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鉴赏
右，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以言乎体则博大，以言乎术则精微。亦何必挠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怨，以斯制事，岂不过哉!
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非其明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约俭，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议者咸谓汉文却马，晋武焚裘之事，复见于当今。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
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牓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怀?窃揣军情，或生觖望。试询候馆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积憾已甚。或忿形谤
，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甿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啗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
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
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非其殷鉴欤?众怒难任，蓄怨终泄。其患岂徒人散而已?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
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盖同利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无私，以壹有众。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天下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雍利行私，欲人无贪，不可得已。
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是行私也；不给经费，非宣利也；物情离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圣，倘加之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孽，永垂鸿名，易如转规，指顾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
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瓌异纤丽，一无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降殊恩于其望外。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兴行坠典，整缉棼纲。乘舆有旧仪，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举一事而众美具，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效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
【原文作者】：陆贽
【原文出处】：据四部备要本《陆宣公集》
【鉴赏】：
中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有一位不以文学知名却以其尖锐犀利、真挚曲畅、指陈弊政的骈体奏议著称于世的政治家，他就是陆贽(754—805)。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据《旧唐书·陆贽传》载，他十八岁以博学宏词登进士第，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后又于二十三岁以书判拔萃，选授渭南县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李适为东宫太子时，素知贽名，既即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又转考功郎中，当时陆贽二十七岁。在他三十岁那年，即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发生兵变，乱兵拥立朱泚为“秦帝”。德宗仓皇自京师长安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随驾同往，以翰林学士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得以参与军政要务，深受重用，时人称为“内相”。这时，他方入中年，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处此非常时期，身在君侧，职居冲要，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识。正如他的本传所言，他起草诏书，才思泉涌，“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
这篇奏疏便是陆贽在奉天时期写的名作。按照唐时的惯例，当时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外是全国各地定期交的赋税及贡奉。德宗却将各路贡奉据为己有，私贮于奉天行宫两厢之内，并榜名为“琼林”、“大盈”二库。陆贽此疏即就这件事深入剖析，详陈利害，以严正剀切之语劝谏德宗，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废除私库。这篇奏疏充分表现出陆贽这个正直的封建政治家的忠肝义胆和远见卓识。
作品开篇未言本题，却首先阐述君主或贪或廉两种不同行径所导致的国家政治截然相反的结果，从而提出了明君治国的基本原则。陆贽借《左传》昭公四年所载浑罕的名言：“君子作法于凉，其敝(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尖锐地提出，君主制定赋税制度即使极其宽松，下属官吏执行起来尚且层层加码，贪婪无度；倘若制法之初本即出于贪心，则其弊害又将何所底止?接着，作者又以与此相同的思维逻辑和相似的语言结构提出“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将君主公、私、义、利之辨指陈明白，从而归结出“圣人”“贱货尊让”、“远利尚廉”的行事规范，用以说明作为人主所应具备的清廉无私的高尚道德品质。此后，再从《荀子》和《礼记》中引用“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及大夫“不畜聚敛之臣”的治国之道，指出君主与“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的匹夫在对待财货问题上的巨大差异，进而提出君主治世原则实乃“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这一全文的基本论点。这里，作者以对比的方法阐发正反两方面的道理，其语势层层逼近，缜密谨严，无懈可击，使读者不能不接受他的主张，从而为后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至此，作者才言及琼林、大盈二库之事。陆贽考察了二库的来历，断言私据国有古制所无，实创自玄宗开元之时，盖奸臣贪权欲以此求媚于君主之所为。开口便否定了它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当时便只能使玄宗“荡心侈欲”，而不是沿袭古制。后来“安史”之乱，玄宗“失邦”，库存乃尽以“饵寇”，恰恰应了古语所谓“货悖而入，必悖而出”之言，这难道不正是说明设此二库招至的必然恶果吗?
