的叮嘱"玩物不可丧志,国事才是第一"。一会儿又想着张居正平时的教诲,内心十分压抑。索性支开整日不离左右的"大伴"冯保,叫了几个平素惯熟的小太监游览西苑,西苑的美景让他顿觉天地宽阔,尤其是晚上,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太液池上,画舫云集,灯火明明灭灭,宛如银河。万历皇帝在贴身太监孙海等人的陪同下,一边欣赏这良辰美景,一边喝酒谈论。酒过三巡之后,万历已是有些醉意。孙海在旁边提议到:"皇爷,想听曲儿助助兴么?"得到万历的首肯之后,一会儿张罗了两个会唱曲的太监,抱着响板,坐在下首,一阵轻敲过后,放喉咏唱,谁知万历听了半截,把酒杯一推,说到:"老调重弹!换个新的!"那两个太监赶紧拜伏道:"启奏皇上,奴才尚未学会……"万历一听,不干了,强睁醉眼,想起了曹操当年马踏青苗,割发代首的典故,不觉非常兴奋,借着几分醉意,他说:"你们几个,欺君罔上,本应死罪,现在头可恕,发不可恕!"遂令他二人脱下头巾,然后亲自取下佩剑,踉踉跄跄走上前,抓住其中一个太监的头发,齐刷刷从根上削掉,接着又照例把另一个的也削了,然后歪着头欣赏了一下他的"杰作",把剑一扔仰天大笑起来。

      当晚,冯保就知道了万历在西苑的作为,第二天就向慈圣太后作了全面汇报,太后听后异常震怒,当即命冯保传话张居正,一面又派人到乾清宫宣万历即刻来见。

      此时万历刚醒,昨晚荒唐的情形,依稀记起,他情不自禁地揉了揉太阳穴,仿佛隐隐生疼,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正想着,听到母后的急召,心中顿觉不妙。"昨晚之事定被太后知晓,这可如何是好?"瞬间急出一身冷汗。没有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来到慈宁宫。

      却见母后已换上青色布袍,头上簪珥全部撤除,显然是用当年姜后脱簪待罪的故事,以示自责教子无方。万历急忙紧走两步,跪地求饶。慈圣道:"好你个不肖之子!先皇付你江山,是教你如此荒废游荡吗?"

      万历头也不敢抬,口中只是喃喃道:"儿知罪,儿知罪,望母后息怒!望母后息怒!"

      这时,冯保捧着急急送来的居正的谏疏,递给慈圣太后,太后约略看过,便丢给万历:"你且看来!"万历忙捡起张先生的谏疏细看,上面力陈游乐亵玩的种种害处,要他厉行改过,语气既简又直,万历看得羞愧难当。

      又听得母后说道:"先帝弥留之际,内嘱两母教育,外嘱张先生等悉心辅导,真是煞费苦心。不料你这个逆子,胆大妄为,竟然纵酒使气,若再不改过,也管不得私恩情份。"说罢,吩咐站立一旁的冯保道:"你去阁中取《霍光传》来!"说起慈圣太后,她对于神宗,还正是一位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穆宗去世后,皇上所住的乾清宫由万历帝居住,慈圣太后因其年幼,仍陪着儿子住在乾清宫,直到神宗大婚为止,平时她督责儿子读书,在书没有读熟的时候,便罚在地下长跪。讲官门讲书以后,神宗回到宫中,慈圣太后又下令复讲。三六九的这几天是早朝的日期,天还没有亮,太后自己便起来了,把十几岁的皇帝从睡梦朦胧中喊起,宫娥给洗过脸以后,便得赶紧坐上肩舆上朝。

      冯保听得吩咐,赶忙跑去。万历听着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汉代霍光辅助幼主期间废幼主的故事他也早就读过。现在母后命取《霍光传》,这不明明是为废掉自己而找依据么?他越想越怕。不一会儿,见冯保回来了,他告诉慈圣太后:"启禀太后,张先生央奴才代奏:皇上英明,但教自知改过,张居正拜伏在地,向万历行了君臣之礼。万历开口了,清亮的童音:先皇在世多次提及先生,称忠良之臣。自先生辅朕以来,亦亲见先生为国操劳,多有辛苦。朕赐你蟒衣两件,锦缎四匹,略表慰劳之意。将来必能迁善。霍光之事,未敢上闻,今,不如草诏罪己书!"

      慈圣说:"张先生既如此说,就照此办理,你去叫他速速拟诏!"

