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是真实的吗？诸子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诸子的出现
事实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战争便持续不断，一直被公认为是太平盛世的夏、商、周三代，实际上也是战乱之世，与人们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去甚远。
除了这种空泛的说明外，我们还必须就战国时代的独特性进行论证。
首先，由于春秋时代中期以后铁器开始普及，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铁器的普及使得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城市不断增多，并且导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变。在过去，自周王朝留传下来的文字一般通过文字记录者“史”来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于城市国家互相之间缔结协定等场合，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却开始成为地方与大国中央沟通的工具。伴随城市国家的灭亡，中央开始派遣官僚统治各地，与此同时“史”也被重新洗牌，变成了隶属于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吏。随着由官僚主宰的文书行政的不断发展，作为其支撑的法律整备（律令的编撰）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春秋时代是“史”的时代，“史”是主管祭祀的官员，负责文字记录。但是战国时代却成为官僚的时代。“史”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支撑文书行政的官吏或者属吏。在战国时代的官僚当中，出现了一批掌控国内舆论的人，这便是“诸子”。
诸子百家的假象
有一种说法叫做“诸子百家”，这种理解认为诸子们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
上文我们刚刚提到了官僚统治地方的开始以及诸子的出现。由于新统治体制的确立，各国的“史”便被重新编排，作为祭祀官的“史”的时代结束了。
所以，诸子的理论是无法追溯到祭祀官“史”活跃的时代的。诸子论述“天下”的理论是以官僚统治为基础的，是在战国时代形成并纵横天下的。九、六、八，天、地、人，阴阳五行，周易，都是战国时代形成的理论，关于它们的渊源可以分别进行追溯，但它们形成诸书当中的“形”是在战国时代。因此，虽说可以将诸书的理论作为战国时代诸子的理论来研究，但是却不能将其追溯到春秋时代。
诸子的理论当中有一部分是到了汉代才形成我们如今所见的样子，所以有时我们需要把它们作为晚于战国时代的理论来研究。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诸子理论有很多是与历史相关的，其中必然会涉及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的话题。在有关这些话题的记录当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战国时代观点的色彩。所以，如果把这些记录作为历史事实，囫囵吞枣而不加探究，那便会对诸子的观点产生一定的误解。
战国时代的记录，通常采取在简单的记事当中穿插会话的形式，会话直接体现出了其成书时代—战国时代的样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电影和电视当中看到的古装剧，无论它们是多么忠于史实，其会话采用的仍然是现代语。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古装剧对于时代的考证也并不是非常严密。
如果节目本身是以追求收视率为目标的，估计制作方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行时代考证吧。
所以在史书记录当中不能使用明显带有后世特征的材料，对于直接引用后世言论的会话部分，读者更不能未加分析而全盘接受。
此外，在承认战国时代创作出了许多著作的前提下来论述诸子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否妥当也有待商榷。
比如，关于诸子百家，我们一般都认为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阐述各具特色的观点。
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这种理解都是在宋明理学这一学问体系下展开的。这也是天下的士大夫们，即科举官僚们把诸子学说作为自己学问的先驱而形成的理解。这种观点对于朝鲜李氏王朝以及日本江户时代对诸子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到了很久以后的东汉时代，又产生了与此迥异的理解。
东汉的王充认为：孟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上，荀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下（《论衡·本性篇》）。东汉时代的观点在《汉书》的（成书于东汉，总结西汉的史书）《古今人表》当中有所体现。《古今人表》当中将古今之人分成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如果将这九等归纳成三大类，那便是上人、中人、下人。王充认为，孟子是对中人以上进行阐述，并认为其性善；而荀子是对中人以下进行阐述，认为其性恶。按照这种观点，道家阐述的仅限于上人，而法家则是着眼于如何管理下人（彻底执行的话也能把上人包括到其中）。如果从着眼阶层的不同来考虑，可以认为诸子的学说是互相补充并共存的。
王充关于上人、中人、下人的论述也告诉我们，以往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同样是对人性的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孟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上，而荀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下，他们注重的阶层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这两种学说也可以并立存在，也就是“分栖共存”。
刘向、刘歆的诸子理解
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对于诸子的理解，可以说是将“分栖共存”运用到官僚制度当中进行论述的典范。他们认为诸子论述的对象是互不重复的，因而得以共存。
