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墨翟　邹衍　韩非



墨　翟（约前468—前376）　人称墨子，祖先为宋国人，后长期居鲁，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的生平，散见于诸书的记载。据说，墨子出身平民，当过造车工匠，又曾向史角学习郊庙之礼。因不满儒学礼义烦琐，另立学说，收徒讲学，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者。为了实践其政治主张，他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宋、卫、楚、齐、鲁、魏等国，制止了多次战争。在宋昭公（约前452—前404在位）时，曾为宋国大夫。他的弟子多为下层劳动者。

《墨子》一书，今存五十三篇，多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十大主张。他以兼爱为根本，认为人们要互相亲爱和有利，爱无差等，不偏富贵，不避贫贱，天下同义，要反对违背兼爱原则的战争。兼爱在政治上就要尚贤，由贤者任官，甚至天子也应由贤者担任。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以尚同于天的意志。贤者要努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的理论根据是天志和明鬼，天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要相信鬼神，因为鬼神能帮助天赏善惩恶。他反对统治者繁饰礼乐、奢侈享乐的生活。反对儒家的天命说，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由力决定的，人们要以强和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对个人来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对国家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反对劳民厚敛，主张诸侯节省财用，使民财足而不劳。安葬要节省，衣三领足以覆恶，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于泉，气不发泄则止。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三表法，强调认识来源于客观感觉的经验，事物的存在必须以人们的眼耳感知为标准。墨子的学说和主张，主要代表了下层平民的利益，所以在当时很有影响。《墨子》中还有许多关于机械制造和守城之术的内容，在科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邹　衍（约前305—前240）　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于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碣石宫，执弟子礼。邹衍目睹诸侯们日益淫侈，而不能崇尚德行，悉心探讨治理国家的方法，对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加以演进，提出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春秋战国流行的自然界的五行学说，有五行相生、五行相克的循环，五行相克是，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邹衍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是按照五德转移相克的次序循环的。具体说，凡帝王将兴，天一定会示祥于下民。黄帝时，天先现大螾大蝼，所以色尚黄，是土德。大禹时，天先现草木秋冬不枯，所以色尚青，是木德。商汤时，天先现金刃生于水，所以色尚白，是金德。周文王时，天先现火，有赤乌衔丹书聚于周社，所以色尚赤，为火德。代替火德的将是水德，色尚黑。这种观点，论证了朝代更替是由于自然的客观规律，为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邹衍还提出大九州说，认为赤县神州的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天下每九州合为一个单位，有小海环绕，称大九州。九个大九州有大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这种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地理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

韩　非（约前280—前233）　韩国公子，战国时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曾以荀子为师，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口吃，不善谈吐，而善著书。韩非对在列国竞争中韩国日益削弱，而韩王安却不务修明其法制，使儒者用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十分焦急，多次上书劝其实行变法，都不为所用。于是著书立说，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文章数十篇，十余万言。其书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以后，十分赞赏，叹道：“啊呀，寡人能见到这个人并且与他交往，将死而无憾！”李斯说：“这是韩非著的书。”秦王政于是派军队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安不得不派韩非于五年（前233）出使秦国。韩非上书秦王政，劝其先伐赵缓伐韩。李斯自知才学不如韩非，恐怕他为秦王所用，与姚贾一起进谗言说：“如今大王要兼并诸侯，而韩非一定会为韩而不为秦。如果将他放回去，将是秦的祸患。不如想法将他除掉。”秦王政于是将韩非下狱治罪，李斯派人送去毒药，迫使其自杀。秦王政后悔，下令赦免，使者到狱中，才知道韩非已死。

《韩非子》一书，绝大部分是韩非的著作，只有极少数几篇为后人增益。在韩非之前，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吴起和商鞅以法令求治，申不害重君王权术，慎到讲权势令行禁止。韩非吸收儒、墨、道各家之长，集前期法家三派学说精华，强调国君必须行法、执术、恃势，使法、术、势三者密切结合，以法为主，建立了人称刑名法术之学的集大成的法家学术理论体系。韩非所说的法，指政策法令；术，指君主驾驭臣下的韬略和手段；势，指君主的权力威势。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三个阶段。当今之世，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人民之间就要发生争夺。在这种情况下，统治方法不能讲仁义道德，只能靠法治。他还认为，人为了生存，都难免有欲利之心。而人和人的关系，则是利害关系。统治的方法必然只能是刑赏。他强调法莫如显，就是要公开；法不阿贵，诛罚不避权贵，庆赏不遗匹夫；执法必须认真，赏厚必信，刑重而必，以维护法令的严肃性。他讲统治术，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他一再申明“权势不可以假人”，必须由君主牢牢地控制住。提出，处理政事要有分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就是具体事务由地方处理，但决定权在君主，要强化中央集权。他还提出厉行赏罚、奖励耕战，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办法。韩非的这一套理论和意见，适应了当时建立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被秦始皇和李斯完全接受并予以实践，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他过分夸大君权的作用，为后来统治者的专制独裁提供了理论根据，又有消极影响。