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胡朱梅云传 节录》鉴赏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於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蘲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
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於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监御史。
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
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於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显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元帝时，琅琊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
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
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元帝世。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於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於身，土周於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於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於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
【原文出处】：据影印宋景祐刻《汉书》本。
【鉴赏】：
这是一篇合传，班固为之立传的是五个人，除本书选录的杨王孙、胡建、朱云以外，另二人是梅福和云敞。这二人，一位是抗言直谏矛头直指擅权的宠臣王凤；一位则不避风险，为师收尸，以此举动表示对王莽暴政的抗议。和杨王孙、胡建、朱云三人一样，班固为之立传，既非他们有盖世的武功，亦非有奇突的谋略，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同程度地和权贵、外戚、佞幸及其不良风俗作过抗争。
班固因是奉诏修史，往往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对社会黑暗、封建统治的残酷等进行尽情的揭露。但是，出于一个史家的正义感和良知，《汉书》中也常常能从侧面暴露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凶狠残暴和社会风俗中的种种腐败现象。这篇合传，就鲜明地表露出班固进步的思想倾向。
班固对杨王孙，并没有从多方面展示他的生平事迹，而是集中笔墨写他临终有自身力行、遗令裸葬这一典型事件，从而表现了班固对厚葬之风的否定和批判。
厚葬之风，不仅汉朝，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顽症。此习俗从吴王阖闾开始到秦始皇达到了高峰。汉朝，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据索琳声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贡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晋书·索琳传》)帝王治陵所需的开支竟占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令人咋舌。武帝时，国力强盛，厚葬之风达到高峰。武帝修建茂陵历时五十三年，及葬时，“其树皆己可拱”。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据《汉书·贡禹传》的记载，有“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这种习俗发展到东汉，已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棺，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厚葬之风所造成的恶果，直接危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不仅与封建礼制背道而驰，而且也影响百姓家给人足。汉世文帝、成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安帝都曾下诏，明令不许殚财厚葬。处在厚葬之风盛行时代的班固，为杨王孙立传，有其明显的积极意图。
从杨王孙报祁侯书来看，杨王孙用来对付厚葬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是老庄哲学中的生死观念。把死亡视为大归，视为物化，视为返真，而费财厚葬，将“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这种“不加功於亡用，不损财於亡谓”的精神实在是矫正时弊的一帖良药。杨王孙裸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庄子“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的超脱。这种超脱显然有某种进步意义。班固基本上是一个儒家信徒，在此文中却对黄老思想表现了意外的推崇。这种变通说明班固决不仅仅是一个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学家，他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
比厚葬之弊更难消除的是宠幸，权贵擅权后的飞扬跋扈，恣意胡为。许多正直官吏往往因此而遭殃，胡建与朱云悲剧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胡建堪称一位干练、果敢的官员。他得以扬名的一桩政绩——私斩监御史，充分体现了勇猛、沉着与敢作敢为。后作为渭城令，也是“治甚有声”。可就是因为他办事正直，得罪了外戚公主、上官安、丁外人一伙，竟被逼自杀。长公主、上官安、丁外人在昭帝时代，是一伙权势炙手可热的外戚、权贵。长公主是昭帝的姐姐，丁外人是长公主的情夫，他们互通声气，交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可与当时的重臣霍光抗衡的集团。丁外人为了报自己的私怨，射杀了故京兆尹樊福。胡建履行自己的职责，带领捕吏围捕凶手。由于凶手的靠山权势甚大，不仅没能捕到，还被盖主、丁外人等率领家奴将政府部门的游徼们奔射追散。他们这样做，已经充分暴露了这帮外戚幸臣们的横行霸道。他们杀了人，不但不让抓凶手，反而射散了抓凶手的官吏。可是事情到此，长公主仍不肯罢休，还要使人上书弹劾胡建的游徼伤了自己的家奴。颠倒黑白到了何种程度。胡建不过为自己的部下辩护几句，就被定罪下狱。胡建面对官位，势力远高于监御史的长公主一伙，昔日的勇猛与机智都无从施展，只能以一死抗争。当权者的横蛮于此可见一斑。
与胡建相比，朱云的性格、经历可能会导致一些非议。他好勇斗狠，数次犯法亡命。然而他在与五鹿充宗、石显、张禹等佞幸和宠臣作斗争时表现出来的勇气、胆略与正直，无疑是值得敬佩的。石显是一个宦者，在元帝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汉书·佞幸传》称：“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少府五鹿充宗，因擅长梁丘《易》而得宠。石显与五鹿充宗，还有当时的中书仆射牢梁等结为党羽。他们都得宠位，兼官据势。当时有首民谣道：“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河累累，绶若若邪。”可见权势冲天炙手可热。当时凡言石显之短的如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第一大批人，或弃市、或自杀，或废锢。因此，当时的宰相韦玄成也只能阿谀奉迎，只图容身保位而已。成帝时的张禹，几乎和元帝时的石显有着同样的权势。张禹作为皇帝的师傅，深得成帝宠幸。他位极人臣，成帝对他是有求必应。面对这些权势显赫的大人物，站出来公然抗争，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朱云并不因为第一次上疏指责韦玄成、石显而被下狱和减死为城旦的结局所吓退。在对张禹的斗争中，廷争不屈，直至攀折殿槛，确是不负狂直之美名，连成帝也要用这攀折了的廷槛来表彰直臣。尽管如此，朱云自此以后也是郁郁不得志，终身不再仕，最终结果可以说也是一场悲剧。胡建、朱云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封建社会中稍有正义感的官员所难以避免的。
在一篇分别记叙数人事迹的合传中，如何避免行文单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班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根据三个人物的不同特点，选择了不同叙述角度，采用了各异的叙述方式。记杨王孙时，重点引录他的临终遗书，以议论见长；记胡建则以叙述事件为主；写朱云则以刻画人物为重。这样，杨王孙的豁达洒脱，胡建的果决干练，朱云的狂傲迂直，分别展现在读者面前，各自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朱云的刻画，重点截取舌战五鹿、谏责韦玄成、殿前抗争等典型场面，把一位不畏强暴的直臣义士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三位人物的传记合在一起，错落有致，避免了行文结构上的平直单调之弊，充分展示了班固在布局上的匠心。
外戚、宦官专权是东汉统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班固在世的最后几年，由于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就总揽大权。以后，历整个东汉，宦官、外戚轮流擅权，互相攻伐，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班固在这篇传记中，对西汉权贵、宠臣专权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劣行的揭露，当时不但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先见之明。如果当时的统治者真正能从历史中得到一定的教训，东汉的政局大约会有所改善。总之，无论是班固对厚葬之风的反对，还是对权贵佞幸的揭露和对直臣义士的褒奖，都充分体现了班固作为一个优秀史家所具有的进步思想。而体现在行文布局上的匠心和叙述上的详略得体，更表现了他的高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