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变之亟》鉴赏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浸多，镌镵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抬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搆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汙，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原文作者】：严复
【原文出处】：据《严几道诗文抄》
【鉴赏】：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赞美严复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严复的先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当时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严复在那个时代，向西方寻找真理，宣传维新变法。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里，称严复“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说下教”。这篇《论世变之亟》是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发表的第一篇宣扬维新的论文。这篇论文杰出的成就是提出西洋的学术政治，“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他在1895年就提出西洋的科学与民主，用来反对当时清朝的封建主义，是早于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来反对封建礼教。同时，他还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中西文化比较论，早于后来的各次中西文化比较论。这些，都显示他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在《论世变之亟》里，严复指出当时国势危急的病根所在。这是一方面。明白了病根所在，要对症发药，那就要“用西洋之术”，用“通达明务之真人才”。但顽固派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起来拼命反对，“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成为“用西洋之术”来救亡的最大阻力，所以必须对顽固派的这种私心进行攻击。这是又一方面。
严复把“世变之亟”归结到运会上去。运会好比世界的潮流或趋势，不是人力所能够改变的。圣人只能看到世界潮流的趋向跟上前去，或者有先见之明，跑在时代的前面，这样才能“置天下于至安”。那班顽固派却是“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这是他从对运会的看法来攻击顽固派，指出他们的自私所造成的危害。
从造成世变的运会来说，问题不在于西人的“善会计而已”，“擅机巧而已”，不在于西人精于造“汽机兵械”，与“天算格致之最精”，而要从中西事理方面去推求。“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治乱盛衰为循环，西之人则日进无疆，主张进化”。严复是要用力今胜古来代替好古忽今，用进化论来代替循环论。他谈到西洋文化的命脉时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他说的黜伪崇真就是崇尚科学，屈私为公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在《原强》等篇里对这两点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因此，他是要用当时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来代替当时中国的学术与专制政治。在1895年，严复就提出这样的主张，站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立场，替维新派建立理论根据，并向封建的顽固派进攻。因此，这篇文章当时是很有进步作用的。
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篇文章里有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比方他追究造成祖国贫弱的原因，说是由于圣人之意要生民相安相养，要平争泯乱。这显然是唯心的。再如说西洋文化的命脉，“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我们从他别的文章中间知道，他这里是说西洋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跟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所提倡的学术刑政是完全不同的，说成“初无异也”就混淆了两者的分别。至于歌颂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与平等，那也是跟时代的局限性分不开。
严复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全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怎样来挽救祖国的危亡，就成了当时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严复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对运会的看法，从中西文化的不同来说明“世变之亟”，这样探究本源，具有说服力。他善于用相反的东西作比来加强说服力，像用“好古忽今”跟“力今胜古”相比，用治乱盛衰的循环跟日进无疆的进化相比。再像重三纲和明平等，亲亲和尚贤，节流和开源等等，这样一比就显出中西事理的不同来，就显出造成世变之亟的根源所在，使人相信只有用西洋之术才能救危亡了。这篇文章，在攻击顽固派上，揭出不同的情况来谈，也具有说服力。他并不认为反对西洋的都是丧心病狂，在“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来把反对西学者作不同的评价也是很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