接着，作者由德宗的今昔之变言及军心之变，指明君主私欲膨胀于国运危害极大。德宗继位之初，虽曾表示要改革弊政，却并未废除大盈内库，甚至诏书明定“凡财赋皆归左藏库(国库)，……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旧唐书·杨炎传》)，其贪婪之心，并不亚于前朝玄宗。不过，他到底作过一点姿态，例如拒收四方贡献的生日贺礼之类。陆贽于是并举汉文帝拒收千里马及晋武帝焚烧雉头裘之典事，以比拟德宗并赞之曰“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而后，作者笔锋忽然一转，言及目前：“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又包含着多么尖锐的指责!相比之下，前所虚拟的德宗“却马”、“焚裘”之类空洞无实的举动显得多么虚伪和微不足道!虽然陆贽在此明言“万目所视，孰能忍怀?窃揣军情，或生绝望”，但不难看出，这绝不仅仅是对军心的纯客观估量，而完全包含有作者的主观批判，是他自我观点的大胆表露。接着再论民众向往仁义之君。陆贽从两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据《资治通鉴》载，德宗被围后曾召集公卿将吏表示：“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当时众人感其体恤下心，皆拼死守城。那时，城中粮尽，士困饿不堪，德宗也只能吃蔓菁和粗米。但军士却锐气不衰，毫无怨言，此皆因君上“不厚其身，不私其欲”，能够“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陷功劳”，故虽“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这是指民众一方。虽然陆贽在此说他们是“甿俗昏鄙”、“识昧高卑”，但实际上却正是反衬出这些人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纯朴感情之高尚，陆贽对他们作了深深的赞美。再看君主一边：当“攻围已解”、“衣食已丰”时，德宗却只顾“遽私别库”，而全然忘记了为国立功的将士，非但“好乐不与之同利”，甚至对他们刚刚立下的战功都不曾给予一点奖赏。陆贽认为，人君如此，其后果将不只是民心涣散，甚至会发生“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的谋反作乱事件。这里，作者虽处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分析事理，但言语中对德宗的谴责却是十分明显的。
陆贽再以历史为据论说“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之理。他引用历史上燕昭王为延请天下贤士耗千金筑金台而“天下称其贤”；纣王为享乐虽仅制一玉杯而“百代称其恶”。再举周文王辟百里园囿为公苑，民犹嫌其小；齐宣王虽仅限地四十里建私囿，却规定百姓若杀园中麋鹿则以人命相抵，故民犹恨其大的事例，从前后两方面的史例说明其根本差异正在于“为民”与“为己”、“同利”与“专利”之不同。而君主有什么样的主观目的，百姓则必然会有相应的反应。不克私欲而使国人无贪则是不可能的。此后再一针见血地直指当今财务制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琼林、大盈二库收入不由财政官员经手、不作为国家经费的补充、一归天子私有等。明言这样一些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将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危存亡。为此，陆贽运用了很重的词语，话说得十分坦率直截。例如说：“今兹二库，……是行私也；不给经费，非宣利也；物情离怨，不亦宜乎!”又如“倘加之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永垂鸿名”。再如“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等等。不难看出，至此，陆贽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将自己的主张和盘托出，力劝德宗即废私藏，尽出二库货贿以赐有功，以建立崇高的威望而使天下归附，这就叫做“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中肯之言，真是发自肺腑。
这篇奏疏虽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论证事理，但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贪财私储，主张人君“以公共为心”，与民“同利”。这在封建社会里，无疑是对人民有利的。陆贽于此大胆陈辞，指斥时病，也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品不仅反映出作者超群的政治才能和远见卓识，而且再现了他那坦荡的襟怀和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质。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正直政治家虽然后来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却终因忠言直谏而被罢相出朝贬为忠州司马，至死未归。而他这篇陈词剀切的奏疏，却被刚愎自用而身处危迫之中的德宗所采纳，产生了实效，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新唐书·陆贽传》言其论谏“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云云，此篇实为典型。
这篇疏状是用骈文写成的。骈文盛于六朝，至唐则已渐趋衰变，而古文代兴，惟公私文翰尚继续使用骈体。陆贽奏议制诰正是中唐时期此类骈文的代表。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而在这两部著名史书转录的篇目中，《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均在其列，足见昔人早已视此为陆贽奏疏中的精品了。
此文说理深刻精到，举事简明翔实。虽用骈体却并无拙重呆板、奥涩纠结之弊。作者运用浅近、平淡、朴实的语言，即使间使典事，亦化用于阐述事理之中。如开篇首句“作法于凉”等十六字全引自《左传》；其后“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论多少”语出《荀子》；“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录自《礼记》；篇末“推赤心于其腹中”事出《后汉书》等等。作者不为文用典，而是意到笔随地将它们融于作品的语意之中，以表达内心欲言之事及情致，极其自然确切，与全文融为一体，使人不觉其用典。足见作者学养功深，自有其独到的行文之法。
此疏状语句骈俪，时有对仗，却不见斧凿之痕。如其“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诸如此类，皆骈排自然，无雕饰痕迹，而曲达尽意。至若“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数语，以几组对句连成，或表达一段完整的意义，或阐发一个重要的事理。这些对句间并非以简单的并列关系来组合，它们长短交错、声情并茂，以达意为主，读来惟感其顿挫抑扬，殊不觉其为对偶、排联之句。全文体现出一种语言平实、叙事简明、说理曲尽的文风。它的精警凝重与六朝那些有辞无情、空洞无物、采艳撷芳如文字游戏一般的骈文相比，实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