      未几,冯保又捧着居正拟就的一封"罪己御札"呈上,慈圣太后这才令万历起来,取纸笔自己誊写一遍。可怜万历皇帝已跪得膝盖酸疼,歪歪倒倒站起来,到一边去誊写这份自己骂自己的诏书。

      随后,慈圣太后又命冯保立刻将孙海等人逐出宫门,永不叙用,并命令他对万历周围的内侍一一审核一番,凡行为不端者,一律换走。这边张居正又在慈圣太后的督促下,加紧了万历的功课,嘱翰林院编纂历朝宗训实录,分四十章,次第进呈,万历又被拖进了经山文海之中。其实,张居正内心也很明白,万历还是一个青年,年少气盛,正是好谀恶直的时候,慈圣太后动辄以"霍光"之事对万历,不仅万历受不了,就是自己也觉得难堪。平心而论,他还没有把自己比作霍光的意思。但为江山社稷着想,也只能是继续尽心尽责,不停地向万历灌输大道理,力劝他亲贤臣,远小人,慎起居,戒游侠;又劝他,罢节浮费,量人为出,裁汰冗员,严核财赋,并趁机把自己的"考成法"以及清丈全国田土、改进赋税、继续推行"一条鞭"法的种种计划向皇帝细细备叙,经过"西苑事件"的万历,凡事也再不敢造次,对张居正的计划自然一一允许,颁诏不迭。

      推行"考成法"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上疏请求推行"考成法"。在张居正的一生中,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业。张居正在疏中提到推行考成法的必要性:"……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言之必效。若事而不考其终,与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成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当时的明帝国,下达的政令、法令、章程经过"办公"人手之后,从衙门里发送到各个地方衙门,这些文件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之后,最后到另一衙门归档,最终成为一纸空文,从此销声匿迹,不见天日。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之所以行不通,不在于机构的缺乏,不在于法令的提出与否,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新的机构,也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他只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他曾经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现在他创造了考成法。办法很简单,他把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许多项目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再同样造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存时间长久尚未实行的,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这三本账簿在综核名实方面发挥了最得力的作用。

      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便是张居正的创新了。内阁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后,内阁的实权显然扩大了。

      整理赋税

      考成法的实施,影响最大的是在整理赋税方面。张居正当国之后,他的主张就是要富国强兵,要强兵得先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这两个方面,张居正都做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主要是开源,考成法之外,当然还有节流。

      按照前几年的国家预算已是大大的入不敷出了。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这真是岌岌可危。所以节流必须从大处人手,皇帝和国防。居正在隆庆六年当国后,在节流方面更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撰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了旧例的赐宴,他说:"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唯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辄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

      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皇上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肴宴,并且免去元夕灯火。神宗虽然年少,但已经知道国事艰危的责任,他说:"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每逢节日,只有果宴。"

      于是筵席停止了,又为明朝省去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提到了宋仁宗不爱珠饰,神宗立刻接到:"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

      "是啊,"居正说,"皇上英明!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可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居正听完神宗说的一席话,切实感到欣慰,感到少年皇帝的圣明:"皇上所言极是。真是社稷苍生的福泽!"他知道这样又可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不久,内务一位太监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到内阁,居正看到后,立即封还,明确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

      国防方面,居正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的伺题解决了,这五六年来,明朝与鞑靼的扶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有百万余。现在应当节省的都节省了。

      但节流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考成法是一根鞭子,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显著。居正曾说:"考成一身,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当时,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很重。但是,贫农生活困难了,便会把田地卖给富家,富家势力扩大了,可以坐食田租,因为地位优越,还可以获得减免的特惠权。这样一来,大地主慢慢形成,增多了。他们设法避免科役,任意拖延征税。所以,贫农益发贫困,负担益发沉重,大地主可以更多地获得利益。有的贫农索性把土地和人身自由一齐卖给地主,成为农奴。虽然平等没有了,但是从此不用再怕催租缴税的官差。国家收入减少了之后,不得不把赋税徭役分摊到别的一些小农身上,结果更把小农驱人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越发增加了大地主的势力。

      隆庆三年的时候,海瑞作为应天巡抚,曾实行他的社会政策,目的是摧残大户,贫农的田并人大户的,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后海瑞去世,沿江号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绝。但海瑞因为以"肉缙绅,沽名乱政"被弹劾。他看出了当时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冲突,为了国家对付地主,又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而失败。居正的时代,他用不着夺田还民,他用考成法,用国家的力量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也减轻贫民的负担。经过一系列的整理财政的计划,田赋得到整理了,国库渐渐充实了,经过嘉靖、隆庆两朝的耗费之后,从神宗即位到万历十年,国家称为富庶,有中兴气象,居正不可不谓立了一大功。

