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亡政息的人治悲剧
万历九年（1581年），时年57岁的张居正本来可以功成身退。但是，长久的操劳以及生活细节的大意使得他重 病缠身，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像他起初承诺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他在最后的关头还担心着大明王朝的安危。虽然他在边防、经济、学政和驿递等领域 作出的一些改革对积弊深重的大明王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体制仍然没有改变，人治的弊端不断涌现出来。随着张居正亲自参与的减少，当初的一些法规难 以执行，新政的好多措施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这无疑又加重了对此视为生命的张居正的病情。
在关系大明王朝命运的一系列问题中，张居正最 关心的当属边防问题。在升任首辅之初，他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治国策略。之后十余年的一切努力，无不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目标进行的。外患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明朝 的统治，对于这一点，亲身经历过一系列边疆危机的张居正是十分清楚的。在他进入内阁之后，顺利地解决了最大的蒙古遗部鞑靼部落的威胁，使它的首领俺答答应 和解，并且开创了封贡和互市和平共处的边疆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朝的边疆危机不存在了。此时，西方的航海帝国已经崛起，葡萄牙人早在1535年即嘉 靖十四年，就取得了在澳门停靠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
在对外政策上，张居正采取两种策略。对于像投诚议和的俺答汗这样的首领，他采取"一味羁縻，但绝不屈从"的方针；对于那些誓死与大明王朝作对的任何力量，张居正采取铁血政策，从不手软。
正在张居正为边疆问题睡卧难安的时候，北边同样进入暮年的俺答汗为了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点可以盘踞的据点，一改往日的游牧状态，要修城，请求朝廷给予人 夫、车辆、物料。本来鞑靼的优势及威力全在他们迁徙无常，使得明朝廷难以追踪，无法掌握攻取的主动权，所以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由以攻为守转变为以守为 主。现在俺答却要筑城，这对明廷来说再好不过了。张居正听说之后很是高兴，他在给宣大巡抚的回信中这样说："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 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对于俺答的请求，他采取了顺水推舟的策略："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 也。"事实上，鞑靼也不傻，他肯定知道明朝对自己是个什么态度。他这样做也是顺便想再获得一些物资而已，到底是谁忽悠谁还不一定呢。这边张居正可乐坏了， 他暗自为俺答的愚笨而幸灾乐祸。他很是自得，因为俺答居然觉察不出来自己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可没过多久，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又 从北边传来，俺答去世了。这样鞑靼部落的领导权将发生变动，到底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到时候，新的鞑靼首领能不能继续保持和好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张 居正马上又焦躁不安起来。这时，曾经在上次边疆危机中扮演主角的三娘子又进入张居正的视野。当初这个女人为封贡互市的实行起过重要作用，现在张居正希望再 利用她来维持鞑靼部落的内部统一。
起先为了削弱鞑靼部落对明朝的威胁，经过历次反间、册封等一系列措施，最终使得鞑靼部落东西分裂， 互相对峙，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但现在俺答一死，西部鞑靼的领导权有可能归于东部，鞑靼部落有可能再次统一，这将对大明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起初西部鞑靼实 力比较强的时候，张居正乘机策动把汉那吉和俺答汗对立，但此时如果西部鞑靼因此又分裂的话，东部鞑靼将一家独大，并乘势再次统一鞑靼部落。
在静观事态的变化过程中，张居正发现俺答汗的小儿子黄台吉最终获得了主导权，将要代替俺答汗的地位，继位成为西部鞑靼部落的首领。张居正代表明朝廷发去 贺信，对黄台吉的上台表示支持，但同时要求黄台吉归顺朝廷，并告诉他说，只有归服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经过考虑，黄台吉答应了这个条件。可是，鞑靼 部落并没有因此得到安宁，因为在黄台吉接受袭封之后，三娘子带着自己的部众走了。此时，黄台吉为了防止三娘子支持把汉那吉东山再起另起炉灶，于是派兵追赶 三娘子。此时，明朝宣大总督赶快派人说服三娘子，使她和黄台吉成亲，继续保持自己的位置。三娘子最终答应了这种安排，鞑靼部落的继承权就这样顺利地过继 了，没有使早先的对峙格局发生大的改变，张居正也终于放心了。
北边刚刚平息，东北又出现了危机。万历九年（1581年）三月，辽阳副 总兵曹簠在长安堡被土蛮部落打败，死伤三百多人。最后，朝廷决定按规矩将曹簠处置，把他关进监狱。对辽东军务人员进行了改换，将兵部左侍郎吴兑改任为蓟辽 总督。这次兵败让张居正很是揪心，在吴兑赴任后不久，他就去了一封信："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 重惩。勿事姑息也。"可以看出，张居正忘记了思考双方对峙的根本原因，没有想着从战略上彻底解决这些边疆问题，他仍然停留在投机取巧和注重军纪的战术改动 上，这样的解决思维无疑难以彻底解决边疆问题。
在处理完边疆危机的两个重大事件之后，张居正又对朝廷内部的人员安排做出提前部署。内 阁除了张居正之外，此时还有张思维和申时行两人。对于他们，张居正还是不敢轻易动手，只能通过改变六部的人员任命来牵制这两个和张居正貌合神离的人。六部 人员大多是张居正自己提拔上去的，只是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1580年）结束任期辞官回家了，这里空出来一个位置。张居正决定，让极力支持他改革的刑 部侍郎徐学谟继任。
但是，这个安排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因为按当时的惯例，礼部尚书一般是最先进内阁的人选。所以，要当礼部尚 书，必须是翰林出身，但徐学谟却不是翰林。这样就有人质疑张居正以权谋私，违规提拔徐学谟必定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有人不满，因为不管是因为什么，这种行为 都是违规操作。不得已，张居正站出来解释了一番，表示自己和徐学谟毫无关系，对他的提拔仅仅出于他的基层工作经历，这有助于改善上层官员对时事的了解程 度，有助于更好地处理朝政，对一些相关事项及时提出应对策略。这一招果然见效，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做法，使得明朝高层管理官员大多是学者出 身，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往往参政议政的态度及方法以及提出的策略都与现实脱节。张居正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官员，这种弊端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做出这样的安 排也是有意弥补这一体制缺陷的举动。最终他据理力陈，一些表示不满和怀疑的官员也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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