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修改《劳动法》的故事

谈起中国革命进程中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由此可见，洛甫、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洛甫是谁呢？他就是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重要发言，他尖锐地批评了"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放出了公开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炮，为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和党内的领袖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以作风踏实、工作认真、深入细致、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闻名。

"一苏大"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苏区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张闻天却提不起兴致。为什么呢？苏区已普遍贯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在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劳动法》，是依照城市工人运动状况来制订的，现在套用到以农村为主的苏区，执行的结果令他坐卧不安。不久前，他到赣东北的横峰县调查考察，发现不少问题：有位叫陈克思的雇农，与雇主签订了一份合同，每天劳动6小时，讲明不挑40斤以上的东西，报酬由8元上调到16元；还有位放牛娃，每天放牛4小时，报酬也从4元增加到16元。这种大幅度缩短劳动时间，漫天要价的做法，使一些雇主承受不起。

农活忙不过来，又雇不起人，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像这样不实际的规定，在《劳动法》中还有很多。如成人每日工作8小时，青工6小时，童工4小时，周日不做工。工人抽烟、穿鞋、理发、治病等费用统统都要师傅负责。结果，师傅都不愿带徒了。再如，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这期间，无论时间长短，都不得克扣工资。种种规定，使老板不堪重负，只得关门大吉。

想想，以中共中央局常委身份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他能不为苏维埃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担忧吗？针对这些情况，张闻天认为不能机械地执行《劳动法》，这不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不利于发展苏区经济，不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为此，他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中呼吁："要求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使《劳动法》更能够适合目前的环境与需要。"后来，中央政府根据张闻天的意见，对《劳动法》作了进一步修订，使之比较合乎苏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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