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及南汉时期广东历史概况

一、唐及南汉对岭南的统治

(一)唐代

唐代，是岭南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整个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岭南地区无重大战乱发生，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开始向中原水平接近。

唐平岭南后，初设广州、高州、南康州、循州4个总管府(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武德九年(636)，废南康州都督府，以所辖11州隶广州都督府，广州都督府升为大都督府，设都督。

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岭南为其中一道，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4省全部，云南、贵州一部分及今越南北部。又置崖州都督府，辖海南，改广州大都督府为中都督府。后又废高、循二州都督府。

永徽年后，朝廷在边疆地区设节度使，以都督充任。其时，广州、桂州、容州、邕州、交州五都督府统管岭南各州及其他都督府，称为岭南五管。而此五都督府又统 摄于五府节度使，由广州都督府兼任。由此可见唐代广府的地位是颇高的。玄宗朝，岭南置五府经略使(岭南节度使)，仍统五管23州，变为大藩，在朝廷心目中 有着很高的地位。

州、县之设，初袭隋制，并改郡为州。武德初，为酬赏和笼络各地豪族和前朝官吏，大量增置州县，予以安置。其时，今广东境内设有27州。贞观年太宗大省州 县，至贞观十三年(639)，余22州95县。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今广东境内有24州93县。州县的分布，广州以西及海南岛较密，主要是为了 加强对俚人居住区的管治和分散汉俚豪族势力。天宝年间岭南州县之设，直至唐亡无多大变动。

唐王朝统一了岭南后，实行一系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措施，如：岭南诸州不行均田制，而按户税米；明令禁止掠夺和贩卖“生口”；高宗朝起，实行“南选”，即每 隔三四年派出大员赴岭南选拔可任五品以上高官的听候“制授”，一改历来由都督直接任命州县长官之弊，利于当地士民进入士途。

唐王朝在岭南最重要的治理措施之一，就是削弱岭南的豪族势力，改变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唐朝初年，朝廷尚无力在岭南实施有效的统 治，遂沿隋朝之旧，对各地豪族仍实行羁糜政策，地方豪族只要向朝廷称臣，便授予官职，保持其在地方原有的种种特权。即使是一些豪族“生事滋扰”，也以抚慰 为主，一般不用武力。在这种政策下，各地豪族的势力继续得以发展，并发展至与朝廷争赋税，形同地方割据。至唐太宗晚年，朝廷意识到豪族势力发展的危害性， 遂改变政策，开始削弱豪族的势力。贞观二十三年(649)，朝廷撤销高州都督府，分高州地增置恩州，分散了冯氏家族的势力。又于永徽年后，行南选与吏部铨 选，大大减少豪族担任地方要职的机会。冯盎卒后，冯氏家族的势力已大为削弱。至武则天时，冯氏家族“以矫诬罪”，被削官夺封，抄没家财。经此打击，这个南 朝以来岭南最大的豪族便一厥不振。另一豪族宁氏也于宁长真之后逐步削弱，至中宗朝时，被朝廷武力镇压，“杀掠其部殆尽”。此后，朝廷继续以武力征讨对抗朝 廷的豪族首领。经朝廷的多次打击，岭南豪族的势力大受削弱，再已无力左右地方的政局了。虽然一些豪族仍保有一定的势力，并不时乘虚而起，但因力量已弱，多 被朝廷镇压。贞元五年(789)，岭南节度使李复以武力收复为洞僚占据120余年的琼州。此后，岭南不复见有豪族暴乱的记载。

冯氏家族没落后，原在其统治下的俚人直接归于郡县官吏的管治之下，与汉民的接触较前大为增多，从而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大约中唐以后，粤西地区的俚人已基本消失，同化于汉族。

(二)南汉

唐朝末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僖宗六年(879)，黄巢军南下，进占岭南，前后近一年，后北上攻长安。

经黄巢之乱的打击后，唐朝中央政权遭到极大的削弱，对地方的控制力已大为消减，各地实际上形成了强藩林立的武装割据局面，且常常互相攻击。岭南也不例外。 其时在岭南最具势力的是先后为封州刺史刘知谦、刘隐父子。后刘隐因拥朱全忠废唐建梁，被朱全忠封为南海王，一跃而成为一方之强藩。

