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桑维翰论》鉴赏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软，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 诸羊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原文作者】：王夫之
【原文出处】：据中华书局本《读通鉴论》
【鉴赏】：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县)人。清兵南下，夫之在衡山举义兵抗击，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小朝廷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后到桂林，桂林失陷，知势不可遏，遂隐姓埋名匿居湘西山洞，后定居衡阳石船山，筑土室“观生居”。潜心著述四十年，人称“船山先生”。学识广博，著述甚丰，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思想家。后人编其著作为《船山遗书》。
桑维翰是五代时的“名臣”之一。自北宋以来，世人多称其“辅晋之功”，对他赞颂备至。如北宋王禹偁《怀贤诗》曰：“魏公王佐才，独力造晋室，挥手廓氛霾，放出扶桑日。感慨会风云，周旋居密勿，下民得具瞻，上帝赍良弼。”清李渔《论桑维翰辅晋》曰：“(维翰)劝主推诚以待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又能务农桑通商贾，使万民乐业，亦一时之周召也。”对他最后被缢杀惋惜不已，认为他虽身死而名垂千古，功盖后世。
王夫之的《桑维翰论》是他晚年写的一篇历史评论。这篇评论辩知古之诬，“推本得失之原”(《续能鉴论·叙论四》)，指出桑维翰的“辅晋之功”实是一种可耻的卖国行径。根据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他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对他个人卖国的心理作了精彩而深刻的剖析。
评论开头，作者先以议论落笔，提出为历史人物定罪，应依据这个人物在历史上贻祸之大小据实分别“差等”论断。而后纵览古今，将祸定为三等：“祸在一时”，“祸及一代”，“祸及万世”。由小及大，层层推进，以桑维翰与前人作纵向比较，突出桑维翰之大罪，把他定为“万世之罪人”。观点鲜明，令人信服。
石敬瑭借契丹兵力灭唐，桑维翰和刘知远是左右手，都起了极大的作用。作者给桑维翰定下罪名之后接着便引史作证，对这次历史事件进行解剖，把桑维翰与刘知远、石敬瑭作横向比较。他们三人对起兵反唐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称臣割地表现却不尽相同。在这次可耻的卖国活动中，刘知远主张反唐，反对称臣割地，但“争之而不胜”；石敬瑭则因“智劣胆虚”而“遽从其策”，屈节事敌，然并非“始念”；真正主其事，“急请屈节以事契丹”的主犯是桑维翰，罪责最大的也应是桑维翰。他的罪在于他的一念给当世和后世酿成了无穷的祸患。由于出卖了燕云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塞外游牧民族以十六州为入侵中原的基地，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使广大人民沦为夷狄，使广大国土落入异族之手。桑维翰卖国的流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作者据此就为桑维翰“万世之罪”提供了罪证，铁定了罪案。
评论历史人物，由于时过境迁，最难的是洞察人物的心迹。王夫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采用了层层脱卸、剥笋见心的方法，把笔触伸入了桑维翰的灵魂深处，揭露他屈节事敌之居心。桑维翰是以文翰起家的后唐进士。他不同于石敬瑭为唐疑忌不灭唐不能自保；他也不同于刘知远，助石敬瑭篡成，欲“相因而起”。他完全可以持禄保身，坐待迁除；即使退一步说要助石敬瑭称帝，亦可“徐收必得之功”。他助石敬瑭引契丹兵灭唐，一非对唐有旧仇宿怨，二非石敬瑭对他有大恩大德，三非自己有政治野心，他没有一丁点缘由要叛唐投敌，而他却“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这究竟是什么用心?文章用了一连串的反诘句、疑问句，这既是为了排除种种因由，也是为了激发读者去深思。最后终于探求出的唯一的原由是：他是一个“喜祸之奸人”。他有一个渺小卑污的灵魂，把出卖祖国大好河山当成是“庇国息民”，因为他的首倡，致使九州涂炭，陆沉千载。他的罪不仅在于“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而且还在于使石重贵“客死穹庐”，后晋也亡于契丹，连自己的主子也没有保得住。这就从他“喜祸”的后果进一步补充了桑维翰的罪证。流俗之论往往把石晋之亡归罪于景延广的“抗不称臣”。文章在证实“桑维翰实亡之”以后，捎带一笔为景延广辩了“诬”。这一笔十分有力，可称得上笔力千钧，使桑维翰无所逃避，独任其罪。王夫之生活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明末，他看一姓的兴亡轻，看民族的盛衰重。所以他认为即使景延广亡晋，也只是倾臬捩鸡之宗社，无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华，肯定了景延广的“忠愤”，说他“虽败犹荣”。
结尾与篇首相呼应，以比作结，作者用景延广、安重荣、刘知远与桑维翰相比，景、安、刘虽也是独霸一方、野心勃勃的军阀，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向异族称臣割地，总还算是个中国人，所以王夫之肯定了他们，认为是当日“可录”之三人。而桑维翰则不然，在“朝野咸以为耻”的情势下，他却固争割地称臣，出卖祖国，他真正是罪大恶极!最后指出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曲为辩解，亟称桑维翰之功，这只是为秦桧卖国投降作舆论准备罢了。文章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令人想见船山之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