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赋》鉴赏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扬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於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
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原文出处】：据胡刻《文选》本。
【鉴赏】：
如果说，《九辩》的体裁与表现方式基本上没有超越《离骚》、《九章》的原有格局，那末，《风赋》之类作品就有大的突破与新的创造。历来认为屈、宋之赋长于情，荀卿之赋长于理，一以辞胜，一以理胜。荀赋带有政论诗或哲理诗性质，而宋玉则在屈骚的基础上熔情、辞、理于一炉，奠定散体赋的基础。程廷祚《骚赋论上》分析“骚”与“赋”之异，然后谈到：“或曰：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又在其《骚赋论中》指出：“荀卿《礼》、《智》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因此称之为“赋家之圣”，可见宋玉作为赋体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对汉赋的繁荣发展具有发轫作用。程氏认为：司马相如诸大赋，是“赋家之准绳”，为“宋玉之流亚”，可见他们之间的艺术渊源。从宋玉到司马相如，形成赋体文学的兴盛过程。
现传一般认为属宋玉所创作的几篇赋中，《风赋》较享盛誉，也是此类赋的代表。其带有首创性的艺术特色是，运用巧妙的隐喻手法把自然现象引申为社会现象，旁敲侧击，借题发挥，以对昏暴的楚王进言讽谏，含而不露，寓意较深，富有风趣。他幽默地把“风”分为雄雌两种：一是“大王之雄风”，其“风中人”的感受是，“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而另一种是“庶人的雌风”，给“风中人”的感受则是，“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陷
嗽获，死生不卒”。在貌似恭维楚王的这样尖锐对照下，生动地揭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面貌：一方面是“大王”们高踞深宫，养尊处优，享受人世间的种种幸福和特权，连风对他们都是优待的；另一方面是“庶人”们居于穷巷陋室的贫困状况，一幅凄凄惨惨的图画。在楚王统治下的那个社会，即“天地之风”竟都有高低贵贱之分，其批判的锋芒是很锐利的，它构成了此赋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赋的构思和表现手法也显示了宋玉的艺术创新精神。如陈第所说：“夫风岂有雌雄?人自雌雄耳。以雌雄之人而当天风之飘飒，判乎其欣喜悲戚之不相伴也，则谓风有雌雄亦可。”以风之雌雄喻人之贵贱，揭示人间不平现象，颇具匠心。赋中对风的描写则观察入微，曲尽物态。写风之始生，“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显现飘然徐来之态；至风之盛大，“耽耽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可想见其狂飞寰宇之貌，震撼天地之声；当其衰时的“离散转移”，着墨不多，颇耐回味。特别是写风在两种世界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尤见其功力。当雄风凌高空而入深宫时，悠然飘举，升降自如，轻拂花草，传送芬芳，缓步内庭，沁人心脾；而当其刮进“贫民窟”时，又别有一派凶恶景象，搅动臭水污坑，扬起浊尘腐气，闯门侵户，无所顾忌，引起身心不快，带来疾病瘟疫，完全是一派不祥之气。对照如此鲜明，发人深省，如陈第所谓：“人君苟知此意，则加志穷民，又乌能已?”(上引文均见《屈宋古音义》)这当是其讽谕之义所在。
历来也有人怀疑《风赋》非宋玉所作，主要理由是：他在《九辩》中表现为很不得意的失职贫士，而在此赋中写其优游宫廷，应对楚王，大言谑浪，颇受宠幸，与其身份不符。其实这不应该是疑非其作的根据。关于他的自悲落魄，当是早年境遇，其后跻身楚宫，文献多有记载。例如《韩诗外传》卷七称“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新序·杂事》第五则谓“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又言“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说到，屈原放逐之后宋玉求事楚友景差，“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等等。归纳诸说，宋玉得进楚宫为文学侍从之臣，因而创作《风赋》之类，看来是可信的。至于赋中直称“楚襄王”，在先秦诸子著作中也不乏类似情况，或为后人整理所加。诸如此类，都不足以作为否定宋玉创作权的根据。此赋对后世小赋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再以《秋声赋》作为例，其中对于“秋之为状”的多层次描写，采取“欧阳子”与“童子”对话的方式，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