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衣将相与平民化社会

汉高祖起于布衣，其将相功臣大抵亡命无赖之徒，此观高祖功臣侯者列表可知。萧何、曹参皆是小吏；至于樊哙、周勃、灌婴、郦商等武将皆是屠猪宰狗之辈，织席贩履之徒。整个汉朝，上至天子，下至王侯将相，都是出身布衣，汉初就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这种平民化色彩又因为军功阶层得到田宅和自耕农阶层的广泛形成而加强。由此，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比较力量层级比较均衡的社会，地方上没有豪强大族，自然是比较稳定的。

之后，这种平民化风气继续延续，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的皇后皆是起于民间（窦太后、王皇后、卫子夫）；汉宣帝因为巫蛊之祸早年流落民间，其施政自然也带有平民化色彩，无残忍暴虐之君，故能不失民心。

四 文官政治与社会流动

察举制与士人政府

自武帝以后，汉朝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制度。每年至少都有两百多个郡国孝廉被察举进入皇宫为郎，十余年之后就有两千多人。而以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就两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都变成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太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于是从武帝以后，官员渐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皇宫里郎官充斥，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寖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第一种）特殊选举（第二种）无形中都搁下，仕途就只有孝廉察举这一条路。这在东汉时最终完成。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户口数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全然失去了孝子廉吏的本义。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概括言之，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到服务地方有了政绩，再由郡国长吏察举到中央，又需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开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的唯一正途。由此，汉政府完成了从军功政权向士人政府的转型。

通过察举制，汉朝政府把政权比较平等的（按人口比例）开放给所有郡国，这就给给全体民众（商人除外）创造了上升流动的空间和参与政权的机会。复次，汉朝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比较完善；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自辟僚属），中央的三公九卿与地方的太守都是两千石官员，势位相当，中央官与地方官轮换没有障碍，有利于官员的流动和良性循环。

五 强干弱枝与抑制豪强大族

徙陵

刘邦集团夺取政权后，除了推行休养生息之国策以恢复和发展国力外，还面临六国残余贵族势力“复辟”的威胁。（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另外，齐国田氏势力亦十分雄厚，参见《史记·田儋列传》）为此，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迁徙齐楚大族昭、屈、景、田五姓于关中以实长陵，以利田宅，徙者十余万口。《续汉书·五行志》（三）注引杜林疏，谓此次迁徙之后，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徙陵居然起了这样大的作用。迁徙关东六国旧族成功，为汉政府控制豪强地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同时也充实了帝国腹心—关中地区的户口，有利于实现“强干弱枝”。《汉书·地理志》（下）谓“后世世徙吏两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后汉书·班固传》载《西都赋》曰：“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所谓三选，指上引《地理志》三种迁徙之民；所谓七迁，谓自高祖至宣帝共徙民七次。豪杰并兼之家往往都是大族。徙陵制度持续了一百多年，起了强干弱枝的作用。当然，徙陵制度并不是娄敬的“发明”，秦始皇徙三万家丽邑（以骊山墓所在地置邑）一事已开其端。

用酷吏

酷吏起于（汉）景、（汉）武之际。据《史记》、《汉书》酷吏诸传：郅都为济南守，灭豪猾之家瞷氏首恶；中尉宁成效法郅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张汤为御史大夫，“锄豪杰并兼之家”。此外还有义纵族灭河内之豪穰氏之属；王温舒捕杀河内豪猾；赵广汉杀京兆、颍川豪杰大姓，等等。不过有的酷吏本身就是豪强，如宁成。所以用酷吏打击豪强，效果有限。

设刺史

刺史始设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即前106年），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第一条是督察郡国“强宗豪右田宅与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当然，刺史的作用，一般也只是限于一地一时。

总的来说，在打击豪强势力一事上，徙陵制度比较有效。

六 和亲匈奴与攘夷开边

前面谈了汉帝国内部的稳定，现在我们再看看汉帝国是如何应付外部威胁的。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一直是采取娄敬的“和亲”策略。原因是汉朝承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之余，民生凋敝，国力不足，而彼时之匈奴正处于全盛之时。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而汉高祖击匈奴时，冒顿单于纵精骑四十万。（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则刘邦有白登之辱，实在不足为奇。

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但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加之汉朝国力逐步恢复，防守加强，总算能维持住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及至武帝，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汉朝国力大增，民间养马成风。汉朝大规模养马，组建强大骑兵集团的时机成熟了。在年轻气盛的武帝的带领下，汉帝国呈现出勃勃生机，汉武帝发掘卫青、霍去病等军事人才，对匈奴展开了全面反击。

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军事威胁。（河套地区距离关中不过七百里，匈奴轻骑一日一夜便可抵达）前121年和前120年，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走廊，大破浑邪王、休屠王部众，汉朝随后控制了极具战略意义的河西地区，隔绝了匈奴联结羌胡的通道，对匈奴形成了侧翼包围，河西走廊也首次被纳入中国版图。

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精骑，横扫漠北，彻底击溃匈奴主力，使“漠南无王庭”，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大规模军事威胁。

七 王莽改制失败与人心思汉

西汉王朝的终结，并非因为暴政虐民，亦非外族入侵，而是外戚王莽篡权。也就是说，汉朝刘氏仍有群众基础，好比唐玄宗晚年昏聩引发安史之乱，但人心犹戴唐一样。更重要的是，王莽篡汉后，推行不切实际的复古变法，搞得天下大乱，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百姓思念汉朝之心更加强烈，当时（群雄）起兵者，多称汉后（裔）。如赤眉军，一帮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文化和建设能力，但也知道追随潮流，立刘盆子为帝；绿林军立更始帝刘玄；王郎起兵，诈称汉成帝子；卢芳，自称汉武帝曾孙刘文伯。另外，刘氏主天下二百年，其宗室繁衍众多，皆对王莽篡汉愤愤不平，其中，南阳宗室刘縯、刘秀兄弟脱颖而出，最终，光武帝刘秀翦灭群雄，中兴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