刘氏父子据岭南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剪除异己，通好邻藩，且关心民间疾苦，又注意延揽人才，颇得民心，其实力日增，于后梁初期，已成为岭南事实上的霸 主。刘隐殁后，弟刘岩(又名刘陟、刘 )承兄业，于后梁贞元三年(917)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南汉灭于宋，存54年。

南汉建立后，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沿唐制，但地方大吏一改唐朝以武人出任的做法，以文人出任节使或州郡刺史，节度使仅是边区要地军事长官，不再掌行政、司法、民政等权，避免了唐朝那种武人专擅州级大权局面的出现。这是南汉政制的一大变革。

南汉初期的疆域，包括除桂管、安南、连州之外的所有原岭南各州。后通过征伐，其北疆扩展至岭北，境域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全部及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各一部分，共辖三府64州(郡)218县，其中在今广东境内有29州89县，为五代十国中版图最大的国家之一。

南汉立国之前期，国主刘岩励精图治，政事清明，人民安居，国力日强，社会也较为稳定，所谓“五十年来，岭表无事”(路振《九国志》)。承平多年，遂渐生骄 纵，至晚年，更是日务奢华，荒于政事，且听不进忠谏之言。刘岩卒后，继位为国主者先后是刘玢、刘晟、刘鋹，或奢华荒淫，或大修宫殿，或专恣杀戮，且宠用宦 官，朝政腐败不堪，由此而导致国家财政紧张，国势渐趋衰落，遂加重赋税、徭役，人民不堪负重，生活极为困苦，或被迫逃往他乡，或依附豪族，或隐于山林，以 避赋役，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南汉光天元年(942)，博罗县吏张遇贤率众起义，建立政权。起义军攻城掠州，并进袭南唐境内州县。 此次起义历时三年，最终被南唐政权镇压下去。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人口的增长

隋唐之交，政局混乱，战事纷挠，而岭南相对安定，北方民众大批流入岭南。这就使得岭南人口数量于唐代得到大幅度增长。贞观十三年(639)，今广东境诸州 有150320户，300572口(有学者估计当时户口统计脱漏甚多，其时应有566400人)，至天宝元年(742)，共有223927 户，7682927口，其中有10个州尚缺口数。人口的分布，粤西地区较为稠密。

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愈演愈烈，中原地区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形成了两晋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黄巢之乱后，更是“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 远，可以避地，多游焉”。这一时期南迁的中原人士多从福建、江西、湖南进入粤东、粤北，扩散至粤中，远的甚至到达海南。除因避乱南下者外，唐代还有不少被 贬谪岭南的仕宦，或因战乱不能返回中原，或因死于贬所其子孙不得北还，亦只好客居岭南。

南迁人口中，绝大多数是避战乱者，他们多是整家搬迁。因平原地区多已为前朝先来者占据，他们只好迁移至人口较少的山区和沿海荒地，这从客观上对改变广东人 口布局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快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开发起到积极的作用。南汉时期，广东的耕地的开发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粤西、粤北地区“山田”、 “畲田”等造田方式仍广泛流行，葑田在珠江下游一带更加普遍。

(二)农业的开发

唐代，是广东农业全面开发的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出现较大规模的耕地开发。耕地的开发以粤北、粤西及粤东山区规模为大，速度也较快。粤中、粤东等平原三角洲于唐代以前就已有相当程度的开 发，唐代由于居民点的不断增加，也朝南向边缘地带进一步拓展耕地。与此同时，平原地区还修筑堤围、水闸，以防浪潮侵袭，山区则因常受干旱、山洪的侵扰，多 以陂、塘、池、湖来防旱蓄水，亦有凿井汲水之举。

唐代，岭南的农耕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铁农具和牛耕已普遍使用，并已掌握深耕细作、中耕除草、培土施粪、防治病虫害等整套的耕作技术。刘恂《岭表录异》还记载，新、泷等州农民有养鱼除草肥田的方法。

