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章》鉴赏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於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於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文体】：《梁惠王上》
【原文出处】：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鉴赏】：
《齐桓晋文之事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时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记录，也是《孟子》散文中最富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文以记言体的对话形式记叙了孟子对齐宣王的游说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并显示出其犀利的笔锋和雄辩的才能。根据对话的思想内容，全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然后快于心与?”孟子首先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为通篇定下了思想基调，统领全文，进入论辩。文章是以齐宣王所问桓文之事亦即“霸道”开篇，看似突如其来，实则开门见山，下笔即直触主题。齐宣王姓田名辟疆，是战国中期齐田政权的第四代国君，在位近二十年。他曾任用田忌、孙膑为将，打败魏国，杀死庞涓，声名颇为煊赫。他一心效法春秋五霸建立霸业。他特别倾慕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举；也推重晋文公称霸诸侯破楚救宋的伟业。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主张“以德行仁”、兴王黜霸。这样，二者势必针锋相对，存在着根本冲突。齐宣王向孟子问起霸道，孟子便避其话题，先作否定之后就径直提出了王道。他时刻不忘宣传自己的主张，是“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政治家。这里以理直气壮的口气表明了儒家对“霸道”的鲜明态度，既显示出了自己的观点，又反映出了人物的性格。这样，论辩双方迅速亮出旗鼓，设下擂台，王道征服霸道的精彩好戏于此拉开了序幕。接下去，齐宣王问到王天下之“德何如”，孟子胸有成竹，脱口便说出了“保民而王”的答案，并夸张说：“莫之能御。”既然对方触及了“德”，孟子当然要申述“以德服人”的主张，而反对以力服人假仁称霸的作法。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在下文展开话题、深入论说了。接下去孟子论述“保民而王”的内在根据在于人的不忍之心，要实现“保民而王”的途径在于“推恩”；齐宣王没有施行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孟子抓住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大作文章。他并不直截了当地指出对方有不忍之心，而是拐弯抹角地转述了齐宣王近臣胡龁所讲的一件趣事，即用齐宣王不忍见衅钟之牛觳觫的自身行动，借以引导出他清醒的认识，表明他具备实行王道的条件：有不忍之心。这既使对方感兴趣，又曲尽自己的仁德之说。所谓不忍之心即恻隐之心。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心是仁政之大端，王道之根本。所以，孟子在引导齐宣王确认自己有不忍之心以后，就明确地下结论说：“是心足以王矣!”这则以羊易牛的故事，由于是宣王亲身所为，当然真实可信，便顿时增加了亲切感和说服力，而且使抽象的说理变得形象可感了。这层意思讲完后，孟子又借题发挥，再进一层点出齐宣王的“不忍”还只是见牛而未见羊，未能尽善尽美。这里故意插入百姓的误解，使文势顿生变化。“百姓皆以王为爱”、“牛羊何择”、“见牛未见羊”等，孟子这一系列的话，是在引导齐宣王解决认识上的矛盾，启发他澄清心理上的疑难。当齐宣王否认了吝啬之后而感尴尬时，孟子马上鼓励他：“无伤也”，又夸赞以羊易牛的不忍之心“是乃仁术也”，并把此举上升到了“君子”所为的高度。就这样，宣王终于克服了认识上的障碍，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自己的衷心悦服和激动情绪。这里孟子对齐宣王的赞扬合情入理，齐宣王对孟子的折服也很自然真挚。表明他们之间已经有共同语言，彼此思想交流也有契合之点。这就为孟子继续阐明王道的政治主张立下了根基。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申明了“举斯心加诸彼”的意义，以及“推恩足以保四海”，可以王天下的道理。首先，孟子巧设譬喻，明确指出了齐宣王“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症结所在。