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能够奠定两汉四百年基业？他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且让我们一探究竟。

刘邦影视造型

一、黄老无为与休养生息-中小自耕农阶层的广泛形成

经历了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后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以至于“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汉高祖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力。而当时汉高祖推行休养生息国策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经过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中国人口锐减，大量耕地荒芜而成为无主土地，汉政府正好把它们收来授田，授田的对象就是跟随刘邦作战的军功阶层，这就为汉朝培育了一个广泛的自耕农阶层，它们也成为汉帝国的稳定力量，这是奠定两汉四百年基业的基础。

汉高祖在位时，开始推行黄老无为与休养生息的国策，具体由相国萧何执行，而曹参在齐地辅佐齐王刘肥，也崇尚黄老无为，齐国大治；汉高祖、萧何去世后，曹参代为相国，萧规曹随，天下安定。之后，虽然吕后专权，但她继续推行高帝的国策，及于文帝、景帝而不改，直到武帝全面改弦更张，变易制度。这六十余年，汉朝是稳定的。

高帝五年诏—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汉书·高帝本纪》云：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概括起来，就是以下几点：

1 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

2 号召流亡者返乡，复故爵、田宅。

3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隶者，皆免为庶人。

4 轻田租，十五税一。后降至三十税一回乡将士按战功赐爵位。

汉初约60万将士因战功赐爵获得田宅，加上他们的家属，受益人口约为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军功受益阶层被授予了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的宅地，相当于全国耕地的40%。这就培育出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自耕农阶层，他们是汉初社会的绝对中坚力量，更是稳定西汉帝国的中坚力量。在诛除诸吕过程中，太尉周勃入北军，全军将士皆左袒，拥护刘氏，足见当时汉朝的群众基础之深厚。

高帝至武帝120年间军功受益阶层占据国家政权的比例高帝 96%惠帝吕后 81%文帝 50%景帝 30%武帝前期 20%武帝中期 22% （注：此期间比例上升当与汉武帝开拓疆土，甘心四夷有关）武帝后期 16%

二 外戚、功臣、诸侯王势力平衡与政权稳定

汉朝开国后，高帝陆续铲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势力强大的异姓王。之后，又鉴于秦孤立而亡的历史教训，大封同姓为王，以为磐石之宗。临死前，高帝做好了政治安排，使得外戚、功臣、诸侯王势力三方能够相互制衡，终于稳定了汉政权，避免了类似唐朝几乎三世而亡局面的出现。

《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吕后既崩，诸吕欲为乱，然内惧绛灌等高祖元勋，外迫齐国之强兵。故诸吕见诛，刘氏复安，诸侯王之兵势，实有力焉。

于是，在高帝的政治安排下，刘姓诸侯王与元老功臣合力消灭了吕氏这一支强大的外戚势力，稳定了刘氏政权。

之后，诸侯王势力膨胀，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然从文帝时，贾谊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到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最后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解决了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