随着耕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粮食产量得到增加，部分地区的粮食产量已接近江淮地区，亦即接近全国粮产先进水平。而且岭南由于地处热带、亚热带，水稻一年二熟，海南甚至是一年三熟，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更促进了粮食的增长，使粮食自给有余。

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经济作物的品类也有很大增加，种植规模增大，有相当一部分是商品性生产。水果除传统的品种如荔枝、龙眼、柑桔、甘蔗、香蕉、大 蕉、木瓜、面、枇杷、橄榄等外，还有从国外引种的菠萝蜜、枸橼、黄皮、芒果、番石榴、黎檬、枇婆子等。各种水果中，荔枝的种植面积最大，品种达20多种， 以广、高、潘、新等州所产最为有名。龙眼亦与荔枝齐名，种植颇多。柑桔广东各地都有种植，端、循等州所产品质甚佳，被列为土贡。此外还有花卉、蔬菜、茶 叶、香药、衣料作物如蚕桑、棉、麻、竹、葛等。由于岭南气候温和，鲜花四季不断，人们对花又特别青睐，市场需求量大，于是形成了一种专门种花卖花的职业， 有不少外国名花传入岭南，其中较有名的如指甲花、朱槿花等，还有茉莉花、素馨花、豆蔻花等。茶叶种植也较多。

水产养殖和捕捞，自古以来就是岭南地区的一项重要副业生产。“饭稻羹鱼”是岭南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唐代，人们更是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发展淡水养殖， 开发海产资源。据记载，唐代岭南沿海渔民近海捕捞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不下30种，其中不少投放于市场；农民则在陂塘或水田放养鲤、鲩、鲫等鱼，并且已 经掌握了丰富的淡水养鱼技术和经验，商品化程度较高。

(三)手工业的进步

唐代，岭南的手工业门类有了很大的增加。其时，岭南境内有金、银、铜、铁、铅、汞等金属和石炭矿、钟乳等非金属矿的开采，其中以金、银、铜等产量最多。冶 铸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各种金属矿被冶铸成各种物品，且制作精细，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当时岭南还有铸钱业，所铸铜钱曾使用于内地。

陶瓷业到唐代遍及各地，制作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轮制已得到普遍采用，陶瓷制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

纺织业到唐代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棉织业随着植棉的兴起，在有些地方已成为普通的家庭副业，棉织工艺相当精巧；岭南的丝织业工艺非常先进，特别是刺绣。据苏 鹗《杜阳杂编》载，其时有南海贡奇女子卢眉娘，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米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由此可见其时广州刺绣工艺 水平之高。也因为如此，岭南的丝织品在海内外都很有市场，销路甚广。

造船业到唐代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水平，其规模也较前代为大。由于唐代广州等地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内河交通也颇为活跃，为造船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 时，广、潮、雷、琼、封等州郡沿江或沿海都有不同规模的造船业，其中以广州为最，是全国造船中心之一，其造船技术和能力居全国领先地位。造船业有民营，也 有官营。但不管民营或官营，均已具备制造远洋航船的能力，而且较大食船要好，很受各国商人的欢迎。

此外，传统的制盐业、采珠业，以及酿酒、造纸、制砚、制笔、竹木藤骨加工等，在唐代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四)商业的繁荣与海外贸易的兴盛

唐代，由于政府重视岭南水陆通道的建设，岭南地区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特别是玄宗朝任宰相的曲江人张 九龄主持重修大庾岭道后，五岭南北之交通得以顺畅，加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岭南城乡的商业日趋繁荣。其时，有交通便利优势的广州、韶州、连州等，从 事商业的人很多，估计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经商成为重要的社会职业，甚至不少官吏也参与商业活动。当时还出现“牙商”，乃一种商业中介。牙商的 出现，表明岭南商业贸易的范围在当时是相当广阔的。而作为传统商业都会的广州城，更是店铺林立，生意兴隆，甚至还开有夜市。