面对齐宣王对“不忍之心”“之所以合于王者”的发问，他也不立即作答，而是信手拈来现实生活中差距颇大的两件事，请齐宣王表态。一旦得到了齐宣王的肯定答复，他马上又回归到原来的话题，紧承上节的牛羊事例，点破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是“不用恩”的缘故。其实质正像力足以举百钧却不肯举一羽，又像明察秋毫却不见舆薪一样，是不为，而非不能。这类譬喻，寓意明晰，形象生动，而又通俗易懂。接着，孟子又再设譬喻，说明了“不为”和“不能”的区别，进一步申述了“推恩”的观点。齐宣王所问“不为”与“不能”的区别，既很抽象难于具体回答，又难于为提问者所理解。孟子机警灵活，再次巧设譬喻，用“挟太山以超北海”说明这是“不能”，是“不为”而“非不能”。以此极为鲜明的譬喻两相对照，含义十分精确，生动易解，并具有无法辩驳的说服力量。孟子善于观察对方和捕捉机会，他顺承论辩理势，又开始进行正面晓喻，使说理深一层展开。先说明什么是“推恩”：敬养老人，抚爱儿童，以为如此则“天下可运于掌”。然后引经据典，借《诗经》所言强调国君的榜样作用，说明“推恩”就是“举斯心加诸彼”，“推恩”与“不推恩”会有迥异的后果。古代贤人胜过今人，就在于“善推其所为而已”。接着话题一转，结合现实，联系到齐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问他为何“功不至于百姓”。这实际上还是在指出他“不推恩”，但语气却很和缓，感情也很殷切，并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请齐宣王从容思索。为此他还故意岔开话题，问起齐宣王“兴甲兵、危士臣”等的意图来，自然过渡到了下一段的论说。由此可见，这是全文的精彩片断，寓意警策，逻辑严密，譬喻层出，波澜迭起。
第二部分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到“其若是，孰能御之”。这部分紧承上文孟子所问，而由齐宣王回答开始。集中剖析了以霸取天下的害处，劝说齐宣王摈弃“霸道”，实行“王道”。孟子发现齐宣王“不推恩”并非方法问题，而如一开始急于问霸所表现的那样，胸中有称霸天下的强烈欲望。于是，他便暂时抛开齐宣王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论题，转而谈起他“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问题，并且先不问其作法是否合乎仁义，只是问他动机和目的是否为了“快于心”，从而引出齐宣王的“大欲”来。孟子步步引导，穷追不舍，又直问为何?齐宣王却“笑而不言”。这里，刻画人物穷形尽相；叙述简洁，富于戏剧性。孟子此时也并不需要齐宣王作答，为了给齐宣王留有余地，先故设揣度之词，用五个问句构成排比，盘问齐王是否在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等生活方面感到不足。巧引齐宣王否认之后，便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齐宣王的“大欲”就是要以力征服天下。这里连用“辟土地”等四个动宾词组来表述齐宣王的“大欲”，气势递增，涵义渐伸，形象地表现了齐宣王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武力称霸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更反映了孟子对霸道的激烈反对。还未容齐宣王插言，孟子就马上当头棒喝：“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比喻，警策惊人，大有危言耸听之势，竟使齐宣王不禁惊疑起来。孟子顺势再出危言。接着指出：缘木求鱼，即使不成，并无后患；而推行霸道却“后必有患”。齐宣王受到震动，发出想听下去的请求。孟子又牢牢地牵着齐宣王的鼻子，运用“邹人与楚人战”的生动比喻，征得齐宣王对胜负判断的答案，导出了小与大、寡与众、弱与强无法匹敌的结论。并以这一结论为前提，再假设齐国抗衡天下数量对比是“以一服八”，自然属于邹人不敌楚人之列。齐国能否匹敌天下，已经无须齐宣王再作答复，强行霸道必然失败也已经成为定论。这里连用了三则譬喻危言霸道之害，具有振聋发聩的惊醒力量。孟子完成了对霸道的摈斥，不容齐宣王喘息，随即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展开进一步论述。尽力引导，正面夸说，展示出实行王道仁政将会出现的美好政治局面，理想色彩极为浓郁。他时刻不忘自己的主张，“盖(盍)亦反其本矣”，回归中心论题，是何等及时何等迅速!然后用五个“皆欲”句的排比铺陈，淋漓尽致地渲染出王道仁政的教化力和凝聚力，会广泛得到士、农、商、旅的拥护。这种天下归心的局面，试看“孰能御之”，真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一部分，也是文章的中心段落，它集中体现了孟子对“霸道”和“王道”的剖析论辩，行文采用了前后相联和映照对比的方法，或取类引譬，或直言阐述，夸张而精练地分别论及了二者的不同结果，引导对方不得不从前者转变到后者。