刘向、刘歆的观点在宫中的藏书目录《七略》当中有所体现，之后被《汉书·艺文志》继承下来。在汉代以前，一般将诸子总结为“十家”，《艺文志》将这十家做了进一步细分，形成“诸子一百八十九家”。这十家指的就是：儒家（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阴阳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礼官）、墨家（清庙之守）、纵横家（行人之官）、杂家（议官）、农家（农稷之官）、小说家（稗官）。
之所以将儒家称为司徒之官，是由于司徒是相国、丞相（宰相）的别称，是统领百官的存在，也就是指代官僚统治的意思。之所以将道家称为史官，是由于史官精通天文、熟知天地自然之理，而道家所论述的也正是天地自然之理，两者是相通的。之所以将阴阳家称为羲和之官，是由于传说羲和是驾驭太阳的神，从而太阳也就代表了上天的秩序，这也反映出了他们想通过阴阳五行来解密天地之理的事实。之所以将法家称为理官，是由于“理”含有道理、整饬、裁决的意思，也就是指法家的职能便是掌管裁决。之所以将名家称为礼官，是由于掌管“礼”的人必须考虑文章的制作，这也体现出了名家的名称与其实际职能的关系。之所以将墨家称为清庙之守，是由于《清庙》是祭祀清明有德者的乐歌（虽然这是虚构的理论，但他们仍然相信）。这大概是因为有人愤慨周代充斥着这些虚伪虚饰的东西。所谓清明有德者指的就是周代的始祖周文王，在周文王时代虚伪虚饰还是没有出现的。之所以将纵横家称为行人之官，是由于行人是掌管接待宾客之礼仪的，行人之官这种叫法也反映出了纵横家自己进行游说或者掌管说客的职能。之所以将杂家称为议官，是由于议官是负责进谏（谏言）的官职，这也体现出了杂家将各种意见加以取舍并上呈的职能。之所以将农家称为农稷之官，是由于农稷是掌管农业的（稷是谷物之神）。之所以将小说家称为稗官，是由于稗官是掌管记录正史遗漏事迹的，而稗则是细米、巷间传闻的俗称。这也体现出了小说家搜集巷间杂闻的职能。
在上述十家当中没有提及兵家，《汉书·艺文志》认为兵家是出自掌管军队的司马之职，而数术者则是出自“明堂（举行仪式的地点）羲和（如上所述）史卜（掌管礼仪的官职）之职”。
这些称呼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前提，通过简洁的表现体现出了诸子的区别。诸子学说归根结蒂都是论述统率百官的王者或者天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也是诸子学说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各类学说进而“分栖并存”。
再重复一下，如今的宣传一般都只注重强调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而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东汉的王充等对此均持不同观点。这种认为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不同学说的观点，是在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以后、更直接地讲是明代以后的学者们对于诸子的理解。
科举官僚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政治思想的主流被儒家占据已久，所以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各类学说的“分栖并存”，而是如何综合性地看待各类学说。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各类学说便被分为：作为他们自身学问的先驱而被久经讨论的儒家、道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除了儒家、道家外，关于其他流派他们虽然也感兴趣，但是这些与他们自身的渊源并没有关系。这些流派只不过是已经消亡的过去的思想流派。即便是在论述儒家的时候，他们头脑中也没有“分栖并存”的观念，他们认为孟子和荀子论述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
即便是采用明代以后的理解来研究诸子并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们还是无法很好地说明诸子在各国的活动及其以后衰亡的过程。而如果采用“分栖并存”的理论则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正是由于“分栖并存”，各类学说才得以共存；而后来时代的发展不再需要这种“分栖并存”，而是要求综合性的探讨，所以许多学说也就随之衰亡了。
也有些学说的衰亡与“分栖并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们论述的对象与城市、领土国家和天下有关。与城市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即便仍属于诸子学说，也已经衰败；而与领土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讨论天下的统一帝国时代也自然衰落了。
许多诸子思想是在帝国秩序确立的过程中逐渐衰亡的，最终只剩下了儒家和道家。
在帝国秩序确立之前，历史处于多个正统并立相争的时代，各个正统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便纷纷对于己有利的学说采取了保护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不断萌生，“分栖并存”，支撑着各个国家的秩序。并且，在各个国家它们支持的正统也是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孔子的定位。比如《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其中除了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城市国家时代的样貌外，大部分内容都是以领土国家时代的秩序为前提的。前者反映的是孔子的时代，而后者则是反映多少代后的孔子的后世弟子们所处的时代样貌的。
孔子的弟子们在各国是如何大展身手的？既有任他们发挥所学的国家，也有让他们无法施展拳脚的国家。但是由于一般都认为孔子是圣人，所以如何利用这一历史圣人或者如何贬低他，这也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前文当中，关于孟子和荀子，我们介绍了汉代“分栖并存”的理论。该理论归结到底只是汉代的认识，孟子是在齐国大展身手，并且到过魏国；荀子是赵国人，在齐国求学，在楚国受到重用。他们施展抱负的国家不同，时代也不同。所以讲“分栖并存”并不是说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并存，而是指他们在各自活跃的空间必定经历过与其他学说“分栖并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