与国内商贸繁荣的同时，岭南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兴盛。唐代，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中外货物的集散地，海内外珍异和名优土产毕集其间，品种多，交易量大。许 多外国商人也多到广州进行贸易活动。当时外国到广州从事商贸的有各个国家的商人，如鉴真和尚在广州城内所见，就有狮子国、大石国、内唐国、白蛮、赤蛮、婆 罗门、昆仑等国和地区的人。不少人还在广州娶妻生子，定居下来。为了安置在广州定居的外国商人，在广州今光塔路及其附近设有蕃坊，为外国商人聚居之地，并 由朝廷在蕃客中选一人为蕃长(又称蕃酋)，负责管理蕃坊之事务。潮州、海南三亚等一些沿海港口或商贸城市也有不少外国侨民定居。其时在广东从事贸易活动和 定居的外国商人有多少，没有具体、确切的数字，有10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斯俄迭称广州当时有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二十万。

为了管理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唐高宗显庆六年(661)或稍前，朝廷于广州专门设置市舶使(院)，作为总管东南海路外贸的官员和专门机构。这是国家首次设 立专门经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一职，其任官一般地位都较高，开元二十年(732)监军制度确立后，多以监军兼任市舶使之职(后期亦曾以岭南节度使兼 任)，并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可见朝廷对广州之海外贸易是十分重视的。

南汉国时期，由于社会较为稳定，北方移民大量入粤，整个经济在唐代的基础上保持增长的势头。

三、文化教育状况的改观和宗教的兴盛

(一)文化教育的改观

唐代以前，由于岭南地区交通相对落后，与中原地区交往不多，中原的先进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南迁的中原人士虽然也在居地做了一些文化传播，但也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岭南文化仍处于一种较为落后的状态。

唐代，岭南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开元间张九龄重修大庾岭道后，岭南与中原的交往大为增加；加之隋唐之交和安史之乱期间大批中原人士避乱南迁，以及唐代不少贬官流放到岭南，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中原之声教日近”，岭南文化大为改观。

文化进步的表现之一，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适应科举制，唐代各州县均设学校，招收生徒，授以文学、律法、算术、医学等知识。岭南也不例外。其时朝廷派往岭 南任职的官员，多是注重地方教育建设的，对岭南的教育多有建树。如高宗龙朔年间，广帅就“布庠塾于闾阎”；常怀德、常衮、韩愈先后任潮州刺史，均在任内兴 学育才；张蒙任韶州刺史时，大力兴建学校；张 为封州司马，对当地人“以文义教之”，使他们“渐知读书”；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重视教育，扶植后进，连州文风一时蔚然。

与官学发展和官员教化的同时，私学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其时，北方人士大批南来，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中不少人在其居地聚徒授业，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

唐承隋制，以科举取士。岭南的士子已有不少参加科举考试。虽整个唐代今广东境内登进士科者只有36人，但较前代已是巨大的进步。36人中，以韶州(9 人)、广州(8人)、连州(8人)最多，也一定程度说明此三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其他州为高，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岭南第一位状元封州的莫宣卿也产生于 唐代(因唐大中五年设科无考，莫氏制科第一，遂也得称状元)。

唐代，实行贬降制，对犯有轻罪或是有过失的官吏降秩贬级，授边远地区。岭南地处五岭之外，被视作偏远化外之地，被贬降之官吏多授于此，贬往粤北、粤东及海 南者最多，史籍可考者近200人，其中不乏名士高人。这些被贬降之官吏的到来，不但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且致力于地方建设，移风易俗，对提高岭南的文 化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民间至今仍流传刘禹锡刺连州、韩愈刺潮州时对当地民众教化、为当地人民办好事的种种故事。

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人如张九龄、刘轲、邵谒、韦昌明等，还在文学、史学等领域里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玄宗朝宰 相，是当时著名文学家，诗文俱佳，又勇于创新，一废齐梁时文学之颓风，创以“清淡”为基本特征的诗歌流派，成为初唐盛唐时诗歌革新运动之领袖人物，为朝野 所推崇。刘轲亦居曲江，是古文运动的健将，“文章与韩、柳齐名”，且于史学、经学和儒学均有研究，著述甚丰。邵谒为翁源人，擅长五言古诗，其诗承杜、白的 传统，关心民间疾苦，多刺时弊，浅近通俗，“诗道大倡于唐”。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岭南文化的改观。