第三部分从“王曰：‘吾惛……’”到篇末。齐宣王自认思想糊涂，并主动求教，孟子指出了“保民而王”的经济措施和教育措施。首先，阐述“恒产”与“恒心”二者的关系。“恒产”是指赖以生活的固定的产业，“恒心”是指安分守常的善心。这里讲的就是施行王道仁政的基本内容。“恒产”是就物质而言，“恒心”是就精神而言。二者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经济上的能否保民，关系到教育能否成功。百姓只有足以饱身养家，才能教以礼义道德。明君要“制民之产”，使之安居乐业，否则便是“罔民”，即坑害百姓，从而使之陷于罗网了。文章结束时，连用排比句式，津津乐道地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施行王道仁政的“理想国”的图景，并满怀信心地宣布，如此保民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可见这文章结尾是孟子本次论辩中真正阐述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学派的基本理论和具体主张，也更能显示出本文的主旨。
概而言之，本文紧扣“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推理过程：要行王道就必须摈斥霸道，保民而王；要保民就必须有不忍之心并善于推恩，要推恩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和恒心；如此，最后王道可成。这就使文章中心突出，逻辑严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文章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孟子的仁政理想和民本思想。他主张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保民而王，借以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攻伐霸道，从爱惜人力财力维护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苦难方面讲，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一特定时代里行不通。他的社会经济思想，即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反映了小农男耕女织、渴望温饱的自然经济意识。
本文为后人推重，主要在于孟子论辩的技巧和行文匠心。其成功之处，首先，孟子善于观察论敌，揣摩对方心理，进行启发诱导。如开篇避开问霸，直言王道，赞扬齐王的“不忍之心”，说明“不能”与“不为”的区别，以及对霸道必败的剖析，就处处显出他善于攻心，长于诱发。设置和转换话题灵活机巧，把握分寸也十分得当。其次，文章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锋犀利。论辩伊始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一上来就明确表示了反对霸道的激烈情绪。对齐王不推恩的譬喻剖析，三个“不用”组成的排比句子，气势通畅，直指目标。诱导齐王大欲的五个“不足”的句子，则如利刃剔骨，剥出了大欲的实质。难怪唐宋古文大家都推崇《孟子》，苏洵就曾评价：“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里称赞的就是孟子笔锋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的功效。再次，孟子善用譬喻，说明简洁、生动。文中论述“不能”与“不为”的区别时，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作为比喻；在剖析霸道的不可行时，又以“缘木求鱼”作譬。这种夸张性的反差极大的喻体，含义突出，极易理解。此外“邹人与楚人战”、“以一服八”等，也属此例。这些丰富生动、设想新奇的譬喻，都把抽象化的说理变得形象化了。汉赵岐《孟子注题辞》曾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竟有九十三章中使用譬喻总共一百五十九种，足见孟子是善用譬喻的语言大师。最后，是排比、呼告、反复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本文论辩的关键之处是往往使用排比句式助长文势。如“不推恩”是齐宣王的心理障碍，便用了“不用”三句排比连连相攻。齐宣王不肯暴露“大欲”，又以“不足”五句来排比，层层相诱。铺陈王道乐土的理想境界，用“皆欲”五句排比。阐述仁政措施，也用了四层排比。这些排比句的运用，非常确切巧妙，大大增强了感染力量。文中曾有两次呼告：“盍亦反其本矣!”又曾反复追问不对百姓推恩的原因。这类修辞方法，既有刻画人物之妙用，又有表达感情的功效。总之，《齐桓晋文之事章》是最能体现孟子论辩才能和散文风格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