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谢民师书》鉴赏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原文作者】：苏轼
【原文出处】：(据文学古籍刊行社校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鉴赏】：
本文是苏轼晚年的一篇重要文论，写于元符三年(1100)。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誼。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本文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
信的第一段主要是写自己接到对方来信的感激心情。头几句虽是写信时的套语，但词谦语恭，表现出苏轼对谢民师的亲敬及苏轼为人的谦和。接着追忆近年来之所以寡交的原由。“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而敢求交乎?”意思是说，我天性拙直，学问低下，因获罪多年，被贬废置，故不敢再居于士大夫的行列。渡海北上，见到平日的亲友，心中十分惭愧，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何况与您素不相识，哪敢求交?这几句话，尽管是谦词，但说得很有分寸，谦中自负，不卑不亢，而且话外音含有持节不变不与时流同污之意。作者接下来写相交的感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苏轼并非天性不喜交往，而是无可交之人。一旦交得其人，他便不禁大喜过望。这从他对谢民师亲敬有加中可以看出。这一段破书信之俗套，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写信人的真情实感，显得劲洁委婉。
第二段是本文的中心段，苏轼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先对谢民师的“诗赋杂文”作出评价。“观之熟矣”，说明苏轼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礼貌恭维，而是经细心阅读、精研，然后得出的评价。苏轼的评价是很高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巧妙地运用“行云流水”作比喻，来说明谢文(诗赋)无法之中有法、自然而富有生气的特点，实即夫子之自道。这正是苏轼对创作的一贯主张，如在他的《文说》等文章中我们就可以见到类似的话语。
苏轼在评价完了谢氏文章后，自然而然过渡到论“文”上来，从而使上述论点进一步深化，并为“评价”提供理论根据。
苏轼对于孔子的“辞达”说创造性地加以发挥：把“辞达”与“言文”联系起来，赋予“达”以新的含义。究竟怎样才算“达意”?孔子没有进一步说明。而一般人却误以为不难，只不过表达出意思罢了，可以不讲究文采。苏轼认为这是不对的，“辞达”即“文”。苏轼结合创作过程认为“文”有两个阶段：先是“求物之妙”，这也是“达”的第一层含义，即“达于物”，亦即说要像“系风捕影”那样，对外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客观外物的奥妙底蓄了然于心。也就是要“得成竹于胸中”。第二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即善于用语言文字将心中的物象事理表现传达出来，这是“达”的第二层含义。只有物、心、文三个环节两个阶段全部贯通，才能称得上“辞达”，才能称得上“文”。
综上所述，“文”的含义不单纯是运用语言文字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感受以及表现等多种阶段；换言之，要达到“文”的境界，就要求对物象进行深刻的观察，对事理进行入微的研究，并恰到好处地传达它。
诗人首先强调的是“内容”，“文”只有适合于“内容”、有利于表达“内容”时才有意义。正因为这样，诗人对那种辞语浮艳和艰涩的文风，表示不满。第二段的第三部分正是对这种文风的抨击，且作为上述论点的论据。接着作者从文学史上撷取正反例子对上述论点加以证明。诗人选取的反面例子是扬雄。作者在对扬雄的批判中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扬雄为文之弊就在于他的思想本来是“人人知之”的“浅易之说”，本不足道，这还可恕，更为糟糕的是他“好为艰深之辞”，以掩饰其浅薄的内容，这样就成形式主义(亦即“雕篆”)了。作者进一步指出，是否“雕虫篆刻”并不在于音节等形式因素如何，而在于内容如何，在于形式与内容是否相称，形式是否为内容服务。正因为如此，作者非常推崇屈原《离骚经》及贾谊的辞赋。作者认为一味追求形式的扬雄，其作品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经典；而屈原、贾谊虽然使用的是扬雄所鄙视的形式，但因为有内容有文采，“盖风雅之再变者”，所以其作品却是伟大的。作者接着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这两句大有深意：苏轼之所以觉得“难与俗人言”，是因为世俗之人争相因袭辞艰深文浅陋的做法，并已成为时代的痼疾了!由此可见，作者驳斥“好为艰深之辞”的扬雄，旨在力矫当时艰涩的文风。
行文至此，作者的见解已基本说完，接着引用欧阳修的话巧妙作结：“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愧悚不已。”用“精金美玉”来比文章，说明文章本身自有审美价值，它不会因别人的议论而有所增损。
主要内容说完之后，又回到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并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以此作结，干净利落，轻松自如。
本文兼书信与议论文于一体，既有议论文的逻辑严谨的特点，又有书信那种亲切感人的魅力；既体现了苏轼政论文特有的雄辩恣肆的风格，又如“行云流水”，意之所到笔亦随之，显得摇曳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