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送东阳马生序》鉴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原文作者】：宋濂
【原文出处】：据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
【鉴赏】：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隐东明山著书。明初以书币征，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主修《元史》，官至翰林学士。后因长孙宋慎与丞相胡惟庸谋反案牵连而被贬四川茂州，死于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终年七十二。正统中，追谥文宪。
宋濂少时勤苦好学，元时曾受业于文豪吴莱、柳贯、黄溍之门，得其薪传。于书无所不窥；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故学识、文才俱登峰造极。及事明太祖，凡国家祭祀、朝会、诏谕、封赐之文，多出其手。相传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问于刘基，基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让。”(《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当时日本、高丽使臣来京朝贡者，每问“宋先生安否”?且以重金购其文集而归。宋濂文雍容高华，醇厚演迤，而多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他在文学上主张崇实务本，“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强调“随物赋形”、“人能养气则情深文明，气盛而化神”(《文原》)。
宋濂在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做官，他的同乡、浙江东阳县青年马君则也在京城，就读于“太学”。马生回乡探亲，宋濂写了这篇文章，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道为学之难”，勉励马生勤苦学习。这篇赠序不是板着面孔说教，也非轻施谀词以恭维对方，而是现身说法，针对时弊加以针砭，因而写得事信、情真、理足，文辞流畅，其中所讲道理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启发意义。
叙自己“为学之难”，先揭示“嗜学，家贫”的主客观情况。“嗜学”，有强烈的读书愿望，浓烈的读书兴趣，而“家贫”则无力购书，无资聘师，无法结友。在这种处境下，唯有靠自己的“专心”、“劳苦”予以克服。作者先叙无书之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好读书却买不起书，只有走借书之途。再写借书之难，借来的书，不能污损，不可久待，只有“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为了不逾约，即使是“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也“弗之怠”，仍要“笔录”。复写求师之艰。先写“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尝趋百里外”求教，不辞劳苦。乡贤因门人弟子众多，对他“未尝稍降辞色”，他不因冷遇而灰心，不因疏淡而反感，相反的却是“俯身倾耳以请”；甚至会遇到“叱咄”，而他却“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乡先达的态度愈差，他的态度却愈敬，可见求知的心诚。再写外出从师的“勤且艰”。“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道路、环境、季节、气候，都极恶劣，而他“足肤皲裂”、“四肢僵劲”，则置天寒地冻于不顾，山高路远而不管。对于表、食、住也不讲究。寄居旅舍，一天两顿饭，无甘美肥鲜；一身粗布破袍，无光鲜锦绣。作者于前面以环境的恶劣突显其坚苦不移，这里则以“煜然若神人”的纨袴子弟为对比，反衬其独得其乐。正由于如此，不计客观条件的艰苦，执着追求，虚心求教，他才能“遍观群书”，而列于君子之列，居天子之侧，四海称其姓氏。从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看，宋濂可谓学有所成的了。接着写诸生学习条件优裕而懈怠，回应上文，又明揭意图。作者仍然从食、住、书、师四个方面予以对比。太学生无衣食之患，相反的是鲜服美食；高堂大厦，群书毕集，师随左右，不像自己当年的学习，有“冻馁之患”、“奔走之劳”、“求而不得”之苦，可是条件好了，却有“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条件的优裕和效果的不佳又形成对照。作者在充分比照的基础上其理颖然而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显示了不容置辩的力量。最后一节文字写作这篇序的目的：“勉乡人以学”。作者和马君则系同乡关系，又是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加之以长信为进见礼，言和色夷，是个流辈称其贤的“善学者”，因而才诚恳地以“为学之难以告之”。由于文中是以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为例证的，因而要申说一下无“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的意思。作者在行文中也一直注意防止骄矜之意，写向人请教，说“余虽愚，卒获有所闻”，称自己“今虽耄老，未有所成”，以及“幸预”、“缀”、“谬称”等谦让之辞，纯然是长者之风，学者之范。
作者勖勉后生马君则，语重心长，寓理于事，其事一为己事，一为人事。叙己事，娓娓动听；述人事，头头是道。以己事与人事相比照，其理煜然。人事即为太学生事，马生系太学生中之一员。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太学生，是个“用心于学甚劳”的“善学者”，因而具有劝勉的基础，否则也不必如此谆谆告诫。这篇劝学篇，因为作者现身说法和严密对比，事繁而不芜。语简而意昭，不愧是宋濂的力作之一，也是明文中的佼佼者。
宋濂不仅学识丰赡，文才彪炳，而且政治经验富足，马生原是个用心于学的人，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作者又为何还要如此教诲。作者不说太学使人养尊处优，不求上进，而讲条件优越，要充分运用。这是因为他深知朱元璋登上宝座后一直妒贤嫉能、杀戮功臣，以巩固其统治，在朱元璋大清洗之前就告老还乡，退居林泉。他这次“朝京师”，马生“撰长书以为贽”，对他加以赞颂，他为了避免朱元璋的疑忌，在赠序中不讲为国为民之类的涉嫌的话，而讲万年百处可说的读书问题。谈读书，还不忘赞扬一下太学，对皇帝主办的学校条件说了一番好话。从这里可见宋濂不仅饱有学识，而且老于世故。宋濂虽然如此小心谨慎，可是后来他的孙子与一案有牵，也株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