      整饬学风

      这也是张居正一个极大的改革。

      明朝的学制,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生员有一定的名额,归各省提学官管辖。乡村中有社会、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的限制,但也不强迫入学。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增加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可以免役,即家中只要一人人学,可以三个免役。后来又添附学生员,他们同样没有廪米,但一样享受免役的权利。这些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可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好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为国家做事,但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辈子的府州县生员。但他们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人物多了,连带关系便有了,遂渐渐在地方上形成一种势力,欺侮一般民众,有时压迫地方官吏。虽然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事实上已成为地方的祸害,形成学霸。朝廷几次下令黜退行为不端的无耻之徒,慎选提学官,但都流于一纸空文。张居正认为若要整饬学风只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所以,他首先提出:"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司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督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随后提出一系列计划,目的就是要打倒游谈之士,不许再创书院,要肃清学霸之源,要裁减学额;禁止纠众;考验文理。一切计划的执行,用考成法来衡量,遂不至于一如以前,当作具文看待。

      张居正提出整饬学风的计划是需要有很大的决心的,如果他只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或许会重新考虑这件事情,毕竟得罪的人太多了,从领导阶级到民众都有反对的呼声。但他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怕个人的得失毁誉,所以能够取得当时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们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整顿驿递

      万历三年,居正决心整顿驿递,这是令他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制度。驿站有主管的官吏,马、驴、差役;水驿有船、水夫等。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民间。最初,夫役还可以享受免粮的特权。后来,这一特权也被取消了,交通干线附近的人员:成了国家的奴役。

      照理说,驿站的存在是必要的。国家机构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的明朝,驿站制度的建立是必需的,只是看这种制度如何运作了。

      太祖时代,关于驿站使用的规定非常严密,至于军国大事才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是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也只许带随从一名。所以,当时人民还不感觉痛苦和驿站制度的暴虐。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自使用驿站车马,太祖知道以后痛责道:"中原久经战火,现百姓刚刚开始休养生息,买马出丁,非常艰苦。倘使大家都和你一样,民间卖儿鬻女,也供给不起啊!"

      但太祖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

      以后的条例便逐渐地宽大,太祖时代,允许使用驿站的条例只有六条,嘉靖三十七年,便扩充到五十一条。凡符合这五十一条的人都发给通行证。北京的通行证由兵部发出,各省的通行证由巡抚发出。虽然填发的机关有限,但是填发的范围却扩大了许多。兵部可以填发送给别人,各省亦可如此。领到通行证的人,没有交还的期限,只需领一张便可终身受用,自己不用还可转赠旁人,姓名不合,可以洗去重填。官员们到了驿站以后,百般索要:粮食、柴炭、酒肉、蔬菜、马甚至银两。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而官员们已经把这种索要视为特权了。

      张居正提出:非奉公差,不许办理驿站通行证;不是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数太多,不论出于哪个衙门,俱不许应付;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俱不许开驿驰等等。

      又规定自京往外省都由兵部给开通行证,回京后交还;无须回京者,交所到省份抚按衙门,年终一并交回兵部。

      这些规定比起太祖时代的条例已经宽松多了,但是从太祖到神宗二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变了。其间有过类似的规定也成了一张废纸。但是张居正用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章程条例都要切实执行,不容易成为一纸空文了。

      张居正认定这是一件利民利国的大事,所以始终没有放松。执行的时候,从自己做起。一次,张居正的儿子要回江陵考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他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家祝寿。后来,他的弟弟病重,需回乡调理,保定巡抚遂开出一张通行证,张居正知道后随即交还。

      整顿驿递,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从大官做起,地方的通行证由抚按衙门发出,所以便先整顿抚按。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一次擅用驿驰,被言官提出弹劾。甘肃虽然不是边疆最紧张的地方,但终究在北防位置重要,而且,东莱是一个应付鞑靼得力的边臣。张居正确实感到一些棘手,但是又不能因为一个巡抚的缘故破坏国家的法律,只得把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以后再慢慢补救。

      最棘手的还是内监和应为明朝表率的衍圣公。每年衍圣公自曲阜人京朝贡,沿途便骚扰不堪。张居正便协商规定衍圣公入朝三年一次,给交通干线附近的居民减少了不少惊恐和负担。

      一条鞭法的推行

      万历四年,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最初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国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部的具体情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这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为一条鞭(编)法。但是,自那时起的五十年中,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从来未成统一之策。

      但张居正非常清楚,此举有利于人民,且能稳妥地确保国库收入。在他人阁之后,也曾几次支持过福建、江西一带的推行。假如居正是为自己谋利益,或为自己的阶层谋利益,便应当反对一条鞭法。中国传统的有正义感有见识的官僚是为民众谋利益,为国家谋利益的,所以万历四年,他决定推行一条鞭法,先在湖广推行,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办法一推行,便有人提到了种种的不便,甚至说条编便于士大夫而不便于小民。但经过一年的改革,他越发对此法感兴趣了。他一向认为再好的措施办法,没人去执行,也是空话,就在前不久,他看到户部奏请万历下诏,要追征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尽管这个办法欠妥,但他一想到一些富户确有拖欠顽习,拖欠久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倒是那些穷家小户势单力薄不敢违命。长此以往,不但国库收入不稳,而且也是一笔大大的糊涂账,所以他不得不票拟"准奏"。此诏一下,各地巡抚便纷纷上疏,说百姓愁叹田赋太重,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由此,张居正看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应从改变赋役制度人手,而且户部缺乏一个明智的有办法的领导人。

