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章的艺术特色
【原文出处】：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附】：
《左传》一书的散文艺术，不论记言记事都有新的发展，新的特点，都超过了《尚书》和《春秋》，也超过了思想相似、文风相近的《国语》。其叙事之工，辞令之美，都达到了这个历史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叙事方面：
《春秋》只记大事，《国语》记事零散，而《左传》记事的特点之一是叙述完整，文笔严密。我们讲《国语》的文风和体例时，曾经说到。例如《国语》记“长勺之役”，只有曹刿和庄公的一段对话，《左传》则写出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国语》写晋灵公被杀，只叙梗概，《左传》则讲述了全部故事。再以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这段记叙来看，不仅记事完整，而且十分简洁。其文云：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翳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这是历来传诵的一篇。虽是全书的一段，却可独立成文。其首尾之完整，结构之严密，几乎无懈可击。用这样少的笔墨写出如此纷繁的事件、如此多样的人物，层次又如此分明，语言又如此凝炼，叙事达到这个程度，应该说是史家之文的新的成就。
此外，还有僖公四年、五年、以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关于晋公子重耳出亡的叙述，其详细具体的程度，更是前所未有。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描述战争。与《左传》同时或略早的史书，虽然也有关于战争的记述，但和《左传》比较，都只是简单的笔墨；到了《左传》才出现了结构空前完整、细节异常生动的长篇巨制。例如僖公二十七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等，无不写得声势壮大，情景逼真。以鞌之战为例，《国语·晋语》中只有“靡笄之役”的几个不相属的片段，《左传》却已构成首尾完整的篇章。战争开始前韩厥斩人、郤克分谤一段以及战争结束之后范叔后入、不肯居功的情节，《国语》所记不逊于《左传》的文采，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则大抵不如《左传》详尽。如《左传》写的下面一段：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这段战役中间的情节，《国语》所记，只说“郤献子伤”，不言“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张侯之言，《国语》是一气说完；《左传》则在张侯讲话中间又插入了郑丘缓的话，情态更为生动，细节也更具体。所有这些地方，《左传》都比《国语》详尽。还有，《左传》这段记载之下，又有“韩厥梦子舆”、“逢丑父与公易位”、“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等等，《国语》也都没有。两相比较便可知道，对于战争的描述，是《左传》文章的新成就。
《左传》描写战争，不仅生动具体地写出战争中间的各种动态，而且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城濮之战就用了许多笔墨叙述战争之前晋楚两国的准备情况，关于子玉的“治兵”，晋侯的“教民”，都有详细的记述。在记述中预示着战争成败的迹象，而且流露着作者的某些观感。城濮之战是《左传》中一次大的战役，文繁不能备举；即使是一次小战役，《左传》也常是写得有头有尾、有因有果，而且在叙述中寓以经验教训。例如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就是一篇典型文字。
这篇叙述早为历代传诵。记叙文写得如此完美，也是史家文章的新成就。
《左传》文章之善于写战争有它的时代原因。春秋战国是战争频繁的时代，书的编著者生于战乱之时，习闻战乱，不必搜奇便能涉笔成趣。这样的文章，不一定必待知兵的吴起才能写出来。
二、记言方面：
《左传》记言的成就比记事还要突出。其特点是：文章已从前代的诰、命、训、誓中发展为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
春秋以来，诸侯之间斗争尖锐，行人往来，非常讲究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更须委婉其辞，及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所谓“辞之不可以已”等等，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左传》将这样一些辞令记载下来，不加修饰也已率然成章；一经润色，自然更富文采。例如僖公四年齐帅诸侯伐楚，双方的问答辞令。问答针锋相对。齐侯这次伐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全在于自己称霸。所以楚国派人提出质问，话中便带有讥讽。但齐侯既然打着天子的招牌，也就显示自己出兵是“堂堂正正”，管仲的答话，也说得“义正词严”，所谓“寡人是徵”、“寡人是问”，简直像是理直气壮。在这情势下，楚国只好让步，却又不肯真正低头。一面承认“寡君之罪”，一面又说“君其问诸水滨”，措词也相当强硬。
当楚子派屈完与齐侯盟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以示威力时，屈完与齐侯还有一段对话：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一问一答，针锋相对。楚国这时虽然不得已而受盟，但行人出辞，始终委婉有力，并不示弱。
委婉有力，是屈完辞令的特点。
又如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战于韩，晋国战败，晋侯作了俘虏，于是晋阴饴生会见秦伯，盟于王城。这时阴饴生和秦伯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
阴饴生这番话也是一段极为巧妙的辞令。在国君被俘、国家无主的情况下，阴饴生对答秦伯，既要委曲求全，以救亡图存；又要暗示晋国尚有实力、并不屈服，表明晋国虽然战败，但举国上下都在“不惮征缮”，准备报复。至于“报仇”还是“报德”，就看秦伯能否作到“贰而执之，服而舍之”了。希望秦伯不要“以德为怨”。阴饴生所谓“君子”和“小人”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正是暗示晋国作了两手准备。表面上卑躬屈节，其实并非完全示弱。秦伯听了之后说：“是吾心也。”这也正是考虑到晋国还存在着“报仇”的实力才故作“以德服人”的姿态。
辞令委婉有力是《左传》文章最明显的特征。前面说过，这同当时的斗争情况很有关系。越是四面受敌的国家，在外交上越要讲究辞令，郑国的子产便成了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郑国介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子产当政，在外交场合表现了极高的才辩。《左传》记载子产的言论，大抵都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
例如襄公二十一年，“晋人征朝于郑”，郑使子产对答。子产一面表示服从晋国，不敢“忘职”，另一面也指责“大国政令之无常”，致使小国“无日不惕”，表明两国关系欠佳，责任全在晋国。
子产周旋于大国之间，敢于坚持原则、巧于运用辞令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看出，《左传》文章的辞采之美是和子产这流人物之善于辞令分不开的。大概当时的外交辞令已经十分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于是就更富有文采。正如《史通·申左》所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这话说得不错，《左传》文章之美确实是同大夫行人的应答辞令有关，不是某一作者能独自完成的。
《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有时还远远超过问答的范围，形成了长篇大论，这也是论辩文章的重大发展。例如成公三年载“吕相绝秦”一段长文章就是这样。
《史通》评论《左传》，还不止称赞其记言之美，《载言》篇又曾说《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能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此外，《言语》、《叙事》、《杂说》等篇，都曾推崇《左传》的文辞之妙。《杂说》篇甚至说是“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刘知幾从史家的观点来评《左传》，但他所讲的也正是《左传》一书散文艺术的特点和成就。
《左传》对于后代散文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唐宋以后，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摹《左传》。但后人推崇《左传》，有些也并非尽得其实。例如真德秀列《左传》于《文章正宗》，方苞引《左传》讲古文“义法”，有人甚至“以时文之法”来评《左传》，诸如此类，对于《左传》文章的艺术成就，并不是都能正确阐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