(二)宗教的兴盛

唐代，岭南最为盛行的宗教是佛教。整个唐代的大多数时候，当朝统治者都扶植佛教，因而，岭南佛教在唐代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各州中，以韶州最盛，所谓“寺 最众，僧最多”，有寺院25所，占其时整个广东寺院的近四分之一。余靖《善化院记》云：“(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 名。”不到十户即有僧职一名。广州居其次，有寺院19所，且有许多中外名僧在这里译经或传教，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禅、密、律等佛教宗派亦荟萃其 间。循州、新州、潮州的佛教也很盛，佛教寺院亦各有十余所。相比之下，雷州半岛和海南一带佛教则不甚流行，寺院和僧徒也很少。

唐代，有不少外国僧人经海路到广州传播佛教，或经广州入内地传教。其中较有名的有中印度僧般剌密谤，于武则天时到广州，在制旨寺与前宰相房融等共译《楞严 经》10卷，为中国之首有《楞严经》；狮子国僧不空，开元间随金刚智来广州宣扬密藏，“相次度人百千万众”。而中国僧人也有不少由广州取海道到国外求法或 传教，可考者达40余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宗朝义净西行求法和玄宗朝鉴真第五次东渡传教。

唐代岭南佛教最大的事件是惠能创立南派禅宗。惠能是新州(今广东新兴)人，唐高宗时到黄梅(在今湖北省)东山寺向禅宗五祖弘忍学禅，后得承弘忍衣钵，返回岭南，先是隐遁于四会、怀集之间，后于广州法性寺开示禅门，为众说法，世称惠能为六祖。

惠能最主要的佛学思想是顿悟。他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因此，他不认为静坐敛心才算是禅，而主 张只要随时随地修行用功，靠内心顿悟即可成佛，并废弃印度佛教中的繁琐仪式，不以文字传教。南派禅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摆脱了经院 式的繁琐佛理的束缚，直指心性，一悟见佛，简单而务实，较易为中国各阶层接受，为佛教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南派禅宗也因而成为全国佛教派系中 压倒一切的派别，惠能弘法的韶州曹溪也成了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

至南汉，由于数代国主都十分崇重佛教，使得南汉成为继唐以后岭南佛教的又一个兴盛时期。高祖刘岩对僧人十分敬重，延请外地名僧竟钦、文偃、如敏及境内高僧 问禅机，“礼意隆重”，甚至用兵也取决于如敏的意见，可见佛教在南汉统治者心目中地位之重。中宗刘晟、后主刘两代，也经常召僧人入宫，对佛教礼崇有加。此 外，南汉统治者还对僧人建寺弘法、广置寺产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南汉时，今广东境内新建寺院45所，其中以兴王府最多，府城周围东西南北各7所，共 28所，取应天上28宿。

南汉佛教界中，以文偃成就最大。他于梁乾化元年入岭南，在岭南弘法近40年，在禅宗各派中别树一帜，居韶州云门寺，创立了南派禅宗的五大派之一的云门宗。 其时，到云门寺参禅学道的，“抠衣者岁溢千人，拥锡者云来四表”。此亦可见岭南佛教之盛。文偃之后，其弟子实性等扬其宗风，并使之向内地传播，成为五代影 响较大的佛教宗派。

相比之下，道教则无佛教之盛，但唐武宗时发生“会昌毁佛”事件，道教曾一度得势，其时岭南亦有一批颇有影响的道士如轩辕集、邓元起等。轩辕集、邓元起被武宗请入宫中，参与毁佛；宣宗朝，轩辕集还再次被迎入宫传授延年之道。

伊斯兰教是于唐初传入中国的，其于中国的首传地是广州。由于广州对外贸易甚盛，阿拉伯侨民居留最多，因而伊斯兰教也最盛。在广州蕃坊，每逢节日，阿拉伯侨 民都有祷告等活动，并建有怀圣寺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时至今日，广州尚留存有唐代清真先贤古墓等遗迹。除广州外，海南岛的振州亦有大量番客聚居，是岭南地 区的另一伊斯兰教文化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