      正在此时,适逢辽东巡抚张学颜上书,提到了当地某大官在任时贪污受贿,巧取豪夺,非法放贷买田,逃避赋税,鱼肉乡民。张居正看完此疏后,心中欣喜,说道:"好,好!不想学颜竟有如此头脑!"同在阁中奉职的吕调阳张四维对视了一下,暗想:此疏我们也看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张四维飞快地转动脑筋,心中暗动:莫非首辅抓住了这位官员的把柄?借此机会一泄心中之恨?故如此高兴。因而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难怪首辅如此舒畅!"听着张四维的话中有话,张居正不觉心头一惊,仿佛不经意之间被马蜂蜇了一下。吕阁老与张阁老二人性情不同,吕调阳忠厚,因此,入阁三年,没有额外的争权欲望,在内阁中勤勉当值,每逢庆典,照例进宫蒙赏。但张四维就不同了,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杨溥的同乡,王崇古的外甥,和居正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个手段与能耐都具备的人。因此,时动时潜、左右逢源。万历三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奉职。但他知道,虽名为大学士,实际上只是居正的一条尾巴,只要居正在,今后自己恐怕是难有作为……张居正没有看清楚忠厚的人和有才华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吕调阳和居正达成一种默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苦痛,张四维就两样了,他或许可以遵守与居正的这个默契,但内心却充满怨愤,表面的恭谨之下暗暗积累着仇视。这成为张居正身后张四维极力报复的账本。

      张居正听到四维的话之后,连连摇头:"张阁老所言差矣!居正不是气量褊狭之人!我所感到高兴的是发现了户部的理想人选!"沉吟片刻之后,他说道:"户部总管天下钱粮,干系重大。居正当事以来,力倡节俭,严戒浮尚,量入为出,开源节流,总算使国库入不敷出的状况略有改观。然此举并非固本之策。欲使国力强盛,还得从根本上人手。但现任户部尚书不善理财,今见学颜疏论,虽言贪官却由此生发议论地方赋役的诸多弊端,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岂不是为我朝平添一户部尚书!故如此振奋!"

      言罢,吕调阳似有所悟,点头称是。张四维却想:从一份奏疏就可以决定户部尚书的命运?看来首辅安排人事真可谓独断专行!不知不觉中,胸中又积聚了几层妒火。遂沉下脸来,一言不发。

      吕调阳却饶有兴趣地追问道:"首辅何以能够一眼确定张巡抚具有才干呢?"

      张居正被四维刚才一刺已经警觉,他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其实也非一眼看出。巡抚一职,可谓集‘六部’于一身,他的才干,居正早有耳闻。再说,他疏中所论甚有见地。"他停一停,拿起奏疏,用手指比划着找出一段:"你们听听:势豪大户,侵欺积滑;缙绅士夫,多事货殖;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非革弊不能厚下安民……"

      "是的。赋役方面看来积弊甚多,早该兴利除弊了。"吕调阳感叹道。

      一直冷眼旁观的张四维接口道:"但不知首辅和未来的户部尚书如何革此弊政?四维记得福建巡抚推行的‘一条鞭法’收效不错呢。""张阁老所提之事,居正亦痛感必要,只是具体做法尚未成熟。"张居正道。虽然四维语言冷傲令他不快,毕竟二人想到一起了,重提"一条鞭法"也可见他的确是个有眼光的阁僚。

      不久,张居正与学颜相见,二人详细谈论了整饬赋役之事,由户部修疏奏请推行"一条鞭法"。

      在张居正当世十余年的时间里,殚精竭虑,勤劳于国家,且舍生取义,不为毁誉所左右,兴利除弊,以法绳之天下。遂使万历以来,呈现中兴气象。

      对他来说,伊尹、周公诸葛亮甚为榜样,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神宗不是太甲、成王、后主。效忠国家即意味着藐视皇上、功高震主,权重遭忌,于是张居正尸骨未寒,明神宗,一个由他一手辅佐起来的皇帝便抄了他的家,逼死张府十几条人命,其长子敬修被严刑拷打,最后自缢身亡。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封号恩赏一并剥夺,他的子孙数人也被充军。

      张居正生前功绩也被一一废弛,整顿驿递的禁令取消了,颁布的考成法也名存实亡,裁汰的冗官也一律恢复了,"一条鞭法"也已经无法推行。凡是张居正所重用的人张学颜、方逢时、戚继光等人,均被遣返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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